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再新 彭泽润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字而农，号姜斋，晚年居于衡阳石船山，学者多称船山先生。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谭嗣同在《仁学》中推崇王船山：“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王船山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著述近千万字，所有文字大部分都亲笔手写，留下了大量的书法作品。王闿运说：“姜斋隐伏几六十年……伏案吟写，著书数百万言，所书文字，殆又三四倍之。自来学人笔迹之传，未有多于此翁者……余所见笺幅已百余种……笔法遒劲，欲追锺张。老犹猛进如此，诚修德君子，可为师楷者。字为心声，不虚也。”[1]王船山留下的书法墨迹非常之多，仅王闿运所见就有百余种。从晚清、民国一直到当代，对于王船山的研究涉及各方面，唯独对王船山书法的研究非常薄弱。其实船山先生的书法和书学思想都值得深入研究，对今天的书法创作和理论都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一、书法教育的目的

（一）童蒙书法教育的目的：识字教育和艺术教育

识字教育属于童蒙教育，在毛笔书写时代，孩子到了七八岁的年龄，要跟随私塾的老师识字、写字，这属于小学的发蒙阶段。这对于将来要从事科举的学童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养其习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2]。王船山认为教育要从童蒙时候抓起，打好基础，以后才能形成完美的品性。

识字、写字其实是一体的，识字是为了阅读的需要，写字是为了作文的需要，都是封建时代文人必备的技能。过去往往认为这仅仅是实用性技能，但是王船山在实用性的要求之外，还提出了童蒙书法教育的另一个要求，也就是艺术性要求。他说：“书有识字、写字两件工夫，识字便须知‘六书’之旨，写字却须端妍合法。合法者，如今人不写省字之类。注疏家专以六书言，却遗下了一半。”[3]在王船山看来，识字教育和艺术教育是统一的，识字要知“六书”，写字要合于“六书”才算合法。那么书写仅仅是合于六书，不写错字、别字就可以了吗？王船山认为这还只是做了一半功夫，写字还要有艺术性追求——端妍，具体来说就是“欲上下相配，疏密长短相称，取同音茂美者以成章”[4]。这一观念的提出就很了不起了，他这是针对童蒙学书的孩子提出写字端妍，就是写得端正妍美。

王船山在教育之始就提出了一个对孩子写字终身有益的要求——端妍合法，从实用性角度和艺术性角度对于孩子书写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沈尹默早就提出：“从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来看，能说明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结合实用。因此，笔者认为艺术家没有理由拒绝简体字，而是要拍手欢迎它，努力推行，钻研并且加以美化。”[5]在书法中尝试用白话文入书、用简化字书写，这其实也是在书法的艺术性原则之下考虑实用性原则，把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统一起来，为普通大众服务，这与王船山在400年前提出的书法要“端妍合法”是具有相同的效果。

总之，王船山对于孩童启蒙阶段的书法教育要求是“实用”和“艺术”的结合，既能方便识读，也要具有艺术的美感。

（二）成人书法教育的目的：游于艺

孔子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观点，“游于艺”是在坚持“志道、据德、依仁”的基础上，“六艺”并举。对于成人书法教育，王船山受“游于艺”思想的影响很大，他在《四书训义·卷十一》中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6]游就是玩物适情，艺指“六艺”，包含“礼、乐、射、御、书、数”，它们都是蕴含至理而且日常生活不能缺少。王船山认为，应该了解“六艺”的义理之趣，并且娴熟地加以应用，不让自己的心走上歧途。他还提出：“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故此四者无一而可废，无一而可缓，分之而用心之际其辨甚彻，合之则交至之功其用则一。志学之始，即无偏至之功；成德之余，不舍交资之益。学圣之功，全于是矣。”[7]以此来看，王船山认为成人书法教育的目的是：“六艺”对于有志于学的人而言，是与“志道”“据德”“依仁”一样重要，“四者无一而可废，无一而可缓”，而且要“朝夕游焉”“博其义理之趣”，这样可以成全“学圣之功”。

王船山书法学习的“游艺”思想对于今天的书法学习者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可以让人去除书法学习中的功利思想，是成为圣人的理想途径。今人学书的两大弊病是博求功名和利禄，如果剥下他们某些冠冕堂皇的外衣，大多是在功利的驱使下形成的。如果把书法看作是修养人生的一种方式，以书法“玩物适情”，作为完成“学圣之功”的方法，那么当代的书法发展的环境也许会更纯洁一些，书法发展的将来也许会更有前途。

书法是王船山“以技艺近于道”的手段，是他每天必须进行的日课。他借助大量的日常书写来完成“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事业，表达他对于天道、人情的看法。书法作为六艺之一，是王船山要“朝夕游焉”的技艺，这种儒家的“游艺”思想，让王船山不可能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书法的临习和创作上，书法只能是其生活的余事。秉着书法是交流的文字工具和参加科举的需要，王在早年有较多的书法练习，而以后大量手稿的书写让他的技艺越来越娴熟。“游于艺”的目的也让王船山曾对帖学下过苦功，在《后雁字诗十九首》其七中说：“湘岸临潭帖，天山拓汉铭……挥毫千里泻，腕脱不曾停。”[8]可见他对自己的书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自负的。

二、书法教育的方法

教育重在得法，好的教学方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书法教育，王船山认为，在进入书法学习的开始阶段，重在兴趣引导，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在进入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坚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学习方法。只有这样，书法学习才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一）书法教育之初重在兴趣引导，培养学习热情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王船山认为书法教育在开始阶段最好的方法是进行兴趣的引导，培养学习热情，让学生自己乐于学习。他说：“蒙养之道通于圣功，苟非其心之乐为，强之而不能以终日。”[9]在童蒙书法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建立起对书法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心情欢悦地学习，不仅能够取得很好的学习效果，而且对于培养完美的人格、达到“圣功”都有帮助。反之，强迫学生学习，效果会很差，连一天完整的学习都完成不了。王船山老早就看到了强迫学习的坏处，他说：“教者强揠而学者苦难，又胡能使之乐学哉。”[10]“有自修之心则来学而因以教之，若未有自修之志而强往教之，则虽教亡益。”[11]如果是不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引导、学习热情的培养，老师将自己的意志强行加给学生，那么只能是物极必反，最终的结果是使学生受苦而一无所成。这是王船山一直反对的教学方法。

“苟非其本心之乐为，强之而不能以终日。故学者在先定其情，而教者导之以顺”[12]，王船山在他的论述中将学习兴趣、学习热情表述为“本心乐为”，这是作为教育家的王船山对于当代书法教育弊端提出的一条良方，要让学生对书法学习建立起兴趣，让他“本心乐为”。当代的书法教育者必须在当前的书法教育中有所取舍，特别是在书法学习的初期，不要斤斤计较于点画的形似、间架结构的逼真，而是要以兴趣引导为主，建立起对于书法学习的兴趣。兴趣是学习者学习效率的保证，老师的启迪与开导，实际是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这样在后续的学习中才能做到“本心乐为”，才能百学不厌、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才有发展的动力和潜力。

（二）书法教育过程中循序渐进、持之以恒

当学生有了学习的兴趣，具备了学习的热情，真正进入到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坚持循序渐进的方法，遇到了困难，要有持之以恒的钻研态度。循序渐进就是要遵循学习本身的规律，按照程序，一步步推进，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学习的目标。这个目标经过努力就可以达到，而不要越过某些等级，刻意拔高学习难度，拔苗助长。王船山说：“君子之道，盖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矣。……盖行无有不积，登无有不渐，迩积而远矣，卑渐而高矣。故积小者渐大也，积微者渐著也。”[13]“至哉!夫子之教乎!因物而顺其序，而无尽之藏尚有俟也。”[14]把握学习的规律，追随事物本来的特性来学习它，把简单基础的放在前面学习，复杂抽象的放在后面学习，那么再复杂的问题以后都会慢慢明白。而拔苗助长、刻意提高学习难度恰恰是当前书法学习的一种不良风气。开始学习的时候，就让学生觉得书法学习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仿佛没有把漆盘写穿、把池水写黑的本领就没有办法学习书法；还有人把书法学习讲得神乎其神，夸夸其谈，学生还没有进入书法的学习已经被吓到了，这违背了学习要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

当然，书法教育在循序渐进的同时，还要培养学生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首先要求老师的教学要有恒心和毅力，为学生做好表率。王船山说：“丽泽讲习，君子必恒其教事。”[15]王船山自己在“恒其教事”方面就做得非常好。当抗清失败后，他隐迹深山，“授徒自给”，常常“授徒夜至鸡鸣”，仍无厌倦之色，甚至身染重病，也不停止他的教学工作。

老师除了要有以身作则、持之以恒的教学，还要引导学生进行持之以恒的学习，“天继故善，圣人缉故熙，人能有恒则曲”[16]。曲是穷尽的意思，也就是说，天不断运行，就产生善，圣人的德行持续，才能明明德，常人的学习有恒，就能“曲尽万物而不遗”，即能尽知万物的细节而不至遗漏。大量的实例证明，书法学习贵在开始有兴趣、有热情，继之有恒心、有毅力、有方法，才能在书法学习的道路上越行越远。王船山的书法教育方法在今天还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三、书法教育思想的内容

王船山作为旷世大儒、哲学家、教育家，他的书法教育思想内容丰富，意义重大。关于书法教育思想的内容，他首重人品，认为具备好的人品才可能有好的书品，然后才有对于技法的笔法、结字、章法的要求；同时，他还提出书法学习最终是为了在气韵、风格上有一定的独创性。这些都体现了他书法教育思想的层次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以人品论书品；其次，就书法的笔法而言，“贵藏锋”；第三，就书法的用字而言，要合于六书；第四，就书法结字的审美而言，要“整丽茂美”；第五，就书法的章法而言，追求“以意驱势”的“一笔书”；最后，就书法的气韵格调而言，追求清雄的书法风格，具备“雍雍穆穆”的儒家气象。具体论述如下。

（一）深受儒家书学观念影响，以人品论书品

自欧阳修开创人品书品论，这对后代书法品评影响巨大，苏轼、黄庭坚等都执此观点，并慢慢成为后世理学家论书的一条原则。如朱熹在《跋杜祁公与欧阳文忠公帖》中说：“杜公以草书名家，而其楷法清劲，亦自可爱，谛玩心画，如见其人。”可见朱熹论书时，始终持“谛玩心画，如见其人”的观念，他把人品和书风联系起来，这种品评风格流传深远。王船山论书也继承了这种特色。

王船山有自己明确的品评书法的原则，他说：“胸中无数千卷书，日用无忠信之行，则虽虿尾银钩，八法备举，求其落玉垂金，流奕清举者，乃至一点亦不可以得。尝服膺此言，以为论文之善，莫过于是。”[17]从这里可以看出，王船山理想中的优秀的书法作品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技术层面的“虿尾银钩，八法备举”是需要的，只是最基础的条件；重要条件是后面两条，一是“日用有忠信之行”，二是“胸中有数千卷书”。由此可见，形式技巧不是衡量书法作品优劣的重要尺度，书家的品行、学养才是评判书法作品的重要标准，书品与人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是王船山论书的重要原则。

基于“以人论书”的原则，王船山对于书法史上的人物褒贬分明。推崇颜真卿、褚遂良，鄙视历史上虽有书名而大节有亏的人，比如王铎、蔡京、锺繇等。他在《姜斋诗集·乙卯稿》中有一首《褚公池》：“褚公南游此，遂有洗笔名。黑云定有无，人心为英灵。近代推王铎，于宋拟蔡京。锺繇空肥痴，助逆作长鲸。应迹有本末，念之心自惊。”[18]长鲸比喻贼寇，在王船山的思想里，锺繇、王铎、蔡京虽然都有书名，但是他们“助逆作长鲸”，所以都不足推崇，而要推崇忠良骨鲠的褚公，孰本孰末，“念之心自惊”。而对于颜鲁公的推崇，更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观念来。《姜斋诗集·庚戌稿》中有八十二首《拟阮步兵述怀》，其一曰：“鲁公八十春，睥睨人间世。鹤发颜妖媉，圜中有真诣。顾揖王方平，刀兵试游戏。天运非苟尔，逍遥无凝滞。三虫守形躯，恋之增悲厉。”[19]从中看出王船山对颜鲁公的崇敬之情。鲁公头发花白面容妖媉（潇洒美好的样子），又有精深的造诣，不但研究过道家的学说，还在平叛安史之乱时从容自若，视刀兵如游戏，所以鲁公足以睥睨人世。王船山对颜鲁公是非常的崇敬的，佩服他的人品，进而欣赏他的书品，所以他的书法多取法颜鲁公。

高尚的人品是怎么形成的呢？王船山认为首先要树立远大志向，另外读书可以避免俗气，提高人品。在《姜斋诗剩稿·示侄孙生蕃》云：“识字识得真，俗气自远避。……医俗无别方，唯有读书是。”“传家一卷书，唯在尔立志。凤飞九千仞，燕雀独相视。”[20]“立志”与“读书”可以医俗，可以提高人品，这和黄庭坚的议论有着神似之处。黄庭坚在《书缯卷后》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为人要立品，作字也要立品，今天的书法界似乎可以在立品这个方面大大加强，这样就可以匡正当今书法界的许多不正之风。

（二）笔法“贵藏锋”

古语说“君子藏器”，藏者必深，感觉厚重、立体；藏者必蓄，蓄是蓄势和蓄力，不使锋芒外露，隐忍而有力。王船山在《后雁字诗十九首》其四中说：“曳脚神还整，藏锋力自铦。臣书真逸品，凤藻得无嫌。”[21]其五中说“闪霍仿公孙，垂垂引漏痕”。王船山认为，藏锋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是一种刚健挺拔之力，即“力自铦”。在《寄落花诗十首》其五《书品》中，王船山同样表达出对于“藏锋”的赞美：“回波斜展侵飞白，钗脚低垂带漏痕。闪霍纤腰频敛锷，只应浑脱学公孙。”[22]“钗脚”就是“折钗股”，“漏痕”就是“屋漏痕”，“敛锷”就是“藏锋”，“浑脱”是谓浑然天成，无人工痕迹，其实都是指“藏锋”。在这首《书品》诗中，王船山一再表达对于“藏锋”的喜爱和赞美。

王船山的“藏锋”不仅施之于书法，也用来评价诗，他认为书法的笔法和诗的创作都要“藏锋”，要有所留。比如评杜甫《十二月一日三首》云:“二首已放，已放者必有所留，书家之藏锋法以此。”[23]“藏锋毫端，咫尺万里。”[24]评卢象《永诚使风》：“笔端但有留势。”[25]由此可以看出，王船山对于书法笔法“贵藏锋”“重留势”。

（三）用字要合于六书

王船山非常重视对《说文》的学习，他说：“古者字极简。秦程邈作隶书，尚止三千字。许慎《说文》，亦不逮今十之二三。字简则取义自广，随所用而别，……不能解书，何从下笔？宜乎为君子儒者之贱之也。”[26]他认为，诗家作诗，书家作字，必须要先通《说文》，不然无从下笔。他在著作《说文广义·发例》中说明了他著此书的宗旨和缘由：“兹奉六书为宗主，以广《说文》之义，诸不见《说文》者不及之。”

为什么“奉六书为宗主”？是为了纠正当时人和古人对于文字使用的失误，“趋苟简者利于从省，贪茂美者妄欲从繁”[27]，其实重点是指出时人的失误。时人的失误体现为两种人的失误和两种类型的失误。一种是“府史书佣、市井簿券”，他们的失误类型是“府史书佣、市井簿券苟趋简便，故省多而少之”，属于“趋苟简者利于从省”的类型，比如“吏胥市侩之类，‘凖’做‘准’，‘驗’作‘騐’，及村塾蒙师撰圣、、观、斈等字，昔人如《佩觽》集等书已为判斥，不待此屑辨也。[28]另一种是某些“工书者”，他们不合“六书”的失误的地方是“工书者……不顾六书之旨……但务整丽”。这属于“贪茂美者妄欲从繁”的类型，比如“临池之士求妍美者，‘休’下着‘一’，‘敶’从‘阜’‘车’之类，则不可从”[29]。最后的结果是“二者交乱，而六书泯矣”[30]。“字学之所以乱也。”针对书法载体——汉字的使用，王船山认为应该合于“六书”，提倡用字的规范性，即“凡字必不得已而从省，未有可妄为增益者也”[31]。

（四）结字要整丽茂美

王船山虽然要求文字要合于六书，但并不是固执不化的人，如果出于书法审美的需要，他的观点可以变通。“篆有不能通于隶，如‘鬬’等字，难以下笔，虽不合六书，无妨通变。”[32]王船山从书法结字的需要出发，建立了他自己的审美观点，那就是“整丽茂美”。

王船山关于书法结字的“整丽茂美”，有时候叫作“茂美”“整茂”“整美”“整丽”等，其意义是一样的。比如对于字法的“茂美”，在《说文广义》中有大量的例子，试举几例：“與，从与、从舁。舁，共举也……若‘取与’之‘与’，具作与，不当从舁，后人以‘與’字茂美，遂通用之。”[33]“其，《说文》但有‘箕’字，籀文作‘其’。‘其’即箕也，象形，音居之切。别有‘丌’字，亦音箕，下基也……借为语助辞者，宜用‘丌’字。后人以其茂美而借之。”[34]“隶书以‘’字不茂美，写作‘弦’令易下笔。”[35]“㢴，本训鸟在巢上也。字正作‘卥’，亦工书者欲令整美而作‘西’。”[36]“乃，篆本作‘ㄋ’，隶书欲其整茂，加‘丿’作‘乃’。”[37]“‘’加‘工’，则为辅也，‘’加‘口’则为助也。今别立‘佐’‘佑’，加‘人’以别之，取其茂美，弗能改也。”[38]“徒，从辵、从土；隶解散书之令茂美，亦云巧矣。”[39]“‘処’……或加‘虍’作‘處’，谐声也。隶书引‘夂’字右一笔横过‘几’下，取其茂美，犹解散‘’字作‘徒’，令可观耳。”[40]王船山认为为了书法的“妍美”，有时要改造这些字的形态，解散字形，有时要增加或者减少笔画，以达到“整丽茂美”的效果。

（五）章法追求“以意驱势”的“一笔书”

王船山说：“工书者欲上下相配，疏密长短相称，取同音茂美者以成章。”怎样做到“上下相配，疏密长短相称”呢？“起承转收，一法也。试取初盛唐律验之，谁必株守此法者？……其他或平铺六句，以二语括之；或六七句意已无余，末句用飞白法扬开，义趣超远……杜更藏锋不露，抟合无垠：何起何收，何承何转？陋人之法，乌足展骐骥之足哉。”[41]这说明王船山深谙书法之道，特别是对于章法的驾驭很高超，他认为普通的“起承转收”仅仅是“塾师乃以此作经义法”，“用教幕客作应酬或可”，高超的书法作品章法是浑然一体的，“藏锋不露，抟合无垠”，“义趣超远”[42]。

“藏锋不露，抟合无垠”具体来说，要通过“意”和“势”来统帅形成“一笔书”，可以达到“上下相配，疏密长短相称”的效果。在《姜斋诗话》中说：“一篇载一意，一意则自一气，首尾顺成，谓之成章。”“首尾顺成”，一笔而下，是在“意”的驱使下顺势而为，写出“一笔书”的妙境。对于书法而言，“意”就是驱动“势”的动力，随势而为，自然就成“一笔书”。王船山在《姜斋诗话》中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对于书法的章法，王船山认为“以一笔为妙境”，浑然一体，意境开阔。“王子敬作一笔草书，遂欲跨右军而上。字各有形埒，不相因仍，尚以一笔为妙境，何况诗文本相承递邪！……刘伯温、杨用修、汤义仍、徐文长有纯净者，亦无歇笔。至若晚唐凑，宋人支离，俱令生气顿绝。”[43]“一笔草书”创自王献之，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说：“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唯王献之能为一笔书，陆探微能为一笔画。无适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笔可就也，乃是自始及终，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所以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夫内自足然后神闲意定，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笔不困也。”清代张式《画谭》云：“全幅局势先罗胸中者，下笔便是笔笔生出，不是笔笔装去。至结底一笔亦便是第一笔，古所称‘一笔画’也。”据此可知，“一笔画”不是要一笔完成，“一笔书”也不是要字字相连，一笔缠绕到底，而是指通篇以意驱势、前后呼应，气脉贯通，隔行而气息不断。“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44]“一笔书”“一笔画”是“局势先罗胸中”“笔笔生出”。

（六）气韵格调追求清雄的书法风格，具备“雍雍穆穆”的儒家气象

王船山虽然喜爱颜真卿，但是认为盛唐的颜书过于雄强，没有晋人风度。晋人风度最大特色是“姿媚”“清醇”，所以王船山要调和二者，“下笔重，须知其妙在轻”[45]“回波处力欲扛鼎，故一切皆柔”[46]，他追求清雄的书法风格，要求书法作品要具备“雍雍穆穆”的儒家气象。王船山说：“昔人谓书法至颜鲁公而坏，以其着力太急，失晋人风度也。文章本静业，故曰‘仁者之言蔼如也’，学术风俗皆于此判别。着力急者心气粗，则一发不禁，其落笔必重……心粗笔重，则必以纵横、名法两家之言为宗主，而心术坏，世教陵夷矣。”“仁者之言蔼如也”语出韩愈《答李翊书》：“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意思是仁义之人，他的文辞必然和气可亲。王船山认为“着力太急”“心粗笔重”是“心术坏，世教陵夷”的表现，所以一定要加以晋人风度来调和。“启、祯诸公欲挽万历俗靡之音，而竞躁之心胜，其落笔皆如椎击，刻画愈极，得理愈浅，虽有才人，无可胜澄清之任。就中唯沈去疑、杜南谷为有超然之致，尤未醇也，其他勿论已。”[47]“书法至颜鲁公而坏”是米芾评价颜鲁公楷书的话，米芾是站在晋人的视角看颜真卿楷书，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王船山接过米芾的话，认为颜鲁公“着力太急”而坏，“失晋人风度也”，文章是“静业”，书法也不能“落笔如椎击”，刻画过极，要有超然之姿、醇厚之态，让人感觉和气可亲，具备“雍雍穆穆”的儒家气象。

王船山书法教育思想的内容是建立在个人文化、修养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更是建立在正直的品格、忠贞的爱国情怀之上的。书法不是不要技法，但是技法作为基础性的支持不能让书法展示中国文化的博大与精深，也不能体现中国艺术的独创性和审美特质。技法之外，书法家首先要追求品格的正直与高尚，还需要文化的滋润，加强个人修养。王船山对于书法教育的追求，应该可以给今天的书法界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