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伟， 张志杰

(山西大学 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天下同文集》是元人周南瑞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编撰的一部文学总集，每卷按照文体分类编排，卷一至卷四十一为各体文章，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七为诗，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为词。书中南北作家的作品均有收录，南方有刘辰翁、邓光荐、赵文等南宋遗民作家，北方则有卢挚、姚燧、刘因等知名作家。目前学界对《天下同文集》的关注较少，主要针对选词问题有所研究，如刘嘉伟《〈天下同文集〉选词刍议》[1]，尚未有人注意到这部选本的作家地理分布特点、与元代前期南北文学交融的关系以及自身展现出的文化意义，笔者拟对这三个方面作一考察。

一、 《天下同文集》作家地理分布的特点及成因

《天下同文集》共收录有明确籍贯记载的作家37位，籍贯信息可考者35人，籍贯信息待考者2人。为了便于分析作家的静态地域分布情况，我们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标准，以作家的出生地为依据，不论迁徙和寓居的情况，籍贯信息待考者不列入统计，具体见表1。为了凸显《天下同文集》中作家地理分布特点，与李修生先生主编的《全元文》进行比较，将《全元文》中作家地理分布情况予以统计，具体见表2。

表2 《全元文》作家地理分布表[2]

(一)《天下同文集》作家地理分布的特点

根据上面两部总集中作家籍贯信息的数据统计，发现《天下同文集》的作家地理分布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分别呈现以下特点：

1.数量方面

首先，根据表1，从整体情况来看，《天下同文集》中南北作家均有收录，经计算，南方作家共1 101人，占比61.44%；北方作家共691人，占比38.56%。可见南方作家数量远远超过北方。北方省份中山东、河北、河南作家数量占据前三。南方省份中江西作家数量遥遥领先。通过比较各个省份作家数量，可以发现江西作家数量远胜于其他省份，几乎占据总数的一半。山东排名第二，河北、河南并列第三，浙江、湖南、湖北并列第五，山西、福建并列末位。

表1 《天下同文集》作家地理分布表(1)此表参考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的统计方法，商务印书馆，2013年。集中收录元世祖、元成宗，安南君主陈日燇的文章，因三人身份特殊，暂不列入作家所属地域的考察范围。

其次，将《天下同文集》与《全元文》作比较，可以发现其在作家分布格局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天下同文集》中作家地理分布范围比较小，仅限于9省，且都位于中东部。第二，《天下同文集》成书于元代前期，收录北方作家11位，占全部人数的31.43%，南方作家24位，占全部人数的68.57%，南北方作家数量之比为2.18:1；《全元文》南北方作家数量之比为1.60:1。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二，一是《天下同文集》选录的作家作品数量有限，不足以反映元代南北作家之间的数量对比。二是元初南北作家数量之间的差距还比较大，随着社会稳定和生产力恢复，这种差距在逐步缩小，因此该选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元初作家地理分布的情况。

2.质量方面

《天下同文集》中作家地理分布除了上述数量方面的特点之外，还要考虑质量方面，即作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书中收录作品10篇以上的7位作家中，江西籍占4人，分别为刘辰翁20篇，颜奎15篇，彭元逊13篇，赵文10篇。河南籍占2人，分别为卢挚34篇，姚燧17篇。河北籍占1人，为刘因13篇。由此可见，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地理分布与数量分布虽不完全一致，但基本趋向相同，依然是江西、河北、河南领先。不同之处在于河南籍作家在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超过了山东籍作家。

(二)作家地理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

由表1可知，《天下同文集》中收录江西作家最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编者周南瑞为江西人，方便收集江西人的作品。二是元代江西文化延续了宋代以来的繁荣局面。究其原因，与江西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关。文化方面,江西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在两宋时期，江西作家在文坛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切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3]39北宋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南宋有杨万里、姜夔、文天祥等作家，他们在倡导诗文革新和引领诗坛风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元代延续了宋代江西在文化上的显著优势。元代前期以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为代表的庐陵文人群体声势浩大，所倡导的奇崛文风影响一时；元代中期以吴澄为代表的抚州文人群体力倡平和文风，开启元代中后期平易正大的盛世文风。元代后期以虞集、揭傒斯、欧阳玄为代表的江西籍文人群体聚集京师，将平易正大的盛世文风推向高潮。[4]45-55

《天下同文集》中山东、河北、河南作家数量均排名靠前。三省在元朝都位于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社会稳定，具备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此外，汉人世侯对元初文化建设的作用不可小觑。如河北真定史氏、顺天张氏、藁城董氏、山东东平严氏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积极恢复政治与经济秩序，保护了大量文士，使得文学的发展不至于因易代而断裂。他们不但自身参与文学创作，而且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为元初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5]54。文学家族对地方文化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除上述河北汉人世侯外，还有山东济阴商氏、东平王公渊家族、河南姚枢家族和汤阴许氏家族。这些因素共同为当地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因此山东、河北、河南作家数量众多也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天下同文集》中并未收录四川籍作家。四川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在蒙元与南宋的战争中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致使民不聊生，尸横遍野。虞集在《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记载：“连兵入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6]184大量衣冠士族被迫迁入长江中下游和东南地区。袁桷《同知乐平州事许世茂墓志铭》曰：“端平三年，蜀破，衣冠大姓顺流下东南，至江陵，十不存一二。”[7]443可见战争的破坏是导致四川籍作家数量骤减的主要原因。

另外，《天下同文集》作家地理分布的范围远远没有元代中期苏天爵编选的《元文类》广阔，仅限于九省，且都位于中东部，而《元文类》中的作家遍布全国十七个省，另外还有西域作家。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从编者身份角度来看，周南瑞作为下层文人，活动范围比较小，而苏天爵在元朝属于高级官员，有机会结交来自不同地域的作家，范先立指出，“交游是苏天爵编选《元文类》文章的直接来源”[8]17。第二，两部总集成书时间不同。《天下同文集》成书于大德年间(1297—1307)，南北作家交流刚刚开始，而《元文类》成书于延祐年间(1314—1320)，国力强盛，社会稳定，南北畅通无阻，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作家交往更加密切。因此，编者的身份和编撰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选本中作家地理分布的范围。

二、 《天下同文集》与元代南北文学交融

元朝统一全国前，南北方由于宋金多年对峙，长期阻隔，南北文风存在矛盾隔阂，差异显著。至元十六年(1279)，元灭宋，中国版图再次统一。随着南士北上和北人南下，南北隔绝状态被打破，作家之间的交流带来了南北文风的交融渗透。这种文坛特征在《天下同文集》中有所体现。

(一)南北由隔绝走向融合

元朝统一全国前，南北阻隔，加之性格、民风、宗教、学术之不同，南北方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貌。元人对这一差别有着清晰的认识，张之翰言：“北诗气有余而料不足，南诗气不足而料有余。”[9]510指出南北诗歌具有不同的特点，可互相取长补短。元代诗论家王沂则不局限于南北，而是针对不同地域的诗风作出高度概括，认为差异的产生是天地之自然的结果：“言出而为诗，原于人情之真；声发而为歌，皆本于土风之素。方其未有诗与歌也，岂无言若声哉？尚而击壤康衢之谣，降而越棹讴楚舂相，情有感发，流自性真。又若辽交凉蓟，生而殊言；青越函胡，声亦各异。于是有唐俭、魏狭、卫靡、郑淫。盖有得于天地之自然，莫之为而为之者矣。”[10]529散文方面亦有不同，表现在主题、内容、风格等多个方面。北方散文的主题以表现兴亡之感、黍离之悲为主，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描写残酷的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如李俊民《县令崔仲通神臂宫祭孤魂碑》云：“道否以来，刃政交恶，玉石俱焚，冤魂无依，哭声相闻。哀于泰山之猛虎，悲于恒山之乌别。其无所归，几何不凭于人而为厉者哉？”[11]647其二，借散文以存史，这种意识尤其体现在碑铭一类的文体书写中。元好问《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曰：“故百年以来，谈良相者莫不以公为称首。夫善化一乡，智效一官，人且喜既而乐道之，不欲使之随世磨灭；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著金石，传永久，秉笔之士将不有任其责者乎？”[12]387元好问希望借文章写作，保存史实，以传永久。散文内容还产生新变，出现了异域风情，如刘祁《北使记》，记录了乌古孙出使蒙古、西域的沿途见闻。这样的主题和内容促成了北方散文形成雄浑奇古的风格。南方散文的主题和内容多表现故国之思，如谢翱《登西台恸哭记》一文祭奠文天祥，沉郁唱叹，催人泪下。风格多样，刘辰翁、赵文等庐陵作家倡导奇崛文风，戴表元、赵孟頫等人则追求平易自然。

元代天下一统使南北作家有机会展开交流，南北文风开始发生碰撞、融合。统一之初，卢挚、姚燧等北方作家即南下做官，他们把北方的文学观念和文风带到南方，给南方诗坛带来了较大影响。虞集认为卢挚是扭转东南诗坛风气的关键人物：“国初，中州袭赵礼部、元裕之之遗风，宗尚眉山之体。至涿郡卢公，稍变其法，始以诗名东南。宋季衰陋之气，亦已销尽。”[13]183-184姚燧的文章在当时文坛发挥着引领性作用，吴善《牧庵集序》曰：“我朝国初，最号多贤而文章众称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14]1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诏于江南求贤。之后大批南方作家先后北上，入仕元廷，南方文学的气息日渐弥漫于北方文坛，南北文风开始大面积互相渗透。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赵孟頫的北上最引人关注，其早年任集贤学士，有机会参与雪堂雅集等各种文学活动，与来自不同地域的作家展开交流。正如葛剑雄指出：“不同人群创造的文化存在差异，不同地域的文化风貌也不尽相同。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15]586杨镰先生则对元初南北交流的情形作这样的描述：“南北人员的交流，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展开”“北人南下，南人北上，成为社会潮流”“涓涓细流，很快奔涌成江河；元好问这样的文学家，竟然以最快的速度在江南赢得了读者。”[16]106的确，元代南士北上和北人南下使得南北文学观念在碰撞中逐步融合。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元代南北文学融合的高潮在元初还远远没有到来，一切要等到元代中期，以虞集为代表的馆阁作家执掌文坛，他们将南北文风融汇引向新的高度，元代文坛也由此进入极盛期，最终形成平易正大的新文风，所谓“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6]71。

(二)南北文学交融背景下的《天下同文集》

元代南北文风融合的现象也影响到了文学总集的编撰。《天下同文集》在三个方面有所体现：

首先，选本兼收南北作家的作品。书中选录11位北方作家的作品，有卢挚、姚燧、刘因、许衡等人；选录24位南方作家的作品，影响力较大的有刘辰翁、刘将孙、赵文等人。编者周南瑞作为南方作家，突破南北地域、文学思维及视野等多种因素的限制，选录南北作家不同风格的作品，体现了其开放包容的文学观念。这种态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庐陵作家赵文就说：“五方嗜欲不同，言语亦异，惟性情越宇宙如一……诗不可齐。诗之为物，譬之大风之吹窍穴，唱于唱喁，各成一音，刁刁调调，各成一态。皆逍遥，皆天趣。”[17]14然而在天下一统前，由于南北阻隔，一些南方文士对北人持有很大的偏见：“江南士人曩尝谓淮以北便不识字，间有一诗一文自中州来者，又多为雌黄。盖南北分裂，耳目褊狭故也。”[9]506这样一个反面例子的存在，无疑更能彰显《天下同文集》在反映元初南北文学融合层面的重要意义。

其次，选本中一些作家的作品南北风格兼备，也可看作是南北文风融汇的结果。元代前期，南北文坛在继承宋、金文风的同时，又因时代因素出现了新的发展，创造了各自文坛繁荣的局面。北方文士的创作主要受元好问文学理念的影响，以清新刚健为风尚，共同主导了北方文风的形成。顾嗣立评：“北方之学，变于元初。自遗山以风雅开宗，苏门以理学探本。一时才俊之士，肆意文章，如初阳始升，春卉方茁，宜其风尚之日趣于盛也。”[18]444南方文坛主要由遗民作家群体构成，创作了大量怀念故国之思、抒发黍离之悲的作品。黄宗羲有言：“文章之盛，莫盛于宋亡之日。”[19]25元代统一天下后，北人南下和南士北上使得南北文风开始交融渗透，南北作家的作品风格随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如著名诗人刘因，既有北方诗风的雄浑刚健，又不乏清新自然，富有情趣。卢挚的词作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既有北人清刚质朴的词风，又有南方词家的婉丽情韵。两位作家不同风格的作品在《天下同文集》中均有所体现，说明选本的编选亦受到元初南北文学交融的影响。刘嘉伟对此指出：“从词选中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把握在元代这一游牧民族定鼎中原的特殊王朝，词坛从南北对立逐步走向南北交融的文学史过程。”[1]

最后，选本收录的一些诗词，在内容上也体现了元初南北文风交融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南北作家通过交游雅集、唱和赠答以及分韵赋诗等文学活动，促进了南北文风交融。如卷四十二卢挚《宣城南郊何氏游集》，从诗题便可以看出此诗是卢挚南下做官期间，参与安徽宣城的一次游集活动所作，并获得了山林之乐，诗云：“浊醪散襟颜，池鲜足供具。虽非穷胜践，政自得野趣。”[20]卷四十二卷四十八还收录卢挚寄给江西友人的一首词《菩萨蛮》，其中“把酒听君歌，可人良夜何。旧游新梦断，月落西江远。江上数峰青，寄声徐孺亭”[20]卷四十八，表达了对友人的怀念和高洁人格的赞美。南北作家在诗歌方面的直接交流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首诗中，如江西人李谨思的《补疏斋题鹅湖》，“疏斋”即指卢挚；还有甘泳的两首诗《与危见心同和完颜御史沂联步踏月韵》和《陪完颜御史行金石台分韵得丞字》，“完颜御史”尚未考证出是何人，但根据姓氏可以确定其为北方人士。第二，南方作家在诗词中描绘北方风物，或北方作家吟咏南方风物。说明元初作家在南北地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这在无形中也促进了南北文风的融汇。如湖南词人李琳《六幺令·京中清明》“淡烟疏雨，香径渺鶗鴂。新晴画帘闲卷，燕外寒犹力”[20]卷五十，描写了元大都清明时节的景致，料峭春寒正是北方春天的特点。此外，《天下同文集》还收录了山西诗人宋渤在湖南任职期间创作的四首诗，内容多描写其在湖南的见闻和感受。如《丙戌冬至衡阳食柑》开篇便表达了诗人在南方感受到的独特气候：“衡阳冬犹温，长至似春日”[20]卷四十五，诗歌中出现的笋蔬、黄柑、秔秫也都是南方独有的作物。

三、 《天下同文集》与大元气象

元朝疆域广阔，《元史·地理志》描述说：“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21]1345超越汉唐的版图，给元人带来非常强烈的政治自信。许有壬曾说：“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22]180元人这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要求元代文化也处处体现“大”的时代特征，在诗文中则集中表现为元人对盛世之音的普遍追求，元末戴良曰：“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诗者，固未易一二数……盖方是时，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与欢呼鼓舞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23]588查洪德先生把这种文化精神概括为大元气象。[24]77这种大气象在元代的一些文学总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天下同文集》是典型代表。

第一，编者将选本取名为“天下同文”，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元人对本朝政权的强烈认同感和开放、包容的文学理念。“同文”出自《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朱熹注曰：“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25]36元朝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的王朝，统治者通过宣示“旷古未有”的辽阔疆域构建政治认同，并在国号制定、舆图绘制等方面积极作为。[26]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诗文总集的编选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编者通过兼采南北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作品以展现“海宇混一”的大元气象。如《天下同文集》卷四十二选刘因《古城》一首，诗风雄浑刚健。卷十三把刘辰翁清新自然，富有生活情趣的《观絮》收入其中。两位诗人一南一北，风格也完全不同，反映出元朝多元一体的时代气象。此外，在“天下同文”的时代背景下，元人创造盛世之音的诉求在作家别集中也得到了实现。范梈在《杨仲弘诗集序》中有言：“今天下同文而治平，盛大之音，称者绝少。于斯际也，方有望于仲弘也。天又不年假之，岂非命耶？盖仲弘之天察旷达，气象宏朗。开口论议，直视千古。每大众广席，占纸命辞，敖脱横放，尽意所止。”[27]3对杨载诗歌中的“盛世之音”称赞不绝。编选《天下同文集》的大德年间(1297—1307)，正是遗民情绪衰减之时，对元朝的认同与颂赞更多地出现。周南瑞编选本朝人的诗文总集，正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第二，刘将孙为《天下同文集》撰写的序文将元人的文化盛世心态和时代自信展现得淋漓尽致，《序》曰：

唐刘梦得叙柳子厚之集，曰“文章与时高下，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振作”者，概以为知言。予独尝谓梦得之辞则髙矣、美矣，以其时考之则未也。唐之盛时在贞观、开元间，其时称欧、虞、禇、薛，最后称燕许大手笔，今其文可睹也。及贞元、元和来，以韩、柳著比，至德为盛，而去混一之初则有间矣。……呜呼！文章岂独可以观气运，亦可以论人物。予每读汉初论议，盛唐词章，及东京诸老文字，三千年间混一盛时仅此耳。彼乍合暂聚者，其萎弱散碎，固不得与于斯也。然此盛时作者，如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柏，不与花卉争妍。风气开而文采盛，文采极而光景消。梦得之言之也，不自知盛者已及于极也。方今文治方张，混一之盛，又开辟所未尝有，唐盖不足为盛。[20]卷首

刘禹锡“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这段文字曾被元代作家反复引用，作为以气运论诗文、呼唤盛世文风的理论依据。刘将孙借这段话，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并且认为天下一统背景下的元代文风应该超越汉唐，“方今文治方张，混一之盛，又开辟所未尝有，唐盖不足为盛”，元人强烈的文化自信可见一斑。杨亮把元人的这种心理表现称之为胜国心态。[28]此外，刘将孙在文中通过称赞“汉初论议”“盛唐词章”“东京诸老文字”的文风和表达对“萎弱散碎”文风的不屑，顺理成章地引出自己心中理想的盛世文风：“然此盛时作者，如浑河厚岳，不假风月为状；如偃松曲柏，不与花卉争妍。”刘将孙用这样的表述为《天下同文集》作序，自然认为此书表达了元人对盛世文学气象的期盼。

第三，《天下同文集》选录的一些文章也体现了大元气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元人对疆域广阔和元朝统一政权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卷六姚燧《新修滕王阁记》：“五帝三王以降，能一天下者，秦、汉、晋、隋、唐与宋六家，其疆理惟唐为大。今世祖天戈所加，正朔所颁，南极于阇婆，东至于倭奴，西被于日入之西澨，而北尽于人迹所不可践者，才三分有一，地不足并也。”[20]卷六将元朝疆域和历代统一王朝作对比，以此表达对本朝疆域广大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卷十六黄文仲《大都赋》采用传统都城赋主客问答的形式，借主人之答复，歌咏大都之雄伟气势，表达了对元朝政权的认同。序曰：“窃惟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然班固作《二都赋》，天下后世夸耀不朽。今宇宙昇平，宜播厥颂。文仲幸生圣世，获睹大都。”自豪之情跃然纸上。正文将这一情感表现得更加明显：客人认为“大都”之“大”，名不符实，“古我帝王，自冀至洛，惟以都名；汉晋东西，因以方名；吴蜀魏汴，咸以地名。今名以‘大’，夸孰甚焉？”主人对此作出有力的回应，先强调“大都”之“大”是因皇上之德，当之无愧：“大之为义，无匹无伦。非我皇上之德，畴克当之。”接着认为大都之雄大源于大元之大。“惟其有大德之大，故能成大元之功；惟其有大元之大，故能成大都之雄。”[20]卷十六大元气象在《大都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其次，表现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作家的和谐相处。卢挚在《郡斋书事兼答汴梁夹谷左丞》(2)李修生先生《卢疏斋集辑存》指出夹谷左丞为夹谷坚实，元贞时任河南江北行省左丞。该结论与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六)的记载略有差异，姚文中此人名为夹谷坚贤，元贞二年任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右丞。《蒙兀儿史记》卷五十一载其名为夹谷坚实，元贞间累迁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左丞。因相关材料不足，具体指何人，仍有待考证。诗中，对女真族友人夹谷氏的过人才智和高尚德行大加赞赏：“昭昭麟凤瑞，浑浑金玉质。革缄偎称题，高谊寡俦匹”，并通过诸如“赖有同心人，魁然位丞弼”“矢心报知己，言语讵能毕”[20]卷四十二这样的诗句，表达二人之间的深切情谊。需要指出的是，女真人在元代虽被视作汉人，但实际上，仍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卷十五《薛昂夫诗集序》是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汉族作家王德渊为回鹘诗人薛昂夫诗集作序，这是元代文学的独特之处，可称之为“多族士人圈的互动”。萧启庆先生认为，“蒙古、色目人踊跃研习汉学，于是出现了蒙古、色目士人层，这一异族士人层并非孤立于汉族士大夫阶层之外，而是与后者声气相通，紧密结纳，相互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各族间共同的士人群体意识业已超越种族的藩篱，遂形成中国史上前所未见的多族士人圈。”[29]479另外，书中收录多篇王应梅、黄瑞节给御史萧方崖写的祭文，反映出官民之间深厚的感情。江西人刘辰翁《送段郁文序》云：“郁文段君，以东平书生为吾州知事，数相过，论文说诗，气相同，甚善”[20]卷十三，则体现了不同地域作家在诗文领域声气相通、和谐交流的情形。

最后，“王化大行”“无远弗至”也是选本表现大元气象的一个重要方面[24]90。少数民族长期受到中原文化浸染，“积之既久，文轨日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23]492，一些作家甚至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前文提及的《薛昂夫诗集序》一文中，作者王德渊对回鹘人薛昂夫的诗词评价很高：“今观集中诗词，新丽飘逸，如龙驹奋迅，有并驱八骏、一日千里之想，振珂顿辔，未见其止。”还认为此人将来会进入《儒林传》和《文苑传》：“昂夫诚能篑进川增，独破天荒，异时列名于儒林、文苑传中，出类拔萃，超越前古，顾不伟欤！”[20]卷十五

综上，《天下同文集》是一部全国性文学总集，编者周南瑞在编撰过程中打破地域限制，兼采南北作家的作品。这样的地理分布格局与元代南北文风的交融有关。《天下同文集》还在一些作家作品的风格和内容方面有所表现。另外，这部总集展现了“海宇混一”的大元气象。此后，苏天爵编选的《元文类》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精神。陈旅序《元文类》曰：“我国家奄有六合，自古称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无所不一。则天地气运之盛，无有盛于今日者矣。建国以来，列圣继作，以忠厚之泽，涵育万物。鸿生隽老，出于其间，作为文章，厖蔚光壮。前世陋靡之风，于是乎尽变矣。”[30]5这种超越往古的时代自信和“厖蔚光壮”的文风都是大元气象的重要表现。元人诗文总集具有的这种特殊文化意义值得研究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