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旸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邀请100多位文艺工作者、党中央干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形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文本基于特定历史情境，最初以提纲形式传播，随后经历多次文字修改调整，由口头讲稿固定为书面化、学术化表达，逐渐实现了文本的经典化过程。《讲话》围绕我国文艺实践的历史与现状作出思考分析，对五四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做了系统科学的总结。作为延安文艺重要思想成果，《讲话》长期引领此后中国文艺发展走向，真正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建设。

延安文艺座谈会已过去80周年，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美学思想史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讲话》始终以文本形式承载着延安革命文艺实践丰厚的历史内涵、美学品格与理论价值。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指出，历史叙事在连续性的外表下充满事件节点的分割与变化。以事件为关注点，可以避免对历史的单一解释，思索历史书写的多种可能。［1］《讲话》以“话语事件”形式将延安文艺实践活动定格凝结，重新阅读这一经典文献，能够引领我们回望历史时刻，从彼时社会文化环境了解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制定过程，深刻总结党领导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启发引导新情境新形势下的中国文艺发展。

一、批判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来不是纸上空谈，鲜活生动的思想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艺理论也十分关注社会现实状况、时代背景与人民需要，将文艺现象视为人类生产活动与社会生活的观念性反映。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内外交患、战火纷飞的年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复杂。抗日根据地内不仅有艰苦作战的工农战士，也吸引了大批心怀救国信念的知识分子。针对当时革命队伍内部工农兵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差异、思想冲突等，毛泽东进行了多方了解与深入调查，着力思考文艺与政治工作的协同发展，以及文艺如何实现“民族解放”革命目标的问题。正是依托于当时社会现实情况与民族救亡历史大背景，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讲话》才具有深刻的话语事件价值以及超越时代的强大感召力。

1935年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40年代初期在延安建成一个有组织的革命根据地。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与积极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政策，使得当时延安人口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中共中央机关、单位、学校等的干部、教师及学生。抗日救亡的共同使命和特殊社会环境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联系在一起。持不同政治立场、文化主张的知识分子，在活跃思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工农士兵产生观念碰撞与认识差异。［2］工农兵凭借物质生产和抗日战争的直接参与性，在延安处于主导地位。知识分子虽然人数众多，但由于精神上独立性和物质上依附性的悖反，处境尴尬。许多接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并没有彻底实现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的转变。文艺作品在倾向性上脱离大众，脱离现实战争情况，一味批判揭露社会黑暗问题，引发了工农群众的不满。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毛泽东正确认识当时政治形势与文化氛围之后进行的一次有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赋予文艺新内涵的同时，加强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与革命使命感。座谈会召开后形成的《讲话》，旨在确立党的文艺立场方向，消除各方矛盾，将文艺工作任务与中国革命形势相结合，统一民族战线，建立“文化”与“军事”并行的人民解放斗争队伍。

经过座谈会讨论，《讲话》强调，文艺工作者需要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从当下现实生活与实际情况出发，创作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在《讲话》中，毛泽东从“读者意识”角度对革命文艺情况做了客观分析，多次谈到文艺作品的大众接受问题，号召文艺工作者积极进行话语转型，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建构文艺与人民的合理关系。毛泽东指出，只有把文艺与人民关系放到当时当地的现实环境中，才能得到正确科学的解释。从宏观上看，革命文艺的读者群是人民大众，他们占有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党的依靠力量，是历史的主体与革命的动力。但从微观上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读者群是不同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革命环境与宣传对象完全不同。根据地的文艺接受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毫不迟疑地与新的群众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迎合人民群众的文艺接受心态，积极学习吸收传统民间文艺内容形式，创作根据地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文艺作品。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生活）这一最广大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阶段。文艺工作者疏离于真实生活，片面强调“内心情感表达”，无益于文艺的健康发展，也无益于革命工作顺利进行。文艺工作者在进行文艺创作时始终需要与群众走在一起，自觉面对社会与时代的意识形态诉求，担负起教育群众、感化群众的社会使命，实现团结一心共同抗日的民族解放目标。

文艺工作者在观念上重视人民群众，在行动上也要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将对群众的政治情感转化为审美创作动力。如果说“大众化”是新文艺的根本方向，那么深入民间日常生活则是新文艺的必由之路。《讲话》指出，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藏。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丰富的文学艺术原料，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3］延安的淳朴乡土人情、革命战争环境和激烈阶级冲突，为文艺工作者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景观，也提供了绝好的文艺作品创作素材。在“文艺下乡”号召下，知识分子主动走向民间，接近工农兵的生产生活，带来两者关系的明显好转，也使解放区文艺出现了重要转变。文艺工作者主动挖掘民间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作出一批思想明确、形式新颖、艺术精湛的经典文艺作品，有音乐《黄河大合唱》《南泥湾》、秧歌舞《兄妹开荒》、秦腔现代剧《血泪仇》、民族新歌剧《白毛女》、民歌体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小说《小二黑结婚》等。

作为活态的、实践的文艺理论，《讲话》在思想生发过程中与现实物质世界关联互动，使理论本身成为生产意义的“话语事件”。《讲话》从实践中来，走向实践中去，解决现实问题，影响现实创作，真正实现了批判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其中《讲话》对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论述，将文艺的关注点转向社会生活，通过革命观念内容与民间艺术形式的结合，在价值观上实现了由精英向大众的扭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文艺运动宽广的社会视野与深邃的历史意识。［4］《讲话》以理论形式“解释”文艺的功能作用，更作为“话语事件”，彰显语言行为所具有的“以言行事”施为性影响，召唤文艺工作者切实参与到创作实践中去，生产表演性的、身体在场的、民间取向的、活态的文艺作品，促进文艺活动的繁荣兴盛，以文艺的独特方式“改变”现实生活，彰显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实践性的理论特色。

二、人民性与大众化品格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决定着文艺的方向和性质、功能和作用。文艺的人民性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马克思与恩格斯重视劳动人民的解放，号召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描写穷苦大众生活，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充分反映无产阶级与压迫环境的积极抗争。［5］而列宁更加明确地指出，革命文学“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百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6］。《讲话》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传统，将“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提到根本性、原则性的高度，又从中国现实情况入手，赋予“人民”以具体的、历史的内涵，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艺思想的历史性超越。而《讲话》如何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标，走向文艺大众化路径，则需要从文艺创作的源与流、普及与提高、文艺创作的内容与形式、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多角度分析。

《讲话》确立“文艺为人民”的立场，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观要求，为党的文艺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之所以将“人民”界定为工农兵与小资产阶级四类人，并强调文艺应主要为工农兵服务，是由当时的战争环境，以及不同阶级人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不同地位作用决定的。抗日战争背景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工人与农民属于革命主要依靠的对象与中坚战斗力量，士兵则是武装起来的工农。而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属于团结与拉拢的对象。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更多属于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比较倾向于革命，主动接近工农兵，因此争取他们到为大众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项特别的任务。当万千工农兵在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的时候，文艺成为一项公共事业，与政治、军事、经济一样，都是革命机器的“齿轮与螺丝钉”。文艺应以强大的感召力帮助大众组织起来，团结一致，维护人民的文化权利。正是从革命政治角度出发，《讲话》强调文艺的人民属性，并对人民进行准确界定，致力于团结一切爱国者，同心同德与敌人做斗争，形成统一的民族解放战线。

《讲话》第一次鲜明、科学、系统地指出人民群众是文艺价值的主体，并在结论部分从多角度分析了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在前人停止的地方开始新探索，具有理论推进性和原创性。从文艺的源与流角度，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文艺美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艺工作者在观察、体验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主体审美创作能动性，在文艺内容与形式上开拓创新。文艺经过典型化的过程，才能创造出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从而发挥文艺的社会作用。从普及与提高的角度，应关注人民主要诉求，正确认识二者辩证关系。就解放区工农兵而言，由于长期受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压迫，他们不识字、无文化，因此迫切需要普及文化知识，提高斗争热情。因此第一要务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就文艺工作者而言，他们应积极联系人民群众，避免“关门提高”现象，既要做普及文化的“同志”，又要做提高素养的“专门家”。《讲话》认识到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群众的启蒙教育作用，又强调文艺工作者应向人民大众学习。文艺工作者只有努力贴近作为历史主体和革命主体的工农兵，从人民大众生活中吸收养料，联系人民，表现人民，才能作出创造性的精神生产。从文艺创作的内容与形式角度，文艺作品应继承借鉴中外文艺遗产，走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发展方向。文艺创作应结合革命内容，积极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本土化、民族化、大众化表现形式。只有把人民群众作为描绘对象，深入熟悉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感情，才能真切传达他们的革命意志与心声。从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角度，《讲话》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又不忘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尊重艺术规律。文艺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既要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要反对只有正确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作品。

《讲话》运用实践的、辩证的、统一的、多元的视角来论述文艺的人民性原则，重点从文艺的艺术性与政治性关系，深刻思考了如何实现文艺大众化，如何将文艺纳入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现实问题。《讲话》发表前，延安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现实战争生活相脱节，其文艺创作忽视人民群众需求，追求大、洋、古。这一现象在《讲话》之后得到了有效改善，涌现出一批反映战时生活情感的优秀作品，如新编京剧《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作为“话语事件”的延安《讲话》，只有回归其当时提出的时代背景、历史现场与宏观格局，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理论原创性与超越性，理解它的文本优势与历史价值。《讲话》记录了中国社会风貌与群众精神追求，是一种人民战时文艺经验和存在真理的昭示。《讲话》的事件性意味着话语不只是记述性的，更是一种话语行动事件，是瞬时和当下发生的，是创造性和生产性的。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现实，在国难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下，《讲话》打开文艺活动价值意义的诠释空间，以社会责任、战时诉求、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重，积极倡导最广大最鲜明的人民性与大众化，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注重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为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而服务，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正确性。理解《讲话》历史意义不是理解别的，就是理解“话语事件”及其施为效果的展现。《讲话》不只是理论观点的“反映”与“记述”，其意义诠释更要从历史性、活态性视角展开，从时代语境、理论效应与多元价值等多方面关注话语在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施为性影响与丰富文艺成果。《讲话》跳出静态文本之外，反对空洞僵化的理论宣讲，以文艺作品的民间表演、活态展示、创造性实践为重要成果，最终促进我国形成本土化、民族化、大众化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三、民族性与世界性并重

座谈会传达的文艺导向与理论命题，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现实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讲话》涉及的文艺观念，在原理方面充分借鉴吸收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成果。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讲话》深入探查中国现实情况，其美学精神在实践层面获得积极践行，取得了不错反响与丰富文艺成果。作为“话语事件”的《讲话》并不只在“说”了什么的意义上，而且在“做”了什么以及产生什么效果的意义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意义。

《讲话》发表前，党的文艺政策始终处于探索阶段。20世纪20至30年代，为深入学习借鉴文艺与革命活动相结合的理论经验，国内大批知识分子进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论著译介工作。马克思《神圣家族》《〈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致拉萨尔的信》、恩格斯《致玛格利特·哈克奈斯的信》《致敏娜·考茨基的信》、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以及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等理论家的文艺论著相继传入中国。丰富的文献材料为《讲话》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可以看到，《讲话》中涉及的文学反映论观点、文艺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文学作品典型性问题、文艺的领导权问题等，都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吸收与参考。《讲话》践行普遍规律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因地制宜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诞生地在欧洲，当用它指导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时，势必要走理论结合实践道路，经历民族化与本土化的过程。《讲话》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状况相结合，关注中国本土文艺现象，关注当下性问题，切实指导着解放区文艺实践活动。经过中华民族主体对外国文化资源的“消化”与批判性借鉴，《讲话》的文艺观念破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维，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价值与民族文艺新创造。

座谈会召开后，鲁艺成员响应号召，“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和基层单位，主动接近人民群众，从生动的民间艺术养料中寻找全新文艺创作素材。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将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章回体小说形式与抗日战争内容相结合，语言通俗易懂，故事性强，是《讲话》精神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成功实践。鲁艺成员还创作了秧歌舞《兄妹开荒》、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等，获得人民群众一致好评。歌剧《白毛女》经历了从民间传奇故事，由知识分子改造走向革命文艺经典的演变，以“集体创作，一人执笔”的形式，运用多种地方性曲艺腔调，塑造了黄世仁、喜儿等经典人物角色。《讲话》精神不仅在解放区获得广泛传播与实践，也在国统区进步文艺界产生很大影响，并得到了郭沫若、茅盾、夏衍等人的积极响应与热烈探讨。夏衍对秧歌剧文艺作品十分赞赏，认为中国此前30年的话剧历史都是描绘城市小市民生活，只有在延安解放区，文艺才走上了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道路，实现了文艺的大众化。［7］

此外，《讲话》发表后传播广泛，被译成多国文字，随着新中国成立逐渐产生世界性影响，在朝鲜、日本、印度、法国、德国、波兰、古巴、澳大利亚等逾50个国家出版发行。外国评价者指出，《讲话》论及的都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但不流于纸上空谈，而是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达到相当高的理论抽象，既具有强烈民族特点，又具有普遍意义。［8］从传播情况来看，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者认真学习延安时期的中国文艺政策与思想观点，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对《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文艺发展新方向十分重视。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特、波伏娃、阿尔都塞、巴迪欧等人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革命文艺思想。延安《讲话》被证明具有一种理论生产力，一种不是提供现成思想，而是激发读者思考的能力。

《讲话》目的明确、逻辑清晰，进行了一次将战时区域化文学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创构目标相联系的文化实验，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历史价值，也促进了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延安以其革命精神与文化风气，成为许多域外作家自觉书写阐释和考察研究的对象。国际上出现了《西行漫记》《中国人征服中国》《红色中国的挑战》《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等多部介绍与记录延安革命情况的纪实文学作品。此外，延安解放区作家作品的域外传播也十分兴盛，作家如丁玲、赵树理、周立波、艾青等的文学作品都获得国际翻译出版与研究评述。其中丁玲文学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取得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多篇抗战时期深受《讲话》精神影响所创作的革命文学作品，吸引了英、美、德、日、苏联等多国文学研究者的持续性关注。［9］

《讲话》从内容到实践层面，坚持践行民族性与世界性并重的文化发展规律，并落实到中华民族新民主主义文化创造中，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本土创新与域外传播双丰收。延安文艺实践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资源，又以其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地方性创新吸引了世界眼光，反哺于中国文艺输出，走向了现代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互鉴的新阶段。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以其热情朴素的革命选择、日常生活的体验性表达解构了历史、战争话语的沉重感，还原鲜活、真实的时代精神与历史景观。这样一种地域性的文化现象，呈现出民族话语的普适性，不断吸引着世界领域研究学者对延安形象与中国精神的接受与反思。此外，域外学者运用不同视角、不同理论方法考察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与作家书写，丰富的研究成果与文献材料，也为当前中国本土延安文艺研究注入了新的观念视角与思想资源。

四、结语

如果说《讲话》是座谈会之后延安革命工作者针对中国文艺问题所提交的“答卷”，那么随后持续展开的文艺创作活动与理论研究阐释则是《讲话》“话语事件”所形成的“效果历史”。《讲话》的意义理解关乎对历史过程动态事件的把握。延安文艺研究此前多为《讲话》文本研究所限，为政治、文化、文学等外在因素所影响，形成对延安文艺活动的意识形态式、教条式、单一式印象。新世纪的《讲话》当代价值阐发与延安文艺研究方向出现了新发展与新动态。研究者注重对延安时期人们日常生活文化体验的挖掘，尝试从事件的、活态的、非概念的、表演性的、物质性的视角，重新发现隐含并渗透于习俗、风尚、日常行为和生活空间之中的延安文艺精神与社会历史风貌。延安文艺研究的事件化、实践化倾向，重视作为“理论话语”的《讲话》与文艺实践“现实”之间的联动，彰显延安文艺活动自身的创造性内涵与历史价值。近年来，延安《讲话》亲历者口述史整理，延安根据地的海外书写，延安时期报刊资料整理，革命文学域外传播研究，延安民间文艺的大众化实践，抗战木刻、音乐、戏剧、电影多媒介艺术研究等层出不穷。新理论新观念指导下的延安文艺探讨不断学理化、纵深化、精细化，不仅将延安文艺史进行“重新发现”与“重新书写”，也是对《讲话》理论文本的一场事件性、活态性、实践性考察。

可以看到，《讲话》不是书写于纸张上的静态文艺理论，而是具有现实生产性，是文本“内”与“外”、“说”与“做”、“记述性”与“施为性”的辩证统合，《讲话》成为生产意义的事件。在延安文艺的活态根柢上生成了《讲话》理论，在《讲话》事件的创造性意义上，产出了大量的文艺作品。文艺的活态性与理论的事件性有机结合，相互生发。《讲话》文本不只是发生事件过程的记录，也在接受与施行中释放事件性影响，连通文本外部的真实社会现实，并对未来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影响与历史资源。《讲话》作为话语行动事件的生产性、创造性影响，其所揭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辩证统一关系、人民性与大众化文艺发展路径、民族性与世界性并重的普遍规律，在现今历史条件下仍历久弥新，并始终回应着当下社会主义文艺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天我们应不忘《讲话》理论精神，回望经典，推陈出新，在文艺道路上坚定马克思主义方法指导，在新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实践中加强传承弘扬中华美学，发展建设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中国文艺。

注释：

［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90页。

［2］刘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17页。

［4］罗嗣亮：《现代中国文艺的价值转向——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实践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5］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

［6］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0页。

［7］参见胡乔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张军锋主编：《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回忆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1页。

［8］〔日〕竹内好：《文艺讲话》，东京岩波书店，1956年版，第75页。

［9］王鑫：《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年版，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