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阳

世界银行2018 年基于全球代际流动数据发现发展中国家贫困代际传递尤其严重。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贫困群体更多表现出个性化较强、自主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的特征。贫困代际传递属于中国由第二阶段脱贫攻坚发展到第三阶段乡村振兴的贫困问题，[1][2]是具有福利依赖性、代际性的永久贫困[3]。教育被认为是减缓贫困代际传递最有效的措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都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核心内容。[4]然而，相较人力资本属性的教育，考察认知资本属性的教育对贫困代际传递群体的治理探索才刚刚开始。[5]政府想要治理贫困代际传递，若追求速成，仅依靠外力实现兜底性与保障性扶贫，容易引发贫困群体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恶性循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6]相反，若追求长效，相较人力资本视角，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被认为能够通过激发内生动力和增强发展能力，更能达到转变贫困户思维方式、代际贫困意愿与能力以及行为表现的质性目的。[7][8]

关于教育和贫困代际传递之间的发展，已有学者基于效率机制、未来机会成本和异质性，证明教育不仅会降低贫困代际传递发生倾向，还会进一步提高居民个体繁荣的发生率，在二者中起到调节作用。[9]另外，对于破解贫困代际传递的观点较为一致地认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途径，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研究教育策略普遍被认可能够阻断贫困代际传递，[10但基于认知资本理论视角研究教育策略，考察其对贫困群体的转变探索才刚刚开始，由于在中国仍然存在一些相对贫困家庭的子女已经获得较好的教育，具有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能力和素质，仍然没能摆脱贫困的情况，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投入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认知资本视角下的教育策略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5]笔者发现，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之所以是实现贫困居民个体繁荣的保障，得益于教育认知为其家庭成员带来的强大抗逆力和适应性，让家庭凝聚力提升成为可能。因此，本文立足于探索如何利用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根本性破解贫困代际传递，实现乡村振兴阶段自主发展的长效治理。

一、教育策略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关系衍变

教育策略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关系研究分为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治理与基于认知资本理论治理两类。如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梳理早期学术成果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财富资本是国内外的主要聚焦路径，而人力资本是其中重点。在人力资本的子因素中，教育被普遍认为是重要治理因素。显然，教育将其人力资本属性作为策略研究如何治理贫困代际传递已然成为主要途径，但是，教育将其认知资本属性作为策略研究如何治理贫困代际传递才刚刚开始。无论是20 世纪60 年代国外出现的分析父辈职业与教育影响子代所能获得社会地位的“布劳—邓肯模型”，还是21 世纪初期中国学者构建的“教育贫困改善良性循环累积因果效应”，[11]都可以作为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典型代表模型，它们共同强调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的精准扶贫是治理居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利器。主要内容包括：一要精准识别贫困代际传递。对贫困代际传递对象立卡建档，确保教育治理贫困代际传递对象“一个不漏”“一个不少”，改漫灌为滴灌，反对“扶假贫”，支持“扶真贫”。二要精准教育帮扶对象。精准帮扶贫困代际传递家庭的子代与父代共同接受学历教育与技能再造教育，保证受教对象不辍学，开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在职教育的精准扶贫。三要精准制定贫困代际传递教育管理体制。建立教育治理贫困代际传递对象的准入与退出管理制度，遏制贫困代际传递治理对象的不求上进情况循环发生；同时精准协调贫困代际传递治理的教育资源，保障中央和地方的教育资源“好钢用在刀刃上”，确保教学资金合理利用，保障优秀师资不频繁流失，提高教育治理贫困代际传递效率。四要精准改善教育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社会生态。完善教育外部环境，促进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均衡，阻断教育贫困代际传递，实现落后地区教育精准治理贫困代际传递，促进乡村振兴与教育公平。[12]

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为贫困代际传递治理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前期理论基础，基本逻辑是：教育治理贫困效益高→教育治理贫困投入增加→受教人数增加→教育程度提升→居民素质提升→家庭劳动水平整体提升→家庭生产率整体提升→家庭收入整体提升→教育治理贫困代际传递效益更高……从教育治理贫困效益高到教育治理贫困代际传递效益更高，从初始状态提升到结束状态更高，呈现出因果传递效应，增强教育脱贫，治理贫困代际传递，最终实现精准脱贫。[13]但是，结合实际，立足于长远看，该策略仍有不足，它忽略了教育的认知资本属性在治理贫困中的有效应用。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研究已然关注到教育对贫困个体与贫困户的机会提高、收入增加、技能提升等人力资本的积极影响，但很少关注教育对贫困个体和贫困户认知资本的改善效益。然而，现实逻辑是，教育能够提升贫困个体和贫困户的机会、收入以及技能的前提是贫困群体认知的改善。教育策略在运用认知资本理论治理贫困代际传递方面的有效应用主要得益于教育的知识和能力诱发的社会性流动。[14]具体的，宏观效应表现为通过教育可以促进资源均衡发展达到阶层间的自由流动，贫困代际传递人群的脱贫内生动力得以激发；微观效应表现为通过教育可以提升贫困个体和贫困户人力资本存量与增量，间接增加了贫困群体的认知机会和社会竞争力。

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治理贫困代际传递是继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治理贫困代际传递之后，为乡村振兴阶段实施的自主发展型脱贫方式，实现了从单向治理贫困代际传递到双向激发政府与贫困群体内生动力、长效治理贫困代际传递机制的转变。[15]但是，基于当前教育策略仍主要立足于人力资本理论，认知资本理论尚未成为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政策依据的现实，教育策略能否真正实现长效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目标？教育策略难以由人力资本视角转为认知资本视角背后的逻辑困境到底是什么？本文修正后的教育策略，即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应该能为以上问题提供较准确的分析框架。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是根据人类的认知层次水平，将认知资本划分为神经、心理、语言、思维和文化五个由低到高的认知层级，其中，神经认知和心理认知侧重认知意识层次，语言认知、思维认知以及文化认知侧重认知能力层次。[16]基本逻辑是：教育主要通过逐层提升包括贫困个体与贫困户在内的贫困群体的神经认知水平、心理认知水平、语言认知水平、思维认知水平以及文化认知水平来治理贫困代际传递。此逻辑假设提出的依据是因为上述五层次认知是进化中的人类逐步形成的由低到高的能力和心智，基本契合人类教育的五个阶段，包括幼儿、小学、中学、本科以及研究生。因此，五层认知水平中最重要的两层，即思维和文化认知水平的可提升性，是衡量政府治理贫困代际传递长效性的重要指标依据。如果思维和文化认知水平得不到提升，则需要退一步测试贫困个体和贫困户的神经认知、心理认知以及语言认知是否有所提升，再对思维和文化认知进行相应调适，由此形成螺旋上升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过程。

二、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逻辑困境

（一）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价值困境：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低认知意识驱动

第一，重教育普及脱贫，轻教育心理脱贫。中国政府运用教育政策治理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的普及性特点，一方面体现在关注城乡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教育的不均衡因素如何加大贫困代际传递的发生强度，另一面体现在重视建立早期儿童教育政策体系，以备贫困群体在人生阶段中后期由于社会竞争力不足引致贫困代际传递出现。2020 年，中国实现绝对贫困人口整体性脱贫。在此引领下，父代教育水平对子代的影响程度远超过父代收入对子代影响的理论论断得到社会群体认可并为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政策治理贫困代际传递找到出口，“低父代教育水平—低家庭教育成本—低个体财富累积—低社会资本累积—低子代教育水平”的教育贫困代际传递之间的恶性循环被攻破。但是，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回溯历史和分析教育贫困现实就会发现，因教育短缺，贫困群体特别是贫困代际传递家庭成员受到的深度损害不一定在人力资本上表现，而是反映在认知资本上。由于良好的启蒙教育无法获得，贫困家庭的子代会在贫困文化持续中形成怕事、胆怯、自卑的心理，这会影响子代一生的发展，造成子代再传子代的认知贫困循环。根据贫困文化的发展表现，既有的教育脱贫政策尚未很好地解决这一负向贫困文化深度影响。[17]

第二，重教育技能脱贫，轻教育思维与教育文化脱贫。在脱贫攻坚阶段政治任务驱动下，地方政府官员用教育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策略主要集中在开展技能式教育脱贫竞赛，为了短期就能以更快的速度呈现出教育脱贫效果，部分官员依靠自身政治优势申请短、平、快的教育技能脱贫家庭项目，打造教育技能脱贫示范家庭，树立教育治理贫困代际传递典型并获取政绩。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经过实践测试直接套用教育理论或现成教育经验的脱贫做法是无法起到相对贫困群体自主发展脱贫作用的。例如，理论上颇具成效的加大对农业市场劳动投入的教育脱贫策略，经过实践检验农业市场劳动力的素质提升对教育脱贫的功效不显著，反而是通过教育渠道提升非农市场劳动力的素质却能够改善整体市场和人员的技术能力。而部分官员从简化工作难度立场出发在政策制定上实行“一刀切”，忽视贫困户的类别差异，在技能培训与思维训练上流于表面，政策实施无法达到预定效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的那样，脱贫工作属于涉及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相互配备的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重视外部资源，更要关注内部认知动力。“扶贫不扶智，到头一场空”，贫困户自我脱贫认知意识的动力因素必须重视。另外，部分运用教育策略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官员在制定政策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教育脱贫政策体系建设中只捡最简单的小学教育进行教育脱贫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监督，忽视其他基础性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硬件条件改善。实践证明，尽管识字能力与生活技能“双低”是造成相对贫困群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但是，即使保证此类贫困群体完成小学教育，他们也不具备好好生活的职业技能和积极改善生活质量的认知能力，这说明仅仅通过接受基础教育并不能完全满足相对贫困群体摆脱代际贫困的现状。而且，已有研究证明，子代教育程度，尤其是高中以上子代教育程度的增加，对农民的代际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能够治理贫困代际传递，[18]而这属于地方政府官员制定教育政策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系统工程思考，是对他们工作胜任力的艰巨考验。

（二）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实践困境：贫困群体教育水平与认知能力的“脱嵌”

第一，贫困群体认知能力的衰微。贫困群体的认知能力主要表现为贫困个体与贫困户通过脑神经对脱贫信息进行加工、存储以及提取，掌握贫困构成因素、脱贫内部动力、脱贫改善方向的能力。冯仰存和任友群同样强调能力与脱贫的关联性，常规性脱贫容易造成代际间更为深重的复贫，能力性脱贫才能真正治理贫困代际传递。[19]但在这一过程中，贫困群体的教育认知能力却表现得极其衰微。一方面，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的逻辑前提存在问题。教育的人力资本属性治理贫困代际传递关键在于其显性社会流动性成果，例如贫困户素质提升、技术改善以及机会增大。但是，这种成果显著的预设前提是贫困群体的性别、家庭、阶层等天赋要素对贫困群体的工作与教育获得的影响很低，受后续影响很高的自致因素，例如努力程度、智力水平、能力高低，才是决定性影响。但是，这套价值预设看似公平，却隐含无视原生家庭对贫困个体智力塑造和先天阶层对贫困个体机会影响的约束，先天认知资本差异存在却被人为忽略，故而治理效果评价有失偏颇。另一方面，暂时脱贫与长效脱贫的博弈。乡村振兴阶段的贫困现实是绝对贫困整体性消除、相对贫困点式出现，短期贫困减少、持续贫困甚至贫困代际传递增加。贫困群体认知的改变可以使得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改善效果加倍，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有助于暂时性量化脱贫，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有助于长效性质化脱贫。对于这一观点，玛尼等早就论证过，他们指出贫困和认知能力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因果关系。[20]哈佛跨心理学实验团队同样指出，个体处于贫困时，受到过分占有稀缺资源的意识影响，会改变思维方式，降低认知能力，即使通过人力资源教育培训使得贫困者短期脱贫成功，但因人格的不健全，贫困者依然会继续陷入资源抢夺的非理性行为困境中，贫困父代和子代的不良认知行为，例如“不脱帽、不开放、固步自封、依赖政府”会不断发生，返贫随之出现。

第二，教育脱贫举措与贫困群体认知能力间的脱节。对于治理贫困代际传递，学术界一致认为，让贫困群体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主要策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中的重要构成因素被广泛认可为有效途径。但是，当今中国仍然存在具有相对贫困特征的支出型贫困群体、过度消费型贫困群体，他们涉及的中低收入人群兼具子代受过较好教育和子代未受较好教育两种情况。为何在教育脱贫政策已经形成体系并实施的前提下，对下一代较好的教育仍然没有很好地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并导致相对贫困时有发生？因而，若地方政府针对贫困群体的教育政策仅以人力资本价值导向为主，则很容易在相对贫困治理实践中出现以完成教育指标任务为导向的政策制定标准，教育脱贫政策目标设定上也会偏重于教育改善贫困个体与贫困户技能与收入提升的短期可衡量效果为主，大幅降低贫困群体主动性脱贫的过程性指标测评，影响脱贫结果的长效性，无法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扶贫必扶智”宏观指导，而“扶智”恰好属于认知资本的重要手段，是用于生产性脱贫政策的有力理论武装。

（三）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果困境：教育策略难以形成可持续政策

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中国政策体系建设，主要集中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且发展较为完善。自实施“精准脱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贫困地区孩子受到良好教育是治理贫困代际传递重要手段的教育脱贫论断。2013 年，政府出台《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到2016 年底，我国首个教育脱贫五年规划《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的提出，再到2018 年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 年）》，都明确指定和规划了用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治理贫困的细则。但归纳发现，针对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的政策制定相对不多，有代表性的是2011 年中央颁布的《中国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它明确指出要注重脱贫对象发展能力的自我建设和脱贫致富的自我实现，强调乡村脱贫群体主体地位的尊重与创造性的主动式开发。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人才振兴”作为“五大振兴”工作部署之一，基于脱贫攻坚，依靠教育，不断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为乡村振兴强化人才支撑。因而可知，国家政策及领导层均高度重视贫困群体的脱贫主体地位及其脱贫心理建设，国家相关部门在出台关于脱贫攻坚政策性文件中都屡次强调要“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但内生动力到底如何解释？怎样才能激发？相关宏观政策文件却未给出确切阐释，更没有详细的激发路径说明。地方政府官员想要通过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形成可持续政策治理贫困代际传递，还需要继续付出努力。

三、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长效机制对策

（一）价值回归：提升教育脱贫政策输入过程的认知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过精准脱贫中内生动力的重要性，输血与造血要继续结合。从此角度出发，基层政府在脱贫政策制定中要着重开发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生产的积极性，重点培养贫困群体自力更生的认知意识，引领贫困群体依靠自身建设治理贫困代际传递并实现致富，尽最大努力发挥贫困群体代际间的创造能力，彻底消灭“坐、等、靠”被动思想。所以，虽然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贫困代际传递治理的“短、平、快”效果推行，但是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下，政府官员最终仍要实现向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治理的思想转变，即“在基本脱贫制度下运用具体认知资本提升策略指导贫困群体治理代际传递的范式”。

教育认知意识提升之所以是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最大优势是基于“扶贫先扶志”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引用，它能够清楚地关注到贫困的本质不是资金短缺，而是贫困个体循环往复的不断选择消耗自身认知资源的过程。因此，通过教育不仅要提升贫困代际传递发生客体，即贫困个体与贫困户的认知意识，还要提升贫困代际传递治理主体，即政策制定者的认知意识，前者已经有学者开始介入研究并初见成效，而后者恰恰容易被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忽视。政府官员在制定贫困代际传递治理方案时，不能简单地将其常规化操作，而是要设置科学的教育策略治理效果评价指标，引入上下级、部门间与社会组织三方评价指标综合打分，帮助各级政府建立完善的教育脱贫考核体系和树立正确的教育脱贫政绩观。同时，地方政府作为贫困代际传递治理主体要提升分析自身认知意识的管理能力，提升分析贫困代际传递发生客体认知意识的决策能力，提升分析贫困代际传递典型行为事件触发因素的辨析能力，以确保地方政府官员有足够工作能力使原本需要政治动员才能凝聚起来的脱贫力量自主转化为生产性脱贫力量。另外，在地方政府治理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社会力量的参与依然比较薄弱，现有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扶贫的吸纳范围集中在动员高等院校、企业、社会组织三个层面，虽然实现多方参与治理贫困，但是多元贫困治理机制仅表现出较低层次的教育联盟特征。[21]但是，只有将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治理联动方式与中国情境结合，将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认知意识作为价值理念引入以缩短贫困群体贫困周期为目标的自我修正，才能真正吸引多方社会行动主体深度参与认知教育策略治理贫困的战略行动中。

（二）实践路径重塑：促进贫困群体教育策略与认知能力的精准对接

第一，完善教育策略与贫困群体认知能力之间的精细化对接。认知能力开始作为治理贫困代际传递的教育政策组成部分进入中国贫困政策体系实践，始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国家提出的“开发式扶贫”新举措，反贫困方略由“输血”转向“造血”，个人能力与责任随后进入反贫困政府政策视域。乡村振兴阶段，政府应当促进贫困群体教育水平提升与认知能力提升的精准对接，确保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策略是通过提升贫困群体的思维认知水平与文化认知水平来治理贫困代际传递，这两种认知水平培训有助于帮助贫困群体实现正负向心智转换和能力优化。其中，思维认知水平的提升与政府推动本科教育密切相关，文化认知水平与政府推动研究生教育密切相关。具体为，首先，政府要建立精细化的贫困代际传递家庭教育干预制度，依据贫困代际传递家庭的贫困认知能力层级、特征、致贫因素等对其进行分类。其次，政府要构建合理的家庭教育资源保障制度，通过教育提升家庭的凝聚力，整合家庭成员的工作合力，鼓励相对优势成员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为相对弱势家庭成员创造更多脱贫的物质条件与精神指导。再次，建立贫困代际传递家庭教育认知激活制度。依据贫困家庭实际发展需要，优化家庭发展路径，激发家庭活力。[22]

第二，完善贫困户的认知能力实施机制。在乡村振兴阶段，基于政治任务驱动和工作业绩考核制度的逐渐弱化，基层政府官员完成脱贫任务的冲劲弱化，贫困代际传递家庭成员的权利容易被忽略，但是，贫困个体的自我认知能力不足是客观事实，如若政府脱贫引导不到位，就很容易出现贫困积压。因此，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引导、主动吸纳贫困户参与脱贫教育认知培训。具体为，首先，政府应该完善贫困代际传递群体的认知能力表达体系，为贫困户与地方政府之间搭建对话平台，让贫困户能够及时获得政府救助。同时，在精准识别下还要充分考虑贫困代际传递家庭的实际状况，建立动态贫困进退体系，将子代返贫家庭、父代脆弱家庭及时纳入调整系统，打破单纯以绝对贫困线或者相对贫困线划定贫困的标准，使贫困代际传递识别更加精细化。其次，政府要完善贫困群体的教育认知参与体系。重视贫困人口文化素质提升，以就业帮扶和发展教育促进贫困家庭整体减贫，推动教育资源中的人才资源部分向相对贫困地区倾斜。鼓励贫困代际传递家庭根据成员不同要素禀赋，形成各具特色的“造血能力”。健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家庭式教育扶贫基金，针对家庭致贫原因分类别进行特色化教育培训，力求构建代际间的教育文化传承和贫困文化突破。[23]再次，政府要完善贫困群体的教育认知监督体系，将认知资本视角下教育脱贫政策的运行过程置于政策受众的密切监督之下。

（三）结果评估：实现贫困群体教育认知资本策略的精准评价

若把贫困代际传递治理的贫困群体简单地理解为子代继承父代的贫穷后，子代的收入水平超过绝对贫困线，则这种脱贫是不可持续的、暂时的，不是真正意义的脱贫。这里，教育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来治理贫困代际传递，就要求配套相应的制度保障体系。因此，“脱线式脱贫”已经不能作为政府测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效果的唯一指标，贫困代际传递户的教育认知水平及贫困个体的应对风险能力应该成为重点考查指标。其他方面的评价指标还应当包括家庭贫困结构、致贫原因、致贫等级等可量化的内部评价指标，能够体现家庭结构主义、个体主义以及社会关系主义的价值取向指标，能够反映贫困家庭可持续发展的认知路径选择、认知保障程度以及恢复力程度等内生发展指标。总之，一级评价指标需要考量可持续性、效率性、参与性，二级评价指标需要通过认知资本投入率、应用率和回报率，以及家庭关系的重建度，考量贫困家庭成员的求学意愿、教育质量和就业质量，并测评主流社会对于贫困代际传递群体的认可度和帮扶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