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 强 郑富兴

由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教材已于2017 年9 月在全国中小学投入使用。《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中的一个新思路、新亮点便是重视道德想象力的培养，将其视为提升学生道德品质的有效路径。[1]道德想象力（moral imagination）也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道德想象力究竟是什么，研究者们却莫衷一是。从概念构成来看，道德想象力是道德和想象力组合而成的一个新概念，它不仅是关乎道德的想象力[区别于“非道德的”（nonmoral）想象力]，而且是“道德的”想象力[区别于“不道德的”（immoral）想象力]。也就是说，道德想象力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具有道德意蕴和道德功能的特殊的想象力，是想象力的道德运用。从性质来看，道德想象力是一种特殊的道德能力，道德想象作为过程本身也是基于道德的立场。[2]从道德想象力的运用对象来看，我们既想象他人和情境，也想象自我。因此，可以将道德想象力界定为个体运用想象力理解自我、他人和情境，并超越自我和情境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的一种能力。

当前，关于道德想象力的研究偏重于对其内涵的揭示及其在科技活动、组织管理、医疗护理、教育教学等专业实践领域中的应用研究，而对于道德想象力的内在结构或构成要素的研究还相对缺乏。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形式维度揭示道德想象力内在结构的构成要素。道德想象力的形式维度指的是它在道德活动中的表现形式、运作过程。从构成要素的角度看，道德想象力包括若干的构成部分，这些构成部分又具有相应的表现形式。“在道德想象力的结构中，不仅包括对他人情感、情绪、思想和境况‘感同身受’的‘移情共感’维度（一种超越性情感），还包括敏锐地把握潜在行为的多种可能性及其所可能给他人带来损益的后果想象，以及蕴含着追求突破情境界限的创造性想象。”[3]除此之外，道德想象力还包括面向自我的对话式想象和反思性想象，即在想象中与自己对话，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影像性回顾与追溯性反思。[4]因此，总体而言，道德想象力的表现形式包括四种类型，分别是后果性和预见性想象、移情性和同情性想象、可能性和创造性想象、对话式和反思性想象。

从道德想象力的运作过程来看，这四种表现形式分别体现在感知觉察、情感驱动、认知探索、反思省察的四个维度。尽管这四个维度在运作过程上具有较为明显的逻辑顺序，但它们在现实中并不一定以固定的时间顺序出场。因为道德想象力的运作过程根植于具体的道德情境。在不同的情境中，这四个维度往往并非均衡、平铺地起作用，而是有所侧重，或侧重于对行为后果的预见性想象，或侧重于对相关人员的移情性想象，或侧重于对行为方式的可能性想象。但总体而言，这四个维度紧密联系、相互作用。比如，对行为方式的可能性想象与后果性想象密不可分，对他人的移情性想象与面向自我的反思性想象相辅相成。这四个维度是我们按照逻辑顺序来分析道德想象力在道德活动中的完整运作过程，从而为我们理解道德想象力提供一种结构性框架。对道德想象力形式维度的具体解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其内在结构的要素式分析和结构性理解。尤其是在教育实践中，道德想象力的培育需要一种可操作性的概念理解，这种要素式分析和结构性理解适于作为道德教育的内容表达，便于道德想象力的具体培育。

一、基于“视力”的感知和预见能力的感知觉察之维

对道德问题的感知和识别是明确的道德判断、道德行为发生之前逻辑上的心理初始成分，它意味着个体道德意识（moral awareness）的觉醒。如果不能感知和发现道德问题的存在，那么后续的道德思考和行动就不可能发生。道德想象力是一种基于“视力”而敏锐地感知道德问题和前瞻性地预见行为之道德后果的能力。

首先，道德想象力是一种敏锐地感知和发现情境中道德问题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道德问题的感知和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劳伦斯·布鲁姆（Lawrence Blum）指出，除非他把道德情境感知为道德情境，除非他准确地感知它们的道德特征，否则，他的道德原则与慎思技巧将是徒然的，甚至可能使他误入歧途。事实上，人们之间最重要的道德差别之一就是，对于摆在他们面前的情境的种种道德特征，有些人于焉不察，有些人则看到了。[5]“道德想象力是我们‘看见’道德问题的一种基本能力”[6]，即对情境中道德问题的一种“看见能力”或者“道德视力”（moral vision）。在日常生活中，有些显性的道德问题是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比如那些伤害他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的问题。但在一些复杂情境中，是否存在道德问题以及存在什么样的道德问题并非那么显而易见。对于那些隐含性、潜在性道德问题的感知和发现就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道德想象力。因为想象力是我们“内在的眼睛”，即透过肉身的眼睛来看待现实的“心灵的眼睛”。正如杜威所说，观察提供近的，想象提供远的。“想象所特有的作用，在于发现在现有的感官知觉条件下，不能显示出来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想象的目标是对于遥远的、模糊的和难解的事物，具有明晰的洞察力。”[7]道德想象力是我们感知情境的道德特征、发现情境中道德问题的一项重要能力。迈克尔·帕达雷斯（Michael Pardales）认为，道德想象力包括道德原型、道德隐喻、道德叙事和道德感知四个部分。道德感知是一种感知和识别生活中的道德情境、道德事件的能力。如果不能识别出伤害、不义的行为，我们便不会对此做出任何回应。道德想象力能够提高我们的这种感知和识别能力，使我们对道德情境更加敏感。[8]

对道德问题的发现还包括对他人道德需要的敏锐觉察。他人不是自我。我们用肉眼所能看到的只是他人的身体。如果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洞察他人的情感需要，就需要借助道德想象力。道德想象力是我们进入他人的情境，敏感地发现他人道德需要的一种能力。只有借助道德想象力，我们才能敏锐地觉察他人的现实处境，理解他人的所思所想，感受他人的情感需求。道德想象力能够帮助我们觉察他人的痛苦悲伤，发现他人的道德需要，进而促使我们做出及时的道德回应。比如，在地铁、公交车等公共场合，具有丰富道德想象力的个体更易觉察到老弱病残孕的困难和不便，更易体会到他们的道德需要，更倾向于做出道德反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富于道德想象力的个体更易意识到情境中潜在的行为或反应给他人可能带来的损益，从而把隐含道德问题的情境确认为道德问题。

其次，道德想象力是一种前瞻性地预见行为之道德后果的能力。行为与其后果之间具有一定的间隔距离，这导致我们无法直接看到自己行为的道德后果。道德想象力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预想行为可能导致的道德后果和影响。从根本上讲，我们对将来事情的预测都离不开想象力。正如杨国荣教授所说，当前的意欲和行为与未来可能结果之间的联系，往往是借助想象而建立起来的。[9]例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后果意识（awareness of consequence）就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想象。所谓后果意识就是个体有意识地预见自己潜在的选择或行为对他人的利益和幸福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好心办坏事”“事与愿违”都说明了道德行动由于缺乏想象力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后果。道德想象力能够帮助我们在行动之前迅速预想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预见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可能影响或伤害，从而及时制止或调整，避免消极后果的出现。同时，对道德后果的预见能够促使我们克服各种干扰因素，付诸现实。比如，面对他人的道德急需，我们会在想象中预见自己的袖手旁观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也会在想象中预见这种不光彩行为对自身道德认同的伤害，更会在想象中预见这种冷漠做法如果暴露出来所带来的羞耻。

尤其是在科层制和精细分工的现代社会，我们更加需要道德想象力来预见自己行为的道德后果，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科层制使个人成为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导致个人的功能化或职能化。精细分工使得几乎每种事业都需要很多人来共同完成，每个人仅仅负责整个任务中很小的一部分，每个人的行为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非常遥远、间接和脆弱，个体难以看到自己行为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行为与其后果之间充满了大量的中介因素。这些中介因素导致行为与其后果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使二者的因果联系变得日益复杂、模糊，并在客观上起到一种“道德催眠药”的作用，阻碍个体的道德视力，使其看不到自己行为的道德后果，或者超出了个体的道德视野，抹杀行为的道德意义。在复杂的行为链条之中，个体行动的道德特征要么变得不可见，要么被掩盖起来。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一种道德困境：“有罪过，但无犯过者；有犯罪，但无罪犯；有罪状，但无认罪者！”[10]对个体而言，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道德想象力才能前瞻性地预见自己行为的道德后果和社会影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对自己行为负责的道德责任。

总之，在感知觉察的维度上，道德想象力是我们发现道德问题和预见道德后果的一种基本能力。缺乏道德想象力意味着个体的道德盲视（moral blindness）和道德敏感性（moral sensitivity）的休眠，这将导致个体难以发现情境的道德内容，难以觉察他人的道德需要，难以预见自己行为的道德后果和影响。

二、基于移情的理解和关怀能力的情感驱动之维

在感知道德问题和觉察他人道德需要的基础上，个体往往会通过移情性想象激发起关心他人、同情他人的道德情感。道德想象力是一种基于移情（empathy）而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和关怀他人的能力，即通过想象而感同身受地体会他人的思想、情感和境况，并富有同情心地关怀和帮助他人的一种能力。理解和关怀他人往往涉及推己及人和设身处地的思考，其中便蕴含着想象，即设想自己如果处于他人的处境中将会如何。移情就是通过想象进入他人的情境，对他人的思想、情感和处境“感同身受”或“设身处地”的一种能力或反应。移情本身就是一种想象。从根源上讲，移情的发生依赖于想象力。

首先，道德想象力是一种通过想象而设身处地地感受和理解他人的思想、情感和需要的能力。“想象力是我们走向彼此的通道，正是借助想象力，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人的感情和思想，可以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看问题。想象力虽然不是道德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没有想象力，我们无法体会、理解他人，道德也就无从谈起，道德冷漠是自然产物。”[11]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将自己投射到他人的情境中，进入他人的心灵世界。“因为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经验，所以除了设身处地的想象外，我们无法知道别人的感受……通过想象，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到自己忍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我们似乎进入了他的躯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个人。”[12]只有借助移情性想象，我们才能超越自身直接感受的范围，去感同身受地体验他人的感受，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思想，换位思考地考虑他人的立场和观点。自我和他人是一种想象的主体间关系，我们正是通过道德想象来理解他人的思想和情感。

道德想象力体现为一种脱离自我、超越自我而关注他人、理解他人，并且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通过他人的眼睛观察世界的能力。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认为，道德想象力是一种“善解人意的想象力”“富有同情心的想象力”或“叙事性想象力”（narrative imagination）。“它意味着这样一种能力：设身处地地为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着想，成为一个能够理解他人故事的聪明读者，理解他人在其处境中可能具有的情感、渴望和欲望。”[13]理解他人需要将他人视为一个完整而独特的人，理解他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理解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尤其是与陌生人相处时，我们正是通过道德想象将陌生人纳入我们的道德视野，从而穿透了陌生人之间的冷漠与孤独。善解人意的想象力使我们能够理解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们做事的动机和所作的选择，不是把他们看作让人不能亲近的异类，而是认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共同的问题和可能性。[14]道德想象力促使我们看到他人身上完整的人性，将他人看作与自己平等的人、有尊严的人、有内心世界的人、有价值的人；促使我们对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予以感同身受的理解，尊重他们的权利和意见；促使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进入他人的心灵世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理解他们的爱恨情仇。

其次，道德想象力是一种基于移情而富有同情心地关怀和帮助他人的能力。移情在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共鸣，是同情、爱或怜悯的基础。离开了移情就根本谈不上对他人的关怀和尊重。从作用机制上看，想象与同情等道德情感具有相通性：它意味着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人的遭受，从而唤醒内在的良知。[15]道德意义上的移情是为所有道德情感奠基的一种基本的认知和情感能力，它能够激发我们的道德情感，从动机上引发利他主义的道德行为，因而在道德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情感主义伦理学重视同情的道德价值，并且揭示了移情是产生同情的深层心理根据。休谟认为，想象和感情有一种密切的结合，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想象的，生动的情感通常伴随着生动的想象。[16]从同情的发生机制看，我们先有对他人处境感同身受的移情性体验，进而才有对他人福利的同情性关切。卢梭认为，同情心或怜悯心源于一种设身处地的想象力。当个体燃起了他的想象的火焰的时候，他就会设身处地为他的同类想一想了，他就会为他们的烦恼感到不安，为他们的痛苦感到忧伤。[17]康德的绝对命令蕴含着对他人主体性的内在价值的尊重，然而这种理想本身就是想象力的产物，而且对他人主体性生活的理解也属于移情性想象的领域。正如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所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富于想象力地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康德的绝对命令即要求我们永远把他人视为目的本身，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与康德的明确要求不同，除非我们能够想象他人的体验、感受、计划、目标和希望，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在任何一种具体情境中把他人视为目的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除非我们富于想象力地进入他人的经验世界，否则我们就无法明白尊重他人需要我们做些什么。[18]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发展了一种“移情——利他主义假说”（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按照这一假说，移情在感受他人的痛苦和需要进而采取关心和帮助他人的利他行为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19]例如，当一个人看到他人处于悲痛之中时，他会对他人的悲痛产生移情性体验或感同身受，此时，他往往倾向于采取帮助他人摆脱悲痛的行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家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认为，我们对他人的关切或关心在心理上取决于移情。[20]移情作为一种不由自主的情感反应，通常伴随着对他人的移情关怀（empathic concern），而移情关怀则是产生道德行为的心理基础。移情关怀建立在想象性的视角转换或换位思考（imaginative perspective-taking）的基础之上。个体正是通过移情性想象将自己投射到他人的处境中，感同身受地体验他人的痛苦，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需要，进而产生同情他人的情感、关心他人的意愿和帮助他人的行为。

道德想象力并非完全个人的、主观的，而是具有社会性、公共性的品质，是我们构建社会关系和共同世界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个体化和陌生化的现代社会，道德想象力对于消解陌生人特性的负面影响，消除冷漠孤独的社会症候，纾解现代人的道德焦虑，培育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具有重要价值。我们主要是通过移情性想象才能够生活在一个或多或少共同的世界中——一个拥有共享的手势、行动、感知、体验、意义、符号和叙事的世界，这使得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和共享同一个世界，并以一种关怀的方式与他人相处。玛克辛·格林（Maxine Greene）强调，我之所以把想象作为建构我们共同世界的工具，最首要的理由是想象可以使移情成为可能，正是移情使我们多年来都能够跨越自己与所谓“他者”之间的隔阂。“想象的能力使我们能够体验不同观点之间的共情，包括那些表面看来与我们背道而驰的立场。想象是我们去除自我中心性的一种新方式。通过想象，我们可以打破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禁锢，进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与他人一起面对面地呼唤，‘我们在这里’。”[21]因而，想象力具有一种道德功能，通过感受和采取他人的立场，既能够洞悉他人的渴望、兴趣和忧虑，也能够刺激我们偶尔麻木迟钝的状态。道德想象力能够促使我们以一种饱含情感的方式去观察、倾听和交往，促使我们克服倦怠、麻木和冷漠，给予他人富于同情心的关怀和帮助。同时，道德想象力促使我们对社会生活予以伦理关注，让我们重拾信心，以尊严和人性的名义采取措施来为社会做点什么，从而缓解社会孤独冷漠的风气。通常而言，一个富于道德想象力的人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道德责任感的人。

总之，在情感驱动的维度上，道德想象力是一种对他人进行移情性理解和同情性关怀的能力。也就是一种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以情絜情的能力，一种基于移情同感的情感共鸣、情感理解和情感关怀的能力。缺乏道德想象力，意味着我们无法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情感需求，无法感同身受地体会他人的痛苦悲伤，这极有可能导致对他人的道德冷漠、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

三、基于情境的慎思和决策能力的认知探索之维

对道德问题的感知和对他人的同情性关怀意味着个体道德意识的觉醒和道德情感的激发，这种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又能激发和驱动个体进行理智的慎思和决策。道德想象力是一种基于情境进行富于创造性的道德慎思和道德决策的能力，即在特定情境中创造性地探索行动的多种可能性及其后果，进而做出道德判断和选择的一种能力。想象力是一种根据可能性看待现实性的能力。[22]在认识领域，想象力首先表现为探寻、发现、展示多样的可能性，并在不同的对象、观念之间建立可能的联系。在道德领域，“想象力是道德的善的伟大工具”[23]。道德上的善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每个道德情境都具有独一无二且不可替换的善。道德情境内在地具有不确定性和冲突性，需要人们在各种矛盾的要求中做出选择，这就决定了人们不能通过简单地诉诸道德权威或者僵化地遵守道德规范来解决它，而是需要将道德的重负转移给理智，通过富于想象力的慎思和探究来确立自己的道德责任。理智（intelligence）具有实践性、情境性的特质，不同于抽象性、思辨性的理性概念。一个人之所以是理智的，就是因为他能够估计情境的可能性并据此采取行动。“理智的最高任务就是要抓住和实现真正的机会，即可能性”[24]，而所有可能性都是经由想象力而及于我们的。我们正是通过想象来探索当前情境中行动的多种可能性，设想情境的理想意义，进而实现对情境的相应改造。因此，基于情境的道德想象具有实践性理智的指引和保障，它并非脱离现实的、漫无目的的胡思乱想或幻想，而是在理智引导下探寻、发现、试验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致力于解决现实的道德问题。

首先，道德想象力是一种理智引导下的道德慎思能力。杜威认为，道德想象是一种类似于“戏剧式彩排”（dramatic rehearsal）的慎思活动。“慎思是对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可能的行动方式的一种（在想象中的）戏剧式彩排……慎思就是弄清各种可能的行动路线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一种把习惯与冲动中挑选出来的要素进行不同的结合的实验，从而看到所导致的行动如果被执行，那将会是什么样子。然而，这一实验是在想象中进行的，而不是公开的事实。这种实验是通过在思想中尝试性的彩排来进行的，它并没有影响身体之外的自然事实。思想跑到了前面并预见到结果，因此不必等待实际上的失败和灾难的教训。一种被公开实验的行为是不能改变的，它所导致的后果也不能被消除。然而，一种在想象中被实验的行为却不是最终的或命定的，它是可以挽回的。”[25]想象力深深地介入道德生活之中，并且位于慎思的核心。道德慎思离不开想象力，或者说道德慎思从根本上是富于想象力的。道德想象则是在理智引导下的一种道德慎思活动，也就是在公开行动之前，对各种可能的行动路线及其结果进行实验性预演的一种思想实验。这是一种替代性的、预期性的行动方式，旨在发现问题情境的多种解决方案，避免盲目行动所导致的不可挽回的消极后果。

在解决道德问题时，道德想象力的最大作用在于对多种可能性的发现和评估。现实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冲突和问题困境。所谓道德困境实质上是道德选择的困境，即行为者在特定情境中面对多种相互冲突的善或道德价值时陷入不知所措、难以抉择的困境。之所以称“困境”，是因为这不是在简单的善与恶、是与非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不同的善之间进行选择。每种选择都显示出一定的道德价值，都促使行为者去履行相应的道德责任。但是，每种选择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他道德价值的背离，因而蕴含着做错事的道德风险。因此，在道德困境中做出恰当的道德选择、实施合理的道德行动并非一件易事。道德困境是日常生活中不可规避的道德问题，它不仅反映了道德实践的复杂性，而且考验着我们解决实践问题的道德能力。在面对道德困境时，我们通常没有明确的行动路线和应对策略，也缺乏预先的行动蓝图，而既有的道德准则也不能告诉我们如何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道德困境犹如灰色地带，道德行动如同道德探险。艾玛·阿内贝克（Emma Arneback）认为，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处理复杂的道德问题时没有快速、明确的解决办法，而是需要运用道德想象力思考多种可能的行动策略及其相应后果，并充分考虑道德情境的背景因素，进而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26]在遭遇道德困境而一筹莫展时，道德想象力可以帮助我们开展创造性的道德思考，探索行动选择的多种可能性，用以解决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困境。

其次，道德想象力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道德决策能力。杜威认为，道德思考是一个实验性的、充满感情的、富于想象力的探究过程。想象力是根据事物之能是而具体感知所面临的事物之所是的能力，其对立面是通过适应于标准意义而变得日益狭隘的经验。在道德生活中主要有两种类型的想象，即移情投射和创造性地发掘特定情境中的多种可能性。我们唯有具有想象力的目光，才能创造性地发现与现实生活画面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可能性。[27]个体能否在道德情境中采取恰当的道德行动，取决于其能否做出合理有效的道德决策。道德决策不仅受到情境、习俗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个体的经验、品格、习惯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一方面，道德想象根植于具体的道德情境，同时蕴含着一种超越情境的创造性想象。道德想象力能够帮助我们综合把握情境中的道德因素，拓宽道德思考的视野，创造性地探索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为道德选择提供一种比较和权衡的基础，从而帮助我们超越规则取向的道德判断模式、制定富于创造性的道德决策。另一方面，道德想象力能够帮助个体觉察、评价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扩展甚至改变原有的道德观念，从而突破既有心智模式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习惯构成了我们道德想象的框架或结构，构成了我们设想行动可能性的视野。“我们的习惯越多，观察和预料的可能范围就越广。习惯越灵活，知觉就越能在它的区分中得以精细化，并且由想象所引起的表象就越精致。”[28]道德想象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将原有的习惯转化为一种新的习惯。[29]当原有的习惯在新的问题情境中受到阻碍而不再适用时，想象力就会被激发出来，并促使我们修正原有的习惯，重新调整应对方式。道德想象力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一种有意识的重新调整，使我们从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转向各种新的可能性和更加灵活适用的行为方式。道德想象就体现为一种超越特定情境、突破既有心智模式而创造性地探索行动的多种可能性，并从道德角度评估这些可能性，进而选择一种最佳行动方案的过程。

在具体的道德实践过程中，一般原则的引用与具体情境的分析相互结合是确定适当行为方式的前提，然而二者如何沟通、结合，并没有固定的程式，而是需要诉诸道德想象力。“道德想象力搭建了抽象的道德规则与生动的道德情境之间的桥梁，是一种在微观的道德经验与宏观的社会生活互动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30]道德想象力蕴含着对道德原则的普遍性与道德情境的特殊性的辩证把握，体现了经权统一的实践智慧。在儒家哲学中，“经”突出的是道德原则的普遍性、绝对性，“权”则有因时变通之意，强调的是基于情境分析而对原则的作用方式进行灵活的调整和权变。[31]道德想象力既保证了行动的规范性，也促进了行动的灵活性。因此，道德想象力是一项重要的道德实践能力，也是道德智慧的重要构成部分。

总之，在认知探索的维度上，道德想象力是一种基于特定的道德情境进行创造性的道德慎思和道德决策的能力。缺乏道德想象力将导致个体陷入某种墨守成规或僵化教条的窠臼，陷入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或行动路线，最终导致道德决策的困难甚至道德行动的灾难。

四、基于心灵的对话和反思能力的反思省察之维

道德问题的识别、道德情感的激发、道德决策的制定以及道德行为的践履都以具体的道德自我为根基。道德自我的建构和德性品质的提升离不开自我内心的对话和反思。道德想象力是一种基于心灵的自我对话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即通过想象在内心与自己对话，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反思的一种能力。道德具有外在规范的一面，但道德的真正根基是内在的自我。如果没有道德自我的自尊、自重、自律，外在的道德规范和伦理秩序便无从谈起。从本体论上看，自我的存在是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前提，伦理关系所规定的义务也以具体的道德自我为承担者。[3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不仅关乎“人己之道”，即个人如何对待他人，而且关乎“本己之道”，即个体如何对待自己。因此，道德的根基是内在的自我，道德的本体在于如何对待自己，如何与自己相处。

首先，道德想象力是一种面对自我，走向内心世界，与自己开展心灵对话的能力。“从道德想象力运用的对象看，我们既想象他人、情境，也想象自我，在想象中与自己对话。”[33]面向自我的内心对话与想象力密切相关。想象力是不在场的东西呈现出来的那种能力。想象力的运作过程为反思的运作过程准备好了对象。[34]我们正是通过想象力将不在场的事物呈现于我们的内心，供我们的心灵进行感受、思考和判断，从而超越了直接面对事物的局限性。同时，面向自我的内心对话也是一种自我认识、自我思考、自我反省的过程，它类似儒家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和苏格拉底式的自我反省。阿伦特认为，思考就是“我与自己之间的一种无声对话；它是我与自己相伴、自足自乐的唯一方式”[35]。乔治·米德也认为，“思考过程本身不外是一种进行中的内在会话……在此交流中，人与其他人对话，同时也与他的自我对话”[36]。面向自我的道德想象就是在内心与自己对话和交流，进行内在的道德思考活动。

在日常生活中，面向自我的内心对话意味着个体从全身心投入的实践活动中暂时隐退下来，走向内心世界、静心沉思，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省察的思考活动。一方面，面向自我的内心对话是个体在想象中认识自己、反思自己、建构自我的重要过程。“人与动物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人有精神生活，有一个心灵空间。但这个精神与心灵空间是以想象力为基础建立的，正是借助于想象力，我们可以在内心与自己对话。这种对话的过程既是精神生活的过程，也是道德建构的过程。在内在对话中，我们才明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37]在内心对话中，我们对“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所作所为恰当吗”等问题进行思考和追问，这实际上决定了个体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在内心对话中，我们会通过想象在内心设立道德法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和评价。斯密生动地揭示了这种自我评判的心理过程。“当我努力考察自己的行为时，当我努力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判断并对此表示赞许或谴责时，在一切此类场合，我仿佛把自己分成两个人：一个我是审察者和评判者，扮演和另一个我不同的角色；另一个我是被审察和被评判的行为者。”[38]在这种内心对话中，个体将自己一分为二——一个是负责审判的法官，一个是接受审察的行为者。这相当于在内心与自己“打官司”、对自己进行道德审判。比如，我们日常所说的道德反省就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想象。道德反省就是对自身道德过失的追悔和觉醒，对自己道德错误的再认和反思。道德反省的基础正是内心对话。

其次，道德想象力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反思的一种能力。康德认为，想象力是使不在场的东西呈现出来的能力，我们正是“通过想象力回忆过去和预见将来”[39]。从时间角度看，道德想象虽然是当前的一种运作，但是与过去和未来同时建立联系，既对过去的行为进行回顾性反思，也对未来的行为进行前瞻性反思。约翰·凯克斯（John Kekes）认为，道德想象力具有探索、矫正和约束三种功能。相应的，可以将道德想象划分为探索性想象、矫正性想象和约束性想象三种类型。[40]我们对自己行动的完整反思包括行动前的反思、行动中的反思和行动后的反思。（1）探索性想象与行动前的反思。探索性想象是向前看的，致力于探索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为前瞻性反思提供广度。探索性想象旨在设想行动的多种可能性及其后果，进而选择一种最佳的行动方案，以应对情境中的道德问题。（2）矫正性想象与行动后的反思。矫正性想象是向后看的，致力于改正过去的错误，使回顾性反思更具深度。矫正性想象旨在反思过去的错误并寻找其原因，以避免这些错误再次出现，从而使将来的行动更加成熟和智慧。（3）约束性想象与行动中的反思。约束性想象遵循理性的指引，并在矫正性想象和探索性想象之间起着居中调整的作用，旨在形成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的现实观念。约束性想象旨在对当前情境的各种可能性和限制性形成清醒的认识，既保证行动的规范性，又促进行动的机智性、灵活性。

实践行动不只是“做”，还是“思”。对行动而言，反思从根本上说是道德的，从道德上说是根本的。尤其是在层级化、官僚化的科层制管理模式下，我们更加需要用道德想象力来唤醒内在的道德良知、提升道德反思的意识和反抗“平庸之恶”。阿伦特通过对艾希曼的分析提出了“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并强调“无思”（thoughtless）是导致“平庸之恶”的精神根源。“无思”就是不思考，就是没有内心对话、不在内心面对自己、没有精神生活，也没有想象他人的生命存在，没有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问题。科层制强调程序和规则，要求个体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生活在科层制下的人，其行为的最终依据不是个人的良知，而是组织的规则和纪律。“惟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了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41]组织纪律要求个体服从上级的指令而排除所有其他的对行动的刺激，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同时也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在科层制官僚体系下，组织的规则和纪律取代了个体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判断。随着科层化生活的持续，个体逐渐成为制度惯例的依循者和上级命令的执行者，逐渐将自己投入一种“代理状态”，把自己看作执行别人命令的一个代理工具。这意味着个体摒弃了道德主体的自主性，对自己的行动失去了道德反思和评价的意识，甘愿成为一名冷冰冰的“理性”的执行者。实际上，这正是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平庸之恶”，即个体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42]道德想象力能够促使个体对他人生命存在的关怀、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见，促使个体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道德反思，并以一种慎思和负责的态度选择恰当的道德行动方式。

总之，在反思省察的维度上，道德想象力是个体面向自我进行内心对话和道德反思的一种能力。面向自我的道德想象对于个体精神生活的充盈、道德自我的建构、德行品质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缺乏道德想象力意味着个体既无法进行内在的对话和反思，也无法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问题，这将导致个体精神生活的萎缩并堕入一种“无思”的状态，而这正是造成“平庸之恶”的罪魁祸首。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想象力不是纯粹思想、思辨的，而是经验性、情境性和创造性的。道德想象并非完全寓于个体层面的心智活动，而是根植于具体的实践情境，存在于主体和情境的交互作用之中，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伦理意义。道德想象力本质上是主体的一种道德能力，具有明确的行动指向和强烈的实践关切，旨在帮助我们做出合理的道德决策，解决现实的道德问题。道德想象力不仅是一项重要的道德实践能力和道德智慧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我们探索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和实现一种良善生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