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平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农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农村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神经末梢”，农村党组织领导力则是提升党的乡村治理水平的关键因素。农村党组织的领导对象既包括农村基层党员，更指向了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农村党组织领导力不仅体现为对农民个体的领导力，也体现为对农村各团体、集体组织的领导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1]。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赋予了农村党组织建设新的时代特点。新媒体“下乡”既为当下农村党建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传播环境，更是推动农村党组织领导力提升的一个支点。新媒体资源必然会和党的建设发生时代的“化学反应”，如何使这种“化学反应”向着良性方向发展，重构农村党组织领导力以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这是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一、新媒体“下乡”丰富了农村党组织领导力范畴

1959 年，马歇尔·麦克卢汉参加全美高等教育学会时发表了题为《电子革命：新媒体的革命影响》的讲演，其中谈到了“新媒体”，这是“新媒体”一词最早见诸学界。作为一种历时性的概念，20 世纪中期的“新媒体”，主要是指相对于报纸、广播而言的电子介质媒体。进入网络时代后，“新媒体”一词开始流行并逐步成为热门词汇[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较为宽泛角度来定义新媒体，指出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有的学者将新媒体定义为一切使用新技术手段开展信息传播的媒体；也有的学者详细列出了新媒体的表现形式，指的是运用数字技术，经由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等载体，通过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终端输出，向用户提供信息以及娱乐服务的传播媒介。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界定，新媒体一般具有三个要素：一是对数字技术的运用；二是具有海量信息存储；三是具有较快的信息传播速度[3]。正因为技术含量高，新媒体自诞生以来，主要在通讯基础设施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得到广泛应用；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全球化拓展，新媒体逐步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普及、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农村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村民的交往方式、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也必然影响着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方式，更新着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理论。新媒体“下乡”成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

一方面，拓宽了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的基本内涵。关于基层党组织领导力问题，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虽没有提出明确概念，但是他们相关的论述都指向了党组织领导力问题。1847 年12 月通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五条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初步界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框架。对于支部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4]。支部要成为“中心”“核心”，就必须强调严格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从而实现对民众的组织与领导。列宁从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出发，指出要在工厂、农村以及军队中建立起广泛的共产党基层支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共产主义政党组织构架时，从功能层面揭示了“领导力”的内涵，其中对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的表述主要从党内纪律层面展开。

马列主义建党理论引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了对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的改革亦是从农村起步进而转向城市全面开启经济体制改革；在新时代的赶考道路上，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民族复兴宏伟目标进程中最为艰巨的任务，农村工作依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农村党组织领导力指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最基本单位，在领导农村党员群众为实现党的目标过程中广泛动员与引领基层党员和农村各方面力量的一种能力，主要包括政治领导力、群众领导力、社会领导力等。

新媒体“下乡”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组织领导力内涵正逐步得到拓展，新媒体领导力已经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不可或缺的内容。事实上，政党自产生开始就与媒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媒体在农村广泛应用后，改变了基层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传统沟通方式，成为农村党组织、党员与广大农民之间的桥梁与中介。“党管媒体”的重点随之从传统路径向新媒体领域转向，农村党组织的宣传引导能力相应聚焦于新媒体领导力，主要表现为新媒体阵地的坚守力、新媒体宣传的传播力、新媒体发展的引领力、使用新媒体与农民及农村党员交互对话的亲和力等诸多方面。新媒体“下乡”将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的内涵，而政党、农民党员以及农民群众与媒体的互动则成为农村党组织引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常态。

另一方面，赋予了农村党组织领导力新的形态表征。新媒体“下乡”给农村党组织领导力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它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管理媒体的基本形态，以一系列新的形态表征在不同层面对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有助于增强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的延展性。相比较于传统媒体以及传统工作方法，新媒体以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党组织与领导对象之间在交流形式、领导内容的展现方式、领导过程中融入了信息化元素，农民群体可以通过新媒体随时随地获取农村党组织共享信息，农村党组织可以运用新媒体即时即地对农民开展宣传引导工作。新媒体克服了传统宣传方式影响面较小的缺陷，突破时间与空间维度的限制，扩大了党组织引导工作的空间，提高了党的宣传覆盖面，为农村党组织传播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有效地实现了党组织领导力向新领域的延展。农村党组织领导力提升空间从传统工作中的相对有限性转向了可能的无限性。

其次，有助于优化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的组织性。农村基层党组织承担着教育管理监督农村党员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农村群众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紧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各种短板……提高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整顿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是补齐短板的突出任务和提升领导力的重要前提，而衡量农村党组织领导力强弱的标准之一就是其组织性，组织性强则必然领导力强，反之领导力就弱。新媒体“下乡”使得农村党组织的组织性呈现新的形态表征，有助于优化农村党组织的组织性能。在传统组织模式下，由于时间、空间、交互频率的限制，农村党组织很难强化组织性，而新媒体的运用则打破了这种局限。媒体的互联互通使农村党组织通过多种平台终端实现了党组织与党员、农民群众、农村集体各主体之间的沟通联络，农村党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得到显著体现，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力大为增强。

再次，有助于展现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的亲和性。农村党组织在领导基层治理工作中运用新媒体，使党组织与工作对象之间的互动更频繁更活泼。借助新媒体语义传递形式的多重意向，以各种新媒体平台所特有的传递形式进行意义表达，农村党组织开展工作的话语更富有感染力，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性更强，内容更具有生动性。新媒体“下乡”并广泛应用于农村党组织的工作中，实现了政党、农民、媒体之间的有效互动，彻底改变了“你讲我听”的单向传达渠道，农村党组织与农民之间形成平等交流局面，党组织能够根据农民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工作方法与模式，化解传统沟通与交流模式中有可能出现的沟通不良的尴尬局面，广大农民能够在形象和生动的情境中增进对党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农村党组织亲和力的增强无疑有助于领导力的提升。

二、新媒体“下乡”对农村党组织领导力带来的挑战

新媒体“下乡”给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嵌入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村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的基础单元，其引领和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媒体的深刻影响。在前所未有的网络环境冲击下，农村党组织领导力受到了多重挑战。

（一）党员干部新媒体“本领恐慌”制约了党组织领导力提升

从媒体使用者的角度而言，新媒体因其具有便捷性、交互性、多元性、亲民性特点，能够在农村中广泛运用；但从媒体管控者的视角而言，这些特性恰恰成为其驾驭新媒体的一个个难点。新媒体所具有的信息传播、休闲娱乐、交际互动功能让广大农民充分享受到现代传媒的便利，也给农村党组织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新媒体“下乡”，不少农村党员领导干部不能“顺势而为”，反而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他们对于开展新媒体工作，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畏难情绪。一或故意躲避，对新媒体在农村党建、农村基层治理工作的运用，往往采取回避与逃避态度；二或有意拖延，对新媒体推动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推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认识不清，拖延敷衍，从而错过抢占新媒体阵地的先机。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了“刻板成见”的著名概念，认为由于生活圈有限，人们容易对自己生活环境中的某些人或事形成固化笼统的看法，“习惯的看法决定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事实”[5]，“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会淹没人们对于事件的描述。一些农村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在新媒体“下乡”后应对乏力，主要因为自身媒介素养不足导致“本领恐慌”，久而久之，容易在农民心目中造成观念落后和行动保守的刻板印象。在网络时代特别是移动互联时代，农村党员干部如果跟不上时代潮流，不能认清新媒体“下乡”所带来的宣传舆论环境变革，不能够主动适应新媒体环境并增强新媒体条件下的执政本领，不掌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还是习惯于使用陈旧方法开展工作，就不能够塑造良好的新媒介形象。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一旦在广大农民中形成这种刻板印象，那么必然会削弱对新生代农民的吸引力和对新媒体的领导力。

（二）农村党建新媒体平台不完善阻碍了党组织领导力建设

如何在党的建设、乡村治理中运用新媒体以提升领导力，不少农村党组织已经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但新媒体平台建设的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党组织的领导力，新媒体在农村的广泛应用倒逼农村党组织完善平台建设功能。

第一，新媒体平台内容和农村现实需求的脱节导致吸引力不够。不少乡村党组织通过开设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等，建立了新媒体工作平台。但平台发布的信息大都以通知公告、地方政策性文件、党组织工作动态等为主，内容相对单调枯燥，信息供给与农民需求存在脱节现象，不能吸引大量的村民“粉丝”。虽能运用新媒体开展党建宣传教育工作，但未能全面深入地分析农村党员和广大民众的现实需求，缺少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与回应，往往使新媒体账号沦为徒有其表的“空壳”平台或网络宣传的“面子工程”。第二，新媒体运营能力有限导致影响力不强。新媒体的传播力大小与平台的用户数量、粉丝规模、阅读量、互动情况等密切相关，一些农村党组织虽然开通了微信公众号等，但其负责运营的新媒体受众面小、互动性弱、热度不足、传播力指数偏低，难以发挥新媒体在宣传政策、引导舆论、回应民众关切等方面的作用，影响了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的提升。第三，平台维护不到位使党组织领导持久力不足。有的基层党组织仅仅为了应付上级任务指标而开设了新媒体平台，注重平台开发建设而忽视后期的管理维护。平台技术支撑条件不足，内容发布审核不善，非但不能有效发挥新媒体平台的正面宣传功能，还有可能酿成负面舆情，造成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形象和领导力受损。其原因一是基层党组织对新媒体宣传重视度不够；二是农村基层缺乏信息化人才，媒体运营人员专业技能不足而且往往身兼数职，繁忙的基层党务工作使得他们很难在新媒体维护上投入足够精力。

（三）农民群众新媒体素质不高束缚了党组织领导力发挥

在传媒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着力提高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的新媒体素养，是提升农村党组织媒体工作能力和乡村振兴领导力的基础和前提。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 年12 月，中国网民已达10.32 亿，互联网普及率73.0%，其中农村网民已达2.84 亿，占网民整体的27.6%；城镇网民规模达7.48 亿，占网民整体的72.4%[6]。这表明农村与城市之间信息化建设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城乡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农民群体新媒体素养不足的问题制约着农村信息化水平和农村党组织信息化社会领导力的提高。而提升新媒体素养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要义：第一是“学会使用”新媒体，第二是“文明使用”新媒体。

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全国各地农民的新媒体素养呈现参差不齐的状态。整体而言，科学文化知识的相对不足，决定了大多数农村党员群众新媒体运用水平仍处于较低层次。广大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农村的网络服务站点较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观念有待增强，缺少组织化关怀和帮扶，没有有效开展新媒体培训活动。农村党员群众的新媒体知识和技能需求不能及时得到满足，他们对新媒体的使用往往处于一种自主摸索、自发学习的模式，与真正“学会使用”新媒体尚且存在差距，遑论达到“文明使用”新媒体的层次。事实上，一些基层党组织并没有把新媒体建设真正纳入农村党建工作体系之中，新媒体舆论阵地意识不强，正向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对于农民党员群众在网络平台上的不当言行缺乏正确的处置措施，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导致农民群众对弘扬主旋律的新媒体认同度不高，农村新媒体运行的生态环境欠佳。农村党组织运用新媒体提升党组织领导力的迫切需求与农民党员群众新媒体素养提升尚需时日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制约了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的充分发挥。

三、顺应新媒体“下乡”格局重构农村党组织领导力

新媒体“下乡”，对农村党组织领导力而言，是一场彻底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建党原则基础上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7]。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主要通过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来实现对广大民众的领导，领导力的增强以做好思想层面的引领为基本路径，这是一条由内在向外围延伸的路径构建渠道。但在新媒体“下乡”背景下，这种构建路径已不能完全满足时代发展需求，除了由思想引领为核心的领导力构建渠道之外，还应注重由外而内的领导力构建路径：即重视作为外部形式的新媒体载体对于促进农村党员群众内心思想观念凝聚的作用，在内在思想观念和外部形式的交互作用中重构农村党组织领导力。要着力提升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能力、管理创新水平和媒体素养，这是顺应新媒体“下乡”提升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的一条“新路”。

（一）掌握话语主动权，提高农村党组织的舆论引导能力

移动互联时代，基于网络的新媒体平台已成为意识形态话语争夺的新场域。谁掌控了新媒体阵地的主动权，谁就拥有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伴随着网络资讯的发达和社交媒体的勃兴，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全面渗入到农村，对农村既有思想文化形态形成了极大冲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土传统文化断裂和当代主流价值观念消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必须在大是大非前面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在多元价值选择中坚持一元价值导向，强化正面引导，澄清模糊认识，才能增强农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筑牢带领农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根基。在农村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下，农村党组织的舆论引导能力已成为其领导力内涵的重要构成。

农村党组织要善于利用各种新媒体平台，与时俱进地加强理论宣传。把握舆论宣传的政策要求，透视农村党员和群众的心理，了解农村受众的信息需求，提高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艺术，将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到农村的千家万户，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在传播内容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密切关注中央和地方权威媒体新闻，及时转发编发既能体现党的基本路线、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又贴近农村实际、切合农民特点的动态信息、典型案例和理论文章，代表主流媒体发声，传播核心价值观，弘扬时代主旋律，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新媒体阵地，牢牢把握农村思想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在传播形式方面，要学会运用社交媒体的表达方式和技巧开展理论宣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理论以数字化、信息化的方式推送，用农民乐于接受的话语解读政策，用生动活泼的通俗语言宣讲理论，用小事情讲出大道理，让党的方针政策真正走进农村，走进农民心坎，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组织的认同度。

（二）运用互联网思维，提高农村党组织的管理创新水平

党管媒体是党领导新闻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媒体领导力历来是党组织领导力的重要方面。现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加强新媒体领导力建设，是与时俱进提升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的紧迫课题。所谓农村党组织的新媒体领导力，是指在新媒体环境下，作为领导主体的农村党组织与作为领导客体的农民群众之间的交互作用力，即农村党组织运用新的传媒工具对农村工作对象施加有效影响并实现目标任务的一种能力，包含新媒体运用能力、新媒体监管能力和在新媒体环境下创新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能力。通过提升新媒体领导力，构筑好农村党组织与农村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基层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善用善管新媒体是新媒体领导力的直接表现。农村党组织首先要学会运用新媒体开展党建工作，依托网络媒体平台开设账号，保证人力财力投入，强化技术服务支撑，建设农村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阵地，如创建党支部公众号、党支部视频号、农村基层时政应用程序（APP）、线上视频会议等。以新媒体为载体，加强与农民群众的互动，扩大基层民众对农村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对党组织的监督权，正视和回应广大农民的诉求，切实解决关乎民生的现实问题，提高农村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其次，在建好用好新媒体的同时，更要管好新媒体，加大新媒体平台的监管力度。新媒体因其门槛低、互动性强、辐射面广的特点造就了“双面剑”，如果管理不善，可能形成不良传播效应，酿成负面舆情，疏离党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削弱党组织的组织力。要强化媒体阵地意识，按照“谁主办谁主管”原则，对自办媒体进行内容质量审核和信息安全把关，把那些不良信息驱逐出农村舆论市场，净化农村网络传媒空间。要建立舆情监测处置机制，有效管控好各种涉及本地舆情。网络舆情管理是宣传舆论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现在全国各地均已建立了舆情应急管理体系，但在基层农村还存在明显的“短板”，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迫切需要补上“舆情应对”这一课。要实施网络舆情动态监测，安排人员定时搜集网络舆情，即时了解涉及本地的舆论动向，对热点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形成应急工作方案。完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坚持以我为主、主动发布的原则，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处理和化解网络舆论事件。比较而言，农村党组织舆情管控方式十分有限，缺乏政府职能机关所拥有的“执法”手段和干预措施，需要探索建立与网信、网警等部门的舆情联动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努力消除各类负面信息和不实报道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因应新媒体“下乡”的情势，创新互联网环境下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理念和方法，这是新媒体领导力的核心要义。传统工作模式下，党组织的领导行为大多通过与领导对象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得以实施，目的性强，场景真切，话题相对集中深入，彼此容易产生信任感，但会受到时间、地点以及沟通方式等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工作效率不高。利用网络空间的领导力作用方式则突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信息海量化，交流便捷化，身份匿名化，领导活动更为便捷、高效，参与面和影响面更广。针对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农村党组织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工作方法，增强工作效果。互联网思维说到底是“以用户为中心”的思维，这就要求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切实增强服务观念，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互联网思维的关键词是平视、互动、共享、多元、个性，这给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方法论的启示：在基层党建工作中，要改变以上训下的姿态，平等相待才会赢得尊重；改变我说你听的灌输方式，互动沟通才能增进理解；改变乡村相对封闭的生活格局，开放合作才能共享共赢；改变片面强调共性要求、无视多元利益群体个性表达的做法，正视差异、尊重个性才能推动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跳出“信息茧房”，提高农村党员群众的媒体素养

媒体素养是指对媒体的认知能力，对媒体信息的选择与解读能力、鉴别与批评能力、生产与创造能力。农村公众的媒体素养直接关系到媒介与受众之间信息传递、主客体之间交互作用的效果，直接关系到农村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成效。由于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差距和农民知识层次偏低，农村党员群众的媒体素养普遍不高，造成了城乡“数字鸿沟”，成为新时期农村党组织提升领导力必须跨越的障碍。

特别是随着移动互动网的发展升级和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今日头条、抖音、小红书等新兴社交媒体平台推出了智能大数据投送系统，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网民的阅读内容选择，使受众不知不觉地陷入“信息茧房”[8]。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人们一般只会关注和选择浏览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社交媒体利用大数据算法推荐机制，源源不断地推送用户偏好的信息，自动过滤和屏蔽了用户不感兴趣的信息。用户接受的都是同质化、单一化的资讯，久而久之，便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如蚕茧裹成的信息茧房之中，形成了某种与外界信息隔绝的状态。在社交媒体上由职业身份、兴趣爱好等自发形成的群组（如微信群、豆瓣小组）中，成员更多地听到相同的声音和相近的言论，听不到相左的观点，群组内部容易就共同话题达成共识，趋同的意见不断放大并产生回响，从而阻断了不同声音的传播，形成了“回音室效应”[9]。这在农村受众中表现尤盛。农民群众受制于文化水平和媒体素养的不足，其利用新媒体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动力和能力本身就有所欠缺，在大数据同质化推送、单一化“投喂”的机制下，造成了信息“偏食”，拉低了阅读品位，加剧了“回音室效应”，必须从信息供给侧和信息接受端同时发力，破除“信息茧房”。媒体要强化喉舌功能和价值理性，自觉履行“把关人”职责，严格执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改革大数据推介方式，丰富平台内容供给，堵住不良信息的传播渠道。农村网民作为信息的接受者，要提高对算法推荐的警觉性和防范意识，认清智能推送的正负双重作用，纠正信息接受偏好，扩大信息接受面，掌握新媒体阅读的主动权，跳出数据化的流量“陷阱”，消除同质化的“回音室效应”。

媒体不仅是农村党员干部与农民群众联系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党组织开展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和工具。提高农村受众的媒体素养是农村党组织领导力建设的基础。首先，要面向广大农民群众开展普遍性的媒体素养教育。通过政府主导、媒体引导、学校教育、社区培训，帮助农民认识媒体利用媒介，了解信息传播的基本知识，有效获取信息，安全上网文明上网。尤其是要通过晚辈反哺等方式，帮助那些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乡村老年人习得融入新媒体社会的基本技能。其次，要加强农村党员干部新媒体能力培训。充分发挥基层各级党校、行政学院以及培训机构的作用，把新媒体素养纳入培训课程体系，综合运用讲授式、模拟式、体验式、案例式、研讨式等教学形式，增强培训效果，学习掌握新媒体环境下的工作方法，克服“谈网色变”的新媒体“恐慌症”。再次，要加强农村新媒体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娴熟传媒技能的人才从事农村新媒体应用和普及、推广工作，注重培养政治素质好、认可度高的乡村“意见领袖”，彰显他们作为大众传播中介和信息输送闸门的影响力。充分发挥人才和“领袖”的指导、示范和带动作用，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新媒体素养。

一个执政党能否走在时代前列的决定因素，是能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强大的领导力。新媒体“下乡”改变了农村党组织的执政环境，也成为农村党组织提升领导力的一个切入点。农村党组织要应势而谋、因势而动、顺势而为，着力提高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引导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增强媒体素养，克服“本领恐慌”，切实提升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力，为乡村振兴扛起执政党基层组织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