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国强

（云南大学图书馆，云南 昆明 650091）

袁嘉谷先生（1872-1937）字树五，别字澍圃、树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清光绪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历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浙江提学使、浙江布政使等职。1912年，率眷归滇。1914年，任清史馆协修、《云南丛书》编纂审查员。1923年，任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教授，直至终年。著有《卧雪堂文集》《卧雪堂诗集》《卧雪诗话》《滇绎》《移山簃随笔》《云南大事记》等。纂辑有《东陆诗选》《滇南金石萃编》《滇南书画集》《滇贤遗像遗墨》等。

《石屏县志》（以下简称“袁《志》”）是袁嘉谷历时二十余年修成的一部地方志书，1938年印行。全书四十卷首一卷，卷首载序、凡例、图，内厘天文、疆域、沿革、山川、建设、风土、学校、职官、人物、户口、金石、物产、赋役、土司、艺文、杂志十六门。是志体例谨严，材料翔实，考证精审，是研究石屏乃至云南历史的重要文献，被誉为“滇省各县志冠”[1]。关于其编纂、出版之历程，张维已有细致论述，可资参考[2]。本文不拟对袁《志》做全面评述，仅就其编纂特点，以及志书所见石屏之历史文化等相关问题，略陈管见，以期稍有新意，并以此纪念袁嘉谷先生诞辰150 周年。不当之处，敬祈教正。

一、袁《志》的编纂特点

史料是地方志编修的基础，也是史学研究的先决条件。袁嘉谷认为，编修史书“材患不博，博患不择”[3]，纂修志书也是如此。通览袁《志》，可知其所用资料极为广泛，包括历代正史、编年、政书、杂史，历代总志、通志、府州县志、地志资料，历代诗文集、笔记，以及各种档册和采访资料等。在史料的选择上，袁嘉谷坚持信者用之、异者记之、疑者存之的原则，以传信存疑，这就使得志书成为一方信史。综观全志，其可称者有以下数端：

（一）记录近事特详

袁嘉谷初修之时，欲仿《新纂云南通志》，记到1912年初即止。后来他改变了这个想法，认为“近事最要”，宜详书[1]。于是，袁嘉谷在志书中详细记录了1912年以来石屏县政区的沿革、文教的兴盛、风俗的变易、工农商业的发展、乡贤的生平经历、名士的妙笔文章等等。如卷八《学校志》，以列表的形式，详记清末至1936年间获得中外大学学位者的姓名、毕业学校和学位，中外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者的姓名、毕业学校，以及1921年以来石屏县学校概况、1936年石屏各区学校概况等[1]，直观地表现了清末以来石屏教育的变革、进步与发展，亦可见石屏人文之盛。

（二）注重民事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力倡民史，袁嘉谷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新史学”思潮的影响。民国初年，袁嘉谷参修《清史稿》时，就上书清史馆说道：“中国旧史详于朝廷制度，略于民间礼俗，《史记》独多言民事，千古同称，今宜扩而充之。凡民间礼俗之大、居处饮食之细，及一切日用之于风教有关者，良窳得失，灿然无遗。考其原委，上补前史之阙；明其变通，下征进化之美，庶几免一姓家谱之诮。”[3]袁嘉谷编修《石屏县志》时，就十分注意揭发民众的历史，比如历代的户口情况、明初的屯田和移民、民国以来的教育变革、境内的物产状况、人民的各类善举等等，均有详细记述，无一不反映了石屏人民生活的实相。如卷六《风土志》“工业”一目，尽列石屏所产工业品名目，特别指出“豆腐尤著”，这是因为“城内有盐水数井，涩不可饮，用以点水豆腐，味极佳。石屏豆腐之名，传于全省。废物利用，其术最精，其功尤巨”[1]。又如“商业”一目，袁嘉谷用千多字的篇幅，夸赞石屏商人重信义、勤俭、有文化，富有开拓精神，并总结道：“吾屏地瘠民贫，谋生不易。有明一代，烟户稀少，尚易为力。入清以来，户口渐繁，不能不谋食于四方。故自元江以至墨江、普洱、思茅、茶山一带，几成吾屏之殖民地。而屏民之性，富于冒险，多喜办厂。”[1]可见，石屏商业之盛，与当地自然环境、人口繁衍和人民特质息息相关。

（三）充分借鉴使用新学说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多采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影响下，科学的研究历史成为一种新趋势。袁嘉谷接受的虽然是中国传统教育，然而其治史思想并不保守。1935年，袁嘉谷撰成《云南大事记》，其分期就已突破了以朝代为限的传统方式，“以滇省本身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之重要变迁为准”，将云南历史分为上古代、中古代和近古代[4]。《石屏县志》亦沿袭了这一种分期方法，把石屏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时期，记唐尧至1936年间石屏历史大事。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袁嘉谷还充分借鉴新兴的统计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人类学等知识，来阐释经济的发展、气候的变迁、地震的发生、民族的演变等等，他在《天文志》中就明确说道：“夫天文之学，后胜于前。今日科学时代，凡天地象征皆以测量为定”，故其“分野”“岁时”“气候”等除备列旧载之外，也使用了科学的地理学名词[1]。由此可见，袁嘉谷颇具新学视野。

（四）志书洋溢着袁嘉谷浓浓的爱乡之情

袁嘉谷生滇爱滇，也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石屏，他说：“石屏县者，吾父母之邦也。志学之始，跬步弗离。立年以前，岁必归省。今老矣，东西南北，梦寐弗忘。大之则上下万古，纵横千里；小之则一木一石，一人一家，莫不深宝爱之。”[1]袁嘉谷把这种对故乡的挚爱，完全灌注在志书之中。他历叙石屏之沿革，极力赞赏各时期的移民对石屏的积极影响；他称赏乡民的勤劳、尚善、向学，对于重大善举如建立丰备仓、县图书馆、县中学、县女学等等，都一一笔之于书，不吝夸奖；他广泛搜集乡贤著作，辑录有关屏地资料，以保存乡邦文献；他也赞美故乡的山山水水、亭台楼阁，褒扬故乡的忠臣义士、烈女孝妇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记录，却饱含了袁嘉谷对石屏无尽的热恋。

总的来说，袁《志》贯穿古今，虽重视近事，但也不忽略古史。袁嘉谷深受民史观的影响，注重社会生活、民生实用，使得方志可以惠及更多普通民众。尤可称道者，他在修志时，主动运用了现代社会科学理念，反映了其求新求真的治史理念。

二、石屏学派

1923年，袁嘉谷在《滇绎》中正式提出了“石屏学派”一词，然记述较为简略[5]。至纂修《石屏县志》时，袁嘉谷对“石屏学派”的内涵作了极大的扩充。他在卷十二《人物志》之“文学传”篇末，以案语的形式，用一千数百字的篇幅，分门别类，历数各领域之名家，俨然一部地方学术史论纲。在袁嘉谷看来，石屏学派以杨忠亮、涂时相两通儒为先辈，开启石屏一代学风，自后石屏一地名家辈出：诗家有许贺来、张汉、罗觐恩、朱雘、许印芳、朱庭珍，文家有张汉、许印芳、朱庭珍、何其伟、陈沆，赋家有张汉、杨桂森，经学家有陈履和，史家有许印芳、朱庭珍、张钊紘，书家有张汉、陈履和、涂晫、涂应恒、丁应銮、朱淳、罗士菁、朱在勤、段保恒、胡邦光、袁景伊、陈庚明等五十三人，金石印文有苏世荣、袁景夔、袁小石，画家有丁应銮、陈履和、苏世荣、许彰评、袁长森、许式璜、许光荣、许赓元、宋秉谦、许岳英、苏才蕙、舒四、袁振身，楹联家有许镃、万肃、张汉、涂晫、罗元琦、孙必名、陈海楼、罗觐恩、戴雅南、许印芳、袁景伊、袁嘉谟、王建中等十七人，擅八比者则有陈沆、陈履和、朱艧、张钊紘、张孝诗、许邦寅、龙驹、杨浥膏、许晖藻、许重光、杨敬修、陈鹏、杨壮猷、袁恩晖、张舜琴、张瀛、袁嘉乐等八十九人，藏书家有罗觐恩、许印芳、朱雘、陈履和、袁氏等[1]。至于新学，袁嘉谷虽未专门论及，但从各传记中也可窥知一斑，如袁振身工于测量，善西洋画、几何画；陈钧倡修个碧石铁路；袁丕钧博通经史，长于英、日文；张注东热心公益等等[1]。

由上可知，石屏学派不仅涉及诸多传统学术门类，还兼及近代新学。每一领域都有杰出的代表人物，并各有专长，如涂晫、涂应恒父子善书，“大笔淋漓”；袁嘉谟则是集楹联之大成，古人所无；至于经学，虽只提及陈履和一人，但他曾从崔述、段玉裁学，学术精深，海内知名，是清代石屏乃至云南地区最重要的经学家；而杨浥膏、杨敬修、张舜琴、许印芳诸人或在书院讲学授课，或长期担任教官，弟子甚众，且颇能传其学。他们多是乡贤、名宦，崇尚实学，关怀社会，于地方公益事业多有贡献。

总言之，“石屏学派”是袁嘉谷对明清以来石屏学术的精炼总结，也是对石屏地方学术史的精辟概括。其诗文之家则立德立功立言；经学则一宗汉儒，在训诂、音韵、文字方面卓有成就；史学则以博学见长，注重考实；楹联则是石屏文事中的特长，名家尤多，这是其他地方所少见的。由于明清取士，注重八股文章，所以地方士人中颇多擅长此道者。然则在风气初开的时候，从旧时代走来的人，积极吸收新文化、新知识，游学于外且有所成就者颇多，《学校志》所记载的几十位学士、硕士、博士即是明证，所以石屏学术是开放的学术，石屏学派是开放的学派。

三、石屏藏书之史

石屏为滇省文献名邦，藏书之家，指不胜屈。综览袁《志》，我们可以大致厘清明清以来石屏的藏书之史。

石屏官府藏书，主要是文庙藏书。袁《志》载，石屏文庙旧藏经籍五十六部，其主要来源是朝廷钦颁和私家著述，大抵尊朱之书为多，掌故之书次之，类书又次之，而八股文也有，惜书名皆佚[1]。从藏书类别来看，尊朱之书体现了朝廷的思想倾向，掌故书则涉及国家体制、地方史地等等，类书则是资料性典籍，八股文则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到了光绪年间，又购许印芳遗书藏之，别有书目存记[1]，这一举动不仅大大充实了文庙的典藏，也让许氏藏书有了好归宿，不致毁灭。

石屏书院甚夥，见于记载的有州前书院、五亩书院、张本寨书院、崇正书院、宝山书院、宝秀秀山书院、龙泉书院、登龙书院、玉屏书院等[1]，这些书院理应藏有朝廷颁赐和自购的典籍，惜袁《志》未有记载；寺院亦多，如诸天寺、观音寺、九天观、水月寺、海潮寺、善觉寺、广印寺、秀山寺、安方寺、弥勒寺、海光寺、普印寺、石林寺、集英寺、九天观等等[1]，这些寺观或藏有经藏、历法、医药之类的典籍，然则袁《志》亦未言及。

石屏私人藏书，明清以来渐有规模，出现了一批藏书家，袁《志》记载了他们的事迹：涂晫，举人，任昆明教谕。家多藏书，肆力于古。著有《野芩堂集》[1]。何其偀，藏子史法帖甚富，有王羲之、黄庭坚、褚遂良临绢本[1]。陈沆，博学能文，购古书籍甚多。陈履和最重要的功绩是刊刻崔述遗书，所刻崔氏《考信录》远播海外[1]。其他如许贺来、罗觐恩、许印芳、朱庭珍等等，亦好购藏书籍，是石屏有名的藏书家。

石屏藏书家中，尤为值得一说的是袁氏家族。袁襄武工诗文，藏书之富为石屏之冠。袁嘉谷父亲袁德洋虽是商人，但为了教育好子女，不惜花费重金购买图书达千余卷，“细大无遗，分架庋藏”，并刊刻启蒙读物，供子女学习[6]。在他的影响下，其儿孙都好藏书：袁嘉乐好购古今诗集，著有《雪樵遗稿》。袁嘉谟长期家居，善联语，著有《冷官余谈》。袁嘉猷善书法，临《九成宫醴泉铭》极肖；其子袁丕钧，毕业于北京大学，“所备费用，饭食之外尽以购书，故存书富”[1]。最著者是袁嘉谷，幼嗜典籍，喜藏书，多善本；任职浙江时，曾钞浙本滇云文献寄送云南省图书馆保存[5]，如谢肇淛《滇略》、沐昂《沧海遗珠》皆是[7]；其藏书印有“经济特科第一”“袁氏树五藏书”“树五”“袁嘉谷印”等[8]；他提出了云南文献“四厄”，即蒙诏徙民、沐英焚书、四库禁毁、咸同民乱[1]，这是对云南藏书理论的重要贡献；他还对云南地方文献的整理尤其是《云南丛书》的编纂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水乔《云南藏书文化研究》已有探讨，兹不赘述。

清末新政，公共图书馆在老旧的中国兴起。1912年，袁嘉谷回到石屏，倡建县图书馆，以保存文献、探研新理。图书馆设在公米店西楼，将公米店原阅报处并入。初创之时，其藏书来源有购买、私人和省图书馆捐赠、寄存；分类，旧籍照四库经史子集，分为甲乙丙丁，新学则别为一类；阅览规矩是“阅者以公德为心，勿污损，勿折角，勿唾揭，勿携出，勿喧笑，勿吸烟，勿争论”。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到1930年代，图书馆藏书大增，遂新建馆于石屏县署内旧土地祠，并日益发达[1]。现在的石屏县图书馆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图书馆。近些年，石屏图书馆本着“文献资用”的宗旨，编纂“石屏丛书”，嘉惠学林匪浅。

石屏的藏书文化是伴随着汉文化的输入而兴起的。明清以来，石屏的经济文化逐步发展，其藏书事业也渐渐繁盛。大批藏书家的出现，保存了石屏的地方文献，促进了石屏学术的进步。到了晚清，新学的传入，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打破了旧时藏书秘而不宣的传统，改变了原有的藏书结构，石屏文风也为之一变，从传统步入近代化。

综上所述，袁嘉谷修志虽以传统史学为根柢，然其旨趣与新史学相合。他摒弃了朝代史观，积极借鉴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表明其学术视野的宽阔和开放；他特别注重对社会文化和人民生活的记录，这种“眼光向下”的表现，体现了其与时俱进的学术品格；他对石屏文献和学术之史的梳理评价，尤可见其深厚的学殖。总之，袁嘉谷治学严谨、求真求新、思想开放，为后人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