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杰远 乔晓华

一、乡村文化当代转型的概念界定与意义

（一）乡村文化当代转型的概念界定

乡村不仅仅是农业生产、乡村景观、自然生态的地域综合体[1]，还是大部分农村人口活动的主要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更是富有平衡城市生活的精神内核与文化魅力、承载着乡情和乡愁的精神故园。[2]虽然从地理空间来讲，乡村意指城市以外的所有地区，因此从地理性概念上来讲，乡村与农村的范畴大体相同，但是农村的含义偏重生态、行业、社会[3]、政治[4]意味，而乡村蕴含农家意境、含有怀乡之情的文化与情感内涵[5]。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中曾对乡村的赞誉：“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6]正是由于乡村影射着质朴生机、浪漫温暖的文化图景，使乡村反复成为知识分子对理想生活浪漫想象与理论虚构[7]的原型。因此，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本研究选用“乡村”来代指城市以外的自然地理与社会文化空间。

在解读“乡村”的文化意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定义乡村文化。从狭义上讲，乡村文化往往等同于乡村文艺，包括乡村戏曲、乡村手工艺、地方民俗、民歌民谣、民间口头故事等。而从广义上说，乡村文化是指村落乡民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孕育并传承的地方性文化，其中乡村文化既有形的文化载体（方言乡音、农事谚语、民间禁忌、村貌农舍、民俗活动、生活器物等），又有无形的文化价值体系（农民群体的集体诉求、交往原则、思维逻辑、行为选择、生活情趣等[8-10]），还有整合乡村社会、建构乡村秩序的组织制度（宗族、村委会、宗教组织、娱乐组织、行业协会等[11]）。总之，乡村文化是以农民为文化主体、以农民日常生产生活节律[12]为运行基础的一种文化样态。其既覆及与农民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物化形态，又涉及农民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精神世界，还囊括地方社会网络结构及其运行规则。

关于乡村文化的当代转型，文化进化论者认为人类文化总是沿着由低到高的一元方向发展。[13]在这种理论框架下，有一种惯性认知：乡村文化的当代转型，就是指乡村文化从传统农耕文化迈向现代工业文化，从血缘与地缘为主的传统社会关系进步到理性的、契约的、科层制的现代组织关系，等等。然而，随着众多学者对“城中村”、失地农民进行个案研究之后，发现“村落的终结并不是城市化的开始[14]”“在城市化进程中，虽然村落消失了，但农民将在很长时间内从文化意义上仍然存在。”[15]这也就是说农村、农民、农业的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其变成另一个城市、市民、工业。借鉴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文化自觉”的观点，与其他文化样态一样，乡村文化具有自身转换能力与惯习存续。[16]因此，笔者认为乡村文化的当代转型，并不是从农耕文化转变为工业文化，而是指在外源性文化力量（土地流转、商品经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等）的牵引，以及自身内生性文化惯性的存续下，乡村社会衍生孕育出的一种传统性与现代性文化元素交织共存的现象。

（二）乡村文化当代转型的意义

在社会巨变的浪潮中，乡村文化以乡村传统文化为文化底色，自觉实现文化传承、文化批判、文化认同与文化整合，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首先，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乡村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源头与智慧宝库。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很多文化精髓都有浓重的乡土烙印。然而，在城乡二元格局中，城市文明的强势话语与优越姿态，导致村落乡民逐渐丧失乡村文化的文化自信。人们排斥乡村身份并疏远乡村文化，刻意靠拢并趋同城市文化。[17]面对乡村文化的文化陨落，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更新亦面临危机。因此，只有积极促成乡村文化的当代转型，才能为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轴线、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体系奠定基础。

第二，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个体在某个群体中趋同生活方式并共享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形成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感、依赖感与归属感。因此，面对新时代乡村社会“离地化”的生计方式与“私人化”的价值追求，主动反省、改造、更新乡村文化，将对改变乡村社会的“离散化”趋势，形成更加紧密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提升乡村经济发展的吸引力。纯净天然的自然生态、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勤恳务实的田园劳动精神、恬淡平和的生活态度等，这些在乡村社会孕育并沉淀下来的田园文化精华，是世代知识分子构建理想生活的必要文化因子。因此，关注乡村文化的当代转型，重塑田园生活的生命力，不仅可以复兴乡村文化的文化自信，为田园子弟持续提供精神乳汁，还可以形成不同于城市文化的文化样态，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资本吸引力。

二、乡村文化当代转型的文化困境

（一）乡村物质文化的美感凋敝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源头与根据地[18]在村庄村落，而构成村落风貌的重要载体是传统村落民居建筑。然而，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轰鸣下，传统村落往昔静谧古朴的文化样态面临着文化肢解的命运。这突出体现在传统村落民居建筑的破败废弃、新式村落民居建筑的“以洋为新”[19]以及村容村貌布局的混乱失序。

事实上，不只乡村建筑面临着传统美学景观消失的危机，传统乡村中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交通文化等也都面临着物质丰富而美学精神丧失的问题。例如，在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人们制鞋做衣，巧妙点缀，一针一线无不传达着田园人的简朴与灵韵。而在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乡村传统布料与质朴款式逐渐成为“土气”的代名词，受到了乡民的冷遇。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潮流的阶层区隔的影响，从城市流入乡间的流行服饰往往具有明显的潮流滞后性；再加上面向乡村人口的成衣厂，为节约设计和生产成本，模仿大牌新款、选用劣质布料、裁剪手艺粗糙。这导致当前乡村的服饰文化走向庸俗化、同质化、低质化。

在乡村文化的当代转型中，以村落民居、服饰着装为代表的乡村物质文化载体快速发展，但其表达的审美趣味，却呈现出传统田园美学精神的缺失、城市审美机械趋同的文化困境。乡村传统物质文化富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他人的隐逸平和、人与自我的本真自由等田园美学伦理精神，这些始终是中华民族审美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充斥冷漠与竞争的现代都市文化危机下全人类共同向往的审美品质。因此，面对数量丰富而美感混乱的乡村物质文化环境，以中华传统田园审美趣味为底色，多元融合异质审美认知，形成村落乡间独特的物质文化美学特征，这成为建设美丽乡村、追求美好生活、成全田园想象的必然要求。

（二）乡村组织制度文化的公性缺失

在传统宗族、基层公权的统合下，村落乡民在公共空间共同劳动、公共交往、观念共享、利益共谋，最终形成了广泛紧密的社会关联、亲密无间的集体记忆与团结互助的温暖情谊。因此，面向集体而高度自治的传统乡村社会组织制度及其运行规则，构成了传统乡村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的文化基础。

然而，自20 世纪80 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耕种积极性高涨，再加上机械、化肥、农药等新技术推广普及，农业生产效率极大地提高，农民在土地上的工作时间大大减少。往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歌唱起齐声和，快活方知在后头[20]”，根据时节、季节节律的集体互助的劳作场景不再成为乡村必需品。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林立、城市劳动力需求增大，大量传统农民从土地营生逐渐转移到非农领域发展，从乡村农民流动到城市“农民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导致村庄“空心化”，常年见不到青壮年群体的身影。而即使是农民农闲时分或者农民工回乡团聚时刻，村民也不再聚集在村庄街口、老树古井等本土公共空间闲谈找乐子，反而更愿意宅在被高高的院墙围起来的私人空间里看电视、刷快手抖音短视频[21-23]，独自穿梭于虚拟的社会公共空间。至于村庄公共文化宣传和村庄公共政治经济教育事务，相对于集体化时期，村民的村庄责任感与参与感急剧衰落。

乡村公共行动的减少、公共空间的冷却、个人主义的横行等使得村庄公共精神逐渐瓦解，而基层组织凝聚功能的缺位以及传统宗族权威的冰消，导致当前乡村建设中组织制度保障不足。这是当前乡村社会人心涣散、治安不良、社会失序、陋习蔓延的一大原因。因此，重塑乡村组织制度文化的公共性，借此强化村落乡民的道德约束与行为管理、调节村庄经济纠纷与价值冲突、恢复乡村的团结与内部凝聚，这是实现乡村社会有序发展的制度要求。

（三）乡村精神文化的内涵贫瘠

展开数千年中国乡村文化的万象长卷，土地往往是中国田园文化图景中的核心意象。对于传统农民群体而言，土地不仅仅是其口粮来源，更是其割舍不掉的心理情结。[24]细细品味乡村社会弥漫的民间神话、祖先崇拜、婚丧礼俗、信仰禁忌，就会发现乡村文化都是围绕着土地展开，处处散发着农民群体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与依赖崇拜。因此，质朴厚重的土地文化可谓是传统乡村文化体系中的元文化。

然而，随着“人-地”关系从亲密走向分离，新生代农民群体所形成的“乡土”观念明显迥异于其祖辈父辈。在数千年农耕文明中，面对人多地少的巨大生存压力，传统农民宁愿选择劳动过密化与投资内卷化，也不愿离土离乡。对于传统农民而言，“这片黄色的土地，既是田畴，又是墓地……他们不可能背离故土，就像他们不可能背离自己一样，因为他是土地的一部分。”[25]“土地是人的根、人的价值之本、人的善之源，土地亦是……一种传统和坚守。”[26]总之，世代农民与养育自己的故土生死相依，在种地、养地、护地、敬地、爱地中繁忙而充实地度过一生。而如今，对新生代农民而言，土地不再是祖荫下世代相传的基本生存保障与精神寄托之所，而是可以弥补口粮的物品，甚至是可以进行投资、转让、获益的商品。

在“人-地”捆绑关系日趋解除的新环境下，新生代农民群体原生的精神世界与意义系统逐渐遭遇冲击与失衡。然而，由于乡村人口文化素质不高、乡村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延伸、城市精神生活的甘愿附生等，这些因素导致新生代农民群体精神文化水平难以自主再生并跟进时代。甚至出现新生代农民在大量闲暇时间中通过从事一些无意义的活动来排解内心孤独寂寞、逃避存在意义不明的精神贫困现象。典型表现为“修庙热”、“信教热[27]”、沉迷网络、娱乐低俗、审丑趣味泛滥[28]等等。因此，在乡村精神文化的当代转型上，亟需在非土地为源头的文化新地，重构农民群体意义充盈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堡垒。

三、乡村文化当代转型的教育应对

造成乡村文化的当代转型中现实困境的成因，并非国家、市场、村庄、农民群体自身等单一运行机制的失灵导致的。因此，要寻找促成乡村文化当代转型的应对之策也并非某一单独力量就可以实现。但是，在众多应对之策中，教育无疑是辐射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力量源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29]在乡村文化的转型关键期，教育要积极应对乡村文化的发展困境，自觉担负起延续淳朴的乡村文明、培养活泼的乡村人才以及创造美好的乡村生活的文化历史责任。

（一）重视乡村美育，提升乡村物质文化的文化品位

提升乡村物质文化的美感，除了离不开国家市场监管部门的规范管理、宣传引导，还离不开乡村文化主体对美的认知、判断、选择与创造。只有通过乡村美育提高乡民高品位物质文化的文化鉴赏力和文化自觉性，才可以为高品位乡村物质文化的外部流入与内部自生而提供“安全阀”与“孵化器”。

一方面，通过乡村美育，提升学生高品位物质文化的文化鉴赏力。正如费孝通先生曾题书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来历、特色。繁华的城市文化、淳朴的乡村文化，均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和社会功能。然而，在城市中心主义审美价值观的裹挟下，承载民间智慧、蕴含田园美学的乡村传统物质文化载体逐渐遭遇冷遇。而又受潮流滞后性和成本最小化的影响，流入乡村的物质产品普遍品质低劣。乡村物质丰富而美感凋敝的极不同步，这难以满足乡民追求美好的精神成长需求。因此，在规范管理乡村文化产品市场的同时，要通过乡村审美教育的课程体系来提升乡村文化主体的文化鉴赏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引导外部市场力量，在设计与生产乡村物质文化形态的过程中加入传承田园美、融合田园美的考量。

另一方面，通过乡村美育，激发学生创造高品质物质文化的文化自觉性。乡村美育除了让田园子弟在认识田园美、感受田园美、欣赏田园美的过程中获得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还激发田园子弟自主融合异质美、超越田园美的文化自觉。因此，为了破解乡村物质文化形态美感凋敝的困境，就既要开设乡村审美教育的课程，提升文化主体的审美鉴赏力，以此增强高品位乡村物质文化的外部感召力，还要开设乡村“立美教育”[30]课程，激发学生创造高品质物质文化的文化自觉性，以此增强高品位乡村物质文化的内部自生力。

（二）聚焦公德教育，重塑乡村组织制度的文化秩序

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离不开组织制度的保障。然而，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组织缺位，再加上乡村社会中“个人行动”的私德兴起，而“集体行动”的公德衰落，导致乡村组织制度文化的“公共性”衰落。因此，重塑乡村组织制度文化的“公共性”，成为有序推进乡村振兴中的题中之义。而作为文化选择、文化传播与文化创造的重要场所，乡村学校无疑成为传播公共精神、再造公共空间、示范公共组织制度文化，进而增加乡村社会凝聚力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空间。

首先，重视乡村学校的公德教育，为重构乡村公共伦理而积蓄力量。虽然值得肯定的是，个人权利、个人意愿、个人利益、个人兴趣、个人目的、个人要求等价值取向逐渐获得社会尊重与包容，这是当代乡村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但是个人主义不是个体主义。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人天生就处于公共空间网络之中，一个人在公共行动中“他才成为一个人”[31]。一个人获得至高无上的自由的绝对前提是遵守公共秩序，而践踏公共规则的自由仅仅只能算是动物本能。因此，面对个体主义强势逼仄整体主义、个体利益至上的社会交往原则蚕食整体公共利益的趋势下，乡村学校需要继续加强“集体-个人”二维伦理教育[32]。特别是乡村学校要重申关于公共利益的理想信念、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33][34]，在日常教学、德育、评价、社区服务中，引导学生民主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以此促进学生公共责任意识的形成、公共伦理能力的提高，进而为乡村社会输送高团结性的乡村社会组织制度的“代言人”[35]和实践者。

其次，开启乡村学校的资源共享，为再造乡村社会共同体提供空间。人们在特定公共空间中交流交往，形成情感联结、进行价值共享。这为整合社会散落个体、形成社会共同体提供了可能。然而，随着传统宗族权威瓦解、公社制度取消，昔日村庄成员在乡间公共空间中生产娱乐的文化场景不再。这造成乡村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断裂、社会关联弱化。因此，在庙会习俗、红白喜事、村镇集市等民间社会交流交往活动之外，在周末与寒暑假将乡村学校的体育、文化资源共享，将拓展村庄秩序重建的公共空间。

最后，建设乡村学校的组织制度文化，为更新乡村组织制度文化而进行示范。一方面，乡村基层正式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缺位、乡村传统宗族的权威冰消以及乡村非正式社会组织的发育迟缓，导致乡村社会组织制度文化层面存在主体缺失的问题；另一方面，“工具主义个人主义”[36]在乡村悄然盛行，传统乡村公共伦理遭受冲击与瓦解。乡村组织制度上过度自治与高度松散的现象不利于村落民间矛盾纠纷的化解[37]、村庄公共利益的维护。因此，坐落于乡村社会文化高地的乡村学校，要不断建设自身相对完备的组织制度机构、规章制度以及形成团结友爱的价值观念，持续发挥唤醒乡村社区组织责任伦理、更新乡村基层组织制度结构的文化榜样作用。

（三）开展精神教育，丰盈乡村精神文化的文化内涵

乡村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健康文明的乡村精神文化的引领与支撑。面对当代农民精神生活贫瘠、乡村社会精神文明滞后的文化发展困境，开展精神教育，削弱原生精神文化依赖性、增强多元精神文化适应性，这成为新环境下丰盈乡村精神文化内涵、提升乡民精神生命质量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通过精神教育削弱乡村儿童对原生精神文化中落后成分的文化依赖性。“人类文化与个体精神是辩证统一的”[38]，文化是客观化了的个体精神，个体精神是主观化了的文化。虽然文化与精神具有自在的一致性的可能，但正是通过教育活动，才使个体精神的成长不再是原封不动地复制并展开文化基因，而是结合自身对文化符号的意义理解与创造，对人类成熟化了的个体精神进行批判性地再现。因此，精神教育对于人类文化从自在到自为的状态转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乡村精神文化的转型发展中出现的乡民精神文化发展滞后的问题，以推动个体精神成长为目标的精神教育，是提高乡村儿童对原生精神文化的批判性、削弱乡村儿童对原生精神文化落后成分的依赖性，进而推动乡村精神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

另一方面，通过精神教育增强乡村儿童精神文化中的文化适应性。面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现代城市非理性精神文化的涌入与侵蚀，村落乡民在文化压迫的强势主导下或者自我放逐物质欲望的盲目趋同中，反复体验寄宿无主的精神迷失。从根本上说，正是由于个体自主意识的销蚀与钝化，村落乡民才会在非土地的文化新地中出现精神文化再生产动力不足与能力受限的困难。因此，开展精神教育，唤醒个体精神成长意识，这成为在不断变化的乡间日常生活体验中，创造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样态、获得精神愉悦、实现精神自由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