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逢铃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17)

商品拜物教批判虽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组成内容，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它常常被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以往的这种看法忽视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尤其是与观念论意识形态批判间的差异，导致学界一方面将商品拜物教批判误认为是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的延续，进而忽视了前者对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也遮蔽了商品拜物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从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意义。为此，我们有必要回归文本，重新审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论性质，以澄清相关争论，进而挖掘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

一、商品拜物教批判研究现状审视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发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很少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这似乎意味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止步于其早期的著作。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一些学者试图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批判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在他们看来，商品拜物教批判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批判形式”[1]，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新维度”[2]。他们认为，拜物教作为一种观念或认识论问题应隶属意识形态范畴，所以自然商品拜物教批判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也有学者将马克思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延续和开辟的新维度”[3]。在这些学者眼中，商品拜物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以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马克思对它的批判就相当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

虽然这些学者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马克思中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早期意识形态批判之间的关联，但他们没有彻底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异。通过将商品拜物教批判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或视为对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的延续，似乎能将马克思的前后思想连续起来。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反驳阿尔都塞的断言——马克思中后期的科学认识论与其早期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存在断裂。但是这些学者反驳的效果是不明显的，虽然阿尔都塞的看法有待商榷。这是因为，受当时复杂的思想背景的影响，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其独特性：一方面他是在认识论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特别强调了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产生于诸如以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之中；另一方面他倾向于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与人的意识无直接关联的“表象形式”，特别是其晚年又将意识形态彻底唯物化，并极力反对将商品拜物教批判视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4]。

所以争论的前提是如何理解“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当我们认定商品拜物教批判延续了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时，首先要弄清楚“意识形态”的所指。为此，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早期的文本，特别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握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释。因为，这涉及上述争论产生的直接原因，即在马克思中后期的文本及思想阐述中为何很少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与此同时，只有这样才能清楚《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是否亦如上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三个本质特征：其一，观念性。在现代德国哲学家们的思想中，现实的人和世界实际上都是观念的产物，所以马克思认为“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5](510)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马克思在此文本中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其实是对停留于观念领域作斗争的现代德国哲学，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批判。其二，阶级性。在马克思看来，在阶级社会中，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支配着那个社会精神的生产，他们通过观念来表达阶级利益。基于这种阶级利益，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意识形态家，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5](551)。例如，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他们制造了自由、平等等概念。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具有阶级性，是一些人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而有意创造的。其三，普遍性。正是由于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编造的，它往往会通过抽象概念的普遍性来表明自身的合理性，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5](552)。所以，意识形态得以实现存在的重要条件是将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以获取大部分人的支持与认可。

可见，马克思早期所理解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那些出于阶级利益而编造出的、具有普遍形式并带有虚假或充满幻想的思想观念。因此，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主要是一种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在直接意义上，这种观念性意识形态的批判，特指马克思对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的批判。由于马克思曾经也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所以他此时的意识形态批判也潜藏着对自身过去停留于法哲学、宗教以及政治国家等思想观念批判的批判，即“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6](593)。在引申意义上，这种观念性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对整个现代德国观念哲学的批判，因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批判是源于普鲁士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即黑格尔的思想，而它所代表的是德国古典观念哲学的集大成者。

很显然，从这些具体批判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并不属于这种意识形态批判。这也说明了马克思早期与中后期的批判内容或对象有明显的差异，所以试图简单地将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解为对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的一种延续是不合理的。这种做法不仅不合理，还降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商品拜物教批判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中的重要理论意义。

当然，大多数学者是基于判定商品拜物教同上述意识形态具有相似的本质特征，进而认为它是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的新维度。这种类比论证的理由是：其一，由于商品拜物教是指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这和意识形态一样是用具有普遍性的观念遮蔽现实个体的特殊利益；其二，由于商品拜物教是建立在商品交换同一性的基础上，这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普遍性；其三，由于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是庸俗经济学家用以实现自身统治利益的工具，这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阶级性。

然而，这些论证都是不够严谨的。因为这种概念意义上的类比论证只能说明商品拜物教具有与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概念同样的特征，而不能直接证明商品拜物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思维逻辑上A 虽然类似于B，但是在实践中并不能推导出A 就等同于B。另外，这种类比论证带有明显先入为主的观念色彩，即将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潜在地视为一种先在的模式，并以此审视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性质。尤其是加上“拜物教”这一具有强烈主观意味的术语的引导，人们更容易将商品拜物教归入意识形态范畴。对此，我们有必要在深入把握商品拜物教及其批判本真内涵的基础上，再判定它是否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批判是否属于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

二、文本语境中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及其理论性质

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在阐述“简单价值形式”关于等价形式的第四个特点，即“商品形式的拜物教在等价形式中比在相对价值形式中更为明显”[7]时，提到了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概念。但从《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开始，马克思不仅将原来只是作为附录的“价值形式”内容整合到讨论商品的章节中，还将其中有关“拜物教”概念的文段调到了商品章最后独立出来的第4 小节，即“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之中。这种调整突出说明了商品拜物教与价值形式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体现在价值形式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上，更是体现在其动态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正是通过论述价值形式动态的变化发展过程，呈现了商品背后隐藏的超感觉的价值对象性，进而让人们意识到商品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质性存在，而是“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8](88)。对此，马克思指出了“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8](89)。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商品世界的这种关系，马克思强调自己是从宗教世界中找了一个贴切的比喻，即“拜物教”。

可见，马克思是为了说明商品及其生产过程中本真的社会劳动关系被物的关系所遮蔽的现象而使用了“拜物教”这一概念的。拜物教只是马克思借用宗教世界的一个术语，用以说明商品及其生产所产生的结果。换言之，商品拜物教与宗教的拜物教只是类似，但不能等同。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宗教意义上的拜物教纯粹是在人的思想领域中形成的，其根源在于观念本身的无知或恐惧；而商品的拜物教则是先形成于生产领域，尔后才被反映到人的意识之中，其根源在于生产者对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所自然形成的分工结果的不自觉或无意识。如科恩所言，“经济拜物教的力量的出现不是来自思想过程，而是来自生产过程。它产生于商品社会中组织生产的方式”[9]。正是由于人们没有区分商品拜物教与宗教拜物教之间的不同，并受后者的影响，认为商品拜物教仅仅是一种观念形式的存在，进而将它视为意识形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视为一种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批判。

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区分商品拜物教与价值形式间的关系。这种带有虚幻形式的商品拜物教不是价值形式本身①，而是由价值形式所引起的。也就是说，商品拜物教是价值形式变化发展的结果。正如马克思在文本中所指出的，“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8](89)这种价值形式既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商品价值规定的内容；既不是某种观念事实，也不是某种社会事实。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着，并影响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同时制约着由商品生产所形成的观念与社会事实。正是由于它的非直观性或隐匿性，索恩·雷特尔将之称为“第二自然”，是商品交换中真实存在的“现实抽象”，为先天知识存在的可能提供了唯物主义基础。虽然索恩·雷特尔的思想观点有待讨论，但他能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作为价值形式结果的商品拜物教何以是一种观念事实。在他看来，商品经过货币的中介作用，实现了从现实抽象转变为思维抽象，使得“交换行为的物理性过渡到了这些人的思维抽象之上，并转移到了其思维之中。”[10]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8](93)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商品拜物教作为价值形式的结果反映到社会意识中则是一种观念事实，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特别是庸俗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以辩护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在此意义上，当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想观念时，不妨说是一种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批判。

但是，又如上述所言，商品拜物教除了与纯粹思想或观念领域的宗教拜物教不同，还因价值形式的影响而表现为一种经济事实或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形式时，抓住了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从简单、偶然的价值形式到货币价值形式。价值交换过程中所体现的劳动社会关系也变得隐而不显。商品拜物教就是对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隐而不显结果的形象表达。价值形式的存在不仅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它自身也要在交换过程中实现。正是由于价值形式体现为一个过程，所以它不能直接等同于商品拜物教。但是，要了解商品拜物教又不能脱离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作为一个过程，价值形式是劳动通过生产不同的产品，在特有社会条件下实现的某种交换过程。这一特定条件，在历史发展中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必然的，但最后都将会转化为货币这一特定表现形式。在这一过程中，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情况，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 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8](89)也就是说，当这一过程完成时，在其中所实际发生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最后都呈现为商品或货币关系，而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特别是在商品生产成为主导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实际发生的社会劳动关系更是被庞大的物质所掩盖。

因此，商品拜物教既是一种观念的事实，也是一种生产的事实。在价值形式及其历史变化发展的作用下，商品交换的社会性质被逐渐抽象上升为主观内容，特别是在以价值为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形成了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种种思想观念。与此同时，劳动社会关系也逐渐从直接简单明了到充满神秘性，最终物化成以货币和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所以，卢卡奇在分析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时指出，“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11]。在客观方面，形成了由不同的物以及彼此之间相互联系所构成的世界；在主观方面，人的活动被客体化为一种商品。对此，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商品拜物教首先是一种生产事实，尔后才是一种观念事实。这是因为，只有在价值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商品及其生产成为一个社会结构的普遍形式时，即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普遍化成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或劳动社会关系不再简单明了时，才最终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种种思想观念。可以说，商品拜物教首先是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假象，尔后才是一种观念假象。

综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特别是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因为它不足以表示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全部内涵，反而遮蔽了它的根本意义，即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8](8)。虽然商品拜物教批判也包含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特别是庸俗经济学家错误、虚假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但它却隶属于或根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事实的批判。所以，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批判既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事实，也针对它观念性意识形态。

三、商品拜物教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

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批判不能代替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却可以包含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之所以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因为前者只是停留于批判的对象本身，或者只是在思想上对批判的对象进行批判，但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591)。或者说，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市民社会最为彻底的批判。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的是对社会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批判，而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只是产生或隶属于这些社会物质生活关系。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8](10)，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为批判对象，而这其中又涉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庸俗经济学的批判。由此可见，它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性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运行的神秘面纱，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物化事实，同时也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庸俗经济学家思想的错误与虚伪性。所以，如果只是简单地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视为早期意识形态批判的延续，那么我们在说明它意识形态批判意义的同时，遮蔽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进而削弱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为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变的过程，是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深入认识的过程。因此，深刻把握商品拜物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不仅对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甚至对理解其整个思想的发展过程都具有重要价值。

其一，商品拜物教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超越以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生长点。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始于对商品的分析，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和财富。因此，马克思对商品的独特分析，自然也成为超越以往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面。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也是在批判性反思以往政治经济学家，包括威廉· 配第、亚当· 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关于商品理解②的基础上实现的理论超越。这种超越不在于马克思发现了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或价值量的内在关系，而在于继续追问为何要采取这种形式，即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这种价值形式视为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争论价值量上，所以他们不理解货币的本质。由于他们不理解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最为抽象、一般的价值形式，自然也无法看到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使一部分经济学家迷惑到什么程度，也可以从关于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式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8](100)所以，从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无意识或有意识忽视的拜物教性质。

也正是基于对这种神秘性质的批判，马克思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本质的认识。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拜物教形成的重要前提是私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这种转化形成了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交换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分离的，个体劳动的生产很大程度上受外在客观力量(市场规律)的支配。面对这种客观力量，再加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个体劳动者便逐渐陷入危机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生产外壳之下隐匿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为进一步认识货币和资本拜物教提供了理论基础。货币是价值形式的体现，其本质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是商品拜物教更为耀眼和明显的谜。而资本特别是生息资本，则是拜物教最显眼的表现形式。但是，无论是作为“商品中的上帝”的货币，还是“无概念式”自行增殖的资本，其内在本质与商品拜物教批判所揭示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被物与物之间关系所掩盖的内容都具有一致性。正如马克思之后对资本概念的理解，即“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2](922)。可以说，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为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剥削本质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

其二，商品拜物教批判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具体运用与完善成熟的重要体现。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的认识。这种生产及其关系在现实中以物的对等交换关系为表现形式，其本质却是将一切都转化为同等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即形成了普遍以价值获得为根本目的的生产形式。这种批判也体现了唯物史观从对一般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转向对特定发展阶段社会形式的具体分析。与此同时，马克思通过对价值形式演变历史的分析，揭示了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根源。这也说明了只有在商品生产成为普遍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才有存在的可能。也正是由于商品拜物教的这种性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潜在的矛盾。此外，商品拜物教批判本身也包含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庸俗经济学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制造的陈词滥调或虚假辩词。与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相比，商品拜物教批判更为彻底地追溯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产生的物质基础。

当然，唯物史观也是通过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而得以完善和成熟的。马克思在批判商品拜物教之后，就将这种批判运用于对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分析。在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对鲁滨逊漂流故事的改造，分别论述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在劳动社会关系上的体现与差异。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在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社会关系没有被披上物的外壳，始终体现的是不同劳动或生产者之间的实际关系，即在生产者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简单明了的，虽然前两者是以明显的奴役或剥削关系呈现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劳动的社会关系就是以拜物教的形式呈现，人们处于抽象的统治之下，劳动社会关系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8](97)也就是说，当商品拜物教的性质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而消失之时，即是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商品拜物教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某种历史边界。因此，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使唯物史观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上更加完善和成熟。

其三，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仍然是我们今天审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视角。从卢卡奇③开始，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就逐渐被运用到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之中。例如，阿多诺、德波、鲍德里亚和齐泽克就通过借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分别从抽象同一性、图像景观、符号消费以及结构性误认等方面展开对现代社会的审视。他们都倾向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或运用商品拜物教批判，都抓住了商品拜物教所具有的幻象性。在他们看来，这种依附于商品之上的抽象或“无意识”的意识形态，显然已成为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实现全面统治的隐形工具。这些学者指出了资产阶级统治在意识形态或文化层面的体现，也扩展了拜物教对现代商品世界及其生产发展不同维度的新理解。可以说，这些思想家对商品拜物教的新解读或运用，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仅在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理解或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我们在观念上已经认识了这种拜物教的存在或“无意识”意识形态的统治，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8](91)。也就是说，这些左翼思想家对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并没有触及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即物质生产方式。面对这种现象，他们大多是为了批判而批判，顶多是在观念或文化方面采取一种策略行动，例如德波的试图使生活艺术化的情景主义。对此，我们应该要认识和发挥商品拜物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的重要意义。这种批判指向了拜物教产生的根源，即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而导致私人劳动只能被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而发生关系。这表明，我们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重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即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这是保证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能形成较为简单明了的关系，而不是被外在盲目的力量所控制。当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现阶段还无法达到完全自由联合的程度。正如马克思强调要完全消除这种物质的外观，“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8](97)。这也是当前我们仍需要坚定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所以，面对现代商品生产所形成的拜物教问题，我们需要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朝着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全面结合的方向巩固物质基础或提升劳动条件。

四、结语

通过重新认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论定位，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早期意识形态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联系或一致性体现在坚持对资产阶级虚假性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差异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单纯地对观念的批判，而是深入到客观事实的批判。同时，这种客观事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而是具体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中的。所以，从早期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变为中后期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仅仅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也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深化和完善。

与此同时，通过对这个论题的思考，我们不仅澄清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质，也更好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性。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具体论述虽然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一卷，但是其观点是贯穿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的。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商品拜物教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事实，更是一种客观事实。这种事实产生的原因在于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存在矛盾。马克思后来详细地考察了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其目的也是为了揭示这种矛盾。特别是在对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论述中，马克思清楚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内在矛盾及其产生的危机。在对这一矛盾深入阐述的过程中，马克思完整地呈现了商品拜物教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深化发展。在流通领域，货币作为商品交换中介的普遍性掩盖了其特殊性。当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以工资形式呈现时，“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代价劳动”[8](619)。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商品的拜物教最终体现为资本的拜物教，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使“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12](442)。简言之，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体现了其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性：不仅看到了生产的物质性，还关注了生产的社会关系性。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区别于以往政治经济学，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命名自己学说的重要缘由。

注释：

①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是对价值形式分析的结果。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观点。但是，该学者关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不是对某种“事实”批判的观点则有待商榷。因为，他潜在地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等同于价值形式分析。其实，这两者是因果关系，前者是果，后者是因。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形成的拜物教这一事实或现象的批判是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得出的。这并不像该学者在文中所论证的那样，即通过对《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关于价值形式内容调整的推理，认定商品拜物教批判是对一般等价形式分析的延续，进而认为商品拜物教批判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某种“事实”的指认，而是形式的分析。参见吴猛.价值形式：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论定位[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20(4)：27-45.

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的商品章中专门用1 小节论述了“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在其中，他客观评述了包括配第、斯密和李嘉图在内的七位古典政治经济学重要代表人物关于商品的理解，肯定了他们对劳动或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的内在关系的揭示，但也批判了他们没有正确区分不同劳动与价值、交换价值与价值等概念之间的差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5-457.

③ 卢卡奇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商品拜物教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现象在客观与主观方面的体现，但由于受时代环境及韦伯合理性思想的影响，其侧重于从主观方面阐述拜物教，进而指认阶级意识的物化现象，目的是为了重新唤醒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