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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民主人士吕集义

2022-03-25

文史春秋 2022年1期
关键词:李济深桂林国民党

● 邓 骋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各民主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共662人参加会议。其中,黄绍竑、吕集义两位广西玉林籍人士参与协商建国。作为国民党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已被不少人所熟识,而对于吕集义的事迹则鲜为人知。

吕集义虽是陆川人,但年少时便离开家乡,工作和生活均不在陆川,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后经多方探访,获悉吕集义有一子,名叫吕祖望,已80多岁高龄,现住南宁,在自治区政协文史委的帮助下,我见到了吕祖望,与他深入交谈,收集到一部分关于吕集义的实物、线索及珍贵史料,也因此机缘得以知晓那段关于吕集义鲜为人知的历史。

吕集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的证件照

苦寻民主,探索抗日救国道路

吕 集 义(1909—1979),字方子,广西陆川人,年少时在陆川县的小学、中学上学,1926年至1927年赴穗就读于广州执信中学。他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当时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清党”时,吕集义两度被捕入狱,后经吕焕炎(广西陆川人,新桂系将领,1927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少将副师长,12月升任中将师长)保释。1928年,吕集义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攻读,恢复共青团组织关系,继续参加学生运动;1934年到广州中山大学借读;1934年至1938年上半年,历任容县政府教育科长,陆川县立中学、苍梧国民中学教员;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在北流无锡国学专修馆任教;1940年到桂林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咨议;1941年至1944年在桂林广西通志馆任秘书;1947年赴香港与李济深等人汇合,参与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任民革中央委员兼副秘书长。1949年6月,吕集义赴北平参加首届新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广西交通厅副厅长,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37年10月,李宗仁组织“广西建设研究会”,任命李任仁及一贯反蒋的老同盟会员陈劭先为常务委员,负责会务实际责任。李、陈二人推荐了一大批省内外知名人士为研究员,其中有许多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夏衍、胡愈之、杨东莼、千家驹、陈此生等。建设研究会还设置一个专门研究委员会,成员大多是在广西的民主派人士,李任仁兼主任委员,陈此生为秘书,万仲文等为委员。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万仲文等把广西建设研究会作为联络中共人士及各界进步民主人士的活动基地。

1939年,桂林已成为西南的文化中心,文化人云集,据统计,抗战期间迁到桂林的数十个文化团体汇聚了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其中文化名人就有200多位,如郭沫若、李四光、柳亚子、茅盾、夏衍、田汉、巴金、欧阳予倩、陶行知、范长江、徐悲鸿、关山月、张曙、梁漱溟等。在桂林的文化人士及各文化团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

1941年皖南事变后,李济深通过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职务,利用民用班机,秘密将中共党员张友渔、夏衍及民主人士邹韬奋、梁漱溟等送往香港,并按周恩来的嘱咐,组织人员协助八路军驻桂办事处的同志安全迁移。李济深到桂林后与李任仁、陈此生、陈劭先等民主派代表人物接触频繁,李任仁、陈劭先推荐聘请李济深为建设研究会名誉会长,李济深对会内各项活动十分热心支持。

1942年香港沦陷,避居在港的民主人士大都转到内地,柳亚子、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和吕集义等人,在中共帮助下突破重重困难,先后到达桂林和昭平、贺县,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民主阵容逐渐增强。这时,老同盟会会员反蒋积极分子朱蕴山常奔走重庆、桂林、昆明之间,与李济深、龙云、冯玉祥等秘密联系。李济深常以时事座谈会名义邀请何香凝、柳亚子、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梁漱溟和吕集义等相聚讨论时局,谋求抗日救国办法,一致认为要争取抗日胜利,必须改变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内战、实行独裁的错误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不仅要靠国民党外部的政治力量,还要联合一切不满现状的国民党人士,从国民党内部进行斗争。

1943年春末,李济深和蔡廷锴、李任仁、舒宗鎏、陈劭先和粤桂有识之士泛舟漓江,聚于象鼻山水月洞,酝酿筹建革命组织。同年,李济深到贺县八步视察,吕集义作为李的私人秘书随行,在当地公开讲学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人们敬称吕集义为方子先生。抗日战争期间,吕集义在桂林与旅桂文化人过从甚密,诗词唱和不绝,有“陆川才子”之称;还曾参加李济深召开的时事座谈会,与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李任仁等爱国民主人士商讨抗日救国的策略。在桂林时期,吕集义集资重刊《醉白堂诗文集》。

吕集义在桂林开展民主活动期间,与友人结伴出游,行至九马画山,望见石壁上斑驳的石痕,隐约间似有数匹马或立或纵。船上的人说: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认出九匹马,便是状元郎。吕集义说:我一匹马也认不出,不过是指鹿为马之说;随即感叹大半个中国失陷于日寇铁蹄之下,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甚至望风而逃。有龙马尚且没用,更何况这石壁上的假马呢?话至悲愤之时,他作《过画山》绝句二首:

三年两过画山下,

舟人细指山上马。

九骏吾乃不辨一,

颇念当时指鹿者。

世间何物伪与真,

千骑万乘埋风尘。

即有龙媒将安用,

嗟尔图壁空嶙峋。

1944年,侵华日军兵锋直逼桂林,吕集义由桂林乘船去往平乐,夜泊兴坪,想起眼下时局不明,山河日非,心中空有济世报国之志,却不知中华的未来将何去何从,顿时惆怅之情涌上心头,在舟中作《夜泊》诗一首:

夜宿江村不敢哗,

流离天堑是天涯。

千峰如魅星为眼,

孤艇围鸥水作家。

尚有梦魂萦鼓角,

不辞鬓发敌风沙。

明宵更泊知何处,

独听荒鸡意欲加。

反蒋联共,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1944年,随着侵华日军沿着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沿线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对于战局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曾作过预测,桂、柳终将落入敌手,两广也将成为敌后。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加强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周恩来通过地下党的同志向李济深转达口信:日寇南侵主要占领交通线,敌后还有大片国土,若桂林沦陷,先生最好回到苍梧老家,组织民众武装,以民众自卫的形式,配合地下党游击队共同抗日。李济深接受了中共方面的建议,而且积极付诸行动。

1944年6月底,在日军进攻衡阳,桂林吃紧,准备大疏散前夕,李济深在建设研究会八桂厅召开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吕集义、万仲文,李济深的老友梁漱溟和李的外交顾问甘介侯等8人。会议主要内容是研究抗战形势和日军进攻战况,研究国内进步力量发展状况,广西民主势力对当前形势的对策。最后决定,李济深不到重庆而是回家乡广西苍梧县大坡料神村组织武装;在广西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则沿漓江顺流而下,先到昭平,一方面就近与李济深联系,另一方面便于在日军入侵广西后,在桂东南组织武装自卫,进行反蒋抗日,建立桂东南独立民主解放区。李济深回苍梧后,以桂南、广东南路为活动范围,组织抗日自卫武装力量,进而占据桂东南。

1944年冬,抗战形势依旧十分严峻。李济深在吕集义的陪同下巡视桂东南各县,沿途就地开展救国讲演,号召和动员民众抗日。1945年初,李济深前往岑溪、容县、北流、玉林等地,所到之处均慷慨陈词,为抗日救国鼓与呼,虽时刻受到蒋介石特务阴谋暗杀的威胁,但仍坚持抗战主张,并与中共东江纵队郁南抗日民兵武装指挥部密切联系合作。

期间,李济深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建议广西全省建立人民武装,提倡人民自卫。随后,李济深、吕集义一行到陆川县,在陆川县中山公园中山纪念亭前公开演讲,各界人士、学生及当地民众冒着严寒慕名而来,把中山公园围得水泄不通。李济深看到这热烈的场面,再一次表示绝不与国民党中央同流合污、背负祸国殃民罪责,号召陆川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相信抗战最后必定胜利。现场群情激昂、掌声雷动。演讲完毕,他得知广西省工委发表的对目前形势分析以及保卫家乡、开展游击战争等意见后,表示极为赞同。事后,中共玉林地方组织印发了《李济深先生莅玉经过纪要》一文,赞扬其爱国言行。李济深在中山公园慷慨陈词、号召民众抗日的余音未绝,半年多后的1945年9月18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陆川各界人士再次聚集在中山公园,举行庆祝抗日胜利大会。

1947年,吕集义任广西省文献委员会委员后,由于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旋赴香港追随李济深从事反蒋和民主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开始战略反攻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日益孤立。1947年11月12日,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代表齐集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有110多人出席会议。李济深在致开幕词中指出,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日,在这一天召开此次会议,象征着国民党的再生。召开大会的目的在于“为恢复总理革命路线,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瓦解蒋介石之伪党及伪政权”。

在当时,《组织总章》是在朱蕴山和陈汝棠帮助下拟定的,由于对党员、组织、奖惩和附则等规定与其他民主党派的规定大同小异,所以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而《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先是由梅龚彬、陈此生二人起草,后由柳亚子进行修改,在讨论中,参会人就其中一些观点出现了意见分歧。李济深鉴于组织急于建立,认为这些分歧都是可以协调、平衡的,只要有利于组织成立、有利于团结一切国民党爱国军政人员联合起来反对内战、推翻蒋介石政权,一切分歧都是小事,日后再做统一。他请柳亚子、梅龚彬、陈此生、陈劭先4人对两个文件进行了修改,吕集义也参与其中工作,修改原则上坚持“适当保留不同意见,做到能保留的要尽可能保留,文件要达到博采众议”。李济深还采纳谭平山等人的意见,决定由张克明、周颖、冯伯恒三人起草《中国国民党告本党同志书》。经过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努力,参会人员统一了思想,会议得以继续顺利进行。

发表于1948年1月4日香港《华商报》上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广西有3人当选为第一届民革中央委员,分别是临桂的李任仁、贵港的陈此生和陆川的吕集义。其中,吕集义任民革中央委员兼副秘书长。

1948年1月9日,民革中央召开常委会,决定在香港创办《自由》半月刊,推举章导、李子诵、林伦彦、张克明、黄文等人为设计委员。1月24日,民革中央再次召开常委会,提议在《自由》半月刊的基础上再办一份报纸,定名为《现代日报》。正当民革中央为办报注册时,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文汇报》总主笔徐铸成来港求见李济深,商讨合作事宜。3月17日,民革中央常委会继续讨论办报事宜,认为《文汇报》在国内外已打开局面,若能与其合作,比创办《现代日报》更为便利,于是一致同意民革与《文汇报》合作的方案,公推陈劭先、李民欣、梅龚彬、陈此生与徐铸成洽谈合作事宜。4月3日,李济深召开了创办香港《文汇报》筹股会议。邓瑞人、陈劭先、李民欣、吕集义、陈此生、梅龚彬提议:近来本会与国民党军政人员联系日增,应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一切重要文献进行重新整理,以适应形势所需;据此研讨在新形势下的实施方案;鉴于《文汇报》一时尚不能复刊,拟先出一本宣传小册子。会后,李济深把自己在桂林的一所住宅卖了,作为股款。蔡廷锴、冯玉祥及其他民革同志也纷纷认股,但主要股款,还是虞洽卿的儿子虞顺懋投资。同时,民革经常与中共南方局沟通,得到潘汉年、宦乡等人的支持和帮助。

1948年6月4日,陈此生、吕集义、莫乃群、周钢鸣等在香港的广西籍民主人士参加签署《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声明热烈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提议,号召国内同胞及海外侨胞迅速团结起来,促成新政协会议早日召开,争取实现民主和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签到纸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民革中央委员会代表合影(二排左一为吕集义)

毅然北上,共商建立新中国伟业

1949年1月底,平津解放后,开通香港到天津的直航,再由天津前往北平,成为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最便捷的交通路线。当时,在天津登陆面临内外两重困难:一方面,天津解放时,天津港遭受了严重破坏,不但港口设施被毁,航道也布满了水雷,亟待修复和清理。另一方面,扼守进出渤海的长山岛要塞仍然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国民党舰队也牢牢控制着渤海、黄海附近的制海权。作为进出北平最便捷的天津港,来往船只的动向势必被国民党严密监视、封锁,此时冒险直航天津危险很大。随着蒋介石引退、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国民党当局迫于内外压力,表示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进行和谈。和谈期间,局势趋缓,有利于租用外轮从香港秘密直航天津。3月以后,成功开辟了香港—天津—北平这条北上路线。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1949年6月召开,为此,从3月中旬到6月初,中共香港党组织通过租船、代买船票等方式,安排大批将要参加会议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从香港安全直航天津。这几个月成为整个北上期间行动最密集、运送人员最多的阶段。

1949年4月3日,巨赞、吕集义、李济深离港,经天津抵达北平。吕集义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并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五小组参与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宣言(后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1949年9月10日至30日,吕集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人民政协乃至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抗日战争到协商建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吕集义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积极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从信共、亲共到联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相互信任、互相支持的亲密关系,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大道同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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