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燕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决策咨询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1）

基层强则国强，基层安则国安。应急管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提高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支撑。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增强乡镇（街道）应急管理能力”，2022年召开的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又提出“推动建立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急难险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为新时代社会治理与应急管理能力提供了基本遵循。当前，我国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时期，面对风险挑战，统筹安全和发展，建设具有应急功能的社会治理体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

甘肃地处西北腹地，是中国自然灾害种类最多、活动最频繁、危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同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改革带来“过渡性阵痛”，使得各类矛盾凸显，挑战基层社会治理与应急管理，亟需构建与高水平安全相匹配的应急管理能力。基于此，协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与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对构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安全的价值追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一、研究回顾

（一）国外研究

西方国家应急管理理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又称为危机管理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领域。目前，应急管理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新兴学科，研究涉及危机管理、应急管理体系和机制、应急响应、应急能力评价、教育培训等方面。应急管理的对象主要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的内涵没有统一界定，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应急管理分局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其认为应急管理能力是地方政府为了减少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而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灾害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各级政府的能力，还包括众多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围绕应急管理能力，国外学者对应急管理体系、应急管理能力评价、应急风险评估、社区参与应急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呈现出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综合性等特点。如针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乐提出“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非治疗”的政府治理公共危机的方式[1]。Honadie从公共政策角度提出了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建设框架。黄杨森、王义保总结了发达国家应急管理的几种模式，包括美国的“应急预防—应急准备—应急救援”模式、日本的“综合参与型”模式、英国的“整合管理型”模式等[2]。实践中美国、日本等国家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和能力评价体系，对我国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对应急管理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灾害领域。2003年SARS危机发生后，研究趋于多层次、多领域，逐渐从自然灾害防治扩展到危机管理、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等方面。主要研究有：

1.应急管理能力的内涵。胡象明认为应急管理能力是由若干项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应急能力构成的有机系统[3]。目前，关于应急能力、应急管理能力的提法颇多，相关文献经常将应急管理能力、应急能力互换使用。一些学者认为应急管理能力不同于应急能力，如蔡立辉、唐攀等认为二者目标不同，应急管理能力是应急管理体系中各行为主体开展管理活动的本领与水平[4]。

2.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评价。张海波以国家、城市、都市区域、乡镇、社区为应急管理能力评估对象，研究了以“风险识别”“脆弱性分析”为基础的应急管理能力评估体系。田军等通过筛选不同层级的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建立了以关键过程实现状况为基准的评估指标体系。朱正武等运用平衡计分卡方法构建了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5]。学者们开展的应急管理能力评估研究多侧重于理论方面，评估对象主要是各级政府，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评估体系、评价指标和权重研究较少。

3.危机管理能力研究。一些学者从公共危机管理角度对应急管理能力进行了研究，研究范围涵盖政府、城市、城市群、学校等方面。童星、张海波围绕应急管理功能、应急预案、治理结构优化、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治理等构建了灾害管理分析框架，多数学者提倡多元主体共同协商提高公共危机应急管理能力。2020年以来，不少学者从社区应急能力、应急能力现代化方面研究应急管理能力，但对危机评估指标、评价方法等的运用以及对应急舆情危机管理的研究还不多。

4.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路径。学者们从健全预警机制、增强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增强处置能力、加强应急评估与科技应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潘琳、徐鸣从决策力、动员力、协调力、执行力和影响力方面构建了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行动路径。肖文涛、陈跃培等提出构建以县级政府为主体、多种力量参与的应急管理模式。王晓端提出建立社区、农村网格化应急管理防控体系。吴蔚提出农村可以依托片长制重塑应急网格化治理。不少学者认为基层应急管理要重视舆情引导，防止突发事件中人们的焦虑恐慌。

综上，学界对应急管理能力已有一定研究，但从社会治理角度研究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成果还比较零散，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且实证研究数量不多。基于已有研究，本文所研究的应急管理能力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应急管理主体运用应急手段开展应急管理的效果，研究脉络是通过呈现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基层景象，分析挑战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二、甘肃在社会治理中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实践进展

（一）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得到发挥

甘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积极探索“党建+安全”“党建+应急”的治理模式，注重以党建引领应急管理，推进党建与应急管理工作同频共振，使党组织成为带领各项应急工作的主心骨，有效激活应急管理动能。如在2022年7月，兰州市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社工委”机制优势，动员各界群众6.5万人次参与疫情防控，1.5万名干部下沉社区，在疫情防控一线成立临时党支部397个，设置党员先锋岗2280个，组建党员先锋队1264支[6]，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应急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效缓解了社区防控量大、人员不足的难题，推进了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提质增效。

（二）应急预案体系基本形成

应急预案是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甘肃省积极健全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企业、学校等各级各类应急预案体系，以《甘肃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基础，推进专项预案以及社区、行政村等自治组织，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社会服务部门，能源、运输等重点部门以及大型会展、文化体育等重大活动应急预案的编制，基本构建起“点、线、面”相结合、“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预案体系，并加强预案动态管理，健全预案修订、评审、发布、备案、归档等制度，推动提高预案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如在公共卫生疫情防控领域，以鼠疫、结核病、艾滋病、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手足口病等传染病为重点，逐步建成多层次、广覆盖、衔接有序的公共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实现了信息报告的动态化、实时化和网络化管理[7]，提高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

（三）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不断优化

科学的体制和机制是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2018年10月30日，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甘肃省应急管理厅正式挂牌成立，全省14个市（州）、86个县（市、区）应急管理局全部完成组建任务。省、市（州）、县（市、区）建立了应急管理部门，乡村（街道）成立应急管理办公室，村级设立应急管理室，确定了应急管理员，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应急体系，并通过联动安全生产、森林防火、消防管理等应急指挥平台，推进多部门预警信息、风险信息、灾情信息等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共用。甘肃省与相邻省份在应急管理方面建立了联动机制，推动信息资源共享、应急队伍联训和应急能力共建，提高了应急综合处置能力。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健全了省、市（州）、县（市、区）三级应急领导机构，完善了传染病防控管理机制和网络直报制度，畅通了监测信息网络平台。各地各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积极挖掘优势资源和特色，丰富应急管理内容，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应急管理模式。如甘肃省文旅厅与气象局联合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将气象服务纳入旅游安全保障；嘉峪关市将“12345”热线系统打造成包含应急指挥、社会服务、公共管理等功能的信息系统平台；酒泉市肃州区构建了集“排查、辨识、管理、控制、预警、考评”于一体的风险分级管控模式，提高了社会风险防控能力。

（四）应急管理制度体系逐步完善

应急制度为应急管理能力提供了依据和支撑。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甘肃应急法治建设提档加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治框架下，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应急管理意见、规划和规范性文件等，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应急管理制度体系，为突发事件应对和应急救援活动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2019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制定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全省新型应急管理体系的意见》对甘肃全省应急管理架构进行了系统构建，优化了新型应急管理体系，建立了应急救援和救灾资金快速拨付机制。之后，甘肃不断加强相关领域应急制度建设，切实增强保障公共安全和防范社会风险的能力。一是建立了风险隐患排查制度，明确定期对各类危险源、危险区域以及社会矛盾等进行全面排查，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二是建立了公共卫生监测预警制度、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直报制度，加强对涉公共卫生应急物资的安全服务指导，规范预警标识和信息发布平台建设，扩大预警信息覆盖范围，提高预测预警的及时性、准确性；三是建立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评估总结制度。明确各市州政府、省直各部门和单位及时对突发事件处置工作进行总结分析，建立工作档案，组织开展评估，为提高防控能力提供经验；四是建立了舆论引导机制。各地普遍建立突发事件信息核实、审核、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形成了政府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协调机制，增强了应急舆论宣传的主动性。

（五）应急队伍不断壮大

针对应急管理业务更宽、要求更高的形势，甘肃坚持“坚强队伍、夯实基础、提升能力”，着力构建多位一体的应急力量体系，加强专兼职队伍建设。机构改革后，省、市、县三级应急管理机构人员编制和实有人员分别达到2110个和2548人，分别比机构改革前增长45.3%和52.6%[8]。2021年，甘肃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减灾委员会制定印发《甘肃省省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对应急队伍建设和管理作了规范，同时全省积极创新“执法+服务”模式，定期开展各类应急演练培训，推进专业化救援队伍“一专多能”，提升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救援能力，特别是重特大灾害事故应对处置能力。在卫生领域，市（州）、县（市、区）依托现有医疗卫生资源组建或强化各级各类卫生应急队伍，形成了专兼并存、优势互补、保障有力的卫生应急队伍体系，全面提升卫生应急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各地在疫情防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依托街道、社区、小区、楼院四级网格体系开展群防群治，引导居民担任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政策宣传、物资分配等，增加防控效能的同时提高了应急管理能力。

（六）应急科普宣教广泛开展

近年来，甘肃积极构建“多灾种、大应急”的全民宣传教育体系，建设应急文化，提高全社会应急意识。各级政府在门户网站设立应急管理网页，打造应急专业频道，宣传应急管理工作，普及应急常识。各地积极开展应急普法，扎实推进应急管理、防灾减灾、公共卫生等法律知识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进公共场所、进家庭，提高了群众的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将应急管理知识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内容，依托党校（行政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开展应急培训。甘肃陇西建成首个应急文化主题公园，在公园融入多种安全元素，向群众传递应急和安全文化理念。

三、社会治理新形势下甘肃基层应急管理能力面临的挑战

（一）公共安全领域风险增多

当前，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自然灾害频发，公共安全、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风险增多，新兴领域风险隐患不断凸显，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传统的和非传统的风险不断滋生、扩散和叠加，且各类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和耦合性越来越强，呈现链条性、复杂性、多源性及不确定性等特征[9]，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形势下，新时代应急管理的任务也逐渐由防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发展到防治前述风险与公共安全事件并重，由单项应急管理转向综合应急管理，亟需基层有较高水平的应急管理能力。相比之下，甘肃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还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如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关系不大，缺乏协同管理理念，风险研判和应急处突的能力不强；一些地方在社会治理中“重处置，轻预防”，未建立风险研判、预警、应对机制，特别是社区、农村风险排查、预案编制、应急演练、事件调查、应急救援、宣传教育等基础性工作得不到有效落实，这些都极大阻滞应急管理能力提升。

（二）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还不完善

现代化应急管理的核心任务之一是要加强风险防控，应急管理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从预防、预警、发生到善后进行全过程管理、动态管理，化解或降低各种风险及危害。风险防范工作分散于各部门、各区域，应急管理部门要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这对基层应急管理部门提出了严峻挑战。机构改革以来，甘肃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取得巨大进步，形成了横向联通、纵向到底的工作链条，体现出了改革的优势，但仍不同程度存在条块分割、协调力度不够、资源整合难、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多部门协同进行应急管理的合力作用发挥不够，降低了应急管理的效率。如，新冠疫情防控中患者就医难、物资保障梗阻等就暴露出社会治理中应急管理能力的不足，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提升跨专业、跨组织应急主体协同治理的效能。同时，基层应急任务繁重、力量薄弱，应急管理还面临着理顺“上”与“下”关系的挑战。实践中，甘肃乡镇、街道和社区尽管设立了应急管理所（室），但不少部门人员和职能还没有整合到位，缺少应急专门工作人员，“人少质弱”以及公共安全管理的“多龙治水”，导致不少地方应急管理还是一种经验管理，管理效果很大程度上依靠基层干部的个人经验和能力，应急预警、应急响应、应急救援等能力有限。

（三）应急管理机制不完善

应急管理机制是应急管理能力的重要保障。基层应急管理机制还不完善，表现为：一是不同地区缺乏协调联动，应急资源在不同部门、区域之间存在协调不足的问题，社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薄弱，突发事件响应滞后，应急管理的统筹协调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二是应急管理面临信息“开”与“闭”的挑战。信息公开不全面、不准确，应急、水利、地震、气象等部门信息系统互不联通，存在信息孤岛，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志愿力量难以依托开放的大数据系统自主开展应急管理工作，只能被动地配合或协助政府处理突发事件，参与效率不高；三是基层应急预案体系不健全。大多社区未编制应急预案，有的是照搬上级或其他地区的预案，同质化严重，缺乏适用性，且缺少平时演练，风险防控和应急预警流于形式，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容易出现指挥失灵、救援现场忙乱等情况，直接影响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

（四）社会参与的有效性不够

共建共治共享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对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公共安全事件的应对，“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从实践来看，突发公共事件中落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能力还不高，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蕴藏在基层的力量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尚未形成多元参与应急管理的格局。如从社区应急管理来看，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多以文体类组织为主，这些组织架构松散、各自为战、难聚合力，作用发挥较为有限；另一方面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热忱度不高，对自身权利义务的认识不清晰，志愿服务参与不足，社区存在强人治理的现象，造成应急管理能力的不确定，并带来居委会职能超载的风险。此外，由于缺乏风险意识和应急知识，一些工作人员能力不强、方法不当，在遇到突发公共事件时，难以自行开展需要应急专业知识的基础性工作，难以第一时间进行科学回应、组织救援，容易因处置不当引发舆情危机或次生灾害。

（五）民众自救互救的能力较弱

应急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应急管理能力与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全社会安全文化的支撑。实践中，甘肃基层普遍缺少应急知识，群众参与应急管理面临制度困境、文化困境和组织困境，在部分社会事务中的知情权和决策权被忽视，防灾减灾、自救互救、逃生避险的能力较弱，长此以往造成民众面对突发事件时更多依赖政府和社区服务，制约基层整体应急管理能力的提高。

四、社会治理视角下提升甘肃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思考

（一）健全制度机制，夯实能力建设基础

1.健全社会治理与应急管理法制体系。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国家层面健全突发事件应对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甘肃应重点围绕信息公开、先期处置、综合保障、队伍建设等方面，健全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志愿者参与应急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和制度，并完善慈善捐赠、志愿者服务促进、社区参与等方面的立法及政策，明确政府可以采取的应急管理措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应急管理能力。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体系，针对社区、农村风险点编制流程清晰、可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体系，突出实用性。

2.健全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畅通公众利益表达和意见交流渠道，引导群众依法反映诉求，及时准确地收集和分析群众思想动态、心理情绪、愿望心声以及有倾向性的社会动态，对容易引发风险的重大因素和问题进行实时监测、研判、预警，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建设应急管理专家库，建立专家参与应急管理过程的机制，助力提升应急管理能力。运用现代信息、大数据技术，构建重大风险信息基础数据库，对各类风险信息进行采集、识别、预警、公开和共享，特别是要对社会领域的重大风险进行识别、监测和预警。

3.建立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基层社会治理事务错综复杂，决策不当或失误往往是引发重大社会风险的主要因素。基层政府作为应急管理主体，应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严格落实科学民主依法决策，通过听证、意见征集等充分反映公众意愿，把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出台的法定程序，及时开展应急风险评估，避免由于违法决策、冲动决策、盲目决策引发社会风险。要将重大决策、重大改革、重要政策纳入公共风险评估，在作出决策前正确评价社会风险评估与经济影响评价、技术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的关联，科学预测相关利益群体的接受度，全面评估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并提前预设化解措施。

4.构建协同应急管理的机制。社会治理涉及面广，需要建立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跨专业的联动应急机制，既关注常态的社会风险防控，又关注非常态的突发事件应对，方能最大限度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要不断健全协同配合机制，加强府际、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协作配合，改变“各扫门前雪”的分散化、碎片化的问题，实现咨询、指挥、协调、执行等的有效落实，凝聚社会治理与应急管理的合力。

（二）推进多元共治，优化治理结构

1.树立多元共治理念。多元共治是社会治理的首要特征。社会治理下提升甘肃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要树立多元共治的理念，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应急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应急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坚持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应急管理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带动作用，引领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等多元主体参与应急管理。转变政府在以往应急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加强基层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态势与规律的研判，构建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推动服务与管理功能互嵌。

2.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社会组织在社会问题预防、物资保障、公共危机化解、抢险救援、心理疏导、科技宣教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弥补政府在应急管理某些领域的缺位。基于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服务差异，应建立常态化韧性治理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凝聚力，鼓励应急救援、心理咨询、公共卫生等类型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基层应急工作中，协助政府回应基层社会的治理需求，并将本土资源作为弥合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断裂”的整合因子[10]，提高应急管理的执行力。

3.发挥社区应急管理功能。甘肃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建立和完善社会突发事件防控的社会动员机制，加强韧性社区建设，充分发挥社区治理效能。建立社区党支部、社区社会组织党支部、党员和志愿者为核心的四级社会动员体系，引导群众通过志愿服务、捐赠物资、应急救援、化解矛盾等方式参与应急管理。加强社区志愿服务站建设，健全相应的标准体系，发挥志愿服务站对应急管理能力的推进作用。创新推进应急网格化管理与群防群治，发挥网格员、楼院长等在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方面的保障作用，以平安社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为载体建立居民自救互救体系，提高基层风险应对能力。

（三）实行科技赋能，创建治理举措

1.推动应急管理数据信息共享。加强数据管理，推进数字应急，以信息化助力应急决策和应急能力建设。建设覆盖城乡的应急管理信息高速公路，健全应急管理信息化支撑体系以及统一的应急信息服务平台，推进公安、人防、气象、消防、地震、广电、卫生等系统信息资源互联互通，为各类应急主体提供便利可及的信息服务，提升应急合作的智能化水平。

2.推进科技与应急管理融合。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工作涉及到风险识别、预防、监测、预警、处置等方面，应改变传统“人海战术”思维，将科技嵌入应急管理之中，提高社会风险的监测预警能力。在疫情防控、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防灾减灾等工作中，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进行预警、预测和智能处置，提高应急管理预警能力，减轻基层应急管理在人力、资金、技术方面的压力。创新应急管理方式，如可运用互联网舆情采集分析系统对容易引发突发事件的社会风险进行收集与研判；建设“互联网+”数字技术平台，将应急管理与智慧城市、网格化管理、线上服务等结合起来，延伸社会治理“智治”网络，提高应急管理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3.强化应急管理科技创新。结合甘肃省“强科技”行动，地方政府应增加社会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科技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健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体制机制，对于一些能够解决应急管理瓶颈、提升公共安全应急能力的研究给予项目立项和配套资金支持，并创新科技成果创新转化机制，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加快产业化发展，助推社会治理与应急管理能力提升。

（四）加强宣传教育，强化舆论引导

1.弘扬安全理念，构建应急文化。建立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全民动员、协调联动的宣传教育体系，以企事业单位、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为重点，定期组织开展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推进应急科普，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知识、防灾减灾、自救互救等知识宣传，宣传报道应急管理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运用融媒体矩阵平台、科普基地等提升传播实效，讲好应急故事，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形成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宣传安全、人人支持安全的社会氛围，夯实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社会基础。

2.加强应急舆论引导。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种消息集聚，公众无法辨别真伪，容易加剧不安和恐慌情绪甚至引发网络舆情。对此，要加强信息公开，进一步完善电子政务、数字政府建设，积极发挥微博等新媒体应急舆论引导功能，搭建突发事件信息公开的主渠道平台。信息公开坚持坦率负责、速度为上、内容为王，及时公布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信息，让群众第一时间正面了解情况，阻断谣言滋生，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要把好信息公开“内容关”，及时、严谨发布权威准确信息，对群众关心的关键问题直面回应不回避。加强政府和主流媒体、新媒体的联动，做好突发事件应急舆论引导，及时反馈舆情事件，依法引导舆论良性发展，媒体要守土有责，不能代替舆情责任主体发声。舆论引导要凸显人文关怀和对公民隐私的尊重，兼顾事件发生后民众的心理情绪，缓解恐慌情绪,修复和提振民众信心，提高引导质效。

结语

应急管理与社会治理是辩证统一的，公共安全治理能力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体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是应急管理的保障，提高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是新形势下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内中之义。近年来，甘肃省应急管理体系及能力建设稳步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但风险形势严峻、基层基础薄弱、机制不健全、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仍然挑战基层应急管理，亟需基层地方以问题为导向，深刻领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树立协同治理观念，从制度机制、方式方法、科技赋能和舆论引导等方面，探索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建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