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钰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4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国际话语权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掌握国际话语权意味着可以凭借话语优势，从本国利益出发，以本国的价值标准为根据，评判是非曲直、界定国际事务、制定国际规则、塑造国际秩序，从而在国际关系中获得主动权。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关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认清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实困境，以有力举措不断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力。

一、既有研究与问题提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大意义。在国外，研究者大多将国际话语权界定为一种国家权力，重点强调影响他国意志和行动的能力。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论”、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等从话语的建构功能、话语对社会结构的塑造、话语与文化的互构、话语动力学等角度，论证了话语作为权力的功能与作用机制。罗伯特·基欧汉指出，作为信息载体的话语能够在特定情境下发挥物质权力所不具备的功能，以非威慑方式改变行为体的决策方向[2]。维维恩·施密特将行使国际话语权归纳为观念表达、身份塑造和规则建构三个方面[3]。马修·格特肯认为，通过赋予潜在威胁对象非正义身份并定义其国际行为的危险性、构建排他性国际制度体系等措施，可以延缓自身制度性话语权的流失[4]。

在国内，学术界对国际话语权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阐释国际话语权的内涵。多数研究者将国际话语权定义为通过话语主导国际局势的能力和权力。王江雨指出，国际话语权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掌控舆论和影响国际局势发展的能力和权力[5]；张新平等将国际话语权理解为言说者以语言、文字或其他文化形式为载体，表达利益诉求、引导国际舆论、确立国际标准的能力[6]；李朝祥等认为，国际话语权的实质是“权力话语”，是政治操控层面的“显性话语”和文化价值等“隐性话语”的结合体[7]。

二是探讨国际话语权的构成。学术界对国际话语权的构成有“二分法”和“三分法”。左凤荣、岳圣淞认为，国际话语权可以分为舆论性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舆论性话语权是一国话语在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8]，制度性话语权是一国引导和塑造国际标准、规则和机制的权力[9]。邢丽菊、赵婧将国际话语权分为舆论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学术性话语权，指出学术性话语权是一国研究者及其成果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创新能力和对话能力，强调三者结合才能充分释放国际话语权的效能[10]。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将舆论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作为独立命题进行探讨，尚未充分重视学术性话语权对于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重要意义，更缺乏将舆论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学术性话语权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探讨。

三是探寻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因素。学术界主要在舆论性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方面寻找答案，重点关注霸权护持、国家的能力和话语权等内生性因素。张志洲指出，中国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处于“结构性弱势”和自身话语质量不高的“本质性弱势”地位[11]；马荣久认为，国家实力、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话语权的形成与分配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12]；李煜将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接受度不高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差异[13]。

四是探索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路径。学术界普遍认为，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需要科学的战略设计和合理的多维塑造。王啸主张通过正式外交、媒体传播、民间交流等渠道，来扩大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14]；刘强提出，要主动阐释中国的战略动机，驳斥带有主观偏见的不实言论，维护中国的对外形象[15]；杜维超认为，要以中国方案来表达我国的政治、理论和技术立场，以消解西方技术政治，提高中国制度性话语权[16]；王翼指出，要提高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创造更多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的理论、范式和话语[17]。

以上研究富有启发意义，引发笔者一系列的思考。

第一，如何界定国际话语权？现有研究大多将国际话语权定义为一种能力和权力。笔者认为，不应止步于此。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行为体①在国际社会中以争取国家权益和国际地位为目的的话语表达资格和效果体现，是一国话语在国际话语场中的优势显现，是一国话语对国际话语体系的影响力、主导力、支配力。

第二，如何划分国际话语权的构成？笔者赞同“三分法”。根据话语场域、表现形式和功能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国际话语权分为三种。其一，情景性权力，即塑造自我国际身份、展现自身国际形象，进而建构国家间关系的权力。其二，结构性权力，即将本国主张转化为国际规则，使之成为稳定的结构性力量，进而指引和规范其他国家行为的权力。其三，渗透性权力，即创造理论、倡导价值并使之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的权力。与这三种性质的权力相对应的，分别是舆论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和学术性话语权。舆论性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直观表现，是最能为人所感知的部分，在国际话语权中处于基础地位；制度性话语权是决定国际话语权的核心因素，是国际话语权的根本支柱；学术性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价值源泉，可以为其注入不竭动力，在国际话语权中处于灵魂地位。三者共同构成国际话语权，缺一不可。

第三，如何解决国际话语权的失衡问题？在国际话语场中，中国长期遭受来自西方世界的话语压制。尽管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中国尚未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如何确保中国主张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成为国际通行规则，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第四，如何补齐国际话语权短板？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舆论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学术性话语权都亟待提升，但学术性话语权的提升尤为迫切。因为不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学术性话语权都未获得足够重视。作为国际话语权隐秘而深层的支撑，学术性话语权可以借助真理之光让中国话语深入人心。如何提高中国学术话语的创造性、诠释力和吸引力，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第五，如何在国际话语场有效阐发本国主张？在国际上，虽然每个主权国家都应享有平等发声的权利，但并不代表每个国家都有能力来行使该权利。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通道有限且时常受阻，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提高发声效能，让中国声音在国际社会传得开。

二、国际话语权的基本构成

如前所述，国际话语权可以细分为舆论性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和学术性话语权。三者性质不同，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地位作用也不同。

(一) 舆论性话语权

舆论性话语权是利用舆论营造国家行为体间的关系情境，进而引导国际社会对国家行为体认知的权力，既表现为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阐发自我立场的能力，又表现为为维护自身国际形象而解释辩护的权利[9]。舆论性话语权之争本质上是国家行为体对话语“权力”功能的追求，旨在维护本国利益。

1.舆论性话语权处于基础性地位

国家行为体通过舆论性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中建构自己的叙事身份，阐发关涉本国利益和国际权益的相关主张，疏导国际舆论、评判国际事务，从而促进观念共享、理念内化和价值认同等愿景的达成。

信息网络技术赋予了人类前所未有的传播能力，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舆论资源的配置模式。过去，国际舆论的生产能力集中在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手中；如今，普通个体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为国际舆论增添色彩。那些过去没有太多机会让自己的声音被国际社会听见的国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效掌握新兴媒体，了解不同媒体的使用特点，不仅能提高话语传播的针对性，更有可能在国际舆论竞争中掌握主动，从而赢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2022 年2月22 日，乌克兰驻华大使馆、法国驻华大使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英国驻华使馆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先后通过中文社交媒体——“微博”发文，就乌克兰局势进行表态。其用意不言而喻。

2.舆论性话语权不具有普遍性

尽管在国际话语场中每个国家行为体都有自由发声、表达本国意愿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行为体都能掌握舆论性话语权。因为，掌握舆论性话语权不仅表明一国话语主张能被国际社会“听得见”，还要能被国际社会“听得进”。舆论性话语权关涉话语主体的身份，唯有话语强势国输出的话语才能被国际主流话语体系吸纳，从而具备“以言行事”“以言指事”和“以言取效”的功能[9]。当下，国际话语场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西方发达国家独揽舆论性话语权，不仅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话语逻辑在国际社会“指点江山”，还依凭自身的需求将国家行为体划分为“自我”与“他者”②。被归为“他者”的国家被剥夺了在国际舞台发声的机会和权利，只能接受强加的国际义务，在国际话语场中处于被动地位。

(二) 制度性话语权

制度性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运行、国际规则制定、国际道义维护、国际秩序组织方面的引导力和影响力[18]。制度性话语权是国家行为体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通过设置议程、制定规则、裁判是非曲直等方式将本国主张制度化为国际规则，使之成为稳定的结构性力量的权力。制度性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核心，舆论性话语权、学术性话语权都服务于制度性话语权。国际社会关于制度性话语权的争夺，不仅是现实的国家利益之争，也是未来的发展空间之争。

1.综合国力是争取制度性话语权的根本依据

一个国家能否获得制度性话语权取决于其综合国力，综合国力包含硬实力和软实力③。一方面，硬实力是制度性话语权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9](178)这在一个国家内部是如此，在国际社会更是如此。制度性话语权的掌控者与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导者常常具有一致性，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性话语不过是占优势地位的经济关系在国际话语场的显现。另一方面，制度性话语权需要国家软实力来开辟道路。制度性话语权虽然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高度相关，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等软实力开道，硬实力所产生的威慑性不仅难以持久，还容易招致强烈的反抗。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谁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谁就有可能使其主张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就可能提升其制度性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20](449)

2.制度的惰性是制度性话语权重新分配的内生阻力

制度性话语权一旦分配便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脱离决定其形成的国家实力。即使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发生了明显变化，其制度性话语权在一定时期内在国际社会仍可能维持其原有份额。规则是利益的体现，每一种国际规则背后都有相应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为了保障自身利益的持续获得，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会不遗余力地维持现有国际规则。这就导致制度性话语权的分配滞后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演变。国际机制对既有路径的依赖，是国家间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一种惯性，是制度的惰性。对业已掌握制度性话语权的国家而言，利己的国际规则不仅可以维护自身利益，还可以成为挤压其他国家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利器。对后发展国家而言，原有国际规则的延续则是一种障碍，使其制定国际规则、建构国际制度的机会被限制甚至被剥夺，从而丧失影响国际机制运作的可能。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克服制度的惰性，改革不合理的权力分配机制。

3.治理意愿是影响制度性话语权份额的重要因素

制度性话语权取决于国家行为体向国际社会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当下，国家间力量此消彼长，大大改变了制度性话语权主要支撑国的全球治理意愿。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内部问题丛生，力图继续坐享“制度红利”，但悭吝于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某些国家频繁上演“退群”操作，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并不是因为其愿意放弃制度性话语权，而是以此来推卸国际责任。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高涨，但限于制度性话语权偏少，其仍无法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因此，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提升自身制度性话语权，就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巴西国会的演讲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国际和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凝聚发展中国家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21]

(三) 学术性话语权

学术性话语权特指一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在国际社会的引领力和主导力[10]，表征一国知识生产的国际影响力。哲学社会科学是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的发源地，对于建构本国的国际政治观念、制定对外政策、设置国际议题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国际话语权的灵魂，学术性话语权实际上是建构语意和生产真理并使之全面渗透到国际社会的权力[22]，可以为国际话语权提供持续有力的价值支撑。由此可见，学术性话语权之争的本质是学术话语背后所蕴含的稀缺权力资源的争夺。

1.学术性话语内蕴权力本质

学术性话语是特定的意义系统，既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又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结果。它能够透过复杂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并赋予事物深层次的涵义。不同的学术性话语有不同的意义，同一学术性话语在不同情境下也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同一个事物，经过不同学术性话语主体的编码，就会呈现差异化的场景，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样一来，掌握了学术性话语权就可以影响他人的认知和判断，可以创造共识以建构有利于自身的局面。福柯深刻揭示了“话语”所具有的意义建构功能和权力属性。“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3](159)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与权力紧密关联的言说方式，因为“真理始终就是权力”[23](199)。可见，学术性话语不仅是一套意义系统，更是背后隐匿的权力关系的表征，既体现了对话者的地位，也体现了对话各方对权力的认同。它在交锋与重构中不断演进，并通过“共识”引导他者。

2.柔性的学术性话语权具有刚性力量

从表现形式来看，学术性话语权具有非强制性特征。“其传递符号、思想、知识、信息以柔性、无形的方式来弱化强制和压力，消解权力可能引发的反感和敌意。这一过程提升了权力的吸引力、降低了权力的代价和成本。”[24]但是，从结果上看，学术性话语权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刚性力量。学术性话语通过特定的概念、命题、规范，建构独特的话语框架和意义世界，既可以赋予特定对象以真实性、正当性，又可以批驳特定对象的虚假性、非正当性。从而借助其“真理性”特征，提供价值判断，引导思想动向，左右国际交往，进而影响世界格局。例如，“历史终结论”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学术性论断，但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是有所终结，有所不终结。在这里，学术性话语是国际政治议题，甚至是一种政治武器。“话语并非仅是斗争或控制系统的记录，亦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因而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25]学术性话语因其强大的意义赋予能力和客观独立的形象而倍受青睐，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点。除了“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的“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等，也是带有鲜明意识形态倾向的学术性话语，披着学术著述的外衣粉墨登场。

三、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国际话语场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由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加之西方国家不遗余力的“话语打击”，中国的舆论性话语权备受掣肘，制度性话语权与综合国力不匹配，学术性话语权欠缺支撑力，仍面临“有理说不出”“说出传不开”“传开人不信”的话语困境。

(一) 舆论性话语权备受掣肘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资本介入文化产业，少数多媒体机构掌控大多数信息资源。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传播技术，控制着媒体，通过大数据监控、账号管控等方式主导着信息流动方向。另外，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国外受众对中国叙事难以理解，有时甚至会产生误解。

1.西方话语霸权垄断话语传播通路

全球信息资源分配呈两极分化态势，“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势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信息流动呈明显“逆差”，实施反向传输的信息甚少。这样一来，西方发达国家就会通过话语叙述引导国际社会偏向性地认知中国。在“修昔底德陷阱”④帝国文化基因的影响下，针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焦虑，不断在国际话语场“妖魔化”“污名化”中国，试图煽动激进情绪，打响“认知战”。例如，一些国家以“中国隐瞒论”“中国误导论”“劣品出口论”“口罩外交论”等论调，试图将本国新冠肺炎防控不力的责任推给中国，或者指责中国在涉新冠肺炎疫情议题上散布“虚假信息”[26]。西方发达国家不但试图直接影响广大受众的情感偏好，而且挑动中国境内外的反华势力发动舆论攻击甚至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例如，围绕俄乌冲突，隐匿于网络舆论场的反华势力在境外社交媒体上掀起“大翻译运动”，他们通过片面截取翻译中文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过激言论，将少数人的不当言论放大为中国人的普遍看法，将“中国人不友好”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政府，旨在通过抹黑中国人民来黑化中国政府，妄图在中国掀起“颜色革命”。尽管自我标榜为“网民自发运动”，但其身后美国之音、亚洲自由电台的身影依然清晰可辨[27]。此外，西方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的认知动向。关于中国的大多数信息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屏蔽。在“中国威胁论”等预设前提下，西方媒体涉及中国的报道大多充满主观色彩，缺乏客观公正的论据。由于中国缺少向国外民众传输信息的有效话语平台，所以国际社会难以充分解码其发展的合理性。即使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和平发展”“永不称霸”，并以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来自西方国家的质疑仍难止歇。

2.叙事习惯差异引发西方受众困惑

“同样的信息被传递给身处不同环境下的各类受众，不同的人‘下载’信息后会做出不一样的解读，并产生不同的效果。”[28](61)中国的叙事习惯一般是将官方权威话语作为阐释中国发展合法性的重要论据。这种宣传方式在中国社会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西方民众却认为官方宣传往往带有影响其决策的目的性，语境适用的差异导致其对政府或权威个人的言论产生不信任甚至反感情绪，他们更愿意相信智库、社会组织、自由媒体等非官方信源关于中国的叙事。此外，在表达范式上，中国习惯用简洁而富有内涵的言语阐述中国现实，习惯含蓄委婉地表达中国立场，这给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带来困扰。爱德华·T·霍尔指出，意义与语境密不可分，人类交往受语境的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言语不多但信息量大，富含言外之意，大量信息隐含于非语言符号之中，话语意义的生成对语境的依赖程度较高。欧美的西方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力求用语言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29]。在交往实践中，中国话语注重意会，并且顾及各方感受，总是留有余地。对于注重言传、直来直去的西方人而言，常常难以理解中国话语内蕴的微妙含义，时常把中国话语的含蓄委婉视为逻辑不清，甚至缺乏诚意。不仅如此，处于低语境文化的西方受众，还可能根据自身的认知来补足语境中自以为缺漏的信息，这就可能导致对中国话语的曲解和误解。在国际交往中，如果不重视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忽视他国受众的话语理解力和接受度，中国话语就容易陷入尴尬境地，进而影响其国际传播力。由于高语境文化对交流双方文化背景的同质性要求较高，因此低语境文化的交流方式更适合跨文化交流，更容易避免曲解、误解的产生。如何调整中国“言不可言之说”的叙事方式，将中国话语表述为国际社会通俗易懂的言语，让世界听得懂中国话语，是塑造舆论性话语权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 制度性话语权与综合国力不匹配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制度体系仍由西方发达国家把持，中国并未获得与其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

1.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制度性话语权

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是各国在国际话语场中争夺制度性话语权的动因。国家行为体通过设置议程、制定核心规则、传播制度性理念等方式对国际机制施加影响，谋求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以此主导国际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建立了利己的国际机制，驱动国际集体行动走向美国预定的方向，使自身成为既得利益者。美国肆意拿捏国际组织，视国际制度性公共产品为“提线木偶”，将某些国际规则异化为其代言人。

2.中国争取制度性话语权遭遇阻隔

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争取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进程举步维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综合国力在全球治理中构建了利己规则，极力遏制中国等新兴力量建构的国际制度。一旦中国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相悖，后者便会发动舆论攻击和行动打压。例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期望通过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以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全世界人民共享繁荣。然而，此项倡议却被西方国家定义为“中国中心主义”，被歪曲为怀有地缘政治和军事动机的战略举措，旨在打破当前世界陆权与海权之间的平衡[30]。甚至将中国在非洲的外交和经济活动构陷为“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外交”，指责中国减免非洲国家贷款、帮助其建设基础设施、深化经贸合作等，都是为了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以此构建毁灭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新霸权。除此之外，七国集团和欧盟均提出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施加制度羁绊，压缩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生存空间，围堵并遏制中国的发展。某国领导人甚至公开宣称将专注于确保民主国家而不是中国等国，来书写21 世纪贸易和技术领域的规则[31]。

(三) 学术性话语权欠缺支撑力

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是中国学术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果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脱离中国实践，无法关照自我的社会现实和政治运行逻辑，必然难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话语体系，难以推出具有普遍影响的新议题、新概念、新主张，难以为中国国家意志的国际表达提供强有力的价值支撑。

1.学术性话语自主性不足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学术话语体系，长期把控学术评价权。研究议题的选择权往往内嵌于学术成果的评价权，评价结果直接诱导学术研究动向。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囿于西方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多沿用西方惯用的学术路径，研究成果意欲得到西方评价体系认可。长此以往，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只会变成关涉中国的西方表征话语的陈述群，沦为西方学术话语的构建系统[32]。这样一来，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就会缺乏理论和价值支撑。当前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陷于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还没有发展出与大国地位相应的国际观，尚不能有效阐释自己所主张建构的国际秩序的价值原则，以及如何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对这种国际新秩序的支持[3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0](346)中国发展有自身的运行逻辑，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价值世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也应当有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气派。“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只有立足于民族自身的语言体系(所谓‘中国语’)，才有可能实际地开展出来并积极地被构成。”[34]我们应当着力推进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突破中国学术研究以西方理论为基础、以西方思维为导向的仆从困境，改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追随角色和被动状态，提出具有广泛影响的原创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2.学术性话语诠释力不够

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西方的学术研究多带有价值预判。在这种学术话语范式下言说中国，语境的互异容易导致话语缺乏诠释力。就“民主”理论而言，西方话语将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作为成功样本，并以此为基准批判他国的民主政治选择，强制输出裹挟偏向性的价值理念。实际上，民主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实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都会随实践的发展而变化。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式民主有着明显不同的发展理路，采取他者视角的西方学术话语难以做出恰当的理论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35]。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只有植根于中国的实践，才能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阐释中国的发展逻辑，指引中国的发展方向，评判中国的发展成就。当然，增强学术性话语的诠释力，也需要提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容性，以引发他国的共鸣和认同。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哪些情境中适用？如何借鉴中国经验来探寻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这些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尚需我们深入挖掘和有效回答。

四、创新中国话语叙事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话语是表达现实世界的基本方式，话语叙事充斥着阐释主体的权力。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中国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导致舆论性话语权颓势的外部因素。基于内部反思，创新话语叙事方式以增强话语表达的有效性，是现阶段动摇西方话语霸权，提升我国舆论性话语权的有效路径。我们应当以对话交流姿态传递中国声音、以个体叙事视角塑造真实中国形象、以全球化视野回应国际社会重大关切，牢牢掌握舆论性话语权，准确表达中国意思。

(一) 以对话交流姿态传递中国声音

构筑中国话语传播新格局，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一元中心论”叙事样态，主动加强国际沟通与交流，疏浚话语传播通道，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第一，增强中国话语的适配性。中国故事的倾听者遍布全世界。因此，中国话语不仅要成就独具魅力的“民族语言”，还要成为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世界语言”。中国经验是基于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境遇的探索成果，如果直接将其移植到国际社会语境，就容易陷入自言自语的尴尬境地。因此，中国话语不仅在内容体系、表达形式上应与国际话语系统接轨，力求达成相互理解，还应借力主场外交，运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言说方式，推出蕴含中国特色的话语概念，凝聚国际共识。第二，摒弃单向度传输的主客体模式。注重将中国经验与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问题进行话语关联与对话，从“以我为主”的信息传导转向“我与他”的主体间性交流，推动世界各国从自身实际出发探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点需要注意：其一，传播中国声音并不是要向他国灌输中国模式。中西方迥异的发展模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国的发展实践仅仅是为后发展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可能性参考。其二，找寻东西方社会的共同语言并非一味迎合西方。中国话语在国际话语场中应始终保持主体意识，谦和而有自信，包容而有立场。尊重对方的理性表达，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阐明中国的主张。

(二) 以个体叙事视角自塑中国形象

“叙事‘文本’是否有效，是否能与文本的接受者形成心理上的契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叙述者采取何种叙事策略。”[36]为了改变被定义被表述的被动局面，避免沦为西方话语体系的附庸和标靶，中国叙事必须向世界言说中国真相。第一，坚持自塑中国形象。“权力、资本与话语合谋，使中国的形象脱离了实际而存在，成为西方世界中的‘假想敌’。”[37]过去，中国在国际话语场的长期“不在场”和物理空间的区隔，为西方国家不间断地刻画中国“他性化”形象创造了条件。中国话语要在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坚守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坚决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话语权，为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不断贡献中国力量。在此过程中，中国应当选取富有感染力的元素进行跨文化传播，廓清西方假象叙事的迷雾，向世界准确表达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强烈意愿，深刻诠释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承诺，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支持。第二，透过个体视角叙事，以小见大。出现在国际话语场的中国话语，既可以是官方的体现国家主张和诉求的宏大叙事，也可以是来自民间的体现中国民众价值观和追求的个体叙事。个体叙事是一种基于个体体验的平民化叙事方式，它与西方社会重视个体的传统相契合，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如果说宏大叙事的传播对象偏重于政治经济精英，那么个体叙事则更有利于吸引普罗大众。不论身处何方，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的民众，其生活日常总有相通之处，总有共同关切。我们可以通过微观视角的个性化叙事，以一个个自信有为的中国人的努力和贡献来体现整个国家的精神风貌和品质特征，以一个个闪耀着真善美之光的中国人的崇高品格、高尚情怀、至纯真情来唤起异域受众的情感共鸣。由此，通过对个体的关照，生动鲜活地体现中国的理念主张、价值追求，引导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新的认知、形成新的评价。

(三) 以全球视野回应国际社会重大关切

当前，中国在时空高度压缩与叠加的历史情境中，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考验。这些考验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问题，我们应当做出有效回答。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解、误解、曲解，也应当高度重视，予以及时回应。第一，澄清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无论是黄亚生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38]，还是亚当·沙夫的非“资”非“社”[39]，抑或是大卫·哈维的“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40]，都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疑虑。这些疑虑既可能是故意歪曲，也可能是源于对中国缺乏了解。因此，中国舆论性话语应直面针对中国的质疑，向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经验，向世界真实展现中国的立场和行动。通过自身的示范效应，借助强大的国家治理效能取信于世界人民，立信于国际社会[41]。第二，为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提升舆论性话语权的关键在于占领道义制高点，解决人类社会的普遍诉求。约瑟夫·奈认为，赢得国际信誉的国家大多有良善的国内价值观和政策，并将其塑造为全球通行的规范[28](42)。我们应在全球化视域下思考中国问题，挖掘其共同价值并分析其普遍意义。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都有共同的期许，集中体现为对获得公平发展权利、共享发展成果的诉求。我们应提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中国方案，贡献满足人们不同层次、更高水平需求的中国智慧，以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更多选择。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

五、拓宽中国话语制度化路径

制度性话语权作为一种结构性权力，内嵌于国际机制之中。我们应当制度化“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国际机制重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促进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同时争取制度性话语权。

(一) 制度化“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人类美好未来，致力于全球共同发展，赢得沿线国家的广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根植于古丝绸之路的深厚历史，不仅是一个共同发展战略，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和合共生理念以及兼善天下的治理情怀。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际上就是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走向世界的过程。制度化“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影响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契机。第一，深刻把握国家间的共性需求。约瑟夫·奈强调：“相比有些狭隘短视的政策，一些国家的政策是在广泛而长远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容易取悦于人。”[28](82)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生成逻辑是国家行为体将普遍利益转化为产生相互依存关系的国际规则，是在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利益协调基础上的“共同发声”。只有以利益关系的融合来促进话语关系的形成，才能将普遍需求在支持与应和中转化为制度性话语。当下，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功能失调，无法满足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塑造更加开放、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中国以尊重、协调各方利益为前提，着眼于亚欧非大陆的互联互通，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为共同发展创造条件。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目标和政策取向具有异质性。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应努力寻求沿线各国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积极破解制约沿线国家发展的瓶颈，协同建立互利共赢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金融等国际规则，实现和发展各国的共同利益。从而，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生命力，使之成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抓手。第二，推动规范的制度化建设。参与并推动国际制度建设是负责任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也应当是源话语的创造国、相应制度的建构国。中国应推进“一带一路”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外溢”效应，促进政策沟通和政治互信，凝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识，指引并规范相应国家行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制度建设时，应打破发达国家制度性话语的藩篱，突破西方国家对异质文化只有征服与同化的惯性思维，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原则，推进“包容性全球化”。探索运用具有灵活性的非正式制度进行议题设置、规则设计、理念引导，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国际共识和全球行动，在实践成功后便逐步推动现行国际制度框架扩容。定期举办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新思路。从而推动现有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增量改革，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二) 推进国际机制重塑

国际机制的重塑是制度性话语权的再生产，主要表征为国际组织所承载的国际话语权的再分配，包括赋权范围、议题设定、议程设置、表决规则等方面的博弈。第一，掌握议题设定和议程设置主动权。这些权力决定着国际议程主题的内涵与外延。“看似风平浪静的议程设置背后其实充斥着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力量的博弈，暗含着传播媒介和来自精英统治阶层信息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42]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操纵议题范围精准打击目标国家，粉饰其压制他国发展的真实面目，同时也将可能损害本国利益的潜在议题排除在外。随着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逐渐获得塑造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主动性，拥有成为国际制度框架设计者的能力。但是，单一国家势单力薄的抗争并不能使国际制度体系给予有效回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有超越短期利益诉求，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聚焦长远共同利益，聚合各方力量共同争取国际议题设定和议程设置权，才能获得国际制度框架内的公平地位。第二，完善现有国际制度体系。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融入现有的国际制度安排，尊重合理的现行国际规则，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平衡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应当立足战略层面统筹协调，倡导利益共享和机遇共享，借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相关议题吸引和动员更多的支持者，以发挥群体效应，积极完善现有国际制度体系，成为国际制度资源的供给者，掌握更多制度性话语权。

(三)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制度性话语权的争夺体现了国家利益的博弈，表现为“自为”与“为他”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交流合作日益密切，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传统话语权之争转向全球治理话语权之争。同时，“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20](448)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理应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高对内对外话语引导力和感召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争取制度性话语权。第一，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大国要有大格局，要敢于承担国际责任。一个负责任大国，不仅要着力促进本国发展，而且要积极推动全世界共同进步。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兼顾本国利益与他国合理关切，创设新的治理机制，建构治理进程中的分配正义和共生秩序，消除误解与疑虑，消解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以共享利益群聚国际力量。第二，促进建立平等均衡的全球治理关系。通过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渠道支持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为全球治理注入合作共赢、普惠共治的制度性话语，谋求人类整体利益最大化。找准制度供给与利益分配的平衡点，既提供更多符合市场规律的普惠性公共产品，又尽量避免产生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地悲剧”，营建互利共赢的世界格局。从而将中国全球治理理念转化为中国特色的制度性话语，在促进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保护良好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扶持弱势群体、消除绝对贫困等方面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六、发展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44]。我们应增强学术话语的自主性，提高学术话语引领实践的能力，提升学术话语的感召力，发展具有说服力和包容力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不断提升学术性话语权。

(一) 增强学术话语的自主性

真正的学术应摆脱“学徒状态”，提出自我主张，体悟本己的自律性要求[45]。第一，提高学术议题设置能力。议题设置关系到学术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是获得学术主体性、建构学术性话语权的重要手段。议题设置能力是国际话语权的核心能力，它能使国家行为体处于国际话语生产链的顶端。国际话语场的参与者即使不同意议题设置者的观点，也不得不沿用其话语框架进行自我审视。议题设置者指引他人围绕议题产生的中心话语展开学术探讨和研究，逐渐将自我与他人的行为都框定在议题设定的范围内。长此以往，学术话语群落承载的议题本身的价值取向，将引领国际话语的演化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20](342)我们应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突出问题，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逻辑的原创性议题，并将其打造成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话语结构和分析范式，不断增强学术议题的引导力。第二，把握新兴理论定义权。只有提炼标识性概念，增强学术研究的创造性，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学术性话语权。“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46]中国应深入研究自己设置的议题，进行创新性的知识生产，提炼核心概念、廓清基本范畴，以创新性理论成果回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问题。健全激励机制，鼓励海外学术界以本国民众熟悉的视角和话语范式研究中国设置的议题，推动不同国家研究者之间达成共识，促成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鼓励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加强对外交流，在国际学术会议等学术交流中阐发富有远见的议题。扶持对外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面向世界推介中国设置的议题及其研究成果。

(二) 提高学术话语引领实践的能力

马克思强调：“ 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9](9-10)彻底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生长的土壤，脱离本国实际，不仅难以提升学术性话语权，而且难以解决自身发展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运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发展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式发展道路史无前例，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概念、范畴等构成颠覆性挑战，无法在现有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获得理论支撑。例如，有些国家对中国提供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公共产品心生疑虑，其关键原因就在于西方奉为圭臬的“海权论”“心脏地带说”“边缘地带说”等理论与中国所倡导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等理念迥然不同。在西方理论的定式逻辑下，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被解读为建立势力范围，变相争夺国际霸权。因此，我们应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44]。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事实出发解析西方的学术话语，揭露其话语背后被遮蔽的事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中国化的学术语言从理论范式、路径选择、指标体系等方面多维阐释中国现实，构建起真正反映、概括中国实际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要将中国实践升华为中国理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20](342)发展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化解前进道路上的风险与挑战，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在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成为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同时，充分发掘新理论的普遍意义，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由此，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发展，扩大其国际影响力。

(三) 提升学术话语的感召力

学术话语的吸引力除了硬实力的支撑外，话语体系所呈现的文化底蕴、价值取向、对多样文化的尊重与会通等特质亦会成为影响话语接受度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促成话语所传递的思想被身处不同制度和文明的人们所接受和共享[47]，从而使一国的学术话语转变为世界学术话语。“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20](338)文化是学术话语的灵魂，它总是在适应时代发展、解决现实问题、融合多元文明的过程中，通过转化革新、兼收并蓄、包容互鉴，最终丰盈发展。挖掘和强化学术话语的文化内核，必须把握好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尺度，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与融通的关系。一方面，必须对传统文化“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4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构建国际话语权的根基。我们应充分吸收前人先贤的智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凝练话语内核，充分发掘具有普遍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推陈出新，使学术性话语焕发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另一方面，要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我们既要立足中国实践，又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发展富有包容性的中国学术话语。只有与异质学术话语展开有效对话，才能彰显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气象和学术样态，才能使中国学术话语在国际社会产生有益的“涟漪效应”，实现中国学术话语“说得出”，国际社会“听得懂”，世界范围“传得开”。

七、结语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诸多奇迹，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舆论影响力、制度竞争力、价值创造力。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东升西降”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各国在国际话语场的博弈更加激烈。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着西方话语霸权垄断话语传播路径、叙事习惯差异引发国外受众困惑、制度性话语权与综合国力不匹配、学术性话语权欠缺支撑力等种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49]。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中国应着力提升舆论性话语权，为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发出中国声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应重点构建制度性话语权，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动能。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应积极发展具有国际引领力的学术话语体系，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注释：

①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主体有多种观点。有研究者认为国际话语权的主体不仅包括主权国家，还包括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不论何种观点，都肯定主权国家是国际话语权的主体。在本文中，国际话语权的主体特指主权国家，称之为国家行为体。

② 西方身份表达中的“他者”常被界定为不文明、越轨、异常等，进而否定其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③ 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能力，这种吸引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外交政策等。同时，他也指出软实力只有与硬实力相结合，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④ 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诱导世人从冲突对抗角度观测中美关系，本身就是美国对华舆论典型的话语“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