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顾城，朦胧诗派代表人物，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这个在心中始终怀有孩子般的天真，在岁月中从未成熟，又充满梦幻色彩的男人，或许在人性上不够优秀，一辈子只能是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任性的孩子”，但诗人笔下绽放出的风景，惊艳了文坛与年华。顾城以及他的创作，始终与自然紧密交织。浅探顾城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回溯至诗歌中自然灵感的起源，并将诗歌抽象至美学与哲学范畴，顾城“自然的孩子”之形象跃然纸上。

关键词：顾城;诗歌;自然

一、解构顾城诗歌中的自然意象

自然是纵览顾城诗歌后所得出的关键词，是顾城诗歌的核心要义。在他看来，称得上是好诗，至少需要两个必备要素：“一个是美的感觉;一个是精炼的语言。”[1]顾城把写诗看成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命现象，诗词中自然意象的运用，既有着对于真实自然行为的记录与描绘，也存在以陌生化手法书写生命自然，是对生命与自然最原始面貌的窥伺。顾城的诗之于自然，没有奔跑着追求“到”，而是一直“在”;诗词活在自然里，在自然里爆发出生命力。

敏锐的感官赋予了顾城不凡而独特的诗人嗅觉，是他能在自然景物的观察与描摹中表现出敏感洞悉的观察力。顾城诗歌中潜藏的“感觉至上”的创作准则与依据，在对星星、月亮、野花、露水的卓绝工笔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星月的来由》一诗中，观察夜空的他对星月的起源进行了天马行空的想象。他视夜空中的繁星明月为苍穹被树枝戳出的微小窟窿，显出别致的俏皮与灵性——“树枝想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作月亮和星星。”在诗歌创作中，顾城毫无保留地表达着对自然的热爱，用自然的花叶编织了他的意识与梦境。用童真的稚拙来写童话，诗歌便自然变得清洁纯净，透明澄澈;简明的意象，像一个少年在缓缓地诉说，表达对自然的热爱，对未知、对未来的恐惧，和对幸福，对心动的向往。童年的乡间生活，与大自然的朝夕相处，使顾城的诗歌中充满了希望、梦想等词语。“自然”是这个童话诗人梦开始的地方，他在这里拒绝长大，用儿童的语言、视角、语调、口吻描摹大自然，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以自然为家，以自由为生活，以理想为现实，以梦为诗，用简单、朴素、直观的意象勾勒出彼岸的童话世界。

儿时的顾城将自然意象装进容器，悉心收集;长大的他，敞开瓶口，让自然与阳光和眼泪交织，发酵成微醺的爱意。顾城的诗中，对爱情的歌颂和表达，与自然如影相随。“风在摇它的叶/草在结它的籽/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顾城将诗人无限的浪漫情怀，倾注给朦胧、细腻的文字，用无比炽烈又纯净的意象堆砌了一个童真的理想国;并邀请爱人进入他的王国，站在他的自然宫殿正中。爱人从流光里匆匆赶来，惊动顾城的思绪云海，让他周围荡起诗意的惠风，自然的花便落了下来，顾城以笔墨为针线，用自然中的风景为爱人织就霓裳。“太阳落山的时候/你的眼睛充满了光明/像你的名字/像辉煌的天穹/我将默默注视你/让一生都沐浴着光辉。”顾城想象过与爱人的婚礼，那是用自然来传情，是自然萦绕下的永结连理。“我要在最细的雨中/吹出银色的花纹/让所有在场的丁香/都成为你的伴娘/我要张开梧桐的手掌/去接雨水洗脸/让水杉用软弱的笔尖/在风中写下婚约。”顾城以自然中最闪耀的日光与彩虹，迎接着爱情，让爱情也沾染上自然意象带来的炫目。

在顾城后期诗歌创作中所诞生的死亡意识，是对自我的体悟、感知，对生命的绝望，但其中也不乏对于自然更深层次的思忖。最终诗人通过内部的构建与外部的揭露与破坏，在现实中搭建了一座文学上的童话王国。顾城后期诗歌创作的艺术方法可以概括为：在诗歌美学上回溯传统，崇尚老庄，师法自然，追求诗的自然之境的表达，达到空灵、超然的艺术境界。“总有人要变成草原的灰烬/总有树要分开空气/河水/分开大地/使大地停止呼吸/被自己的芳香包围。”[2]在经历过种种迷惘与变迁之后，顾城看到，未来变得唾手可得又遥不可期;自然意象的运用也更加抽象而贴近于本质。自然从对草木的描绘中抽离，逐渐升腾，形成更加奇特的排列组合，对自然意象的综合性运用也随之加强。

顾城用其天赋异禀的全息通感力去捕捉自然，使自然环境和文字冲破现实，实现了观念和心理的有机交融，其自然意象的运用与读者的心灵达到了琴瑟和谐般的交互感应。望穿山海后，“任性的孩子”也是“自然的孩子”。

二、自然意象的运用与顾城的人生经历

诗人顾城对于自然进行种种感悟，进而淋漓尽致地挥毫泼墨，构建出的理想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是扎根在童年经历里，野蛮生长，倏尔绽放的一株彼岸花。原籍上海的顾城于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的一个诗人之家，父亲为小有名气的军旅作家与诗人，八一制片厂编剧、解放军报记者顾工。然而，在这样一个“根正苗红”的家庭中，诞生的不是贺敬之、郭小川一类的时代印记强烈的社会主义赞歌颂唱者，而是信马由缰，朦胧诗派里永远沉溺自然，永远任性的孩子。

顾城的家庭背景与时代环境相互作用，彼此交融，既向顾城进行自然创作筑牢了文学基石，也在现实环境里为顾城搭建了属于他的伊甸园。

据顾城自己讲：“严格地说，我只上过三年小学，而且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形下。”不爱上学，加之难以回避的“文革”灾难，让顾城能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有限。因此，顾城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更多地应该称之为文学氛围的浸染与熏陶，尤其是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顾城之父顾工是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的高材生，学识深厚的父亲恰似一座书库的存在;与父亲交往的作家朋友也为顾城营造了文学的磁场。这为顾城诗词中对于自然元素巧夺天工的勾勒提供了文学的底蕴。而顾城在作品中多次提起的，童年时期屡屡翻看的《昆虫记》可能正是小顾城的自然启蒙，是与自然环境结下一生之缘的明证。相关传记写道，“文革”开始前后，顾工作为知识分子，家里的藏书已被抄走，而顾城的《昆虫记》偏偏侥幸存留。自此，书籍匮乏的他便沉浸其中。为了弄清楚昆虫的纲目分类，他寻觅其他昆虫学的相关书籍来读，甚至去将数千页的《辞海》翻了一遍。虽然这些尚不能称为文学阅读，但它给了顾城“少年时代最初的信仰和生活的依據”，给他打开了一个崭新世界的大门，这个“崭新世界”就是奇异的大自然。执少年锦时打造的文学之棹，顾城得以在诗歌中摆渡自然。

1969年底，顾工被下放到渤海湾最南端的一个部队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顾城也跟随父亲前往山东省昌邑县东冢公社火道村。13岁的他强烈要求不去上学，父亲秉承着“民主式教育”的理念，并考虑到时代形势便加以允准。下乡，意味着书籍的清零，也意味着真切地走进自然。火道村的五年，顾城可供查考的阅读史除了一本《洛尔伽诗钞》，几乎是一片空白——但他在乡野中狂奔，在农场喂牲畜，“给猪圈中的猪取名，听蚂蚁和瓢虫的私语，有大地和云彩的对话，讲塔松和雨珠的故事……”顾城在火道村邂逅的，眸中闪烁、梦呓中呢喃的自然，是他与社会的过渡，也是他封闭自己，无法真正进入社会的枷锁。顾城确定地说：“我一九七零年左右开始写诗，那时父母下放在山东农村，莱州湾附近，一片盐碱滩。我在荒地上行走，看大雁一群群飞来，围绕着我歌唱。我听懂了它们的话，感到快乐，真想哭一顿。真快乐！大地像轮盘一样转动，圆圆的太阳、月亮对望着，渐渐暗淡下去，人和自然融为一体。我是在那时塑造成型的，学会了对自然说话，写了一本诗，写了《生命幻想曲》。”[3]从1969年底来到火道村，到1974年5月返回北京，顾城创作的诗歌有近百首。包括顾城在1988年隐居到激流岛的经历，与其说是踏上最后的死亡征程，其诗篇弥漫的是死亡的悲壮与鬼魅;不如说是重返山林，与自然再次相遇，看似诡谲，悲凄的文字不过也是对于自然另一角度的挖掘。

火道村中、激流岛上对于自然的沉浸式体验，让顾城坚信自己与自然之间有着上天赋予的奇巧联结，自然在敏感的顾城心中化身为一个完美且封闭的空间;他在这片小小天地里雕琢文字，勾勒出自然气息氤氲的理想国。

三、诗歌自然意象孕育的自然哲学

顾城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展露出其创作过程中的美学与哲学内蕴，剖析解构诗歌中自然意象，可以收获顾城及其创作的深度灵感。

早期的顾城是在“自然状态”下写诗的。从大量有关他的访谈、回忆录例如江熙、万象所写《灵魂之路——顾城的一生》《顾城哲思录》，顾乡著《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等来看，他对于诗歌创作的学习和模仿阶段并未有太多触及，洛尔迦可能是他屈指可数的导师;他早期的优秀诗歌更多的只是观察自然，体悟自然的产物。这样的语言也就不是诗人的语言，而是神明走过时留下的痕迹，顾城称它“是一种自然的声音，它到我们人间来，到我们的心里来，变成字，变成一个故事。”[4]

顾城对于自然意象的运用与他所习得、秉持的“自然哲学”相互作用。西方的思想曾经在顾城的创作中掀起波澜，然而，以延展性的时间视角来看，顾城崇尚的是老庄清静无为的哲思。1993年7月，顾城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人与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学讨论会》上的报告《没有目的“我”——自然哲学纲要》一文中对自己之于西方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以及他的自然哲学进行系统阐述，并后期的在诗歌创作中展示他的自然之境。在海外的孤岛上，他与自然相伴，“天上有云，地上有人，有人无钱，忙个不停”;与外界的沟通隔绝，追求田园中的皈依，试图将魏晋风骨复活，自己只消成为竹林里弹琴放歌而远离世俗的嵇康。值得称道的是，顾城并非只热衷于“玄言”“偈语”的赏玩，而是自觉地把中国哲学的精髓与个人诗歌的创作融为一炉，意图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里寻构现代诗歌的理论话语体系，为其创作另辟蹊径，开拓新境界。诗人通过将自然进行人格化描述和让人格无限贴近于自然的双向引流，最终使人与自然悲喜相通，做到“无牵无挂，无遮无拦，乃至无心，合乎自然”。而生命终点处，顾城的“非自然”的死亡更是向大众展现出了现实与内心冲突时，面对心中自然哲学无法与生活合一的无助与离去的决绝。

从观察自然，到书写自然，再到沉浸自然后体味自然哲学，顾城虽是不谙世事，无法融入社会，永远是心智不成熟的“任性的孩子”，却也是誓将骨髓融进自然，让自己为宇宙殉道的“自然的孩子”。

四、结语

如今，提到顾城，大众会想到的是什么？是耳熟能详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首中国文学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句话简诗，是在新西兰小岛上弑妻后上吊自杀的病态诗人，是他、谢烨、英儿三角式的畸形爱情，抑或是蕴含着顾城及其诗歌元素的民谣，例如歌手马頔《时间里的》：“那时你爱顾城的诗/也学他总戴帽子/你总说我是个任性的孩子。”独立民谣乐队“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发行的专辑《C大调的城》《和一个女孩子结婚吧》：“和一个女孩子结婚/在琴箱中生活/听风吹出她心中的声音/看她从床边走到窗前/海水在轻轻移动巨石还没有离去”[5]……顾城和他的诗因诗人的离奇死亡、所处的复杂时代背景、所属朦胧诗派的加持以及传播过程中特定元素的突出，而使其蒙上了难以被揭开的黛色面纱。

然而，撕开“鲜血童話”，祛魅顾城，我们看到的，不过只是一个在自然中梦呓的孩子。诗人顾城在时代、原生家庭、个人际遇等多重元素的塑造下，执灵感之笔，打造纷繁而独特的自然意象，留给了朦胧诗派，及中国文学史一笔瑰丽财富，让“缪斯膝下长不大的自然诗童”横亘在诗歌发展的时间长河里。

作者简介：张煜琳（200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2019级广播电视学本科，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学。

参考文献：

〔1〕王灿.中西文化视域下顾城诗歌的自然意象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2014.

〔2〕雷文学.自然之灵：顾城的诗学观 [J].名作欣赏，2008，（07）：138-140.

〔3〕孟炯.生命的悲歌——顾城诗歌研究[D].海南师范大学，2008.

〔4〕邹向东.顾城后期诗歌美学理念与艺术方法管窥[J].济宁学院学报，2002，（02）：30-32.

〔5〕苏英姿.为“梦”而生——论顾城的诗歌创作[D].华东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