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明钢

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而鲁迅就是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鲁迅加入了《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开始的。那时的鲁迅正陷于无以自拔的悲哀与失望里，除去应付北洋政府委任的教育部公职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苦坐在绍兴会馆中抄古碑、辑古书、读佛经。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如实地记述了当时的心境：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7年。那年夏季的一天，老友钱玄同来访，才打破了抄古碑者心中的孤寂。《〈呐喊〉自序》记录了鲁迅与钱玄同的一番对话与想法：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鲁迅是很愿意有希望的，即使它在渺茫的将来。鲁迅并不相信《新青年》及其新文化运动一定会唤醒民众，给中国带来多少生机，然而朋友们努力的热情却不是一件坏事。为不使朋友们失望，鲁迅开始为《新青年》写小说。

1933年，鲁迅在《〈鲁迅自选集〉自序》中对自己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杂文的动因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他说：

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

鲁迅的文章辛辣、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鲁迅加盟文学革命，由写白话小说始。五四运动之前的寂寞、失望恰恰给他提供了必要的思索空间，使他能接连推出一批佳作。他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便是《狂人日记》。书中有一段控诉“吃人礼教”的著名文字：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篇小说极其生动有力地揭示了封建旧礼教及家族制度的“吃人”本质。正如吴虞在一篇读后感中所指出的：作者“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尔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从《阿Q正传》《孔乙己》《药》，到《孤独者》《伤逝》，通过塑造一系列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揭露和控诉了封建旧思想、旧礼教、旧制度的罪恶，传达出对国民劣根性的深恶痛绝和催促民族新生的热望。也正是这30多篇新文学小说，奠定了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鲁迅还发表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随感、论文与白话新诗。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中，他逐条批判了封建旧礼教在妇女和青年问题上的毒害，论述了民主主义的新的道德观念。

新文化运动触动了封建旧文化、旧思想，于是，一些封建复古主义者跳将出来，提出了“保存国粹”的口号。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东西都是好的，主张无条件地加以保存。针对这种思潮及主张，鲁迅写道：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是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鲁迅认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他还认为，驳论的写作：“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斥，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

鲁迅就是这样的仅一击就能致“论敌”于死命的“冷面杀手”。他的文章辛辣、犀利，似投枪，似匕首，笔锋纵横，所向披靡。

《呐喊》

《坟》

避免将悲观情绪传染给他人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保持一致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有这样的话：“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言下之意，鲁迅并不认为自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当然就更谈不上旗手了。

在杂文集《坟》的后记《写在〈坟〉后面》一文中，鲁迅写道：“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这些话既是谦虚之词，也是鲁迅的真实想法。

鲁迅在给一位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信中写道：“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成的。”

鲁迅笔下的人物，从孔乙己、祥林嫂，到华老栓、阿Q，无一不是悲剧人物，其故事的结局也无一不是凄凉、悲惨的。

鲁迅十分谨慎，极力避免将消极悲观的情绪传染给他人，这一类的意思他曾多次表露过。他曾对许广平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

在给李秉中的信中，鲁迅写道：“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

鲁迅不是乐观主义者，但是他懂得，既参加了战斗，就应当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保持一致，努力抗拒着内心的绝望，而自觉地响应“不主张消极”的“主将”的“将令”，因此，尽量在自己的文章中“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鲁迅对统一战线上的伙伴、新文化运动同仁的评价

李大钊给鲁迅的印象很好。鲁迅加入《新青年》不久，就与李大钊相识。据鲁迅回忆：“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仁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鲁迅和李大钊的战斗友情，主要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建立起来的。用鲁迅的话说，他和李大钊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同为《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他们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在《新青年》这个阵地上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斗；他们之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鲁迅对新文化运动两位重量级的人物陈独秀和胡适也有一番比较：“《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鲁迅的性情是直率、尖锐、坦诚的，与胡适不甚相投；但对陈独秀始终存有敬意。鲁迅所说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毫无疑问就是指陈独秀。

刘半农也曾是《新青年》的一名斗士，参加关于文学革命的论争，影响颇大。鲁迅后来说：“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蝶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

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鲁迅写道：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鲁迅颂扬早期的刘半农，而不满于他晚年的状态，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是评论人事的回忆文字的典范。鲁迅对《新青年》同仁的评价自然不一定每篇都精当，但很值得我们参考。

鲁迅

李大钊

不是政治活动型的革命家，而是勤于思虑的思想家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者为学生运动奋力奔走（陈独秀甚至为此坐牢）。鲁迅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这一职位应该说与学生运动干系甚大，但鲁迅却完全置身于事外，没有参加游行，也没有发表支持学生运动的文章，态度极为冷淡。

鲁迅当时对五四学生运动到底持何看法呢？查寻鲁迅书信，我们发现，1920年5月4日，也即五四运动一周年那一天，鲁迅在致宋崇义的信中谈及了“五四”以来的学生运动。信中说：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开端、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学生运动，鲁迅言之为“纷扰”，下面这段话，可以看作鲁迅对五四运动评价的注解：

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己烧完。正如在马路上焚纸人轿马，暂时引得几个人闲看，而终于毫不相干，那热闹至多也不过如“打门”之久。谁也不动，难道“小生”们真能自己来打枪铸炮，造兵舰，糊飞机，活擒番将，平定番邦么？所以这“五热”是地方病，不是学生病。这已不是学生的耻辱，而是全国民的耻辱了；倘在别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国度里，现象该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鲁迅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型的革命家，不重视也从不搞什么运动和革命活动，他是一个思想激进、不满现状、勤于思虑的作家，他的兴奋点完全都在写作上。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是深谋远虑的。鲁迅后来也说过，他到前线打仗不会比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勇敢，因为他想的太多。正因为想的太多，他才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最深刻复杂的思想家，才能够写出《野草》《无常》《女吊》这样的作品，以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言语警醒世人的思想，以一篇篇铿铿的文章填充世人的灵魂。

以助阵者姿态参加新文化运动，助阵之威竟时时盖过了主战场

鲁迅是以助阵者的姿态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但助阵之威竟时时盖过了主战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郁达夫这样评价：“若问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会毫不踌躇地立即回答说：鲁迅。鲁迅的小说，即使同数千年来各方面的杰作相比，也毫不逊色。至于他的随笔杂感，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具有断然不容他人追踪的风格。观察的深刻，谈锋的犀利，文笔的简练，譬喻的巧妙等，构成他作品的特质。此外，更兼几分幽默……倘有人想要全面了解中国民族精神的话，我以为，除了鲁迅全集而外，别无捷径可走。”

郁达夫还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老舍对鲁迅的评价很高，他说：“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毛泽东非常敬佩鲁迅，多次讲过，他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1937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了鲁迅。他说鲁迅具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第二个特点是他的斗争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正是因为如此，每次读到鲁迅的作品，那犀利的语言，一针见血，很容易使人全身热血沸腾，总觉得路在前方。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这样评价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