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正伟，王 琪

(1.昆明学院 对外合作交流处，云南 昆明 650214； 2.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明末天启时期的党争，初期东林党开展“讨魏斗争”[1]91-95，后期魏忠贤及其党羽对东林党实施残酷报复。而“讨魏斗争”是因何而起，具体情形如何，为何会失败，史学界对这些问题并未完全理清。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细致探究，期望能将其理清的同时，进而对东林党政治活动的特点、东林党对宦官的态度、天启初期政局，以及晚明党争等问题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一、王安死因新探

东林党与魏忠贤决裂，有学者认为始于“移宫”事件中的“盗宝案”,如孟森《明史讲义》[2]、徐凯《泰昌帝天启帝》[3]、温功义《三案始末》[4]、林金树和高寿仙《天启皇帝大传》[5]等。这一观点渊源有自。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泰昌帝驾崩后，东林党人兵科左给事中杨涟疏催不合常规占据乾清宫的李选侍移宫，并称“人言纷纷，且谓(李选侍)令李进忠、刘逊、魏进忠等擅开宝库，盗取珍藏”，奉旨着司礼监查明具奏[6]53-54。这个魏进忠应即是后来的魏忠贤，因为周宗建天启二年(1622年)参劾魏进忠时说：“进忠者，魏忠贤故名也”[7]6357。杨涟为东林党人，天启四年(1624年)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把东林党反抗魏忠贤的斗争推向高潮，因此，他此时参魏“盗宝”，很容易被认为是东林党与魏忠贤决裂的起始。但是司礼监回奏魏进忠不是李选侍下役，得旨着其照旧供职[8]37-38。另据张廷玉《明史·魏忠贤传》说：“忠贤自万历中选入宫，隶太监孙暹，夤缘入甲子库，又求为皇长孙(指朱由校，后为天启帝——笔者按)母王才人典膳”，而并未言其与李选侍有何瓜葛。此外，该传还明确指出魏忠贤没有参与移宫事件：“朝臣争三案及辛亥、癸亥两京察与熊廷弼狱事，忠贤本无预”[7]7819，所谓“三案”即明末的梃击、红丸、移宫三件宫廷政治事件。魏忠贤既然不是李选侍下役，又未参与“移宫”之事，自然不可能受李选侍之命参与“盗宝”。杨涟所参不实，魏忠贤也没有因此受到处分，所以此事似乎还不足以引起东林党与魏忠贤的决裂。

而明末的夏允彝认为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士开始决裂，是因为其杀害与东林党交好的太监王安，“大珰魏忠贤阴持国柄，初亦雅意诸贤。而诸贤以其倾杀王安，弥恨恶之”[9]290。证诸史料和事理，笔者认为夏氏的这一观点是合乎实情的。

据张廷玉《明史·王安传》，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王安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当其照例上疏推辞时，兵科给事中霍维华迎合客氏和魏忠贤之意，上疏参劾他，于是圣旨降其为南海子净军，不久客、魏又借与王安有积怨的太监刘朝之手将其杀死[7]7815-7816，8762。

这里值得推敲的问题是，王安在促成李选侍移宫、拥立天启帝即位等事情上有功，却为何时隔不久即遭杀身之祸？张廷玉《明史·王体乾传》认为是太监王体乾为夺取王安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职，与客、魏密谋陷害他[7]7825。明末的顾大韶认为是由于他与客氏结怨：王安之侄与魏忠贤争夺客氏，王安盛怒之下赶走了他的侄子；天启帝未婚，客氏违制私自进献养女，王安也表示要进行纠察[10]586。而身经其事的首辅叶向高，在评述王安生前的功过是非时则说：“王安者，颇读书，知好名义。光皇初出阁，安为伴读，日侍左右，诸事赖其调护，诸讲官皆重之。光皇居东宫二十余年，处危疑之地，杌隉不安，惟安悉心拥翼，有失必归正。光皇亦推心委信。登极不浃月，悉行诸善政，安殊有力。今上初立，亦恃安而强。然不学无术，悻直自遂，以上冲龄可以行其意，欲一旦尽刬宫中积弊，发诸珰奸利与盗内藏诸不法事，下之法司。其夤缘赐玉者，悉夺之，诸珰大不堪，共搆之上。上英明欲自操断，憎安刚劘严切，绳束举动不自由，属安求退，遂黜充南海子净军，而尽用安所排挤者管机事，从狱中赦刘朝，使掌南海，讥察之，安遂缢死，暴其尸”[11]531。他认为王安虽然对泰昌、天启父子及其政治立有功绩，但其一系列行为招致诸珰和天启帝不满，则招致了杀身之祸。对于天启帝“憎安刚劘严切，绳束举动不自由”的说法，上述王安对客氏私进养女要行纠察即可反映。另据顾大韶说，王安曾想与首辅刘一燝效仿万历初期冯保、张居正所为[10]586，也就是想要控制天启帝。清人谷应泰更为具体地阐释了这一点：“安引国家故事，司起居甚严密，而日取诗书礼法相绳，(帝)大不堪。”[12]1598王安在泰昌及天启初期确有矫旨的行为，崇祯时的阁臣黄景昉亦曾明确指出这一点[13]。复社成员顾炎武也说李选侍移宫后，朝廷以天启帝名义发布的几道诏谕，都是“太监王安等之笔也”[14]436，440-441。这些可以佐证上述王安想要控制天启帝的说法。

综上所述，王安被杀的原因,诸多史料都指向客氏、魏忠贤的陷害；而其自身的严刻、矫旨等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天启帝对他的不满，应该也是其中之一。天启帝至少是默许了客、魏杀害王安。

二、东林党与王安的关系及其“讨魏斗争”

东林党与王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台湾学者林丽月先生指出东林党与司礼监的正式结交，始于王安[15]。然而她对两者结交的具体情状，并未详究。据东林党人黄尊素说，在万历后期东林党与政敌的争斗中，汪文言在齐、浙、楚各党之间“设奇用间”“齐、浙果大搆，卒以两败，而楚遂归正。(王)安之谋居多，其奔走先后以卒成之者，文言也”[16]46；上述移宫事件，顾炎武说：王安“素不快于(李)选侍，为(杨)涟等内应”“兵科给事中杨涟先上疏自明，被旨褒嘉过当。人谓其结王安以取旨如响答者”[14]434，443；而东林党在万历后期被排挤出政坛后，在泰昌及天启初期又得以复起，据复社人士夏允彝说，首辅叶向高的仲孙曾告诉他，是得力于汪文言向王安的举荐[9]297-298。

东林党也因此被指为“通内”。如东林党的反对者杨维垣说：“希王安之旨以号召天下者，岂得不谓之通内也。”阮大铖说：“天启四年(1624年)以后，乱政者忠贤，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党。”[17]即使东林党人顾大章的孪生弟弟顾大韶也说：“诸君子用王(安)以兴，小人用魏(忠贤)以剿之，虽邪正不同，均之非国家之福也。”[10]587移宫事件，上述顾炎武认为杨涟等人与王安有串通之嫌，同时期的王夫之也说：“杨大洪(指杨涟——笔者按)之刚，而所用以卫主者王安”[18]。或许是因此缘故，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先生所著《明季党社考——东林党与复社》，虽然主要是站在东林党、复社的立场来发言立论，但也承认：“很清楚，东林党方面也是与宦官有联系的”[19]。

但是，当时对于王安的被降和被杀，却并未见东林党进行任何申救。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交结内官受到法律的严厉禁止：“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皆斩，妻子流三千里安置”[20]；交结内官也违背官员的政治伦理，被认为是“官邪之首恶，言路之奇丑”[8]1654，他们不得不加以避忌。王安死了几月以后，才有几个东林党官员断断续续地为他鸣冤。如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吏科给事中侯震旸上疏，“暴白逆阉(指魏忠贤——笔者按)搆杀旧司礼王安事”[21]601；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御史周宗建上疏，“请穷究王安之死”[8]1598-1602。至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6]67-72，以及之后陈良训、袁化中[22]、魏大中[7]6335等人的弹疏，才较多提到此事。但直到崇祯时期，王安才因其门下太监曹化淳的奏请而得到平反[23]。

东林党虽然没有直接申救王安，但对杀害他的客、魏等人却必欲除之而后快。从有关材料的记载来看，王安被降被杀前，几乎没有人参劾客、魏，而之后的攻击则甚嚣尘上。据苗棣先生《魏忠贤专权研究》所说，天启初期东林党曾掀起一场“讨魏斗争”，对客、魏以及与其有关的人员予以参劾。苗先生所称的“讨魏斗争”，主要包括催促客氏出宫、攻击大学士沈氵隺、翰林院修撰文震孟批评天启帝上朝为“傀儡之登场”、御史周宗建纠给事中郭巩交结魏忠贤，最后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将这一斗争推向高潮[1]91-95。而事实上当时东林党掀起的所谓“讨魏斗争”，除以上苗先生所述之外，还有其他的表现，如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吏部尚书周嘉谟例转参劾王安的霍维华出任陕西按察司佥事[8]803-804；十月礼部主事刘宗周疏纠魏进忠： “得时用事，亲幸如左右手”“导陛下逐谏官者，进忠；并导以优人杂剧、射击走马者，亦进忠也。不然则亦进忠之党也”。国事累卵，“即宵衣旰食，与群臣交儆犹惧万无一济，乃欲与进忠等了天下事，复蹈二正之辙(指正统时太监王振专权和正德时太监刘瑾专权——笔者按)乎？”[24]天启三年(1623年)御史刘之凤、李应昇、黄尊素等人疏谏魏忠贤在宫内训练“内操”[12]1136-1137。天启四年(1624年)，御史黄尊素、李应昇进言讥刺魏忠贤[7]6361，6365。“讨魏斗争”的目的，则正如东林党人钱谦益所说：“皆以剪阉之翼而扼其机牙”[21]706，是为了剪除魏忠贤的党羽以遏制其势力发展。

而有迹象表明，魏忠贤在这段时间内，曾多次试图笼络和示好于东林党，“初亦雅意诸贤”[9]290，但都遭到拒绝。如魏忠贤想要招揽仕籍姓魏者修撰宗谱，一些官员纷纷对他自称弟侄，只有魏大中不附和[25]；他对赵南星“倾意皈往”，而赵却不予领情[26]48；他营造坟墓于玉泉山，请缪昌期书写墓碑，遭到拒绝[27]394；他向阁臣孙承宗申意而碰壁[7]6469；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他受到杨涟参劾而请求次辅韩爌调解，也被拒绝[28]124。魏忠贤多次向东林党示意，除了因为东林党当时掌握政局，自己因王安之死与其失和，而想设法调和外；还应该与东林党控制舆论清议有关，魏也想或需要争取清议的支持。天启后期对魏忠贤的众多“称颂”、建祠之举，便可视作是试图影响舆论的一种做法。

东林党的“讨魏斗争”最终并没有能够撼动客氏、魏忠贤，自身却在斗争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吏部尚书周嘉谟、首辅刘一燝、刑部尚书王纪、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等一批官员都相继去位，而客、魏的势力反而更加壮大[1]91-95。这种状况的产生，与天启帝对客、魏的宠信是分不开的。天启帝对客、魏极为隆宠，其中原因，一般都认为是其昏庸无知，以及受到客、魏的蛊惑。但是他与客、魏之间的另一层关系，似乎也不应忽视。由于群臣一再请求客氏迁出内宫[8]576-577，578，天启帝不得不应允，但不久又反悔，不无可怜地说：“自(客氏)出宫去，午膳至晚通未进用，暮夜至晓忆泣，痛心不止，安歇不宁，朕头眩恍惚”，短期离开客氏，就弄得寝食难安、心思恍惚，于是只得又令其入宫，对客氏的依赖溢于言表。而客氏直到死前，都一直保存着天启帝的胎发、指甲和乳牙[29]79，此举当然可能是为了固宠而取悦天启帝，但也未尝不可视为一种深切母爱的体现。

对于魏忠贤，天启帝曾说：“忠贤事皇考于春宫时，朕在襁褓间，便赖护卫，迨圣母升遐后，朕殷忧危险，皆所饱尝，服食起居，总忠贤是赖。当皇考弥留之际，曾云：内侍忠直，不避形迹，独此人耳”[11]576，可见魏忠贤对其父子都有恩德，故而能得其恩宠。谈迁《枣林杂俎》也说朱由校为皇孙时，曾受到魏忠贤的调护[30]。即使在弥留之际，天启帝仍不忘嘱托信王朱由检(即后来登基的崇祯帝)“魏忠贤宜委用”[29]78。天启帝如此厚待客、魏，势必对攻击他们的东林党人加以打压，这是“讨魏斗争”终归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另外，东林党利用天启初期重掌政权的机会清算万历时期的政敌，也使其与客、魏等人逐渐结合起来，共同与东林党为敌，“与东林党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及忠贤势成，其党果谋倚之以倾东林党。而徐大化、霍维华、孙杰首附忠贤，刘一燝及尚书周嘉谟并为杰劾去。然是时叶向高、韩爌方辅政，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在言路，皆力持清议，忠贤未克逞”[7]781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林党还逼使一些官声较好，但在立论上与己方存在分歧的官员最终走向对立，如张捷在泰昌、天启初期多有进言，“所建白多皆可称”。天启四年(1624年)春，他被赵南星出为江西副使，不久又为魏忠贤起复，“自是疾东林党次骨”。再如李春烨，“居谏垣，颇号敢言，只以持论与东林党异”，天启四年(1624年)春由刑科都给事中出为湖广参政，被魏忠贤召还后，“自是谄事忠贤，益仇视东林党”[31]363，278。对此，清初史官朱彝尊说：“异议者一发而不胜，乃树援以为敌，久而假宦寺之权以祸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恶过激也”[32]，应该是较平允的看法。造成天启后期的对立事态，“东林党集团要负相当大的责任”[33]。

三、逼走首辅叶向高

东林党的“讨魏斗争”终告失败，还因为其逼走首辅叶向高，这主要是由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引起的。

天启初期东林党与政敌的纷争虽然渐趋激烈，但毕竟没有完全破裂，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叶向高的调停。叶向高在万历末年任首辅时，眼见“士大夫好胜喜争”，而“务调剂群情，辑和异同”。在天启初年被再次召回出任首辅，他仍然秉持这一做法，对当时东林党与魏忠贤等人之间的纷争“数有匡救”[7]6233，6235，6237。如周宗建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疏参魏忠贤一事，是得他调解才予平息[34]。再如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刑科给事中傅櫆参劾汪文言，牵连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魏忠贤正是对他有所忌惮才没有借此发难[7]6237。因此，东林党人钱谦益曾称赞他“妙于调御”[21]585；东林党党人李应昇之子李逊之也说：“逆珰用事，福清(指叶向高——笔者按)竭其才智，与之周旋，亦能挽回一二”[26]60。然而叶向高一贯推行且颇见成效的调停做法，在杨涟上疏之后，却无法再继续。

当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后，叶向高颇不以为然，他说：“忠贤于上前亦时有匡正。一日有飞鸟入宫，上乘梯手攫之，忠贤挽上衣阻之不得升。有小珰，偶赐绯，忠贤叱之曰：‘此非汝分！虽赐，不许穿’。其认真如此。若大洪(指杨涟——笔者按)疏行，今后恐难再得此小心谨慎者侍上左右矣”，对魏忠贤颇为赞许[35]149-150。他还曾称魏忠贤之干政及其与自己的关系说：“魏忠贤者，故名进忠，与上少时相狎昵，既登大宝，甚委用之，为改今名，寖寖干政事，中外虑之。余在阁每以正言相规劝，忠贤多唯唯，凡有传谕至阁，其不可行事，余辄执争，甚至拂衣欲去，忠贤亦不恨也”[11]575。魏忠贤畏惮叶向高，对此东林党人文震孟之子文秉也说：“福清叶向高时为首辅，才能笼罩，忠贤颇敬礼之”[35]149。

对于叶向高的调停之举，如上所述肯定他在天启初期所取得的成效者有之，而批评他在杨涟弹劾魏忠贤后缺少担当者亦有之。如谈迁说他“惧祸谋两全，竟不能力持。”[36]李逊之也说：“迨杨公之言入，举朝望之主持。乃既不能得于内，又无以解于外，惟有一去以谢责而已。噫！身为元老，委蛇中立，而欲收无咎无誉之功，得乎哉？”[26]60将这种批评发挥到极致的是汪有典：“阉焰之炽也，首辅叶向高以持禄之鄙怀，饰调停之谬说。假包荒以长乱，托中立以滋奸。驯至火迫昆冈，祸侵剥肤”。认为魏忠贤等杀东林党诸人，“是则向高祸始教猱，致逆珰势成骑虎。曩非熹宗晏驾之早，则明之天下固已揖让而移耳。……公(指叶向高的门生缪昌期——笔者按)谓向高非削国之相，实亡国之相，岂不深中也哉！”[27]394-395而吴应箕对此的态度，既认为杨涟上疏后叶向高力为主持的话，将有望扳倒魏忠贤，“福清以三世元臣，使持而争之，阉岌岌哉”；但又说叶审时度势加以调停，也有可取性，“虽然，福清度其时能去阉乎不能，不能而智笼之，未为非计”[28]120。

尽管上述评价各不相同，但是杨涟上疏之事，在当时仍是由叶向高“两解之”才“事稍息”[35]150。而且还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即叶向高离去后，朝中的纷争因而愈发不可收拾，东林党也遭到残酷的打击，“自向高去而诸君子相继箨陨矣”[28]119。东林党必欲讨魏，与其势不两立，叶向高不愿加入他们当中，其调停及对魏忠贤的夸赞势必不能为东林党容忍，所以将其逼走，但这实是极大的失策。“讨魏斗争”终归失败，东林党随后遭到魏忠贤的残酷打击，如果当初他们留叶向高在朝，凭叶的威望及魏忠贤对他的忌惮，双方或许不会决裂到后来那般地步，东林党受祸也不会那样惨烈。对此，夏允彝说：“向高故欲调停之，而诸贤必欲逐去为快。杨涟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为不共仇。向高亟去，而事大变矣”[9]29。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倾向于东林党的阁臣韩爌、朱国祯也相继离去，内阁被魏广微、顾秉谦等亲附魏忠贤的人控制。

四、逼使阁臣魏广微投向魏忠贤

阁臣魏广微本摇摆于东林党与魏忠贤之间，但东林党仍因讨魏之故将其逼向魏忠贤一方。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导致东林党与魏忠贤等人的彻底决裂。但此时魏忠贤在外廷尚无可靠有力之人相助，因而不能立即对东林党展开报复，而紧接着魏广微的投附，则使他如愿以偿，“内外既合，缙绅之祸始烈”[37]596。

魏广微的父亲魏允贞在万历时期建言著节，与赵南星、邹元标等东林党人素称“同志”。他自己起初也与东林党相善，对赵南星行父执之礼。其与东林党失和是因为结交魏忠贤，尤其是“以奄人之力入相”即天启三年(1623年)元月借助魏忠贤之力入阁一事[8]1524-1525。“广微于逆阉，以同乡同姓，故通内最先，遂以陪推得点用入阁”“其与阉通，凡有书札，皆亲笔行书，外题曰：‘内阁家报’，钤文曰：‘魏广微印’；差心腹家人送阉直房，付李朝钦收掌”[26]65。魏广微因此受到东林党的排斥。“南星为魏广微父执，见广微谄附忠贤，尝叹曰：‘见泉无儿’。见泉者，魏允贞字也。广微尝于广座中诋李三才，南星曰：‘李公为尊公执友，后辈何敢尔！’故广微衔之。一日广微过南星，拒不礼，广微曰：‘吾官尊，不可麾也’。”[38]而赵南星以此事拒斥魏广微，应是缘于前文说到的东林党对魏忠贤的憎恶而恨屋及乌。如杨涟参魏忠贤之疏诋斥魏广微是魏忠贤的“门生宰相”，李应昇上疏也骂他将在以后的史书中与正德时期交结太监刘瑾的阁臣“焦芳同传”[26]65。

而致使魏广微最终背离东林党而投靠魏忠贤的，则是天启四年(1624年)十月初一的颁历、享庙事件。他“颁历不至，享庙则后至”，以此受到东林党人魏大中、李应昇等人的弹劾[26]64-65。黄尊素曾就此事两度劝阻魏大中：“南乐(指魏广微——笔者按)以奄人之力入相，惴惴唯恐人知，居恒犹以故人子事高邑(指赵南星——笔者按)，此小人之包羞者也。吾党目下事势土崩瓦解，大祸且在旦夕，亦无少衰其势。奄人即欲有所发舒，外廷犹得以名义一线支持其既倒之狂澜。一经论列，则南乐之羞不复可包，使其显显与君子为难。彼依草附木之精魂，不戒而孚，皆公然为青天白日之魑魅矣。”黄尊素看到当时魏广微虽然借助魏忠贤入阁，但仍敬事赵南星，实是处于两边摇摆的境地。东林党的形势已极为不利，正可利用魏广微稳住魏忠贤，使其不向东林党发难，而不能再刺激他完全投向魏忠贤，但魏大中仍然上疏劾之。对此，即使门户之见甚重的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也叹息魏大中没有听取其父的建议，致使东林党后来受祸异常惨烈：“若忠介(指魏大中——笔者按)从先忠端公(指黄尊素——笔者按)之言，天下事不如是之烈也”[16]48。魏广微被参后还曾试图示好于阁臣孙承宗，以求得其门生李应昇的宽恕，但也遭到拒绝[26]71。东林党的做法带有“双重标准”：“先是南星自以老病请时免其入朝，得专心职业。于是广微谓冢臣自请免朝，不之罪，而阁臣一失朝即杖脊，何不平至此。挟愤与忠贤通，尽逐诸臣”[9]298，处事不公，把魏广微逼向魏忠贤一方。魏广微此前除了交结魏忠贤外，并未见有什么恶行，而且还与赵南星等人保持交往；此后则完全改变立场，帮助魏忠贤打击东林党。

魏广微为东林党所激而投附魏忠贤，这样内外结合共同报复东林党的局面便形成了。“盖先是魏忠贤虽横，犹惮外廷。自广微合而阉遂借外廷以攻外，燎原之势于是乎不可复弭矣。”[28]120他编成《缙绅便览》进献魏忠贤，把赵南星、高攀龙等人称为“邪党”，而把徐大化、霍维华等人称为“正人”，供魏忠贤进退官员使用[39]。在上述杨涟弹劾魏忠贤以及后来的会推晋抚[26]66-68、挑拨天启帝对东林党改观[37]596等事情上，他都起了重要作用。

东林党人姚希孟在崇祯初期致信杨涟之子说：“其所以决裂至此者，必有巨奸为之魁，然在诸世丈，得毋嫉恶太严，调停未尽以致此耶？”[40]清人陆陇其(《陆子全书》，清光绪间刻本)也评论东林党说：“贤否不可不辨，而不宜处之以刻，使之无地自容也；是非不可不白，而不宜或伤于讦，使之穷而思逞也。”至察无谋，为丛驱雀，在形势已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仍把本可以争取的官员逼向对立面，东林党的举动是欠明智的，也由此种下祸根。等到魏忠贤等人对他们进行反击时，他们便纷纷被逐出朝堂，“六君子”“七君子”先后惨死，《东林党人榜》《三朝要典》刊布全国，几乎永世不得翻身。直到天启帝死，崇祯帝即位，大力惩处魏忠贤及其党羽，东林党才又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