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淑敏，豆晓飞，李鹏善，张 帆

(1.甘肃农业大学 财经学院，兰州 730070；2.西宁市绿色发展研究院，西宁 810000)

当前，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逐渐加深，而抵减人类活动碳排放[1]的关键在于平衡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到来，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责任的呼声高涨，中国作为碳排放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国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解决气候变化”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的气候变化谈判立场，提出中国考虑在发达国家承诺提供技术支持条件下，适当做出“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减排承诺。在此背景下，森林碳汇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积极利用森林碳汇应对气候变化。森林碳汇是利用森林的储碳功能，与碳交易相结合，其产生的碳汇额度可用于抵消减排指标[2]。随着碳排放交易权的开放及森林碳汇可抵消碳排放额度合法性的确立，碳交易市场化为应有之义。目前，我国森林碳汇交易还处于试点阶段[3]，特点表现为供给能力提升而需求能力薄弱，多元主体森林碳汇购买行为受限于供需市场不对称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4]。自上世纪末，国内外多领域学者对森林碳汇的关注日渐加强。国外相关研究集中在森林碳汇潜力[5-6]、森林碳汇固碳效果核算[7-8]、森林碳汇政策[9]、森林碳汇达标及检验标准[10]、森林碳汇效果影响因素[11]等方面，研究主题的发展契合森林碳汇的发展进程。国内森林碳汇研究肇始于本世纪之初，学者们较多关注森林碳汇政策和机制[12]、森林碳汇交易市场发展[13-14]、森林碳汇固碳效果核算[15-16]、多元主体森林碳汇参与行为[17-18]等方面。此外，偶有研究涉及森林碳汇法律[19]和森林碳汇减贫效应[20]主题。森林碳汇需求者的动机可分为抵减碳排放或投资，刘豪等将森林碳汇需求者类型划分为自愿型、使用型、储存型和投机型[21]。

林业部门近年来加强与林业碳汇研究专业机构的合作，建立并完善森林碳汇管理、交易、监测等相关制度。企业或个人购买森林碳汇可以通过银行转账、邮局汇款、在线购买等渠道进行购买。购买碳汇的资金则主要用于植树造林、森林保护等增加碳汇的项目。然而目前，碳汇交易利益相关者主要以林农、政府、企业等为主，但随着气候变化问题逐渐关系到公众利益，如2016年全面上线的“蚂蚁森林”，截至2021年8月，累计带动6.13亿人的低碳生活，累计种植和养护真树3.26亿棵，种植面积超过26.47万hm2。“蚂蚁森林”用“碳账户”度量用户日常活动的碳减排量，不仅可以记录用户日常的低碳绿色足迹，也可以形成用户绿色减排活动形成碳资产的交易账户。大学生群体、非林农者逐步成为“蚂蚁森林”的忠实用户。

居民作为社会主体有能力及义务参与碳交易，且以往研究认为公众能否认可并接受是中国森林碳汇服务自愿交易市场成功的关键，但目前公众对森林碳汇的认知情况及公众自愿森林碳汇支付行为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有待深入。因此，以武汉市居民为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实证分析武汉市居民对森林碳汇的认知情况及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管理启示。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武汉市居民对森林碳汇这一概念的认知程度，并验证森林碳汇认知、气候变化认知、碳排放认知对居民森林碳汇支付意愿，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森林碳汇认知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森林碳汇支付意愿

H2：气候变化认知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森林碳汇支付意愿

H3：碳排放认知正向显著影响居民森林碳汇支付意愿

1.2 变量选取

森林碳汇认知、气候变化认知和支付意愿的测量量表主要借鉴王玉芳等的研究，碳排放认知的测量量表主要借鉴杨帆等[22]的研究，各测量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及其代码

1.3 调查方法

调查问卷主要由构念测量量表和人口统计变量量表(性别、年龄、最高学历、职业、月收入)两部分构成。对30份预调研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各分量表可信，并根据被试者填写反馈情况对题项语义表述进行了细微调整，形成了如表1所示的包含14个测项的正式问卷。此外，还设置有一个筛选题项：“请问您是否是武汉市常住人口(在武汉市居住超过5个月)”。构念测量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3表示“中立”，5表示“非常同意”。

1.4 数据来源

武汉市近年来先后实施了绿满江城、精准灭荒、长江两岸造林等一系列重要生态修复和林业建设工程，生态效益逐步显现，森林生态系统价值逐年上升。根据2020年《武汉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武汉市森林面积达到11.947万hm2，森林覆盖率14.69%，森林蓄积量816万m3。虽然综合而言，武汉市森林平均储碳密度在湖北省内相对较低，但森林碳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湖北省开展森林碳汇贸易具有巨大潜力。基于此，本文以武汉市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平台共收集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61份，有效率为87.0%，且达到“有效问卷数据大于测项数据10倍”的标准[23]。

1.5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同源方差检验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AMOS22.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森林碳汇认知、气候变化认知、碳排放认知、支付意愿之间的作用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性别比例为男性48.3%，女性51.7%；年龄结构中18～25岁的居多，占比为47.1%，其次是26～35岁，占23.4%；最高学历以本科为主，占61.7%；职业以企业人员、学生为主，分别占41%、24.1%；收入水平35.3%的公众人均月收入为 3 000 元以下，29.1%为 3 001～5 000 元。

同源方差检验结果如下：析出的第一个因子的非标准化方差解释量占总方差的23.718%，未超过40%的标准。表明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并未受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数据分析。

探索性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下：所有题项的CITC指标均达到等于或大于0.5的标准；总体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14，森林碳汇认知、气候变化认知、碳排放认知、支付意愿各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46、0.833、0.763、0.901，均大于0.700的临界值；总体量表的KMO为0.716，Bartlett球型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成功提取4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方差达68.260%；各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由TH1至YY3分别为0.692、0.775、0.743、0.788、0.871、0.824、0.874、0.709、0.777、0.772、0.796、0.897、0.895、0.890，介于0.692～0.897之间，大部分大于0.7的标准；森林碳汇认知、气候变化认知、碳排放认知、支付意愿的CR值分别为0.835、0.891、0.845、0.922；AVE值分别为0.558、0.732、0.578、0.797。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的测量模型适配度各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其中χ2=111.040，DF=69，χ2/DF=1.609，GFI=0.945，CFI=0.907，PNFI=0.702，PCFI=0.736，RMSEA=0.048，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路径分析结果如下：

2.1 武汉市居民对森林碳汇具有一定的认知但程度较低

本研究通过调查武汉市居民对森林碳汇的作用及森林碳汇交易是否了解测量居民森林碳汇认知水平。调查结果表明：首先，对于“TH1是否知道森林具有固碳作用”和“TH4是否知道森林碳汇交易有利于减少人类活动碳足迹”这两问项，回答“了解一些”“基本都了解”和“十分了解”的分别共占71.3%、67.8%，其中分别有23.2%、20.6%的被试者回答“十分了解”；其次，对于森林碳汇交易相关的两个内容TH2和TH3，回答“了解一些”及以上程度的被试者分别占61.3%、73.2%，“十分了解”的分别占20.6%、26.1%。因此，整体上，武汉市居民对于森林碳汇具有一定的认知但程度较低，缺乏全面和深入的认知。

2.2 森林碳汇认知对居民支付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森林碳汇认知程度对武汉市居民森林碳汇支付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影响路径系数为0.206(P<0.01)。说明居民对于森林碳汇的认知程度越高，其为森林碳汇进行支付的意愿越强。当居民了解森林碳汇的作用和交易渠道时，居民则倾向于通过自身的支付行为切实去减少碳足迹，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相反，那些并不了解森林碳汇的居民从理性消费视角出发，便不愿意为此付费。这表明增加公众对于森林碳汇的认知程度是森林碳汇市场的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2.3 气候变化认知对居民支付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由表2可知，气候变化认知程度对武汉市居民森林碳汇支付意愿在0.001水平上显著，路径系数为0.322。说明居民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与其为森林碳汇支付的意愿显著正相关。居民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认知程高的居民相比认知程度较低的居民更关心环境问题，更愿意学习了解与环境保护、低碳消费的相关知识，也更有可能通过支付行为来保护环境，进而其购买森林碳汇的意愿更强烈。因此，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原因和危害等相关环境问题的认知程度，可以有效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及其支付行为。

表2 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

2.4 碳排放认知对居民支付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假设不成立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公众对碳排放的认知程度对其支付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对于“个体具有排碳行为”这一问项中，表示“十分同意”“同意”的居民分别占18.8%、40.2%。有77.8%的居民认为减少碳排放，个人力量不容小觑，愿意以实际行动减少个人的碳排放量以保护生态环境。说明公众认为从自身角度出发通过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是有必要的。

但在谁应该承担节能减排的主要责任这一问题上，居民更倾向于企业是主要的碳源，政府、企业而不是个人应该承担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居民认为纳税人在日常中支付了税金给政府，其中包含了环境保护的费用，政府应该拿出一部分的资金投入至环境保护中[24]。而企业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导致了能源消耗及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企业需要为此负责。这表明，公众对于政府、企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着很大的期望，政府应发挥其行政职能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环境，而企业也应从自身角度出发减少碳排放量，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3 小结与建议

3.1 小结

基于对武汉市居民的问卷样本数据，运用SPSS22.0和AMOS17.0软件实证分析了武汉市居民森林碳汇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武汉市居民对森林碳汇具有一定的认知程度，但认知还不够深入和全面；森林碳汇认知程度、气候变化认知程度对个人森林碳汇支付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碳排放认知程度对个人森林碳汇支付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3.2 建议

基于上述探讨与实证分析，为提高公众的认知情况，并使其积极参与到森林碳汇交易中，从而推动森林碳汇交易发展。政策启示如下：

3.1 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公众对于森林碳汇及气候变化的认知

企业、公众对森林碳汇的认知程度越高，其支付购买意愿也越强烈。首先，政府、社会环保组织等有必要利用现代化的信息传递方式加强宣传教育，使公众充分了解到与气候变化、森林碳汇的相关知识以及应对气候问题的政策与行动；其次，可以通过与高校、公益组织合作等方式，宣传低碳消费的生活理念，注重对公众价值观的引导和教化，使公众对于森林碳汇的购买实现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最后，针对不同群体的认知方式、对于森林碳汇的接受程度等不同，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的宣传途径与方式，在节约成本的同时有效地提高宣传效率。

3.2 进一步完善森林碳汇市场，丰富购买渠道

没有市场就没有交易，我国目前的森林碳汇市场仍处于初始阶段，更加完善的森林碳汇市场以及更加丰富的购买渠道有助于增强公众的购买意愿。首先，通过政府的强力支持来形成完善的交易体系以及相应的保障制度，做到从制度、经济等多方面保障森林碳汇交易；其次可以通过发行生态彩票、基金、债券等多种途径构建多元化的交易渠道、交易方式，使购买更加便利，从而增加公众的购买意愿[25]。

3.3 通过树立典型案例，形成榜样效应

通过知名企业、成功人士的森林碳汇交易案例，形成榜样效应。首先，政府应该积极的利用舆论导向提高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使企业家认识到，森林碳汇的购买对于生态功能、企业形象等多方面的正面改善；其次，政府可以对购买森林碳汇的企业给予政策的倾斜或是奖励等制度以刺激其他企业积极效仿，由此逐步形成良好的企业风气；三是大力宣传森林碳汇的提高对于保障森林的经营管理、减少人类活动碳足迹等多方面的效益，使得企业家在同等情况下更愿意购买森林碳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