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传鲁 宋智敏 火来胜

泱泱华夏，文明古国，产生了许多令国人至今还津津乐道的“铭文砚”。古语云，砚贵有铭。

何为铭文砚？要想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铭文”。《说文》曰：记诵也。《国语·晋语》录：“其铭有之”，又注：“刻器曰铭。”《释名》：“铭，名也，记名其功也”，又注：“述其功美，使可称铭也”。《礼·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名著之后世者也。”《封氏闻见记·石志》：“曰有德业，则为铭文。”由此可见，铭文是由铭而来，始发于殷商时期的青铜器，由简单识记，逐步发展到有固定形式、内容简短、构思巧妙的一种文体，后世称之为铭文。铭文是刻写在各类器物上特意留下的记录该器物制作时间、工匠姓名、作坊名称以及警诫自己、称述功德、引申鉴戒、记述感悟的文字。它文字简练、构思巧妙，内容朴素而义理深邃，形式活泼且富有韵律，易诵易记。这种铭文刻在青铜器上，叫铭鼎，刻在山上叫山崖铭，刻在石碑上叫碑铭，刻在墓石上叫墓志铭，刻在砚台上叫“砚铭”。后来，文人学士便把砚台上刻有“砚铭”的砚称作“铭文砚”，刻在铜镜上叫铜镜铭……据张英杰研究，铭文共分三类三十多种。砚铭即是此类铭文的一种。

从历史上的砚铭来看，砚铭是一种刻在砚台上的文字及图案，属一种自由文体，长短各异，诗文皆可，其书体不拘一格，是一种比较自由的又富于抒发情志的文体。从砚铭的内容看，早期的砚铭内容多为纪年和赞颂砚的，后来才发展为抒怀铭志或具有纪念意义。

铭文由来已久，那砚铭起源于何时呢？至今古今中外研究者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笔者就此问题也翻阅研读了古今很多关于砚学的文献，也和诸多同行一起研究考证，笔者认为：砚铭起源于传说，始于秦汉，成熟于汉唐，繁盛于宋元明清，衰微于民国。宋苏易简的《文房四谱·砚谱》载：“昔皇帝得一玉纽，治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

《大戴礼记》中载西周初就有砚铭“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污白。”（金文）

从这两则记载推论，从黄帝和西周时期就有砚铭。但从古文献和博物馆存砚及民间藏砚中对此两处记载均查无实据，也未见砚拓传世，可能只是传说，也可能此两方重要铭文砚在当时因迁徙、战争、天灾而泯灭了，没有传承后世，但这个传说和记述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砚铭的历史比较早。从目前已存的古籍资料、考古发现、博物馆及藏家传世作品佐证，在秦汉便有了砚铭，比如：西汉土的石研研纽上刻有“甲”字。

浙江博物馆出版的《百砚千姿》有一方研板研磨器，纽上刻有“宜官”二字。

从这些出土和传世的有刻字的研磨器来看，先秦和秦汉时期便有了砚铭的萌芽，先后零星出现了少量的砚铭。人们把这一时期砚铭归结为萌芽期砚铭，即砚铭是最初刻在研石上的具有徽记、符号和姓氏、数字功能的文字。

随着秦汉文字的统一和汉文学的发展，特别是石刻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秦初“以石代金”的转变，长铭、记事铭、祝颂铭、申戒铭、感悟铭便出现在砚台上，目前从实物和古籍资料中能看到的比较早的并较成熟的砚铭是1978年冬在河南省南乐县宋耿洛村东汉墓出土的一方石砚，此砚龙纽三足，雕刻精巧，砚面周边刻有隶书砚铭：

“延喜三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君高迁刺吏，三公九卿两千石，君寿如金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研直三千。

汉代另一篇砚铭是在唐欧阳询《艺文类聚》收录的一则砚铭，该铭是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王粲撰写的：

“昔在皇颉，爰初书契。以代结绳，民察管理。庶绩诞兴，在此季末，華藻流淫。文不写行，书不尽心。淳朴浇散。俗以崩沉。墨韵翰染，荣辱是若。念兹在兹，惟玄是宅。”

截止目前笔者仅能看到的有实物的最早叙事、感悟、祝颂、文学味浓的砚铭有以上两篇。

到了魏晋隋唐五代，砚铭的发展更趋向成熟，见于文献记录和实物的几篇砚铭（民间藏砚未计）：

一是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录的梁武帝砚铭：

“音模德写，心图墨假”，一读;“模德写心，图墨假音”，二读也;“德写心图，墨假音模”，三读也;“写心图墨，假音模德”，四读也（此回文，以此类推）。

二是《西清砚谱》记载唐高宗李世民赏给大臣褚遂良的一方端溪石渠砚。褚遂良在砚背铭曰：

“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黄。永年宝之斯为良。”

三是宋唐询《砚谱》录武则天圣历三年（700）将一方端砚赐给名臣狄仁杰，砚铭曰：

“日月合壁，五星连珠。”

上述这些砚铭有比有兴，句式整齐押韵，还用了回文格式，并开始用诗的语言写砚铭，这些砚铭开启了文人撰写高质量砚铭的先河，但唐以前和唐代产生的优秀的砚铭毕竟屈指可数、凤毛麟角，撰写砚铭的大环境还没有形成。

纵观砚铭发展史，砚铭从时段总量和文学含量及脍炙人口的名篇数量来说真正进入到大发展、大繁荣是宋元明清。砚铭在宋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和发展，砚铭创作大家和妙趣横生的精美砚铭开始出现，以后的宋元明清时期，从皇帝到宰相，从官员到布衣，从大儒到名伶、从巨商名医到僧侣仕女均参与到撰写刻铭上来。宋代韩琦、司马光、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黄庭坚、唐庚、陆游、米芾、岳飞、文天祥，元代赵孟頫、王士熙，明代朱栋、王宠、文征明、王世贞、徐渭、董其昌，清代陈洪绶、吕留良、朱彝尊、高士奇、潘耒、乾隆、余甸、林佶、黄任、金农、林在峨、钱大昕、袁枚、刘墉、纪晓岚、程瑶田、蒋士铨、翁方钢、桂馥、伊秉绶、阮元、张廷济、高凤翰、翁同龢、王继香等。这些文人士大夫秉承唐风宋韵，在与砚台朝夕相伴的日月里，撰写了一大批既富有哲理、文采，又富有感悟和启迪及激励意义的砚铭，如甘如饴，读之让人回味无穷，难以忘怀。正像古人所称颂的那样“片语之贵，重若珠琳”“单辞片语，皆有妙理”。在这种全社会崇尚文学的氛围下，宋元明清文人士大夫争相撰写砚铭，铭砚成了儒官儒商一大雅好，成为一种时尚，成了达官贵人、文人学士显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由此砚铭创作进入了繁盛时期，这期间产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砚铭。在众多的优秀砚铭中，笔者仅举几例：

苏轼的砚铭：

“东坡砚，龙尾石，开鹄卵，见苍壁，与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湿。今何者，独先逸。同参廖，老空寂。”

寥寥数语，亦显大家风范。

北宋诗人陈与义在一铜雀瓦砚上铭曰：

“邺城宫殿已荒凉，依旧山河半夕阳，故瓦凿成今日砚，待教世人写兴亡。”

陆游在素心砚上铭曰：

“端溪之穴，毓此美质。既坚而贞，亦润而泽。涩不拒笔，滑而留墨。稀世之珍那可得？故人赠我情何极！素心交，视此石，子孙保之永无失。”

岳飞在正气砚上铭曰：

“持坚守白、不磷不淄。”

还有黄庭坚、王安石、文天祥等的砚铭。最值得一提的是康熙皇帝和自号“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康熙帝在松花砚上题铭：“以静为用，是以永年。”乾隆帝有一九芝砚，乃依形而刻，是雕得非常自然的稀世之物。他书铭：“略似雕，还似弗雕，天然池上九芝标。设如良玉俞良子，言美不文意实超。”大学者、《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纪晓岚自称无一天不能离开砚。他一生所作砚铭很多，如：“因石之形，琢为此状。虽画葫芦，实非依样。”十砚斋主黄任，在他一紫色端砚上铭曰：“一寸干将切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

这些砚铭代表了宋元明清砚铭的水平和文学意蕴，是砚铭创作进入到高峰的一个标志。

到了清晚和民国，砚铭的创作有繁盛渐渐衰微，砚铭创作的数量越来越少，质量也每况愈下，除了吴昌硕、沈石友、徐世昌等少数爱砚者延续清代文人创作砚铭的理念创作了一些脍炙人口、富有文学色彩的砚铭外，其他一些砚铭多是一些纪念式、作坊式、口号式的砚铭，文学底蕴不厚，读来乏味，砚铭逐渐进入了衰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