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染梦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发展深刻地影响青年群体的生活、生产、娱乐形式。继文字、图像后，快手、抖音等短视频产品已成为当代青年重要的媒介生存环境。《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达5.94亿，其中73%的用户是40岁以下的青年人[1]。互联网不仅改变了青年用户的网络收视行为，也支撑起网络时代轮番的资本神话：数字时代，短视频平台的资本市场估值一路走高，短视频平台快手上市前估值达250亿美金。

互联网短视频产品的价值神话，依赖于青年在互联网的数字劳动，围绕短视频形成了青年数字的生产、劳动、消费过程。互联网数字劳动改变了青年人的劳动场所、劳动报酬、劳动形态等劳动要素。有必要对围绕短视频的青年数字劳动行为进行价值逻辑、表现形态的梳理，从而透视短视频时代狂热的资本堆积、青年人的沉溺性使用、不良的价值引导等群体风险。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了劳动的异化：“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增值同人的世界贬值成反比。”移动互联时代革新了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原有的物质劳动转变为依托互联网的数字劳动形态。青年人在互联网空间自愿的娱乐行为却成为资本逐利堆积的工具，这一新时代的劳动异化成为本文的研究起点。

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人的生产劳动将人同动物区别开来，劳动应该是一种自觉自由活动，应该完全自觉自愿的，是出自自己的内在目的、发自内心的愿望，而不是外在的强制[2]。

与传统劳动相比，短视频收视具有自主性强，娱乐性高等特征。调研显示，搞笑、美食、旅游、明星网红、情感主体占短视频收视主题的前五位，八成受访者使用短视频软件的目的是“为了浏览有趣的视频内容”[1]。从表面看，青年短视频收看是无偿但自愿的娱乐行为，但青年自觉自愿的娱乐浏览行为如何构建短视频app的亿元市值神话？如何在长时间使用、闲暇时段的全面剥夺等技术异化现象中理解青年的自愿娱乐与数字资本剥削间的悖论？剖析数字互联时代青年数字劳动，是审视短视频热潮背后青年主体性的前提，是促进数字互联时代青年个体摆脱技术及资本控制，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青年群体短视频收视中隐藏的数字劳动及其表现形态

（一）数字劳动研究概念及文献回顾

数字劳动概念在数字互联时代重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和预言中应运而生，起源于意大利北部工人运动理念和组织形式影响的“自主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一流派尝试通过对“非物质劳动”等概念的阐释分析网络时代的资本剥削和异化劳动。蒂奇亚诺·泰拉诺瓦将数字劳动定义为“一种由知识文化消费而转化出的额外生产性活动，此种活动被愉快地接纳的同时，又被无情地剥削”[3]。文森特·莫斯可则认为数字劳动是受制于公司在互联网平台发展中的资本积累的剥削劳动形式，主要通过用户在互联网空间无偿的劳动行为丰盈互联网公司的盈利[4]。可以看出，数字劳动是基于网络时代的数字空间，以互联网用户为劳动主体，发挥其大脑和劳动力对互联网空间大数据、云内容的改造作用而创造出的价值，其过程消耗了人的一般劳动。因其劳动场所、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均带有显著的数字性非物质特征，因此被称作数字劳动。

数字劳动研究源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由制造业转向信息业的时代背景。信息技术与数字媒体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之而来的是以倾销为主要目的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兴起。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技术的持续发展推动了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产业的兴起，给相关产业的劳动者、用户带来人被机器取代、技术外包等新的挑战。西方政治传播经济学者及国内部分学者均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探索信息技术对劳动的重塑作用。一是数字技术给传统雇佣模式带来的挑战。“今天的互联网就像当年的大西洋，它是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工的场域，也是社会的场域和阶级形成的场域”。邱林川以富士康劳工为案例指出在官僚体系和工厂体制的控制下，生产硬件的新生代劳工为资本积累贡献必要劳动时间，并付出“社会性被减弱、成为原子化个体的”的代价[5]。二是被信息技术重塑的劳动产业中劳动者的现状、地位及困境。曹晋等指出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使得弹性雇佣制度取代了终身雇佣制度，知识劳工的稳定性逐步消失，网络编辑作为知识劳工的一种类型遭遇了宏观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弹性雇佣、强制消费主义等制度权力的剥夺与宰制，从而陷入了无产化、贫困化的困境[6]。三是对信息产业的产业模式进行剖析与解构并对人在信息产业中的定位与角色进行反思。有研究指出信息产业基于产销合一的逻辑得以盈利，但该模式区别于制造业的产销合一模式，一方面资本家对互联网用户的产销合一控制日益隐秘，主要通过互联网产品消费等积极愉悦自愿自主的劳动模式进行价值的创造；另一方面资本不断探索新经济形式中的盈利模式，大部分信息产业都面临互联网的免费趋势与盈利需要的双重矛盾[7]。以字幕工作组为代表的无偿劳工展示出信息产业中个人兴趣与劳动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资本主义的弹性经济积累与跨时空、跨国界、跨阶级的剥夺更具隐蔽性[8]。

总体来说，现有研究主要通过案例研究的形式对信息时代数字劳动中的受众及产业模式开展了一定研究，但是，现有研究主要以初代互联网受众如网络游戏玩家、网络编辑等作为研究对象，互联网产业格局还停留在传受分离阶段。短视频时代，普通用户在产业中的生产力及参与度大大提升，短视频产业已成为集娱乐、就业、资本扩张为一体的场域，并迅速占领市场，受到青年群体的广泛欢迎。而当下从数字劳动视角对这一新生的互联网产品的剖析还不多见，从数字劳动视角解析短视频中青年群体的劳动形态、价值逻辑、群体风险对帮助青年加深短视频资本扩张逻辑的理解，解放于技术与消费主义异化有一定必要。

（二）短视频产业青年数字劳动形态

短视频从其生产传播过程看，可分为生产者数字劳动和收视者数字劳动两类。制造、生产、传播短视频的主播、up主等在短视频产业中从事的劳动可以归纳为传统雇佣劳动模式的数字化模式；被动观看短视频的观众则进行着自愿且无酬的数字劳动。

1.创意生产工厂化——传统雇佣模式的数字化劳动形态

经过行业长足发展，短视频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制作、公司化运营的运营模式。有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短视频的MCN（Multi-channelnetwork）机构（短视频生产、营销一站式打包服务机构）已经达到3000家，市场规模达到百亿级，预计到2020年，短视频机构可以超过5000家，市场规模达115.7亿[9]。短视频生产劳动与传统的雇佣劳动模式相类似，其雇佣及生产与传统劳动时代相仿，劳动者以劳动内容进行分工，分别负责品牌营销、流量引流、内容付费模块，从视频主播选拔造星，到视频拍摄制作，到营销变现，整个流程分工协作生产线式完成。与普通雇佣经济大规模引入智能设备的“去技术化”“统一化”倾向不同的是，短视频产业的雇佣模式因劳动产品的创意性需求而强调劳动过程的创意性和趣味性。与传统雇佣相比，短视频产业的雇佣劳动具有肯定劳动者的创意性贡献及个人特征，宣传自由、平等的劳动文化，不强调统一、规范等去个性化要求。

但是，其自由、创意的背后，通过KPI等网络大数据的应用是对劳动更深入的剥削和异化。在受众面前妙趣横生的短视频背后，布满了观看数、点击率、变现率等精确的评价标准，资本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为工具实现了对短视频产业劳动者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的双重加码，短视频生产者的劳动被置于数据时代随时随地的全景监控之中，一旦短视频数据未达到要求，面临的将是解雇、不再投放资源等严苛的惩罚，劳动者只能变相地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提升工作强度等方式满足考核要求。自由、创意的工作氛围没有改变传统雇佣劳动的本质，只是通过数字技术对工作流程、工作监督进行了变革，是传统雇佣劳动的数字化变体与延续。

2.娱乐观看劳工化——数字劳工的无酬劳动形态

与短视频生产的高资本投入与严苛的劳动考核相比，短视频观看这一在青年群体中广泛流行的消遣行为似乎是不需要付出任何酬劳的自由自主行为。那么，免费观看如何支撑起短视频平台及内容制作商高昂的技术、人工、服务成本？又如何支撑起短视频平台的市值过亿的资本神话？免费观看与高成本投入间的悖论如何解释？其内涵就在于青年受众在观看视频的同时还进行着无酬的数字劳动，一方面，以注意力劳动为交换，视频平台将青年观众的注意力作为商品打包向广告商出售，受众在观看视频时必须同时观看额外的商业广告或推广信息，短视频播放时的植入广告与贴片广告就是受众进行注意力劳动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 受众以个人信息为交换，受众在观看短视频时，网站从其cookies等网络信息中获取包括地理位置、网络行为记录、个人基本信息等数据用以精准商业信息的投放，从而获取更大商业利益。

以盈利为目的的短视频网站将视频平台转化为受众不间断进行观看劳动的劳动场所，受众的观看劳动不但不获得酬劳，还源源不断地制造剩余价值。从马克思“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为资本的增值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10]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工人的“价值增值”和“处在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中”[11]的两个特点来看，观看短视频的年轻人从商品流通中的劳动力占有者转换为资本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工人。

传统资本生产中，资本支付劳动力价值，劳动力则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来偿还这部分的价值[12]。马克思将这部分劳动称作有酬劳动，超出偿还这部分价值的劳动时间则形成剩余价值，马克思将其称作无酬劳动，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值，即无酬劳动与有酬劳动的比值。因此，资本要扩大收益，有扩大无酬劳动或减小有酬劳动两种方式。在短视频观看这一数字劳动中，可以将部分观看行为所产生的广告收益等视作使用数字服务、互联网技术等生产资料的报酬，但受众短视频观看而造就的流量收益已远远超过技术、运维等成本，除去成本外的收益即成为受众无酬劳动而来的剩余价值，观众的观看行为源源不断地促进了短视频平台商业价值的膨胀及资本的增值。

此外，短视频观看以表浅的娱乐感受遮蔽了受众作为劳动者付出时间、体力、注意力等劳动成本的无酬劳动本质，观众在短视频光怪陆离的娱乐奖赏中陷入劳动而不自知的困境之中，以娱乐的快感敦促视频观看用户尽可能地增长观看时间，扩大无酬劳动，沦为数字技术及资本剥削的对象，越发偏离人的主体性本质。

3.兴趣劳动零工化——短视频生产的灵活雇佣形式

短视频的流行催生了数字经济下青年的灵活就业形式，投身短视频制作的MCN机构，职业主播或up主成为一些青年人的就业新选择。MCN机构是短视频生产、营销一站式打包服务机构，其运营模式是短视频生产者与MCN机构合作，前者负责短视频内容生产，后者负责形象包装、商务运营、资源拓展，可以理解为MCN机构是短视频内容生产者的经纪机构。MCN以合作分成为主要运营模式，内容生产者靠优质的内容获取流量与粉丝关注，经纪公司通过商业合作接洽商业广告实现流量变现，播主与MCN机构按一定的规则进行收益分成。

与马克思提到的“工人长时间劳作但只获取很少的工资并不断制造剩余价值”的工厂劳动相比，短视频生产劳动具有灵活雇佣的特征。一是MCN机构与短视频内容生产者签订的多为经纪合同或劳务合同，青年的劳动保障薄弱，不享有劳动法规定的如五险一金、法定假期、工作时长、工作保障等权利内容。二是劳动报酬给付方式灵活，传统劳动一般以按劳分配原则给付报酬，有最低薪酬保障，直播行业的数字内容生产劳动多以等价有偿的原则实行计件付费，缺少最低工资保障。在粉丝数、点击率、观看量等强大且严苛的考核标准驱动下，短视频生产者只能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工作强度、依据受众及资本需要加快短视频生产。原本出于兴趣的视频制作成为受到资本和收益驱使的不断创造剩余价值的谋利过程，成为数字劳动时代保障欠缺的灵活雇佣劳动模式。

三、短视频产业的价值逻辑的演进与发展方向

有研究认为，青年在互联网空间的数字化生产创造了信息产品，信息产品可分为最终产品和流通工具两种形式，通过对信息产品的占有和利用，互联网经济中的价值剥削突破了雇佣劳动的范畴，普通用户作为免费劳工被纳入资本的剥削体系中[11]。因此，在考察短视频产业价值逻辑及发展方向时，要关注互联网资本将普通用户作为免费的数字工人在数字化劳动中的价值逻辑。

（一）互联网非雇佣劳动中的受众商品化奠定了短视频产业的盈利模式

探究短视频产业的价值逻辑应首先明确短视频产业的商品为何。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中提出了受众商品论，指出媒体与广告商合谋将受众观看电视等休闲娱乐性的活动转变为注意力的劳动，大众媒介通过出售受众的闲暇时间，使受众不自觉地参与广告商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成为资本交换过程中待价而沽的商品。斯麦兹的文章提醒我们经由媒介平台的中介，劳动与休闲娱乐、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边界已相当模糊[13]。在斯麦兹提出受众商品论的20世纪70年代，大众媒介对参与资本增值的受众的剥削主要表现为对其闲暇娱乐时间的掠夺和无偿数字劳动的获利，那么时至今日的短视频时代，互联网资本对受众的剥削则从单纯的无偿数字劳动的侵占演变成对受众从个人信息、网络行为到网络作品知识产权的全方位利用。

1.个人信息的深度挖掘助力数字劳动成互联网经济新富矿

与短视频的流行相伴随的是大数据技术在网络营销中的深度应用，个人信息的深度挖掘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新富矿。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的隐私政策对用户在软件中的个人信息获取、保存、利用进行了规定。以抖音为例，用户的手机号码、身份证号、地理位置等个人信息、播放搜索等网络行为、设备信息等都被后台详细记录，平台搜集的用户个人信息被用于接入第三方软件、实现广告共享、产品统计分析、发布营销推广活动等用途。虽然平台明确指出“除非征得明确同意，不会转让用户个人信息给第三方”，但个人信息已经被平台充分用于“量身定制”，平台通过挖掘个人信息不断为受众量身定做信息流，从而使受众不自觉地陷入“自愿的无偿数字劳动”之中。一方面，数字资本依靠个人信息的充分挖掘更精准地剥削普通受众的数字劳动；另一方面，在量身定制的信息流中，受众越发被数字画像、大数据投放等技术裹挟，被迫进行无偿劳动却趋之若鹜，熬夜刷抖音、种草买口红都是受众牺牲个人主体性不断为资本扩张摇旗呐喊的形象体现。

互联网个人信息的挖掘使受众这一原本粗放的商品具象化、精准化、驯服化，受众在短视频世界光怪陆离的图像和节拍刺激的休闲娱乐中以让渡个人隐私的形式提升了数字劳动的生产效率，扩大了资本收益，促进了数字资本的扩张，受众不仅作为一种商品向广告商出售，还被以大数据挖掘等形式榨取数字劳动价值，以技术化手段提升青年数字劳动效率，扩大资本利润。

2.短视频产业以对青年用户数字劳动版权的占有实现剩余价值的不断扩大

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指的是一个人的身体即获得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4]。短视频行业的兴起建立在用户生产内容（UGC）模式上，广大互联网用户的奇思妙想成为短视频行业重要劳动力，传统行业通常以知识产权保护智力劳动的劳动成果。互联网的开放性和社交性消弭了严格的版权保护，对用户生产内容无偿或微偿占用是资本通过获取用户短视频生产剩余价值从而完成资本增值的重要途径。用资本与商品流通的公式G-W-G’审视短视频的资本增值过程可以看出，用户的劳动成果如短视频、网帖等为商品，短视频平台以免费形式获得大量用户生产内容，再以会员制观看等方式高价出售给其他用户，并插播商业广告，完成了由G向G’的货币增值，实现了资本的扩张。总之，以受众及受众制造内容为商品向广告商出售从而获利的受众商品化奠定了青年数字劳动的第一重价值逻辑。

（二）从受众商品向受众消费深化，视频观看者的商业价值被进一步挖掘

短视频受众商品化的价值逻辑奠定了将互联网注意力变现的传统网红经济运营模式。随着互联网资本的不断扩张，原有的注意力营销模式逐渐向以销售为诉求的“带货”模式转化[15]，直播带货成为短视频扩张资本版图的又一方式。主播在直播间里向观看者推荐产品，观众可以与主播交流互动并完成购买。有数据显示，仅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电商直播达400万场，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电商直播用户已规模达2.65亿[16]。

用数字劳动的观点审视带货直播，在直播间中观看销售直播无疑是数字劳动的扩大及延伸，是数字劳动从普通的网页浏览场景向消费场景扩张的具体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剩余价值量与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及劳动生产力相关。带货直播间对受众的吸引，一是延长了数字劳动时间，用户本应用来促进个人发展的自由时间被带货直播占据，在主播生动的视听刺激中产生大量并不需要的购买需求；二是扩大了数字劳动生产力，在原有注意力资源已被挖掘到接近枯竭的情况下开发受众的消费能力，使短视频资本不断进入新的流通过程。从受众商品到受众消费，短视频观众的消费能力成为继数字劳动之后短视频资本用于获利的另一重价值逻辑。

四、把握短视频行业的若干矛盾，审视青年短视频热潮的群体风险

随着5G等互联网视听技术的持续发展，短视频与青年生活结合的愈发紧密，作为青年群体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灵活就业的重要去向、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短视频既是当下青年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又是承载多元价值观念的社会意识载体，要重视短视频行业对于青年群体潜在的各类风险，引导青年观众建立恰当的短视频使用观念。

（一）主体性风险

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抛弃资本、机器对人的异化与分割，实现人的自由本质应是当代青年的不懈追求。短视频产业火爆，用户在休闲娱乐的同时无形地从事着数字劳动却没有任何收益，通过观看广告等无偿劳动制造出大量剩余价值，资本以视频的趣味性及娱乐性作为劳动的回馈，吸引观众自觉自愿地扩大数字劳动规模。青年观众在资本与娱乐的双重围猎下，迷失在短视频声色犬马的娱乐虚拟空间的现象广泛存在。当代青年大量闲暇时间被占用于数字劳动，个人爱好被麻醉于表浅的声像刺激之下，人被异化为不停歇数字劳动的机器，丧失了主体的自由。短视频资本通过获取用户数字劳动剩余价值而获利、扩张的本质与人的主体性本质导致了短视频时代的观众的主体性风险，观众沉溺于短视频产业的数字劳动而毫不自知，自愿地成为资本扩张获利的工具。

（二）保障性风险

100多年前，工人损坏生产机器以抗议资本对劳动者的压榨，马克思抨击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异化。21世纪的今天，不少年轻主播、up主从原有的兴趣驱动向职业化转变，前仆后继地投身于短视频产业。与传统劳动岗位相比，短视频数字劳动具有创意性强、自主度高等优势，但灵活雇佣、计件收费，以流量、销量、购买转化率为标准的评价体系缺乏常规就业岗位提供的福利保障。原本出于兴趣的视频制作愈发演化为职业的资本运作行为。劳动者为提高视频播放量、点赞数等收益关键数据不得不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工作强度，长时间直播、熬夜剪辑是不少青年短视频从业者的生活状态。短视频产业灵活的雇佣形式本质是计件付酬，将短视频视作生产者的劳动产品，但又依靠创意与灵活的外衣未给劳动者提供应有的劳动保障。短视频行业的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保障需求与短视频产业灵活雇佣间的矛盾导致了短视频时代青年数字劳动的保障不足风险，使短视频产业不但未能成为青年数字劳动者的创意梦工厂，反而成为榨取青年数字劳动力的暧昧地带。

（三）消费主义盛行风险

20世纪4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指出了广告对人的主体性的颠覆与蔑视，一方面，广告创造了观看者的虚假需求，人们的消费往往不是基于真正的需求，而是按照广告宣传的来消费[17]；另一方面，广告以肤浅的视听刺激满足着人们低级的娱乐需求，“用缺乏真实感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虐待狂的幻想，来充塞人们的心灵”[18]。直播带货从本质上来说是以社交关系为纽带的广告。直播间以社交关系为招徕，制造了观看者的消费需求，不少观众受到鼓动，出于对主播的信任与对主播描述的消费场景的向往购物，消费成为青年社交的途径与欲望的投射，逐渐偏离满足身心需要的基本尺度。当代青年在李佳琦的“涂上它让男人欲罢不能，让女生嫉妒”“OMG，买它！”里落入娱乐与消费的双重陷阱，在短视频声像编织而成的消费主义道路上愈发迷失，应警惕直播带货等短视频产业带来的消费主义在青年群体中的盛行趋势。

（四）技术异化与意识形态风险

与大众媒体时代一致化的信息接收相比较，短视频时代的信息分发融入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能依据受众的浏览行为、使用习惯、评价态度等调配信息分发方案，使受众有如置于信息茧房之中，收到的视频推荐均是符合个体兴趣而缺乏信息的多样化。长此以往，观众丧失了自主信息获取的能力与通道，成为被分发技术投喂的被动等待者，技术则超越了人的主体，决定了观看者将要看到什么。从技术伦理角度看，新的分发技术背景下，普通观看者无法超越技术的精密算法，在技术与资本的联手中逐步失去主体性的崇高地位，陷入被技术决定的伦理怪圈。

在技术与人的较量中，青年群体作为技术的重度依赖群体显示出了明显的圈层化特征。在技术加持下，“饭圈少年”、“二次元”少年等青年群体结合得愈发紧密，圈层内部有严格明确的群体规范，群体信念可以产生强烈的同频共振效应，圈外信息很难突破圈层，即使突破也难以动摇固有的价值观念。

多元价值思潮广泛传播，圈层文化坚固树立，主流核心价值观难以渗透，短视频空间内各类视频内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对不良信息的监管则大多以机器识别与人工鉴定相结合的方式审核管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与随机性，正确价值观念无法及时引导。《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出台后，短视频审核管理有了具体的指引与规范，但仍然缺乏强制性，对不涉及违规的娱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多元价值观念指引功能较弱。技术的偏向与群体的圈层助长了多元价值观念针对青年群体的传播，主流核心价值观领导力和话语权弱化，青年群体意识形态风险加剧。

五、结语

短视频是计算机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多元价值观念亦是当代社会意识具体呈现，短视频不仅仅是5G视听技术的发展的产物，更成了与青年息息相关的集创意产业、就业去向、信息来源、社交空间、表达渠道为一体的社会存在，仅将其视作青年群体的娱乐方式，而忽视背后的资本扩张、价值观念传播、圈层文化聚集、就业形态演进的深层逻辑已无法认识短视频对青年群体的深刻影响。从数字劳动视角透视短视频迅速扩张中观众的劳动者身份，探讨短视频火爆背后的价值逻辑，指明短视频时代可能引发的主体性丧失、劳动保障缺乏、技术异化、价值观念圈层分隔等群体风险有助于深入理解短视频火爆现象背后的逻辑本质，为呼唤青年群体主体意识觉醒、减少短视频沉溺、规避不良价值思潮影响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