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扩散的背景下，多种因素叠加导致医疗防护物资紧缺，应急物资的保障问题传递到供给侧。而生产部门在风险环境中难以快速扩大生产，需要一系列政府扶持保持运转。解决相关企业复工复产问题并在短期提高生产能力是风险应对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离不开市场与政府、不同生产部门之间通力合作，党领导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对抗风险社会的有力保证。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物资保障;风险社会;供求失衡

中图分类号：F25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22）05-0168-03

DOI：10.13939/j.cnki.zgsc.2022.05.168

1 引言

应急物资保障是风险抵抗机制的一部分，需要将其嵌入到风险环境进行探讨。在现代社会风险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其指明了风险作为时代特征的一部分，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在特征和结构上发生了变化。贝克认为， “风险是一个表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1]由此对风险的解读无论是从外化于人的自然被人施加干预、改造的不可控性，还是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风险的失控性质本身——已有解决路径的失效。当风险再次来临或是新的风险出现时，常态下的管理制度往往会出现运转失灵的情况。本文所探讨的应急物资供给侧困境同样具有这样一组关系，即常态市场经济下的“看不见的手”在应急物资保障风险中失去了可靠性，只能依赖于“人的决定”也即针对性的社会治理方式。

2 医疗防护物资供需失衡的风险环境特征

2019年年末，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COVID-19）疫情暴发，在春节期间庞大的人口流动携带传播下，最终上升为影响全国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场对经济、社会造成广泛影响的风险事件。梳理本次疫情作为公共卫生风险事件的特征，有助于理解医疗防护物资供需失衡这一局部风险的成因，说明供给侧承压的必然性。

2.1 传染病疫情风险的传播性特征造成医疗防护物资需求急剧扩大

新冠肺炎病毒具有易于传播、潜伏期长的特征，疫情发生的外部环境是春节期间人口大规模流动，多种因素叠加导致本次疫情扩散形势十分严峻。疫情风险的扩散程度决定了医疗救治、风险防控工作所必须的物资体量，通过分析一般公共卫生事件病患数量状态变化可得到应急医疗物资的需求的阶段性变化。

由表1[2]可见，随着新增发病人数上升与未治愈隔离人数的累积，疫情前期的病患人数急剧增加，相应的医疗负担以及风险防控范围迅速扩大，医疗物资的使用需求随之激增。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新增病例归零，隔离患者减少，医疗防护物资压力也相应下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物资的紧缺问题发生在前期，具有突发性，脱离正常市场预期下生产力扩大的速度，必然导致短期内的供求失衡。

实际上医疗防护物资的整体需求并不完全由直接涉入传染风险的个体数量所决定。在人口流动频繁、活动高度聚集的现代社会，传染病风险必然引起全社会的协同反应。以最受关注的医用口罩为例，在无病例地区和高风险地区需求并无差异，所以风险引起的部分医疗防护物资短期需求还会更大。

2.2 积极的防控意识导致医疗物资需求弹性偏低

在基础供需理论中，价格会在供求失衡的情况下起到调整作用，物资紧缺导致价格上涨，引导供给增加，而需求随着价格升高而降低，最终达到供需平衡，然而这种市场自发调节达到合理状态的前提是需求曲线具有弹性。事实上全球应对疫情策略呈现出巨大差异，导致医疗物资弹性在不同地区并不一致。

面对新冠疫情，我国党中央倡导联防联控，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调用一切医疗资源应治尽治。我国政府全面兜底的处理方式确保医疗需求尽可能得到满足，赋予了医疗防护物资必需品的特性。而部分西方国家秉持自由主义模式，为了维持经济常态运行实行宽松管理。也有一部分文化因素导致针对疫情的严格防控难以成为西方社会共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强制戴口罩的行为也存在不认同的情况[3]。保证自由市场的结果是在现有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价格筛选提供医疗服务，致使相当一部分买家的实际需求被忽视。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掩盖了供需矛盾，但致使疫情恶化，造成了巨大的外部成本。

我国对疫情的积极防控方针实现了長期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一定范围内停摆经济活动从而尽早结束疫情。在全社会将抗击疫情放在首位的局势下，医疗防护物资缺乏很可能引发短板效应，对疫情防控造成负面影响，拖慢疫情结束进程。疫情暴发初期，口罩等医疗物资紧缺的现象十分严重，一方面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配置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另一方面民间市场口罩由于断货，价格不合理上涨引发抢购现象。“在抢购导致口罩挤兑的情况下……一部分人会因为没有口罩而影响整体的防疫成效。”[4]在重视个体生命安全和整体社会效益的防控方针下，医疗防护物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

2.3 物资储备相对不足导致供给侧压力过大

在一般经验中用于保障灾害应急物资供应的成熟手段主要是调运和储备，2003年印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提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保证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储备，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工作。在新冠病毒性肺炎疫情中，暴发性需求超出了现有应急储备预案的可承受范围，全国各地口罩、防护服等医疗防护物资普遍紧缺，疫情中心地区则迅速告急。现有物资储备规模本能够为短期供求失衡提供一定缓冲空间，而本次疫情的严重程度很快突破了这一保障，加大了供需失衡的严重性。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程度、我国积极的疫情防控方针、已有资源储备不足，综合导致生产部门成为最后一道防线。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短缺问题的压力最终会落到供给侧。

3 医疗防护物资生产的阻碍因素

医疗防护物资供给侧的产能扩大任务至关重要，与常态环境下的生产活动不同，现代社会风险具有传导性，任何活动都嵌入到了疫情危机中。疫情期间提升产能的阻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疫情事件引起的复工复产困难和生产要素稀缺，另一方面可归因于行业壁垒阻碍。后者在常态市场中并非负面因素，然而在快速扩大生产的过程中暴露出短板。

以紧缺程度最为明显的口罩为例，即使相关企业取得了优先复工的资格，恢复正常生产依旧面临一系列困难。由于本次疫情暴发于春节期间，外地劳动力大规模返乡，在各个地区限制人员流动的情况下，返工率难以保证。即便返工也面临隔离—返回工作地点—再隔离的过程。上游原材料生产同样受到疫情冲击，伴随原材料紧缺的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在口罩产品不涨价的情况下，不少企业都在“亏本生产”[5]。疫情引起原材料、人工等主要生产要素的成本变动造成负面供给冲击。另外，医用口罩生产具有一定行业门槛，有政策法规壁垒、必要资本壁垒和规模经济壁垒，在紧急情况下政策法规壁垒较为突出。按照目前的有关政策，生产医用口罩需要向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同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于医用防护口罩的生产也有着严格的规定要求。在《关于加强医用口罩监管工作的通知》（食药监办械〔2009〕95号）的政策文件中，明确指出“医用口罩按照产品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并执行不同的标准”[6]。生产许可与细分产品标准是市场规范化的保证，在紧急情况下也意味着时间成本，对技术相关企业转产能力的发挥造成限制。

短期和长期因素叠加所造成的困境，仅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无法及时有效的解决，风险应对的紧急性决定了关键物资供需矛盾并不能等待市场出清。应急医疗物资保障是风险应对机制的一部分，如果处于失灵的状态将随时可能成为风险的一部分。

4 风险环境下的供给侧问题化解

上述对医疗防护物资紧缺问题的梳理可归纳为两点：首先，导致医疗物资供给侧承压的原因在于本次疫情风险特性;其次，生产部门运转的困境源于风险产生以及应对机制的连带效应。在供给侧解决应急物资紧缺问题，实质上是处理部分生产部门所面临的风险环境以及在风险环境中暴露的短板，该问题与风险环境相互嵌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打疫情防控阻击战，实际上也是打后勤保障战。”[7]在整体上，我国成功化解物资紧缺这一成功案例是全面抗击疫情胜利的一部分，是政府决策与市场主体多元协同下的成果。

4.1 政府对企业的扶持

生产企业克服复工复产阻碍得益于政府支持，依赖行政力量的干预。在严控疫情的情境下，政府为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打开在现行防控隔离机制下的优先通道，国务院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将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列为优先复工企业。工信部直接前往一线解决问题，向医疗物资生产重点企业派驻特派员工作组，为企业生产面临的用工、资金、运输等问题提供协助，为企业尽快复工复产起到推进作用。地方政府与金融部门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在资金、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相关企业优惠政策。

广东省在疫情期间为医疗相关单位减免税收，全力支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生产。各大银行向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为重点企业提供用工帮扶，通过灵活的公开招聘方式使得用工缺口在短期内得以补充。

4.2 跨产业联合

医疗相关企业快速恢复生产力保证了对已有产能的充分利用，为了更加快速补充物资缺口，技术相关企业实行转产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一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国有企业，国资委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安排指导有能力的中央企业转产医疗物资，从研发改进到充分利用生产线快速实现增产，有效提升了医疗物资产能。

对于相关制造企业，审批机构为有能力进行医疗物资生产的厂家紧急审批，降低政策法规壁垒。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拥有医用口罩和防护服注册证的企业分别为345家和39家，而2020年一季度拥有两类产品注册证的企业数量分别增加了554家和203家。有一定技术基础的其他企业充分利用生产线，转产医疗物资积极补充产能，对缓解应急物资不足起到了巨大作用。

5 党领导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抗击风险事件的重要保证

现代社会风险往往在发生的同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层面造成影响，形成“风险的社会放大”。应急管理需要统合不同主体实现整体性治理，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多元治理主体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协调配合和协同发力，能够形成强大的体制性合力，是推动应急管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关键[8]。建立这一体系离不开党中央多方统筹，展现出对社会各界强大的号召力与动员能力。

在政府各部门与生产企业的互动合作中，应急物资保障问题得到成功化解。风险环境下，应急物资短缺难以依靠市场调节短时间内达到平衡，生产企业难以独立提升产能满足市场需求。在中央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够有效协同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效对抗现代社会风险的复杂性与结构性，系统性建构国家抗风险能力。

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策略卓有成效，相比其他國家迅速进入拐点，将经济损失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此同时，国内医疗物资产能扩大的成效也惠及其他国家，帮助其他地区渡过这次全球性的危机，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辜勇.基于传染病疫情防控机理的应急物资需求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 ，2010 （4）.

[3]王异虹，张洋.文化差异视角下“口罩文化”对疫情防御和传播的影响效果研究：以中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等微博端和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等推特端为框架分析[C]//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10.

[4]彭文生.口罩经济学的人文视角[J].国际经济评论，2020（2）：71-80.

[5]王轶辰.口罩供应不足源于原材料短缺等因素[N].经济日报，2020-02-03（2）.

[6]许光建，黎珍羽.“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口罩产业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36（3）：11-20.

[7]唐皇凤，吴瑞.新冠肺炎疫情的整体性治理：现实考验与优化路径[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3）：1-13，172.

[8]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2-24（2）.

[作者简介]郑建星（1995—），男，汉族，山西晋中人，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社会学与法学学院，研究方向：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