刘永加

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把内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了起来。北宋时期，大运河的主要河段汴河，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显著，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十分密切。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为中原和南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北宋建都开封后，锐意发展水运交通，进一步促进了中原航运的发展，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航运网四通八达，盛极一时。这为北宋京都开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对丝绸之路的连通起到了巨大作用。

中原航运网形成

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航运网，始于后周，成于北宋。自古开封周围就有众多的天然河流和湖泽，此外，历代相继开凿的运河密集于中原，这使开封具有良好的水运交通条件。尤其在隋朝开通南北大运河以后，通济渠（唐以后名汴河）由西向东贯城东流，更使开封一跃成为中原军事重镇和南北交通要冲，就是所谓的“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

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周之所以相继定都开封，都是因为当时的开封“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车之所辏集”，便于漕运。特别是在后周定都开封期间，朝廷锐意开发水运，积极疏治汴河、蔡河和五丈河，为以开封为中心的航运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北宋立国之初，面临契丹的威胁，朝廷对于定都开封还是洛阳，游移不定。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开封乃平衍四战之地，无山川之险可守，拟把国都迁往形势险要的洛阳或长安。

但由于北宋建国后，出现了“国依兵而立，兵待货食而后可聚”的状况，而那时全国经济重心仍是江淮地区，国家所需粮物多靠漕运，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是很重要的，所以赵匡胤衡量再三，仍承五代之旧，定都于漕运便利的开封。《乐全集·论汴河利害事》中论述的“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情况。

北宋定都开封后，对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航运网的疏治、开拓和维护倍加重视，使中原航运网在后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日臻完整、系统。中原航运网包括汴河、惠民河（蔡河）、广济河（五丈河）、金水河。在此基础上，经过北宋的努力，中原航运网得以辐射四方，把周围的天然河流连接在一起，东南通江淮，西北通河滑，南连颍汝，北通御河（永济渠）。广南、四川等地都可经由水路循江淮转汴河通至开封。

中原航运网作用巨大，《宋大诏令集》中写道：“国家建都河汴，仰给江淮，岁漕资粮，溢于汉唐”。这一记载确切地反映了北宋王朝对漕运的依赖，也反映了漕运对保障开封的发展和北宋王朝的安全十分重要。

繁重的漕运

北宋漕运有四大漕河，即汴河、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河，这就是以开封为中心的航运网的骨干河道。在这四大漕河中，汴河是沟通南北水运交通的大动脉，漕运量最大，所谓“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岁运江、淮米五七百万斛”。所以汴河在北宋被认为“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汴河运量在最高峰时达到八百万石。到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各地漕粟至京师的数额仍然保持“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

北宋每年需要漕送大量的粮饷到河北边关，转漕给军。据《宋史·仁宗纪》记载：“（庆历八年）九月戊午，诏三司以今年江、淮漕米转给河北州军。”后来，北宋与西夏作战，尤需从关东漕运大量物资溯黄河西上供应关西军饷。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与金相约共同攻辽期间，就利用汴河、黄河和御河轉漕给军队。

此外，北宋朝廷还常把由汴河北运的江淮来粮转运到北方各地，用于赈济灾民，据《宋史·梅莹传》记载：“初，河北岁饥，三司益漕江、淮米饷河北。”在《宋会要·职官》中也记载，皇祐元年（1049年），“河北荐饥，朝廷辍汴纲米，七十余万石，漕黄河，以济一方之民。”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又“辍米三十万石，转漕至澶（今河南濮阳）、卫州（今河南汲县）、通利军（今河南浚县东北）、北京（今河北大名）赈济。”显然，北宋漕运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有重要作用，漕粮除用来支付军政所需外，还有一部分用于赈济灾民。

活跃的水路商运

以京都开封为中心的北宋运河系统，呈放射状分布，水运十分便利，不仅用于官运，还成为活跃的商运水路。汴河这条贯通南北的水运大动脉，向东南连接淮河，并通过真楚运河（仪征至淮安）、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将长江、吴淞江、钱塘江沟通。广济河向东北沟通济水（即南北清河），向西南则与惠民河、蔡河与颍水、涡水等淮河上游支流相连，西北与黄河衔接。水上航线北可通御河，西可连渭水，延伸到四方。开封成为一座具有水乡特色的城市，成为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物资交流集散地，其盛况超过以往历代王朝的京城。

北宋开封里城的汴河宽约120米，两岸各有约4.5米的堤岸，堤上修有短墙，以维护堤岸并保障过往路人安全。短墙每数米留一豁口，以便于舟船系缆绳。外城有东水门和西水门，皆为三门并列，中间水门下是河道，河道两岸有长长的汴堤，榆柳茂盛，汴河上的行舟，在河道中往来穿梭。彼时的开封可谓是“八方辐辏，四面云集”的水城。

北宋时期，开封航运网的日臻完善，为商业贸易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各路漕河除输京岁粮外，商运物资也颇繁多。当时开封每日上市的生猪、鲜鱼、薪炭等商品，多依赖漕路转运。

当时，农业商品贩运日益繁盛。“天下富商大贾所聚”的京师开封，居民众多，所需粮食和消费品大都是经水运从各地运到开封。“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

彼时，饮茶之风盛行，茶叶的需求量甚大。茶商每年从湖北、福建等地经汴河、惠民河把大批茶叶运到开封，除供京都消费外，还把一部分茶叶加工后运销西北等地。

北宋的陶瓷、纺织、造纸等手工业发达，著名的汝、官、钧、定、哥五大名窑和后起之秀的景德镇窑生产的陶瓷，大部分经由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航运网运销国内各地或国外。

北宋时期，矿冶业发展迅速，特别是煤业，产销势头很好。当时称煤为石炭，既用于炼铁，也用以替代薪，用于日常生活。庄季裕《鸡肋篇》就曾记载：“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这些煤大都经商人之手从山西或河南怀州（今河南沁阳）等产煤区转运至开封。当时，开封城南置有薪炭场，就是专纳石塘河入炭。

当时，商业市场异常活跃，各地货物分别由四大漕河运至京都。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除供应开封消费外，还转运到外地销售。宋代沈括所撰《平山堂记》，叙述了以汴河为主的漕运的作用：“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十之七。”

开封航运网，为开封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前提条件。北宋词人周邦彦在《汴京赋》中描述当时开封水运四通八达、蒸蒸日上的繁华景象时说：“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镗铪。”真是盛况空前。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十分生动地描绘了北宋开封的航运盛况。

连通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汴河因其重要地位，不仅成为北宋王朝漕运的重要通道，而且也成为当时连接丝绸之路的国际大通道。

当时的开封已经成为国内和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那时，在开封经常驻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所谓“四夷朝贡曾无虚岁”。北宋王朝对外关系中的朝贡贸易量相当可观，一些外国使臣用宋朝回财的大量银钱在京师开封或其途经之地购买许多所需之物，特别是丝绸和瓷器，运河沿岸的城市都是他们骈集交易之所，北宋王朝亦鼓励商人到外国使臣驻地馆驿进行贸易。除朝贡外，国内各族和国外各国使者还携带大量商品到开封贩卖，并买回所需商品。

据《宋史·食货志》说，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宋朝“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其中，水路主要由汴河经真楚运河和江南河，南下至两浙路沿海各港，与日本、高丽相接，继续南下至广州则与南海诸国联系。此外，还有走广济河、济水东去登州与高丽交往的京东路;由汴入河，转行渭水，西会中亚的丝绸之路。11世纪上半叶，由于北宋与辽和西夏关系恶化，西方同北宋的交往皆“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北宋与高丽的往来“天圣以前，使由登州入，熙宁以来，皆由明州”。

北宋时期，从国外输入京都的主要是奢侈品，包括珊瑚、玛瑙、香料等。北宋朝廷向国外输出的商品很多，除了传统的丝织品外，还有陶瓷品等。当时的制瓷业，无论制作方法，釉色花纹或式样品种都比前代大有进步，因此，五大名窑的产品倍受外国人喜爱。由于瓷器是易碎之物，陆运显然不如水运安全便利，因此，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为中国瓷器运销日本、高丽、南亚、波斯湾乃至非洲、欧洲提供了便捷可靠的条件。

当时，与北宋进行贸易活动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据《宋史·张让传》记载，北宋在京师开封设榷易署，把南海货增价卖给商人，听凭远销，其贸易额曾多达50万贯。北宋与高丽间的经济来往更为频繁。据《萍洲可谈》（卷二）載：宋神宗“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高丽商船，多载辎重，“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高丽将金银、铜器、绫罗、良马运入中国，换回大量宋缎、漆器、衣带、茶叶乃至铜钱。频繁的对外交往，使汴河的国际商运益趋繁盛。

便利的运河网，为中国同外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在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印书坊，开封、杭州作为北宋的印刷中心，刻书业十分发达，大量中国书籍经由以汴河为主干的运河水运出海，遍及各国，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沟通了著名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同海外各国间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把发达的宋朝经济文化推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