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洋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1]。2022 年1 月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2]。在国家总体战略体系中，国际战略(对外战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国际战略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凭借舆论霸权或话语垄断，试图通过设置话语陷阱，以掌握中国国际战略的解释权，从而阻碍中国国际战略的实现。面对这种情况，急需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正本清源，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战略话语体系，从而突破“中国战略、西方话语”的困境，开创用中国理论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全新局面。

一、国际战略的唯物史观阐释

在国际关系领域，“战略”(Strategy)表示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运用自身实力实现宏观目标的若干行为，尤其是带有长时段和全局性特征的谋略和筹划[3]。早在马基雅维利主义和霍布斯等人的“社会契约论”中，西方国际战略研究的雏形就已形成。在进入20 世纪以后，随着以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科林·格雷(Collin S.Gray)、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的兴起，西方国际战略的研究范式日益成熟，并始终占据国际关系话语场的垄断地位。现实主义坚持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对象(国家中心论)，以权力政治和安全利益为出发点(政治中心论)，注重评估国家战略行动的目标、能力与成本之间的关系(理性人假设)。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现实主义国际战略观的核心逻辑是在评估国家拥有怎样的实力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有效整合这些资源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4]。由此可见，国际战略的现实主义范式是将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或国际社会的“丛林状态”作为逻辑推演的理论前提，将国家之间的权力争夺抽象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因而具有超历史的自然主义或理性主义属性。与此相对应，作为唯物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超越了上述逻辑，开启了国际战略研究范式的变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等著作中，马克思从战略核心、基本要素、辩证关系和价值指向等方面对19世纪主要国家的国际战略进行了全面考察，从“社会—历史”维度实现了国际战略研究理论的突破，并以批判性视角超越了狭隘的国家中心论，开辟了追求人类共同体的新境界。

(一) 唯物史观认为追逐经济利益是一国国际战略的核心

与西方国际战略理论通常聚焦于权力政治、国家安全等主题不同，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利益是国家制定国际战略的依据。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5]据此，对于一国国际战略的解析，首先要从其经济基础入手，即在主导性的生产方式所建构的时空延伸结构(Space-Time Extension Structure)之中探寻国家战略制定与变革的逻辑根源。马克思曾提供了具体的研究步骤，即按照“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6](588)的顺序“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6](588)。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中，马克思又将世界经济结构具体化为“殖民地、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世界市场和危机”[7](33)等方面。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提出，古今的国际关系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这不仅在于国家交往范围的扩大和深度的拓展，更在于主导国家交往的逻辑发生了变化。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国际战略的主导逻辑。正如其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明的：那些民族国家一旦被纳入由资本增殖所塑造的世界市场之中，其战略利益的界定和实现目标的能力必然受到资本所特有的脱域机制和周期性波动规律的制约。因此，经济基础构成了唯物史观考察主权国家国际战略的演进逻辑和分析具体事态的起点。在近代历史中，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现实主义抽象化为永恒的“丛林状态”)实际上反映了“以资本为枢轴的综合权力——较大权力对于较小权力——的支配和统治”[8]的国际战略逻辑。

(二) 唯物史观提出了考察一国国际战略的关键因素

恩格斯在1890 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就曾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9](591)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域中，一个国家国际战略的制定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顾及安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所以，一国的政治诉求(参与管理区域乃至全球政治事务等)、国防和军事(维护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战略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维持本民族文化或传播特定意识形态)等也是其对外战略制定时必须考察的关键因素。最典型的例子是马克思对沙皇俄国国际战略变化的分析。作为一个拥有封建专制的政制、资本化的经济基础和东正教文化特色的国家，沙皇俄国的国际战略始终处于“军事—领土扩张”和“资本—市场扩张”的变换之中。马克思认为，沙皇俄国的国际战略之所以不会一以贯之，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会基于国家安全或文化利益而做出超常规的战略行动[10]。正是因为国际战略涉及比较复杂的利益构成，所以只有通过全面、具体地剖析一国的各种利益构成，正确辨别其国际战略中的核心因素和关键因素，才能科学预测其未来的走势。

(三) 唯物史观主张以辩证思维审视国际战略

一方面，在逻辑关联上，马克思通过重塑“内—外”的辩证关系，打破了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之间的解释界限。西方理论一般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分析的基本单位，忽视对国家内部构成的解释，将国家作“黑箱化”处理。这样一来，国家就被视为是均质化的权力争夺者。由此国际社会的丛林状态就具有了抽象的本质，成为“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7](11)。马克思则将阶级分析引入了国际战略研究，强调国家的阶级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内部因素对一国国际战略的决定性影响，尤其是揭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解释各国对外政策时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这就彻底打破了西方“国家中心论”的神话，为破解国家行为的基本奥秘奠定了科学基础。比如，在考察克里木战争时，马克思就详细分析了参战诸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得出了战争的性质是由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己政策所决定的结论[11]。

另一方面，在国际战略博弈方面，马克思通过对“主体—结构”关系的辩证分析，实现了对国际战略的动态解释。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2]各个民族国家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制定和调整其国际战略的。但是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在一定时期内，各国家之间却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权力关系和实力对比。马克思将这种固定的权力关系称为国际结构或国际体系。对任一国家而言，其国际战略的制定和实现都是主观意图(主体能力)与客观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每个国家对国际结构的态度并不相同，所以“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9](592)，每个国家都必须在这些相互交错的复杂系统中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一国战略的实践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战略预期和行为，以争取最有利于自身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因此，国际战略从来都不是静态的、僵死的，而是处于一个动态发展和相互博弈的过程之中。

(四) 唯物史观反对霸权逻辑

以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视角来看，权力及其对抗构成人类社会的本质[13]。因此，国际战略博弈的结果，要么是两败俱伤的毁灭(如雅典和斯巴达)，要么是恐怖的平衡(如大陆均势)，要么是强权统治(如罗马和平)。相对稳定的世界秩序只能依靠霸权或者各国势均力敌来达成。这是西方现实主义流派的固有思维。与此相对应，马克思研究国际战略的逻辑原点和终极关怀是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他主张，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剥削和对立，超越主导近代历史的资本和霸权逻辑，进而建构以平等和正义为核心价值的新型国际关系。具体而言，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与批判立场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制度进行深刻批判。例如，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指出，无论资本主义是推行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其本质都是通过剩余价值转移来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其制度模式是非正义的。第二，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无情地揭露。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马克思揭露了英俄牺牲小国利益来达成妥协的险恶内幕，揭示了列强外交的侵略本性。第三，对大国强国任意践踏弱国主权的行为给予有力的鞭挞。在《新的对华战争》《英中冲突》等评论性文章中，马克思指出，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的肆意践踏和侵犯。第四，对霸权主义导致的战争进行全面谴责。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霸权战争、殖民战争和侵略战争实现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4]。在上述理性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更加正义的国际准则，即尊重国家主权和道义，捍卫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和强权政治。这些思想为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指明了方向，突破了西方仅仅按照“能力与成本”进行理性计算的利己主义传统，提出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指向。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中西国际战略的比较

从上述分析得知，马克思开创了国际战略研究的唯物史观范式，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国际战略观的变革。这一突破对于认识当今世界大变局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从理论高度透视历史与现实，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西方国家的国际战略都可以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得到清晰的呈现。

(一) 西方的国际战略逻辑

第一，追逐资本是西方国际战略的核心。纵观历史，资本主义经历了“重商主义”阶段、自由竞争阶段、私人垄断阶段、国家垄断阶段和21世纪的国际金融垄断阶段。具体来说，16、17 世纪的资本主义是以“重商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在这一阶段，剩余价值转移主要通过军事征服、强制劳动、直接掠夺、赋税控制等手段来实现。作为核心国家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之后的英国，其国际战略的重点在于殖民征服和暴力掠夺。18 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时期，经过长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由此带动整个西方经济发展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具备独自维持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平衡发展的能力，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独享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霸权。为维持霸主地位，英国在此阶段的国际战略做出了系列调整：在经济上推行自由贸易；在政治上推行均势原则，以防止欧洲出现可能挑战英国的大陆霸权；在殖民问题上，其支配手段从主要依靠直接统治转变为主要依赖不平等的市场机制，并有计划地将殖民地和依附地区改造为专门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10]。19 世纪70 年代以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组织方式和危机形式又发生了深刻变化，德国和美国逐渐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该时期，资本主义各国的战略重点转向围绕世界霸权展开军事竞赛，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结束后，美国建立起新的国际战略体系：对内，维护大资本集团对高附加值产业、金融系统、军工复合体和尖端技术领域的利益垄断；对外，不仅通过将全球发展中国家压制在产业链的低端的方式来攫取超额利润，还通过维护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来收割全球剩余价值。

第二，维持霸权是西方国际战略实施的目的。在经济上，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分工和贸易链的顶端，大量收割剩余价值；在政治上，西方国家确立了等级制的政治秩序。即如沃勒斯坦所说的，按照实力大小组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国际结构。在军事上，西方各国除了签订各类同盟条约，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基地，还热衷使用武力而非外交手段。仅二战后，美国就对其海外进行了200 多次军事干预。在意识形态上，西方宣扬单一的价值观念，认定西方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企图借助舆论优势垄断国际话语权、解释权、发展权和规则制定权。另外，从纵向的历史进程来看，世界权力中心虽曾几经变化(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德国、美国)，可是作为整体的西方仍然牢牢把持着世界权力的中心。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未给人类带来共同繁荣，反而给非西方国家造成不正当的贫困和结构性落后。所谓的权力交替不过是西方内部的霸主位移和权力倒手，丝毫不触动“强权就是真理”和“国强必霸”的固有逻辑。

第三，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是西方的国际战略思维。西方国家始终是以本国利益作为国际战略推行的出发点。这必然导致双重后果：一是民族国家的内外发展产生断裂；二是民族国家与全球社会脱节。西方国家对内对外，呈现出“两副面孔”“两套逻辑”和“双重标准”。随着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输入，西方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国内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社会稳定的局面。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贫富分化、治理失灵、弱肉强食仍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真实样态。约翰·米尔斯海默就曾明确指出，西方国际战略中的一个思维定式就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是世界大国普遍设定的国际战略目标。约翰·伊肯伯里也认为，权力往往只在大国之间倒手，而不触动国际结构的本质[15]。这意味着在西方的对外战略思维中，世界秩序的转型等同于国际主导力量的转移。一旦世界秩序开始转型，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产生冲突就不可避免。

第四，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取向是西方国际战略的价值特征。一方面，西方的国际战略在普世价值的伪装下，不断通过话语霸权垄断包含民主在内的一系列人类共同价值的定义权和裁判权，排斥和歧视非西方治理模式，构建出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制度评价体系，粗暴干涉和裁量他国的发展战略和制度模式。实际上，隐藏在其意识形态下的却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另一方面，西方国际战略实施的必然结果是“对抗性的”世界秩序的生成。资本逻辑和霸权逻辑所形塑的世界秩序是通过经济上对外扩张、政治上激烈斗争、军事上武力恫吓等方式建立起来的，其中隐含着“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守成—崛起”的循环逻辑，“均势—霸权”的秩序认知。

(二) 中国的国际战略特点

与上述特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国际战略继承了马克思从人类普遍解放而非狭隘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传统，真正将国家一律平等作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准则，将本国本民族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利益有机统一起来。

第一，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是坚持人民至上。与西方国际战略以经济利益为中心不同，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对内，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更有温度、生活更有质感、安全更有保障，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对外，中国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利益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切实履行国际责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根本上说，是由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赋予的。可以说，中国的国际战略始终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既深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又真正彰显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

第二，中国积极推动霸权型国际战略向协商型转变。与西方以支配为目的霸权逻辑不同，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所力图重塑的世界秩序并非是简单的权力倒手，而是对世界大国地位和作用的重新界定以及世界秩序底层逻辑的彻底改变。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战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其一，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二，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其三，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其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1]。这些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实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重大领域的全覆盖和立体化，彰显了开放自信的大国气度，展示了中国的战略谋划能力和引领未来的智慧。简言之，推动霸权型世界秩序向协商型世界秩序转型，推动大国权力由支配型向领导型转变，是中国复兴的世界意义所在[15]。

第三，中国国际战略的思维方式彰显了全局意识、辩证意识和普惠思维。与西方坚持零和博弈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16]。今日的世界，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人类之间的交往日益加深。但与此同时，零和思维、冷战思维却阴云不散。有鉴于此，中国的国际战略始终坚持全局意识、辩证意识和普惠思维。一是以全局意识来审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世界秩序在动力机制、力量对比、制度优势和本质特征等方面的重大变化，牢牢把握我们自身的优势，准确研判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善于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变中取胜。二是以辩证思维牢牢把握历史主动。在制定国际战略时，既懂得“弹钢琴”(轻重缓急)，又善于抓住“牛鼻子”(主要矛盾)；既能够与守成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又善于发扬斗争精神、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既能够继续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又能够推动世界向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持续更新。三是以普惠思维引领世界共同进步。中国的国际战略不仅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而且还从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的角度，为区域和全球的合作发展不断贡献优质的“公共产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建设、金砖国家峰会等体制机制，秉持和践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推进多边合作，帮助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鼓励国家间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相互尊重、共同发展。

第四，中国国际战略的价值诉求指向新型文明秩序。从历史长河看，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宝贵经验和显著优势。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把握战略主动、用好各种历史机遇，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稳中求变、变中取胜，带领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全球风云来看，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是我们有效应对复杂国际形势，推动世界秩序变革的核心要素。中国的国际战略体系涵盖了以亲诚惠容为指引，稳定并持续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新型大国关系为抓手，塑造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以义利兼顾、政经并举为核心，创新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共同利益为诉求，推进“一带一路”深入发展[17]。从时代大潮来看，中国国际战略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跃迁。今日中国作为极具活力的发展中大国领跑世界经济、参与全球治理、谋划共同发展。中国的国际战略奠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日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超越近代以来充满隔阂、冲突、支配的世界秩序，建构文明交流、共存、互鉴的新型秩序。

三、开创中国方案引领国际战略变革的新图景

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和大历史观的维度观察今日中国国际战略，不难发现，其对近代西方国际战略的超越最终落脚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取代国际关系的丛林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的公共利益和共同命运为纽带，不仅能够满足中国自身“和平崛起”的发展需要，而且指向了一种更高级的国际文明形式，提供了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不过，也必须看到，尽管中国的国际战略打破了西方的“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但是尚未扭转国际舆论场上“西话主导、西强我弱”的总体态势。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日益松动，西方世界不断强化其在国际舆论领域的掌控力，不断操弄意识形态话题，精心编织各种话语和理论陷阱，试图以此延缓、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势头。因此，构建与中国国际战略相匹配的原创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彻底改变中国“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局面，是摆在我们面前尤为重要且迫切的任务。具体而言，我们认为，从国际战略的维度出发提供“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亟待从下述四个方面着力。

(一) 要站稳中国立场，把牢中国国际战略的解释权

从历史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常常借助理论霸权掌握其他国家的国际战略解释权，借以维护自身利益。今天，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国际战略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主场域。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或者囿于强权的固有逻辑，或者出于抹黑歪曲的险恶目的，在国际社会中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新殖民论”，其背后所隐含的仍是“你输我赢”“零和博弈”的旧思维。面对这种国际舆论环境，需要我们保持定力，牢牢把握住自身战略的解释权。一是要立足中国国情，胸怀世界大局，冷静分析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趋势，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而不是接过别人设定的剧本，轻易交出战略解释权。二是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的战略需要与世界的发展进步之间的有机统一，扩大中国国际战略的情感感召力和理论说服力。三是要旗帜鲜明地在国际重大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主张，为世界提供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和化解危机的“中国智慧”，以大视野大情怀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二) 建构全面、精准、有力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运用信息不对等的“逆差”制造形象失真的“反差”是西方国家话语渗透的重要手段。如果我们出现理论缺位和话语赤字，就极容易陷入“信息茧房”，丧失“自我认知”，或跟在西方理论后面邯郸学步而错失战略机遇，或被西方话语“规训”而犯颠覆性的战略失误。因此，必须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构建我们自己的国际战略话语体系，打造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所谓“全面”是指能够全方位阐发中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展示好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的国际形象。所谓“精准”是指既能够立足中国实践，解释清楚中国国际战略的时代背景、逻辑框架、基本范畴、核心理念和价值诉求，又能够放眼世界大局，清晰回答中国化解世界性难题的主要方法、实施步骤、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所谓“有力”是指能够有力回击来自外部的抹黑与歪曲，敢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发声亮剑，敢于与其他势力进行交锋、对话和辩论。

(三) 在国际战略的实施中要注重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从全球格局来看，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不平等国际秩序，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掌握了“制度性话语权”。所谓“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主权国家通过设置议题、制定规则、传播制度性理念等方式影响国际秩序的建构和运行，从而主导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增加非西方国家的话语权乃至改革陈旧的国际规则的呼声越来越大。因此，“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18]理应成为中国的国际战略的题中之义。一方面，中国的国际战略要致力于改革与完善现有国际机制，进一步增加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切实增强设置引导议程和参与决策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引领构建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和价值理念的新体制，改变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主导权被少数国家垄断的局面，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四) 要开创中国国际战略传播的新局面

从时代特征来看，新科技革命深刻颠覆了人类的认知方式和接受能力，客观上为我国对抗西方国家的舆论霸权，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可能。因此，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拓展外宣格局。要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强化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二是针对不同受众开展分众化、差异化、精准化传播，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推进中国声音的世界性表达，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三是要拓展对外的传播平台和载体，开展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推动文化互鉴和民心相通。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19]。最后，要充分挖掘“互联网+”的红利，打造复合型外交—信息技术的舆论新业态，加速国际战略传播和信息技术优势之间的有机结合，以推动国际传播的转型升级。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建设美好世界，首先必须牢牢把握国际战略主动，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前，国际局势异常错综复杂，世界秩序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进步与退化同在的局面。“前所未有”的中国发展与“前所未有”的世界变革时空交织。因此，既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握好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要站在文明进步的历史高度，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担当。总而言之，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只要我们科学统筹两个大局，勇于结合新的国际局势推进战略创新、善于运用正确战略处理国际问题，就一定能牢牢掌握战略主动，科学化解战略难局、困局和危局，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引领世界的和平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