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书清

清代科举在沿袭明制基础上，进行了不断调整，使之甄于完备。康熙五十一年（1712）实行分省录取制度后，根据文风高下将各省分为大、中、小三个层次，并以此分配学额和考录人数，贵州、云南、广西为科举小省。科场是科举考试常用名词，据《中国科举辞典》条目解，意指科举考试之场所，亦称贡院、试院或场屋，与科举初创时意近，如《东观奏记》载：“近年公道益衰，止于奔竞，至解送之日威势挠败如市道焉，朝廷将裨教化，广设科场”[1]。随着科举制度发展，科场内涵不断延伸，泛指科举考试及其场域，出现“科场文字”[2]“科场文士”[3]等专有名词。宋高宗绍兴年间任勃言：“今年科场，当国学初建，万方多士，将拭目以观”[4]。宋太宗在提及科举得人之论时也说：“朕欲求博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5]，这里的科场已不特指考试场所了。此外，围绕考试场所还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传说乃至迷信活动。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云：“文星暗，科场当有事，臣为礼部惧焉，至是三科尽覆试”[6]，将科场与天象联结，举子则“将历科场，多有异梦”[7]，不断神秘化考试场域。

科场违制是指考生或考官违反科举考试考场规范，包括怀挟夹带、枪冒顶替、私通关节、代写喧哗，及其他各种扰乱考场秩序与考场纪律的违例行为。自唐迄清，围绕科场的记载、撰述、革弊及研究历久弥新，其中尤为关注科场弊端。历代学术大家及名臣多有论及，哲宗时毕仲游上论：“自韩愈以来，文章之德散，科场之弊生，使夫英雄俊才老死不显，而寡闻浅识之徒乃始支离，攘臂自奋于期间，私取近世之陈说，而公为侥幸之论，善恶不明”[8]。苏轼亦云：“夫科场之文，风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崇尚声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佑以来，以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謟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9]。苏轼之论一语道破考试“指挥棒”功能的利弊，但终科举之世及至今日之高考，仍无法解决这一根本矛盾。

今人对科场违制现象的研究，较多关注科场案，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科场大案，如明朝的南北榜案、唐寅案、辅臣子弟中第案、明末科场关节案；清代顺治丁酉案、康熙辛卯案、咸丰戊午科大狱等，李国荣的《清代十大科场案》（2007）较具代表。此外，对科场规制、科场舞弊及腐败行为也多有论及，如李国荣《科场与舞弊》（1996）等。从取向来看，已有研究较多倾向科举大省，或从单一现象、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入手，对一些科举小省的科场违制问题讨论不足。贵州作为科举小省，虽未出现全国性科场大案，但科场弊端与违制行为常有见诸史料者，能为科场研究提供不同视角。本文利用档案史料进行案例分析，探讨清代贵州科场违制现象，以期为当代考场规范提供一些启示。

一、清代科场

清代科场，更加重视防弊措施的缜密，对作弊行为的处罚力度也胜于前代，最严厉者有被处以腰斩的极刑，立法不可谓不严。正如赵尔巽所言“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旧，而愼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 ”[10]。然而科场弊窦有如清朝之国运，积重难返，其原因大致如下：一是参考人数甚多。科举大省动辄上万，小省少则四五千人，多则近万。人数多，增加了搜检的难度，而考务人员与明代相比，在考生成倍增长的同时并未加增多少，给考生作弊留下空隙。二是科场腐败。从清代的几次科场大案可知，上至考官、朝廷官员，下至考生、商贾走卒，都成为科场腐败的参与者。他们或以权谋私、或求场屋侥幸、或为谋取物质利益，其中理由不一而足，且从未被禁止。第三，考官及考务人员执法不严，正如《东华续录》中提到的“科场防弊定例甚详，只因奉行不力，以致弊窦丛生”[11]。第四，士风日下。士风日下是科场弊窦的重要原因，也是清晚期社会矛盾在科场中的影射。乾隆皇帝对此有过详细的分析与阐述：

国家设科取士，原欲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典至重也。近来士习不端，不惟文风未见振起，抑且怀挟作弊，行类穿窬，诡计百出，竟有意想所不到者。朕早已闻知，屡行训饬，今年顺天乡试，特遣亲近大臣严密稽查，头场搜出夹带二十一人，其四书三题系朕亲出，不过取其略冷，不在外间拟议之中，而场内多人遂尔阁笔，交白卷者六十八人，不完卷者三百二十九人，真草违式及文不对题者二百七十六人。头场如此，伊等尚不知儆，二场仍有搜出夹带者二十一人，及见稽查严密，临点名时散去者竟至二千八百余人之多。士子品行如此，学问如此，是全仗怀挟作弊，以为应试取功名之具，至于内场之弊，则又豫拟题目，剿袭雷同，千篇一律，总由平日不肯专心向学，惟务侥幸于一时，希图利禄。[12]

乾隆皇帝痛陈利弊之后决心改革，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裁减各省乡试中额，皆于十分减一分，共计减额一百二是二名，时贵州中额四十四名，酌减四名。

此次改革，科场风气有所收敛，“士子颇知作弊为耻，蒸蒸向善，渐肯潜心读书”[13]，但考场违制行为从未得到根治，前有顺治丁酉科、康熙辛卯科大案，后有咸丰戊午科大狱，至光绪年间，不仅乡试考场，会试、殿试也皆如此。据《清实录》记载：“考场内，各直省乡试士子任意乱号，顺天乡试三场，竟有士子拆毁号栅、往来喧闹等情，实属不成事体”[14]；而“殿廷考试，竟有贡士争取题纸，任意喧哗，至会试，接场之人甚至拥挤斗殴”[15]。考场外，“舆马横行，各旗营支搭帐房阻隔中路，顺天府供给车辆运送太早，兼以执事官员车马拥挤，以致士子听候点名多被阻滞，考生接签后仍行回寓，守门官疏于稽查”[16]，书役竟敢有任意需索留难。如此种种，表明科场弊端亦不是个别省份、个别考生、个别官员的事，制度的约束力减弱，致使一些省份搜检稍严，便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略举如下：

四川乡试二场点名时，有已被贴出之贡生周冕蒙混入场，经提调官查出，丁宝桢查讯属实，因已封门，交成都县知县耿士伟看管。突有士子数十人藉称该县擅辱士子，胁众数百人打毁号栅，拥入至公堂，大肆喧嚷，毁坏器物，抛掷砖瓦，当将在前之冯藻镜等拏获，余众渐散，尚有数十人在堂滋闹。复经提调官查出马珍璧等数人，迨散发题纸时，该士子等并有抢烧题纸 。[17]

浙江场规废弛宽纵，纲纪荡然，点名之时，各考生或争先拥挤，或故意补到，迨接卷后又复任意出入，送考人等溷迹进场，莫可究诘。从前传递顶替等弊，犹必多方掩饰，唯恐人知，近则明目张胆，延请能文之人，设局代倩。三场题目，每于点名之次日，传播场外，甚至试卷竟可由外递进，其誊录通信改文，更属视为常事，种种弊端，不可枚举，监临、提调、监试等官，因循敷衍，但冀了事。[18]

可见，晚清科场纲纪松弛，连浙江这样的科举大省也概莫能外，更有甚者，“士子竟有手提鸦片烟灯出闱情事”[19]，“在事官员，奉行不力，应试士子，贤否不齐，甚至作奸犯科，徼幸尝试。考到录科，每有枪冒顶替，京官滥出印结，或藉端讹索。乡会试士子入闱，及交卷日，往来搀乱，换卷传递各情，殊属不成事体”[20]。科场弊窦亦非简单的科场舞弊可论，尤其到科举后期，一度庄严神圣的科举闱场，已然成为部分士子上演考试闹剧的舞台，试院关防、点名搜检不过摆设而已。科举考试不断滑向周密严谨的对立面，社会批评之声不断，为科举制度的废止埋下伏笔。

二、清代贵州科场违制行为

（一）科场代写

代写是指在考试过程中考生委托他人代为誊录，通常因考生临场患病或其他身体原因，本人不能正常完成答卷腾写而借手他人，它与倩替、枪冒等舞弊行为存在本质差别，在处罚尺度上也会酌情考虑，但其终究属于违制行为，处罚在所难免。贵州科场关于考生代写的史料记载并不多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嘉庆九年（1804）甲子科乡试中的倪兆奎代写案。

案例1：本年贵州乡试第十八名举人倪兆奎，于第三场做完策稿誊写两道，因染患疟疾不能再写，央托同号之人代为写完，适邀中式，于揭晓后查处笔迹不符，当即澈底根究，实因患病托人代写，并无枪倩情弊。因事关科场，究系违例不敢匿不上闻，当即据实具奏。[21]

案发后，礼部即行委派大臣彻查，处理结果如下：

本年贵州乡试第十八名举人倪兆奎，第三场墨卷前后笔迹互异，讯明倪兆奎因患病不能完场，托同号生员胡姓等写完交卷，实无许给银钱代倩等事，请将倪兆奎革去举人，再行彻底严讯等语。乡试中式举人若果有枪倩情弊，自应严办，今倪兆奎带病入场，五策草稿俱已做就，委因第一二道誊完后寒热交作，眼花手颤，不能书写，恐致贴出，托同号之人写完，适邀中式。现据该抚传令默写头二三场诗文策稿，均无舛错，又经出题面试，文理亦属通顺，且验得该举人病发尚在未剃，面色黄瘦，可见患病属实。而代誊之同号生员，倪兆奎尚不能举出名字，是其平日本未熟识，非豫为倩雇可知。看来此事并无关弊窦，倪兆奎尚可加恩留其举人，惟试卷托人代誊究有不合，着罚停会试一科已足示儆，其代誊之同号生员，及外帘失察各员，均从宽免其置议。[22]

从案例可知，倪昭奎在乡试考场上托人代写属实，虽有情由，终究与科场规制不合，被罚停一科会试，以示惩戒。但倪昭奎案反映了贵州乡试考场的防范措施存在漏洞，托人代写本属不易，所托之人还非旧识，说明外帘监视较为松懈，给希图侥幸者留有空间。而内帘核查却非常严格，能在数以千计的考卷中，从墨卷的前后笔记异同辨别出考生代写情弊，非考务人员严谨认真不能做到。另从处罚力度来看，旧例通常都要革去举人头衔，本案并未遵循旧例，仅罚停会试一科，对其他相关人员也皆从轻发落。这是基于倪昭奎本无作弊动机，实因临场患病，不得已而为之，与其他作弊行为有本质区别，但已属法外开恩。另一位以同样理由代写的贵州考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事发后，考官严格按照科场条例办理，详情如下：

案例2：贵阳府属文童郎珂，因在场患病，倩同号厉厥正代为誊写，经臣复试时查对笔迹不符，当即斥革，饬交提调照理伽责。[23]

该生参加的考试为岁试，不及乡试规格高，时间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略早于倪昭奎案。在被查出代写情弊后，不仅斥革科名，还作伽责处理。两位考生的情节相似，但处罚措施却轻重不一，说明对科场违制行为的处罚措施存在弹性空间。

（二）考生顶冒或更名入场

顶冒入场即顶替他人姓名入场考试，有为自己考试者，也有为别人替考者。顶冒行为通常是利用政策上的漏洞或疏忽，巧为专营。此外，顶冒还包括顶冒学籍即冒籍考试者，此为科场之常态。为防冒籍，宋代便实行了“置士籍”[24]制度，即应试举子于考前详书履历档案已备稽查，明清时益加完善，至康熙年间，鉴于贵州应试人少，允许童生在本省内跨府跨县应考，后因冒籍问题突出，加之文教的发展，雍正二年（1724 年）题准：“贵州省儒童，日惭增益，即下州小县，亦可不至缺额，嗣后将考取童生隔府隔县投入别学之例，永行整止”[25]。刘希伟对贵州冒籍问题有过专门研究[26]，在此不再赘述。从史料来看，顶冒形式多样，一是许下倩顾银两，找人倩替，顶冒自己入场。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就是乘他人患病，又未呈报在案，在学政不知情的情况下，冒充该生入场考试。顶冒入场风险较大，考试官稍加盘查就可能暴露，廪保之人也容易认出。因此，顶冒入场多发于岁科两试。案例如下：

案例1：臣考贵阳府时，适有何国饬、宣名遂顶冒入场，经臣查获。江西人李自元，于三月内在省邀同永宁州生员吴一衡，前赴遵义之枫香坝居住，合议定顾倩银两，写立契约交李自元收执。迨吴一衡顶名应点，当经廪保认出，遂交该府究查，供前情不讳，李自元畏罪逃脱。有桐梓县孙文童、江凝兆，探知伊戚、冯熹患病不能赴考，遂凭店家李萃说合，倩顾龙里县生员陈斍先顶名入场，换卷腾写，言定倩银十五两，未经立契，后均被拏获。又有普定县学生员袁珂业已进场应试，经从前廪保入学之廪生李宏伸等供，係假冒，即交该府严行查究。考都匀府时有府属文童罗开东、余秉经二名经廪保认出非童，随后交知府兆傑严究实情，该犯供认係绥阳县童生，李子林係黄平州生员，张开东向与府学附生贯养叔在省认识，因经都匀籍童生邱大受说合，雇罗开东等顶名入场，议定每人倩银十五两，立有契约。[27]

案例2：铜仁府学生生员曾光祖患病，未经呈报，遂有湖南芷江县童生文妄思，冒名入场，以便枪代。经该学禀明，即亲提该犯严讯，提供顶名是实，当即伽责示众，于试毕日，并交该提调官按律办理。[28]

案例3：按试思南、石阡二府，臣访知二府属童生向多顶名冒考之弊，于未考之前，即行该处府县，于考试之日亲自稽察，因查出印江冒考文童刘沐膏、刘清二名，又核对试卷文字不符顶名冒考之思南文童张行、刘天元二名，石阡文童涂德一名，均交提调惩办。[29]

从上述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出，顶冒之弊在岁试中较为常见，个别州府已经成为历史疑难问题，长期无法进行有效遏制。顶冒行为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第一，顶冒类别多样。具体又可分为顶冒别人之名为自己考试，顶冒别人之名为他人替考，顶冒别人之名为考场中人替换试卷或侍机作弊三类 。第二，顶冒原因不尽相同。一是因考生患病缺考，冒考之人乘机顶冒入场以求侥幸，被冒占考生不知情。二是生员本身具备考试资格，却因各种原因不参加考试，并自愿将自己的名额转借亲友、租让或直接卖予他人，从中渔利。尤其是捐纳考生更易滋生顶冒之弊，据史料记载：“至俊秀捐纳中有不应试者，当乡试之期，或借与亲友，或租与他人，顶冒入场”[30]。第三，以顶冒获利。顶冒考试除顾请亲友顶替外，倩顾他人皆须支付一定费用，在上述冒考案例中，就有多起许以银两雇佣他人替考。有的由考生自己选定顶冒之人，有的经中间人说合。倩顾银两没有定例，通常在二十两上下，也有更高者，需经双方协商达成共识，并立下契约为凭。第四，对被雇佣人员的籍贯没有特殊要求，有外省的，也有本省异府、本省同府之人。第五，查获途径有限。一是考官通过严行核查考生身份证明材料，或通过核对答卷文字，并与此前考生本人填写的相关信息进行笔迹对照，以辨真伪。但因考生人数多，核查工作过繁，考官往往无法顾及。二是通过保廪人员指认。这是稽查顶冒之人最为快捷有效的方式，案例中多起冒考行为俱由廪保指认。可见，科举考试中生员廪保制度，对防止冒籍行为作用明显。不过也正是基于廪保制度的缺陷，即如果廪保生员本身就是从前的顶冒考生，那么就会出现以假保假的现象，导致顶冒行为泛滥。

除顶冒他人蒙混入场外，还有因本人犯有前科，原名已在官府存档，不能继续参加考试而更名入场。更名后要么就地考试，要么选择异地应考，中式者也不乏其人。案例如下：

案例4：云贵总督张允随奏为新科举人邓毓文更名入学蒙混中式。据安顺知府崔傑详称，查得新科中式举人内有第三十四名邓毓文，原名邓洪图鲁，于乾隆六年辛酉科不守场规，案内部议，伽责问发为民。不原该犯于上年十月内改易今名，科试取入安顺府学，今科蒙混入场中式，相应据实检举详报前来。臣查邓毓文，以获罪责革之犯，乃敢更名入学，蒙混中式，大干法纪，确讯通详，并与贵州巡抚会疏题参。[31]

从案例可知，举人邓毓文因不守场规而被发落为民，已经不具备参加科举考试资格。为求功名，于本府内易名蒙混入学，直至乡试蒙混入场适邀中式被举发。其更名中式经历反映了科场存在一定盲区，尤其底层级考试中监督机制不够健全，致使冒滥之弊频发，给乡试考场的冒籍行为埋下隐患，案例中的邓毓文便是从入学考试到乡试中举一路冒籍入场。

（三）怀柔夹带

清代防弊措施极严，然从未弊绝风清，怀柔夹带是科场种较为常见的舞弊行为，各省各类别考试皆然，防范手段以入场或场内搜检为主。搜检之例始于“后唐长兴五年，其搜检立法，自金太和元年始”[32]。据顾炎武考证，当时搜检甚严，以致“解发袒衣，索及耳鼻”，有人认为此种做法非待士之道，于大定年间改用沐浴更衣。明代沿用搜检之法，据《泾林杂记》描述明人怀挟之弊：“隔年募善书者蝇头书金箔纸上，千篇厚不及盈寸，或藏笔管，或置砚底，更有半空水注夹底草鞋之类，又或用药汁书于青布衣裤，壁泥糁之，拂拭则字立见，名曰文场备用”[33]。然搜禁越严，规避之术越巧，无所不用其极。

清沿明旧，且规范更严，处罚更胜，顺治二年定：“生儒入场，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于贡院前枷示一月，问罪发落”[34]。为防止携带行李中夹带只字文书，对入场士子，衣服器具皆有定式，康熙五十三年议准：“举子入闱，俱穿拆缝衣服，单层鞋底，只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其余别物，令在外留截，如违严加治罪”[35]。为防止考生与搜检官串通徇私，中式之人如被查出怀柔夹带之弊，巡察官、搜检官均严加议处。乾隆九年（1744），皇帝特派亲近大臣对顺天乡试严行搜检，致“头场搜出夹带二十一人，二场仍有搜出夹带者二十一人，及见稽查严密，临点名时散去者竟至二千八百余人之多”[36]。这样的结果令乾隆皇帝大为恼怒，他认为怀挟之弊关系品行士习，也是录取过滥所致，于是决定裁减各省中额，皆于十分减一分。

怀挟之弊，不仅于乡闱如此，其他各类考试中也有类似情弊，或有更胜者。贵州科场夹带现象时有搜出，据贵州学臣乾隆三十五年（1770）奏称：“臣考思南府属安化县，场内搜出文童田世哲夹带经文诗稿一束，南笼普安县文童陈美玉夹带稿四书文，安顺府文童 特凡夹带经文，遵义府桐梓县文童文登荣夹带四书文，贵阳府文童王录杞夹带经文，俱经搜获”[37]。从史料来看，此次搜检夹带之人虽不多，但也反映了贵州科场搜检尚有疏漏。嘉庆、道光以后，搜检日渐松弛。据清末探花商衍鎏回忆：“同光年间虽仍派有搜检官，不过循行故事，有吏役高呼一声搜过，掩耳盗铃，自属可笑，后则此声亦寂无闻，任士子之随意挟书矣。”科场纪律的日益松弛，使饱受争议的晚清科举雪上加霜，废黜之声不断。

（四）匿丧赴考

汉代以后，丁忧服丧被纳入法律，时限为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意指“官吏遭遇亲属之丧而解职守丧之意”[38]。服丧是官员及士子孝行的重要考量指标，期间禁止婚嫁、考试、娱乐、交游、做官及其他一切违例行为，这不仅影响仕途俸禄，还可能错失考试良机，因此出现了匿丧现象。

匿丧系指隐瞒亲属之丧而不离职守制，对士子而言，匿丧通常指隐瞒亲属之丧参加科举考试，这被认为有亏孝道，是明文禁止的，处罚也相当严厉。然而匿丧赴考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生童参加录科考试，进而参加乡试者，也有举人匿丧参加会试进而参加殿试者。前者在匿丧行为中较为普遍，相对已经取得举人、进士科名的人而言，生员匿丧行为付出的代价要小一些。案例如下：

案例1：贵州拔贡生顾之杰呈称，道光十五年旅次闻讣丁父忧，扣至本年六月初三日服满，也已在籍报名。今来京教读，取具同乡京官印结粘呈投巡，乞准起复，并请知照国子监，以便录科等因。查顾之杰从前丁忧时，并未报部存案，原存内亦未声明回籍守制日期，所有呈请起复录科之处，皆与定制不符，应不准行。[39]

从上述案例可知，丁忧报服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约束和申报程序，未报或未满服期，都不准起复。顾之杰案主要存在三个疑点：一是呈报地点。他的呈报地点是在其本人户籍所在地，并未报送礼部存档，后到京城教读，他想通过国子监在京城参加乡试资格考试，显然有故意匿丧之嫌。二是呈报日期。其呈报日期有不明确之处，即未注明何年何月回籍守制，直接导致了起复日期无法确定。三是陈述疑点。顾之杰称已在籍呈报丁忧，为何不注明日期，是不知道还是故意为之。另官府在接收生员呈报丁忧申请时，是否对丁忧日期进行核查。因为清代对丁忧期限有明确规定，那么守制的起始时间就尤为重要，而原始档案内为何又没有守制日期呢？这样一来顾之杰的丁忧起复就遥遥无期了，其参加考试是否会一直受到影响？是否要重新呈报？或是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因限于史料，关于顾之杰何去何从就不得而知了。对已经取得举人资格的人，匿丧行为的处罚措施要严厉得多，从下面的案例中可窥一斑。

案例2：光绪九年癸未科会试，据贵州松桃厅举人杨继昌，取结呈请纳卷到部。当经本部查明，该举人业据该抚咨报丁优，例不准其会试，即将原呈结扣除，行文饬查该举人杨继昌，丁忧后因何赴京会试，有无匿丧冒籍情弊，据实声覆等因。经行司饬查去后，兹据松桃厅同知王德昌申称，查明该举人杨继昌于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呈报丁忧，经前署厅徐绍祖，取具亲供甘结转报详咨在案。今该举人并不遵例守制，輙敢潜行赴京取结会试，实实有心匿冒。惟该举人前送丁忧亲供，从何填写，现在该举人尚未回籍，其子杨国栋亦因寻亲外出，不知去向，无从讯问，应请斥革查孥、讯究等情由。署藩司曾纪凤、署臬司吴自发会核，具详奏革前来。臣查该举人杨继昌如果实有匿丧冒考情事，洵为忘亲求荣，有亏孝道，相应请旨将该举人杨继昌暂行斥革，以慿查拏到案，讯明虚实，分别究办，奉旨着照所请。[40]

从案例可知，举人杨继昌与前案顾之杰有不同之处，其呈报丁忧程序、日期都十分清楚，即光绪八年六月，到他参加光绪九年会试（会试日期三月）仅数月，显然不足二十七个月。所以，在起复日期上难以混淆视听，确实是在丁忧期间潜行进京参加会试。因该举人行踪未定，无法取俱亲供，一旦查实，除举人身份被斥革外，还要依法进行惩处，这表明职位越高，匿丧行为的代价越大。

（五）考官索贿

考官肩负为国抡才之重任，以德才兼备为任用标准。纵观整个清代的考官事迹，多能洁身自好，恪守科场规范，更涌现了一些严于律己、拔取真才的典范。然也有少数人公然违背考官禁令，为一己之私，不惜以身犯险，顺治朝的顺天科场案，咸丰朝的江南乡场大案皆与考官受贿有关。

贵州虽未出现像上述两省的科场大案，但考官索贿行为却时有见诸史料者，尤其是学政主持的岁科两考。岁考属于生员选拔性考试，是对在校学生进行成绩考核，分列几等，分别奖惩，对列于末等者，不予参加科考，也就失去了乡试机会。科考属于乡试前的资格性考试，通过者获得乡试入场券。各类禀膳生、增广生、附生，及回省乡试的贡监生等都要参加考试，错过者须参加学政录遗考试。因资格考试远不及乡试严苛，除考官和主要阅卷人员，其他考务人员皆由本地公门中人担任，更易滋生弊端，加之贵州地处偏远，士风本不及科举大省，科场规范及监督机制存在不同程度的疏漏，考官与生员之间行贿受贿现象屡禁不止，更有甚者出现考官公然索贿现象。案例如下：

案例1：光绪九年，贵州学政孙宗锡，嗜好甚重，场规松弛。考试安顺府时，辄因供给，将普定县知县彭亿清之侄锁押用刑，并将童生重用刑杖，索取规费，勒捐银两修整考棚，实则暗入私橐。并前任学政林国柱，有需索供应，滥收冒考各款，后经查证属实，给予贵州学政孙宗锡以索受规费，防检不严，开缺听候查办的处分。[41]

此案至少暴露了考官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不认真履行选才职责。作为一省学政，考试生员从大的讲肩负发展教育、振兴人才之重任，从小的讲担负着规范学校教育、严肃考场纪律之责。孙宗锡并未忠实履行考官之责，公然索贿，场规松弛，如此情形很难保证考场秩序与公平，生员质量堪忧，从源头上埋下了在更高级别的考试中不可避免的弊端行为。二是考官个人素质较差。史料中对孙宗锡的个人品德有“嗜好甚重”的评价，一个德行有亏的人，难以保证考试的公平和取才的质量。三是公然索贿。主考官严刑拷打学生，其目是索取规费，勒捐银两，还借修整考棚为由中饱私囊。如此明目张胆，无疑会影响士子们的向学热情，有违朝廷开办教育、抚恤边方士子的初衷。考官的行为还会加剧社会矛盾，在清代历史上，贵州社会冲突不断，其中大多与官员的腐败行为有直接关联。贵州巡抚马世济在其奏折中就曾痛陈这一弊病：“汉军多有喜做外官者，不过希有所得耳。在部院衙门，见闻甚近，尚不敢为非，一至远处，即便于行私。今天下虽甚承平，而百姓甚苦，贵州残破地方，其苦尤甚，不但火耗多派于民，即一应供应，动辄取之于民，其何堪受此重困乎？”[42]

除考官外，一些参与考务的衙门胥吏也有中饱私囊、暗中收受他人财物的现象。据贵州学政陈筌奏称：“各省府试已毕，每有奸胥猾吏，将未经府取及缘事误考童生，暗受贿赂续入册尾，学政收考无从稽查”[43]。衙门胥吏尚可随意添改学册，暴露了考试环节的监管不够严密。此外，科场供给制度不完备，也给吏役等藉差肆行需索提供便利，据道光十年御史宋劭谷奏：“贵州科场供给，向系责成贵筑县承办，凡一切需用之物，无不派敛民间；又勒令各户，轮举一人为首，承应差事，吏役等藉差肆行需索，扰累闾阎”。[44]

由上可知，学政考录上的弊窦，使部分士子为博取功名铤而走险，扰乱科场秩序及考试的公平性原则，加之考官、胥吏推波助澜，使一些不法考生侥幸邀中，更沦为某些人敛财的场所。他们一旦侥幸中式，步入职场，又何以能自律自爱？如此便导致了考试取才的恶性循环。科举考试由内而外的腐败行为，也是科场舞弊从未被肃清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贵州科场的其他违制行为

贵州科场除上述各种流弊外，还存在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违制现象，形式各异，主要表现为不遵守考试规范，也在必禁之列。此类违例行为在府院试及岁科试中较为常见，大略因考生粗心或考试能力所致，而考官在众多试卷当中难免疏忽，如不对试卷进行复查、磨勘，很难被察觉，即便查出这样的疏漏，处罚力度通常也不会太大，主要为罚俸或罚停乡试一科。所以，在这一环节更易滋生考试舞弊，或出现考生与考官之间暗通关节的现象。案例如下：

案例1：此次磨勘岁考试卷及院卷，所有贵州务川县一等第三名廪生陈宏沛，诗排字出韵，系第三名以前，应罚停乡试一科，学政未抹出，贵州系小省应罚俸两个月。又桐梓县第一等第二名附生赵贻芳，诗稿未录；一等第四名附生赵增荣诗文草稿未录；遵义府一等十名廪生苏振声诗稿不全；天柱县一等三名增生杨灿奎诗稿未录，均应照草稿不全例罚停乡试一科。苏振声系廪生仍罚停廪食一年，赵贻芳、赵增荣、杨灿奎等如由本案补廪应停廪一年，学政均未抹出，每卷应罚俸六个月。又贵州黔西州考例一等之施凤鸣，第七卷草稿接扣处漏印，系三卷以上，应照例教官罚俸二年，提调罚俸九个月，学政罚俸六个月，不准抵消。[45]

案例中显示的所有违例行为除第一个陈宏沛属体例不合外，大底都属于考试不规范，即草稿未录或诗稿不全。出现这样的情况本属正常，可偏偏被考官取于优等之列，其中不少人还是一等的前几名，这就有些不合常理了。考官的疏忽也是有的，可立于前几名的试卷却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就不能排除私通关节的嫌疑。所以在处罚时除考生罚停乡试一科，廪生罚停廪食一年外，考官也受到罚俸的处理，包括教官、提调、学政都在处罚之列。大略因取证困难，案例中并未列出考官的具体罪责，但这样的处罚也足以说明其中存在的问题，至少也是失职。除岁考外，在乡试乃至会试中也有此类事件发生。案例如下：

案例2：据磨勘大臣将本科会试中式覆勘应议试卷，黏签进呈，内二百二十四名龚正调一卷，签出文义疵谬、诗句粗鄙数处，且字画讹误甚多，首篇半系录旧，其素不能文，已属显然。前此乡试取中，亦必有枪冒等弊端，特事隔多年，姑免深究。此等行险儌幸之徒，岂可令其滥厕科目，该大臣等仅请将该贡士先行扣除停其殿试，仍由礼部照例核办具题，声叙殊未明晰。龚正调不但应革去进士，伊系由附贡生中式举人，并捐纳员外郎，俱著全行斥革，永不准再行应试，其字句应议之处，考试官未能看出，著该部照例议处。[46]

案例中的考生已被取中进士，在对其试卷进行复查时，才发现多处“文义疵谬、诗句粗鄙，且字画讹误甚多，首篇半系录旧”。这样的错误已不仅仅是考试不规范了，一个素不能文的人是怎样通过层层选拔？他又是怎样在乡试中侥幸中式？非私通关节便有枪冒顶替之嫌，因时隔多年，朝廷未作深究。但对考生本人照例进行了严肃处理，剥夺一切功名，并永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对考官亦按例议处，体现了功名不容侥幸及朝廷惩治科场弊端的决心。但是，严厉的惩罚措施并未让科场弊端稍有改观，及至清晚期，科场积弊尤甚。

三、科场违制的当代启示

刘海峰教授曾说过：“从考试形式和其作用影响来看，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中国科举史为现代高考改革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47]。就此而言，贵州科场违制现象亦可为当代高考提供一些启示，试阐述如下：

其一，从考试之必要性而论，贵州虽为边陲小省，开科较晚，科场违制行为也时有发生，但科举对推进边地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化进程及防止阶层固化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科举以考试为载体传播儒家文化，笼络人才，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在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互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正如钱穆所言：科举不仅使政府与社会常得声气相通，即全国各区域，皆得有一种相接触相融洽之机会，不仅于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于文化上增添其调协力[48]。明代国家形成之初，在相对内缩的版图内，更加强化内在凝聚力[49]，视教化为“安边之道”，开始在边疆地区尤其是土司统治区推广儒学教育。清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特别需要“利用统制思想与仕途的科举制”[50]，继而不断调整科举政策，放宽土司及少数民族参加考试的条件，为民族地区培育了大批文化精英和地方官员，促成了社会阶层流动。士子们在地方社会进行一系列文化创造，确立了地方社会的王朝秩序和文化规范[51]，为强化国家认同，促进民族融合奠定了文化基础。

其二，科场违制现象伴随科举考试之始终，防治科场弊端是一个持续的系统工程。有学者认为：“一部科举史，也是一部作弊与反作弊的历史”，科场规范涉及方方面面，从出题到录取，从考官到士子，从官场到社会，从管理部门到具体执行者等等，是一项牵一发动全局的事业。因此，需要理性看待高考，看待考试中的各种违制行为。一是要根据考试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防弊措施，二是要有全局观念、整体推进的思想，既不能头痛治头，也不能草木皆兵。

其三，科举小省在科场违制方面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贵州地处西南边陲，远离华夏文明的中心，至明嘉靖十四年（1535）始获准独立举行乡试，文教发展滞后，科场违制现象也时有发生，虽未出现科场大案，但冒籍之弊突出。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康熙年间基于现实考量而制定的贵州允许跨府、跨县考试政策，使冒籍合法化，后因冒籍之弊凸显，于雍正年间废除，但其制度惯性却长期难以被扭转。二是贵州文教水平偏低，考生文化素质相对处于劣势，加之偏远地区监管较为松弛，易滋生冒籍之弊。时至今日，高考移民依然是一些偏远省份较为突出的违制现象，此外，考务部门及考务人员的规范性和履职情况也需要特别关注。

其四，改革措施当力求制度完备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而非一端发展到极致。我们可以假设高考体制中存在一组供需对应关系，供给一方为制度设计者，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部门及相关咨询单位及个人，需求方为考生及家长，现试从考试动机、内容、过程及结果四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考试动机。行政部门进行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公平选拔人才，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考生则旨在通过考试上理想中的大学。此处便存在一定程度的动机错位，需求方要选拔人才，供给方在通常情况下不考虑政府动机，在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时，分数高低、学校好坏是其关注焦点。因此，宋太宗才有“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的感叹！而国内一些高水平大学往往成为留学预备学校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第二，考试内容。供给方以考试内容为载体，测试选拔对象是否达到其预设的人才标准，亦可理解为评价指标，需求方则只考虑评价指标的达成情况，也就是考什么学什么，即高考“指挥棒”功能。这一结果却是供给方不愿看到的，为达到拔取真才也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目的，势必会不断调整“指挥棒”。但从需求方的动机来看，如果没有其他因素介入，“指挥棒”的传统功能难以变，即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考什么学什么”的问题，这需要第三方改革，即社会改革弱化二者的强对应关系，抑或弱化考试动机。第三，考试形式或过程。考试制度得以延续千年的基础在于其公平性原则，供给方为维护这一原则，制定了一整套防弊措施。需求方因其动机使然，如果难以达成个人目标时，就会铤而走险。第四，考试结果。对考试结果的利用，科举时代较为简单，而近些年来高考却进行了较多招生制度改革，旨在兼顾公平效率基础上选拔突出人才，较传统招生制度有较大改善。但总的来讲，皆是以供给侧改革为主，考生基本是被动执行，包括自主招生在内的多类招生改革难以在较大层面激发考生更优利用考试结果。因此，考试制度改革是在保证公平性原则基础上寻求供需双方的动态平衡，而非某一侧面的极端缜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