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玉然 刘雯 胡磊

摘要：高学历外来人口是超大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生活预期是预测超大城市高学历人才再迁移行为的一个关键指标。基于北京市的调查数据，运用定序logit模型分析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生活预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人收入和在本地居住时间对生活预期都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在本地有自购房、参加本地医疗保险的高学历外来人口比相对应群体的生活预期层次要高。持有居住证、已申报积分落户的个体的生活预期层次更高。而且，已婚、女性高学历外来人口有更高层次的生活预期。最后，针对超大城市人才服务保障和公共服务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生活预期;定序logit模型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2.02.007

目前我国大城市纷纷推出人才引进政策，目的是吸引各类人才到本地工作，以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高学历人才是推动超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Florida，2005）。拿北京市来说，201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达38.9%①。在这些高学历人才中，相當一部分人口没有本地户口，通常被称为“外来人口”。根据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以下简称“2018年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规模有164万，占比达21.5%②。

城市常住户口是享受很多权利和资源的凭证，因为户口身份而遭遇种种社会排斥，“北漂族”等群体生活在高度不确定性和不稳定之中，他们对未来是否在城市定居并不明确（陆益龙，2008）。相应地，对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而言，未来生活的地点具有不确定性，他们对此的预先判断和估计包括离开城市、将来再做决策或留在城市定居。换言之，他们的生活预期具有若干种可能的情况（Hu等，2020）。根据Hu等（2020）的研究，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生活预期具有层次性，提高生活预期的层次能够使他们未来留在本地工作更长的时间或在本地定居。那么，哪些因素影响他们的生活预期呢？本文探明生活预期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完善超大城市的人才服务保障和公共服务政策。

一、文献回顾

一些西方学者重点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移民生活预期的影响。Watkins等（2003）研究发现，对于学历较高的移民来说，个人或职业机会将对未来生活预期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Landale等（2011）指出，移民家庭中子女教育影响国家未来经济发展，应将更多政策资源向其倾斜。还有一些西方文献关注重点人群的生活预期。Thompson和Zuroff（2010）从心理角度探寻影响青少年对未来生活预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自我批评对预期有很强的影响。此外，移民政策能够影响移民的生活预期以及迁居决策。Garni和Miller（2008）指出，美墨西哥裔移民的日常生活行为受移民政策影响，一些限制性措施会制造焦虑，这些都影响他们对迁移的判断。

国内学者对生活预期的早期关注点是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生活预期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性观点是：中国农民被长久以来的户籍制度所塑造的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并不因短暂的户籍改革而发生变化，户籍制度对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的作用最大（李强，2003）。胡茂（2009）研究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劳动力的生活预期，结果显示，大城市的公共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者未来的工作预期。杨江澜等（2016）等研究不同城市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发现，“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的户口迁入、长期居住预期的指标值高于二、三、四线城市。近期，Hu等（2020）聚焦超大城市，针对整个外来人口，探究生活预期的类型以及形成机制。

综上所述，国内外文献已揭示出一些因素对城市外来人口生活预期的重要作用，这对本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目前仍缺乏对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生活预期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且，尽管目前国内不少文献研究城市外来人口的居留意愿，通常将“居留意愿”定义为“个体对是否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生活预期”的内涵与“居留意愿”不同，其是个体对未来生活条件的预先判断或估计，这里的“生活条件”不仅包括未来的居住地，还包括婚姻、工作、生活的物质标准、休闲、朋友关系和健康等方面（Hu等，2020）。这些生活条件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地理附着性（geographically attached）或地点特定性（place-specific），高学历人口对他们的生活预期实质上包含着对未来生活居住地的选择。因此，本文以未来的生活地点来划分生活预期。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在此采用网络问卷法获取研究数据。调查时间段是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30日，目的是收集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生活预期、人口学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信息。调查对象是目前在北京工作和居住6个月及以上、16至60岁之间、无北京户口、有本科（包括大专③）及以上学历的人口。

根据“2018年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中原户籍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的人口规模占总人口的比例从小到大排列依次是：西藏（0.01%）、海南（0.03%）、青海（0.13%）、上海（0.17%）、贵州（0.21%）、宁夏（0.23%）、新疆（0.31%）、云南（0.33%）、广西（0.41%）、广东（0.61%）、重庆（0.89%）、福建（0.91%）、浙江（1.17%）、湖南（1.76%）、甘肃（1.79%）、江西（1.87%）、陕西（1.96%）、天津（2.21%）、江苏（2.36%）、吉林（2.57%）、内蒙古（2.86%）、辽宁（3.50%）、四川（3.54%）、湖北（3.71%）、山西（5.03%）、黑龙江（5.66%）、安徽（5.92%）、山东（10.02%）、河南（13.50%）、河北（26.32%）。由于来自每个省的外来人口规模不等，本研究采用二阶段概率比例整群抽样法获得样本。第一阶段，将省作为初级抽样单位。首先，将上述30个省的比例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并计算出累计比例，那么，每个省对应一个累计比例区间。接着，在0～100%范围内抽取10个随机数，这10个随机数落入的区间所对应的省即为调查省份。结果是河北抽中3次，河南抽中2次，山西、四川、吉林、陕西和重庆各抽中1次。这样，河北、河南、山西、四川、吉林、陕西和重庆组成初级抽样框。第二阶段，在初级抽样框中随机抽取个体。按照计划在每个抽中的省抽取200个个体，河北、河南、山西、四川、吉林、陕西和重庆各随机抽取600、400、200、200、200、200和200个调查对象。

本研究购买在线问卷调查公司的样本服务实施问卷调查④。针对原户籍地是上述7個省的调查对象发放预定数量的问卷。问卷收集的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其会员库中符合条件的会员随机发放网络问卷。依据“2018年数据”中北京市2018年常住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发放问卷最多，接着依次是7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人，然后是60年代出生的人，最少的是21世纪初出生的人。据介绍，会员库的会员是公司员工在过去10年内随机邀请填写在线问卷的用户加入而形成，会员数量目前超过260万;然后，公司的在线系统通过设置筛选标准排除不符合要求或填写不达标的问卷，包括收入是负数、个体来到北京的日期晚于出生日期等问卷被排除;最后，研究人员对每一份问卷进行人工核查，排除全部是相同答案、有明显错误的答案（例如，月平均收入是5元）、收入缺失等问卷，以保证数据质量。实际回收问卷2004份，有效问卷1718份，有效问卷的比例为85.73%。根据研究需要进一步剔除以下问卷：收入值缺失（114份）、学生样本（11份）、年龄小于16岁或大于60岁（8份）、在北京居住时间少于6个月（53份），最终用于数据分析的有1532个样本。

表1展示了样本的基本情况。1532个样本中，平均年龄约30岁，女性多于男性，大学本科（包括大专）的样本是研究生的两倍多，已婚人数较多。参照仇立平（2001）的职业层级划分方法，职业从高到低分为领导干部、办事员和职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四个层级。领导干部主要包括企业/公司厂长/经理或管理者、私人企业主、外商代理人等。办事员和职员主要包括银行职员、外资公司职员、外贸公司职员、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秘书等。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包括律师、演员、音乐家、画家、记者、科研人员、工程师、会计等。商业服务业人员主要包括经纪人、企业/公司一般职员、个体户/自由职业者、销售员、营业员等。本样本中，随着职业层级逐次升高，人数占比逐步变小。本调查还收集了高学历外来人口的个人收入数据，是指个人的工资、绩效、股票等证券投资收益和房租收益的总和。如表1所示，样本的个人月收入均值是1.07万元。

（二）变量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生活预期，针对北京而言，一共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先在北京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将迁移到另一个地方生活;第二层是目前先在北京生活，以后再决定在哪个地方生活;第三层是未来将留在北京生活（Hu等，2020）。这三个层次的生活预期在模型中的操作化定义依次是1、2、3。

如表1所示，第二层生活预期的人数最多，占样本总数的52.02%，其次是第三层生活预期（27.35%），最少的是第一层生活预期（20.63%）。同时，比较来看，第三层生活预期的平均年龄最大，第二层生活预期的个人月均收入最高。三个群体中均为女性多于男性，大学本科（包括大专）人数高于研究生学历人数，商业服务人员比例最高。从婚姻状况来看，第一层群体的未婚人数高于已婚人数，而第二、三层的已婚比例较高。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本研究要重点探究的影响因素，主要是高学历外来人口社会经济（socio-economic）方面的变量。如前所述，将被调查者的职业和收入纳入模型。本文预计，职业层级越高、个人收入越高的个体，生活预期层次越高。胡磊等（2019）研究发现，在北京有自有产权住房能减小高学历外来人口外迁的可能性，子女在京上学遇到困难而无法解决能增大他们外迁的可能性。我们将住房产权情况和子女教育情况两个变量加入模型。住房产权情况的操作化定义是：有北京的自购房=1，无北京的自购房=0。子女教育情况的操作化定义是：孩子在京上学遇到困难而无法解决=1，无孩子或有孩子且顺利上学=0。本文预计，有北京的自购房、无孩子或有孩子且顺利上学的个体都有较高层次的生活预期。根据郑建明和朱春奎（2014）的上海市外来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受社会保障影响的结论，将参加北京市医保情况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其操作化定义是：参加北京市医保=1，未参加北京市医保=0。本文预计，参加了北京市医保的个体的生活预期层次更高。

Ham和Hooimeijer（2009）研究发现，通勤时间显著影响居民的迁居意愿。据此，将高学历外来人口的通勤时间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本文预计，通勤时间越长，个体的生活预期层次越低。此外，本文预计，高学历外来人口在北京的居住时间与他们的生活预期有正向的相关性，因此，将在京居住时间也纳入模型。

实践表明，证件管理是城市政府管理本地居民的常用手段。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中，人们因持有居住相关证件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市民权益（Li等，2010）。北京市相关部门近年来针对外来人口发放的证件主要有暂住证、居住证和工作居住证。梳理相关政策发现，暂住证主要是用于身份证明，关联的市民权益较少。并且，北京市在2015年取消暂住证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持居住证的居民可以享受城市多项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工作居住证在购房、买车、子女上学等诸多方面享有北京市民待遇。此外，北京市于2018年正式实施积分落户政策，《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试行）》对申报积分落户的资格有在北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7年及以上的基本要求⑤。这表明，成功申报积分落户的外来人口有稳定的工作，他们能获得较多的市民权益。由此，我们将外来人口的持证状况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操作化定义是：没有办理任何证件或取得暂住证=1，取得居住证=2，取得工作居住证但无居住证=3，已申报积分落户=4。本文假设，持有居住证、工作居住证或已申报积分落户的外来人口的生活预期层次更高。

3.控制变量

参照Watkins等（2003）和胡茂（2009）的研究，将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性别的操作化定义是：男=1，女=0。教育程度设计为两个水平，操作化定义是：大专=1，大学本科=2，研究生=3。婚姻状况的操作化定义是：已婚=1，未婚=0。

三、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定序数据，在此选用定序logit模型進行实证分析。定序回归模型通常要进行平行回归假设（parallel regression assumption）检验（Scott，2014），在此使用Brant test方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的卡方值为22.37（P=0.071>0.05），并且每个自变量的卡方值的显著性水平都大于0.05，表明模型通过平行回归假设。检验发现，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定序logit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模型整体上显著（P<0.001）。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个人月收入对高学历外来人口的生活预期层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收入的增大能减小个体未来外迁的可能性。不过，职业对生活预期没有显著影响。与前文的分析相符，相对于在北京未购房的个体来说，在北京有自购房的个体生活预期层次更高，未来留在北京的可能性更大。不过，子女教育情况的结果则不符合预计。具体而言，孩子在京上学遇到困难而无法解决的个体与无孩子或有孩子且顺利上学的个体的生活预期没有显著差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生活预期是人们对未来而不是当前的生活条件的估计，子女上学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是当前的困境，高学历外来人口保留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它不对未来的生活地点的选择造成影响。与前文的分析相符，在京参加医保的个体较未参加的个体有更高层次的生活预期。不过，通勤时间对生活预期无显著影响，说明城市交通状况不是个体对未来生活地点估计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高学历外来人口在京居住时间越长，他们的生活预期层次越高，从而未来越有可能留在北京。这是因为外来人口在当地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居住时间越长，他们对北京的地方依恋越强烈，因此未来也更希望留在北京生活。最后，与假设相一致，相对于没有办理证件或持有暂住证的个体而言，持有居住证或已申报积分落户的个体的生活预期层次显著更高。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相对于没有办理任何证件或只有暂住证的个体，有居住证的个体未来留在北京的几率显著高2.951倍，已申报积分落户的个体未来留在北京的几率显著高2.606倍。不过，持有工作居住证但无居住证的群体与参照组的生活预期层次无显著差异，可能是因为前者是各行业领域的人才，更容易流动，工作居住证对未来居住地点选择的影响不大。

控制变量中，女性比男性的生活预期层次更低，说明女性未来更有可能留在北京。已婚个体比未婚个体有更高层次的生活预期，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外来人口能够从配偶那里获得更多的社会和心理支持（De Jong等，2002），从而对未来留在北京更有信心。此外，年龄、教育程度对生活预期都没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高学历人才是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生活预期是预测人们未来是否在城市定居的关键指标，研究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生活预期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高学历外来人口未来生活的居住地为核心关注点，生活预期从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Hu等，2020）。本文基于北京市的调查数据，运用定序logit模型分析高学历外来人口生活预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个人收入越高，他们的生活预期层次越高。在本地有自有产权住房能显著提高生活预期的层次。社会保障效应依然存在，参加本地医疗保险的个体的生活预期层次更高。个体在本地居住的时间越长，生活预期的层次越高。相对于未办理证件或持有暂住证的个人而言，持有居住证或已申报积分落户的外来人口的生活预期层次更高。此外，已婚、女性高学历外来人口有更高层次的生活预期。

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超大城市的管理者可以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以及产业创新政策，提高高学历外来人口的生活预期，使他们留在城市工作更长的时间。这能够增强高学历外来人口对本地的依恋，这个依恋能培育和发展人力资本网络，从而为增大人力资本的正向溢出效应奠定基础（Cooke，2014）。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加强人才保障性住房供给的优惠力度。如上所述，已婚个体有更高层次的生活预期，而中国社会背景下稳定的住房通常是婚姻的基础条件。并且，有北京自购房的个体的生活预期层次也更高。这都揭示了稳定的住房对增强高学历外来人口未来留居超大城市的信心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可以提高高学历人才尤其产业发展紧缺人才的购房优惠力度。当前许多超特大城市都在实施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可以适当降低高学历外来人口申请租赁性住房的门槛以及提升租房补贴力度。

二是完善外来人口的证件管理。一方面，超大城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修订和完善积分落户指标和积分标准将潜在的或特定的人群纳入申报的准入范围，吸引他们申报。另一方面，建议以“居住证+居住/就业/纳税/社保年限”等为标准，建立梯度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除此之外，还应针对外来人口加强有关居住证的政策宣传，扩展电子居住证的办理渠道。通过以上方式提高外来人口的生活预期层次以增强他们留居城市的可能性，进而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储备更多的优质人力资源。

说明：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市积分落户新政对高学历外来人口生活预期的影响机制研究”（18GLC0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

②这里没有统计在北京的居住时间少于6个月的人口，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与本文对外来人口居住时间的界定保持一致。

③有观点认为，大专学历在当前中国社会已难以跟“高学历”挂钩，尤其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不过，本研究仍将大专学历囊括到高学历的范畴，这是因为，英文文献对“人才”的一种常用界定方法是高学历人口，其包括有职业文凭（vocational diplomas）的人。西方社会的职业文凭大致对应我国的专科教育。为了与国外研究保持一致，本研究的高学历包括大专学历。

④在线问卷调查公司的网址是：https：//www.wjx.cn/sample/service.aspx。该公司的样本服务的用户已覆盖国内90%以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因此，其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性。

⑤详见北京市积分落户服务专栏网站公布的《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试行）》，网址为：http：//rsj.beijing.gov.cn/jflh/jf_zcwj/201804/t20180410_720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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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fe Expectation of Highly Educated Migrant Population in Mega Cities

Xiao Yuran， Liu Wen， Hu Lei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100070， China）

Abstract： highly educated migrant population is an important human resou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ga cities. Life expectation is a key index to predict the relocation behavior of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in mega citi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Beij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fe expectation of highly educated migrant population in mega cities by using sequential logit model.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personal income and local residence time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life expectancy. The highly educated migrant population with self-purchased housing and local medical insurance has a higher level of life expectation than the otherwise. Individuals who hold a residence permit and have declared points to settle down have a higher level of life expectation. Moreover， married， highly educated migrant females have higher level of life expectation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alent service guarantee and public service in mega cities.

Key words： mega city; highly educated migrant population; life expectation; sequencing logit model

■責任编辑：王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