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生丝和丝织品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不论在国内贸易还是海外贸易中都如此。在中国历史上，生丝和丝织品的主要产地因时因地而异，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主要产地也有所不同。到了明清时期，江南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生丝和丝织品的产地，也成为最重要的生丝和丝织品的输出地。这个时期江南所产的生丝和丝织品输出到哪些地方？输出数量有多大？输出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一、江南生丝和丝织品的国内市场及其变化

江南丝织品的输出，比棉布的输出出现早得多。北宋时，两浙路每年两税、上供绢达116万余匹，已居于各路之首，但其他丝织品(主要是高级丝织品)上供数仍较少，而且两浙路上供的丝织品有很大部分出自浙东。另外，直到南宋时，江南丝织品质量仍不及华北和四川，似乎还逊于浙东[1]119-129,[2]273-274、281-284。两宋时期江南丝织品作为商品输出的记载尚未发现，而输入的例子倒有一些，例如浙东诸暨所产“吴绢”输往杭州，湖州商人到湖南邵阳购买“隔织”等[2]282。元代江南绢的品质仍次于河北绢[3]卷18:218。虽然有记载说元代已有苏州色段等向南洋出口[4]，但数量似乎很有限。从《马可·波罗行记》来看，元代华北、四川、福建等地的丝织业颇为发达，故江南丝织品还难以在国内丝织市场上占据支配性地位。

到了明中叶，除江南之外，全国仅有山西潞安、四川成都和保宁、闽广沿海少数城市以及华北个别地区还保留着一些规模有限的丝织业。潞绸、蜀锦是江南丝织品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其在全国丝织品市场中的地位远不及江南。此外，漳泉的纱绢、倭缎、砑缎，广东的粤缎、粤纱等，在海外市场上也享有一定声誉(1)据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载：嘉靖时漳州纱绢与饶州瓷器、湖州丝绵、松江棉布同为倭人所重,即是一例。。不过明代闽广丝织业规模很小，不足以对江南造成多大影响。其他各地则仅能生产少量质次的土绢、土绸等[5]359-425，在全国丝织品市场上地位亦不足道。

明代江南之外丝织业规模最大的是潞安，其织机之数在一般繁荣时期约为9 000余张(最多时达13 000余张)，年产潞绸10万匹左右[6]448-469，但亦仅相当于或尚不及明清江南一个大型丝织业市镇的织机数与产量(2)例如濮院镇万历时即号称“日出锦帛千计”(李培：《翔云观碑记》，收于《濮川所闻记》卷四)，至清初更称“日出万绸”(民国《濮院志》卷十四)；王江泾镇在乾嘉之际“日出千匹”(唐佩金：《闻川缀旧诗》)，而至嘉道时更“有日出万绸”之谚(宣光《闻川志稿》卷二农桑)；盛泽镇及其周围25里之内农村，光绪初共有绸机8 000张左右，年产绸约90万匹(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22页)等等。。而且，到万历末年，潞安丝织业已陷入危机，因“商不来”，除织造上供品外，民间丝织业几已无存[7]卷36。明代成都的蜀锦生产虽名传天下，但仅存于蜀王府而“闾阎不存”。而且蜀锦“不可以衣服，仅充絪褥之用，只王宫可，非民间所宜也”[8]卷5:107，因而产量肯定不多。保宁虽“有丝绫文锦之饶”[9]卷4:74，“其丝绸绫绢既用以自衣被，其余且以货诸他郡，利云厚矣”[10]卷58，但输出量实际并不很大，因而四川民间衣服所用丝织品尚多取之于江南，位于川西金沙江林区的建昌卫，因有大量木材输往江南，故“虽僻远万里，然苏杭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8]卷5:107。因而明代商人携数千金购苏杭绫罗绸缎运销四川之事颇见于小说。漳泉、广州丝织业规模在明代还很小，产品又主要供出口，故张翰论天下市利时，对此未予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江南丝织品遂垄断了国内市场之大部，因而张翰说：“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3)参见:张翰.松窗梦语: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按：此处所言“浙之东”，当为“浙之西”之误，因为张翰在此之前一直在讲述杭嘉湖地区情况，而杭嘉湖属浙西而非浙东。与此相伴，江南丝织品对外地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大大增加，故万历时孙隆在苏州加征丝织品输出税，“止榷行商，不征坐贾”，致使“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11]卷361，最后引起民变。可见，此时丝织品输出在江南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十分重要。

明清之际，潞安、成都丝织业毁于兵火，尔后亦未复兴，而保宁丝织业入清以后亦寂然无闻。福建沿海城市丝织业在清代也不见有何发展。广州丝织业虽有发展，但主要面向海外。值得重视的是西南黔、川等地丝织业的发展。贵州丝织业在清代中期兴起后，产品迅速打开了国内外市场。到了嘉道之际，遵义产绸已多，“其匀细不及川绸而细密过之，顶佳者每匹长五丈余，宽尺二寸，重三十余两，值银才三两许，穿绸几比穿绵。年来不仅遍于各省，并出嘉峪关，远贩西域、南洋”[12]卷10：40-41；“稗贩骈壁，远走数千里外，价视吴绫、蜀锦廉，一衣可十余岁”[13]2。四川成都“自明季兵燹后，锦坊尽毁”[14]卷42：676，但到清中叶后又重振兴，蜀锦不仅与吴绫、遵绸“争价于中州”[15]卷17，而且“每年采办入京，常以供织造之不足”[16]卷2。成都机户还专门生产“哈达”销往西藏(4)参见:陈克绳:《西域遗闻》风俗(转引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M].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因此川、黔丝织业的发展夺去了江南丝织品的一部分市场。此外，清代中期山东丝织业也有所发展。兖州、东昌、济南三府的丝织业有一定规模[17]93-99。乾隆初，临清绵绸集市上，“货卖者俱堂邑、冠县、馆陶人，日出时咸集于此，不下千余匹”[18]卷11，一年上市当数万至十数万匹。胶东茧绸生产也颇有发展，“山民有起家至巨万者”[19]卷3，可知生产规模不算太小。19世纪后期莱州府昌邑县的茧绸年产量也达到近10万匹[20]卷下。因而在清前期，茧绸成为山东与福建之间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21]。

不过，尽管除江南之外其他地区丝织业有相当的发展，但并未对江南丝织业提出严峻的挑战，江南丝织品在全国丝织品市场上依然占有绝对优势地位(5)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80-81.不过范氏似乎未重视江南之外其他地方丝织业发展的情况。。即使在那些丝织业发达的地方，本地丝织品也只能在中下等产品市场上与江南产品竞争。至于上等产品市场，主要还是为江南产品所专。例如，广东是江南以外中国最重要的丝织业地区，但直到清末，广东的上层阶级仍然穿着苏、杭的丝织品，因为本地丝织品质量逊于江南产品[22]19。又，据许檀估计，清代中叶山东生丝与丝织品产值已达300万两银，茧绸已成为山东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但每年依然要从江南输入大量丝织品，价值约100万两[17]394。

此外，清代中国新开发地区中最重要的两个地区——东北和台湾，也都成为了江南丝织品的新市场。台湾的情况，一向较少为人注意，故在此稍加说明。据陈国栋的研究，到了清代中叶，台湾与江南的直接贸易已颇盛。台湾噶玛兰的商船，“年逢五六月南风盛发之时，欲往江浙贩卖米石，名曰北船。……其所云北船，惟至江浙而已”；“兰中惟出稻谷，次曰白苎。其余食货百物，多取于漳、泉。丝罗绫缎，则资于江浙。每春夏间，南风盛发，两昼夜舟可抵浙之四明(宁波)、镇海、乍浦，苏之上海。惟售番镪，不装回货。至末帮近冬，北风将起，始到苏装载绸匹、羊皮、杂货，率以为常”[23]12-13。“自淡(新竹)、艋(艋甲)至兰，则店口必兼售彩帛或干果杂货。……苏、浙、广货南北流通，……而兰(噶玛兰)尤较便于淡(新竹)，以其舟常北行也”(6)参见:柯培元：《噶玛兰志略》，转引自陈国栋.清代中叶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帆船贸易[M]∥台湾史研究:第1卷第1期.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4.。由此可见，江南的丝织品已成为江南向台湾输出的主要商品，而台湾的丝织品市场也为江南产品所垄断。

因而，在清代中期以前，江南丝织业在国内实际上已无重要竞争对手，于是江南丝织品遂得独占国内市场。在清代，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对于像丝绸这类相对而言的“高级”消费品的总需求也有颇大增长。此外，清代中国的疆域比明代更大，这使得江南丝织品的市场从空间上也随着疆域的扩大而扩大(7)例如江南丝织品对新疆的输出，就已达到相当的规模而且变成一种长期而稳定的贸易[参阅范金民.贸易绸缎的来源申论:清代江南与新疆地区的丝绸贸易[J].常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而在明代则不仅贸易规模小，而且不稳定。。因此，江南丝织品对国内各地的输出进一步增加，使得江南丝织业对国内市场的依赖也更为加强了。

关于江南丝织品输往国内其他地区的数量，吴承明和范金民分别作了估计。吴氏认为明代后期江南每年有总数约为30万匹的各类丝织品输往外地，价值30万两银[24]217-246。范氏则认为明后期江南输往国内市场(包括江南本地市场)的各类丝织品，约相当于38万匹绸，价值38万两银[25]252。清代的情况，吴氏未作估计，范氏则认为到了乾嘉年间，江南丝织品每年输往国内市场的总量相当于一千数百万匹绸，价值1 500万两银，比明代增加了35倍以上[25]253。虽然这些估计都有问题[26]，但无论如何，自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江南丝织品的国内市场急剧扩大，乃是不争的事实。

二、江南生丝和丝织品的海外市场及其变化

在明清时期，江南丝织品除了大量输往国内市场外，还大量输往海外市场。江南丝织品的出口，明代前期尚不多见于史料，可能是因为出口规模尚小之故。但到了明后期，江南丝织品出口量已不小，至清代更有巨大增长。对于这些，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江南丝织品输日，历史很久。到了嘉靖时已颇多，这从有关倭患的记载中可见到。特别是到了16世纪，日本发现多个银矿，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银产地之一，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购买力。曾在17世纪初的长崎居住达20年之久的西班牙商人阿拉比·希隆，在《日本王国记》中这样描述了当时日本人消费丝绸的情形：“24年前丰臣秀吉阁下平定、征服这个王国以来，人们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追求华丽，以至现在已然形成从中国、马尼拉贩来的全部生丝亦不能满足他们需求的现状。……而且在这个王国年年岁岁，大约消耗掉3 000匹到3 500匹(即30万—35万斤)生丝，有时甚至更多。……此种生丝纯白细腻，质地极优，但他们能将此加工得非常完美，以出色的技巧织成素绢。……除此生丝外，还有素地的或经过刺绣的天鹅绒、素地的波纹皱、缎子及薄罗纱等各式服料和数以千计的绸缎运来，并全部年年被销售一空、消费殆尽。不论男女，且无论少女、未婚的姑娘，抑或年龄已逾五旬的老妇，人人皆穿着各种色彩的衣裳。”[27]253,[28]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日丝—银贸易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由于明朝政府禁止与日本进行贸易，因此中日贸易不得不假葡萄牙人之手进行。全汉昇先生估计，葡萄牙商人每年从澳门运往长崎的生丝，少则1 500担，多则3 000担；而自1599年至1637年，葡萄牙商船自长崎输出白银共计5 800万两。这些白银大部分用来购买中国的生丝及其他商品。葡萄牙商船自澳门运往长崎的货物中，中国的生丝约占三分之二[29]。而这些生丝大部分产自江南。据日本方面的记载，日本宽永十四年(明崇祯十年，1637)，日本经由葡萄牙人之手，输入商品值银2 141 468两，其中丝织物高达1 660 834两，生丝36万两[30]19。日本于1639年禁止葡萄牙人到长崎贸易，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中转贸易就转到了荷兰人之手。山胁悌二郎估计，荷兰人输日华丝年额达20万斤。宽永十八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长崎进口的中国丝织品为134 936反(每反面积为10×0.34平方米)。进入清代后，中日生丝和丝织品贸易还在继续，但数量较前明显减少。顺治七年(1650)为145 638反，康熙五十年(1711)为188 492反。除数量很少的北绢、温州纱绫、洛州纱绫外，输日丝织品绝大部分为江南所产[31]30、35、112。18世纪中日之间的铜—丝绸贸易，也还有一定规模(8)关于明代中日生丝和丝织品贸易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中范金民的文章表日述尤为全面。参阅：范玉民.16至19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以生丝、丝绸贸易为中心[J].安徽史学，2012(1)：5-14).。

江南丝织品对朝鲜的出口，明末亦颇称盛，故毛文龙据皮岛，独占中朝海上贸易，“南货缯币，北货参貂，咸于文龙处输税挂号，然后敢发，不数年，遂称雄镇”[32]卷2。清代江南丝织品输朝主要通过朝贡贸易，规模似乎超过明代。据朝鲜方面的记载，康雍乾时期，朝鲜贡使每年在北京采购江南织造的纹缎，价值银七、八万至十万两不等[33]卷62，按照当时的价格大约为3万—4万斤(9)1763—1798年间江南纹缎在新疆的售价为每斤4.7两银。北京与江南之间的交通运输远比新疆与江南之间的交通运输便利，因此丝绸运费也低得多。兹将北京纹缎售价以新疆售价的一半计(即2.35两)，7—19万两即可购买3—4万斤。。至于中朝民间贸易中的丝绸，数量不详，但应当亦颇可观(10)在1902—1911年，朝鲜被日本占领，中朝贸易受到日本的大力阻挠(特别是丝绸贸易，日本更力图以朝鲜为日本产品的独家市场)。但是即使到了此时，中国向朝鲜的丝绸年输出量仍然还有1 139担。。

此外，江南丝织品对东南亚地区的输出在明清时期也增长很迅速。尽管数量资料比较欠缺，但是从当时中外人士所留下的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到：在清代，随着华人之大量移居此地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成长很快，而在这种贸易中，江南丝织品又是主要商品之一[26]。

江南丝织品对西欧出口增长更快。17世纪中国丝织品开始大量输入西欧，至18世纪数量已相当大。1730—1772年间，西欧市场上销售的中国丝织品中，仅丝肩巾一项每年平均多达8万条。而至1776年，单是法国的英格兰公司一家就输入丝肩巾10万余条，其他国家输入的中国丝织品，数量也有很大增加[34]14。输往西属美洲的丝织品，增加亦甚速。据前引全汉升的研究成果，崇祯九年(1636)以前，自马尼拉驶往西属美洲船只，每艘登记装载的丝织品约300—500箱；但崇祯九年出发的船，已有装载超过1 000箱以上者。另外，前面提到的经菲输美的丝货中，很大一部分亦为丝织物。由此可见，明后期至清中期，中国丝织品输美增长甚大。当然，输往欧美的中国丝织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系闽广(特别是广东)所产，而且这个部分所占的比重还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可以肯定，江南丝绒品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因为直到清代中后期广州丝织业勃兴以前，闽广丝织业的规模很有限，所产丝绒品数量不多，质量一般说来也不如江南。据萨凡利兄弟所述，18世纪初广东输往马尼拉的丝织品中，南京所产的各种纺绸仍是主要项目之一，而南京“金箔织”更在欧洲市场上享有盛名。

到了清代，俄国也成了江南丝织品一个重要买主。雍正五年至六年(1727—1728年)，俄国莫洛可夫(Мороков)官商队在北京采购各种丝织品达8 866波斯达夫(постав，长17米)，值银56 113两，占其采购各种商品总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到1750年代后期和1760年代初期，俄国每年进口中国丝织品的价值平均高达21万卢布以上[35]。同一时期，朝鲜贡使在京所采购的丝织品皆为江南所产，因而俄国人所采购者当亦多为江南产品。

我曾将明清江南丝织品的出口作过估计，情况如表1：

表1 明清江南丝织品出口统计表

三、江南生丝与丝织品出口的海外挑战

由上可见，江南生丝和丝织品对国内外市场的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严重了。这个事实，一方面表现了明清时期江南生丝和丝织品生产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在此时期，这种领先地位也正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这些挑战首先来自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西欧。一方面，它们对生丝和丝织品有越来越大的需求，因此，江南的生丝和丝织品市场也得以迅速扩大。但是另外一方面，西欧对生丝和丝织品的强劲需求，也为西欧丝和丝织业生产提供了广大的发展空间，于是西欧意大利和法国的丝和丝织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江南生丝和丝织品在西方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对手。

中国的养蚕缫丝法，早在东汉末年就已传入西域。公元8、9世纪时，波斯已成为世界第二大丝绸生产基地。到了14—15世纪，波斯丝织业和丝绸贸易已相当发达。当时西班牙派赴中亚撒马尔罕的使臣克拉维约路过波斯苏丹尼叶城时，就已注意到里海南岸的塞兰省所产之丝先运至苏丹尼叶，再转运大马士革、叙利亚等地。除波斯商人为之销售外，热内亚、威尼斯附近商人亦赴该处采购。波斯生产的生丝在自足之余，还大量出口，成为世界主要生丝供应者之一[36]61-79。到了16世纪，波斯的生丝更远销到英国和荷兰等西欧国家[37]142-152。据不完全统计，在1500—1720年这段时期，波斯生丝输出到欧洲的数量有很大提高，从1500年左右的每年数十万公斤，增至1720年左右的每年约200万公斤[36]61-79。

中国的丝和丝织业技术，在公元6世纪经波斯传到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并在此扎下了根。8世纪时，拜占庭的丝织业游览突飞猛进，特别是贵重的高级丝织物生产技术迅速提高，进而执地中海世界丝织业之牛耳，垄断该项贸易，布尔萨(Bursa)成为西方世界的丝织业中心。据当时的文献记载称，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匈奴人等纷纷前往拜占庭帝国购买丝织品，有些特殊丝织物，如混合金银丝线的丝织挂毯还返销中国。

奥斯曼帝国崛起后，接管了拜占庭的丝产业和丝贸易。16世纪初，布尔萨依然是地中海世界生丝和丝织品的交易中心，绝大部分通过亚美尼亚商人销往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地区，然后又输往意大利、法国等国。在1621—1721年的一百年中，通过黎凡特地区输往英国的生丝，从每年7.3万磅增至每年27.1万磅[38]142-152。

在西欧，11世纪诺曼人从西地中海进攻拜占庭帝国，夺取提比斯、科林斯等主要丝织工业中心，将大批丝织工匠和养蚕技师带到西西里，建立起西方丝织业中心。到14—15世纪，意大利取代了拜占庭，取得了丝绸生产和出口的垄断地位场，而卢卡(Lucca)城成为意大利丝织业的中心，在意大利丝绸生产和贸易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卢卡在11世纪初已有了最早的丝织工业，12世纪中期以后，卢卡的丝织工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1272年，卢卡织工发明了水力绕丝机，并广泛用于各丝织工场中，其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皆得以大幅度提高。卢卡在意大利丝织业之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威尼斯、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的丝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重要丝织业城市。自16世纪以后，丝绸生产和桑树种植已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威尼西亚、伦巴第、下皮埃蒙特及罗纳河谷广泛发展。

工业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贸易的急剧增长。丝织品的独有特点使得机器纺织变得极其容易，对此类机器的巨大需求形成了比萨(Pisa)、卢卡、里窝那“丝绸之城”的三足鼎立。17世纪初，来自帕多瓦(Padua)的工程师维多里奥·宗卡(Vittorio Zonca)设计出了首个将丝质纤维制成丝绸的纺织机。宗卡的纺织机是双层嵌套结构，外层固定纺锤和卷筒，内层利用摩擦在中心立柱上缠绕丝线。皮埃蒙特(Piedmontese)地区对这种机器的保密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也正是这种机器促使约翰·洛姆来到了里窝那。更确切地说，他从德比郡走出就是为了获取有关该机器的商业计划。

到了18世纪，一个新的丝织业中心在法国形成。13世纪时，法国已有了丝织业。13世纪后期，巴黎的丝织工人已采用“包买制”的管理方式。为了扶植丝织业在法国的发展，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对丝织工人给予特别的恩惠，使他们保持自由手工业者的地位而不加以严格限制；同时，采取多种方式限制丝绸进口，以摆脱意大利商品对法国丝织业的冲击。17世纪后期，法国的里昂已拥有8 000台织机，法国的丝织品和法国时装，为各国上流社会所渴望和追求。其海外市场也逐渐扩大，并开始向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出口大批丝绸，仅在柯尔贝尔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时，法国向西班牙、美洲的丝绸出品额即达200万利佛尔。与此同时，丝绸织造业向欧洲各地传播，新的丝织业生产地不断增多。

在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西欧人积极推动丝织工业技术的进步。在意大利丝织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革新，在卢卡就已开始。卢卡的缫丝机是这里丝织业快速发展时期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直接影响着卢卡丝织业的产量与成本。传统的丝织业是手工制作，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人工成本较高。卢卡的缫丝机明显提高了生产效率，一部缫丝机的生产量相当于将近二十名人工生产量，堪称生产效率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之后，卢卡的缫丝机也传到其他城市，推动了意大利丝织业的繁荣。到了16世纪时，佛罗伦萨丝织女工使用丝纺机可独立管理500个丝锭，到18世纪初，两位丝织工人把此类丝纺机的设计图偷带到英国，成为设计大规模水动抽丝机的雏形。西欧还实现了织造图案花纹方面的机械化。在近代技术革命的大潮中，丝织技术的变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先进的卧式织机是最先被丝织业采用的，来自东方的图案织机，也经由意大利、法国，最后传至英国。里昂织工克劳德·丹贡的发明，使织机上的纱线增至2 400根，从而织出了大幅彩色图案织锦。与此同时，西欧的丝织业的组织机构也有重大进步。在意大利，13世纪丝织业就日益具有资本主义特征。各道工序的工人，如缫丝工、染色工、纺织工等，大都成为包买商手下拿定额工资的雇佣劳动者，各手工业部门的行会师傅都是大的商人组织商团的成员，由商会统一管理。到1376年，这个商会-商团-行会的组织结构已相当完善。从而使商会完全控制了卢卡城的丝织工业和对外贸易事业。同样，早在13世纪的法国巴黎，丝织业中已使用了包买商制；在佛罗伦萨，13世纪已有丝织工的完善的行会组织。因此欧洲在丝织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面，都超过了江南[38]32-38。

到了19世纪中期，法国和意大利已经成为西方的主要产丝国。1853年，法国产丝2 100吨，意大利3 500吨[39]。这意味着江南的西欧生丝市场的缩减。1820—1824年，中国在国际生丝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仅为11.9%，大大低于意大利的65.7%，甚至低于印度的16.6%。之后欧洲遭遇蚕病，生丝产量大幅下降，中国生丝的份额逐渐上升，到1851—1855年，达到50.8%，跃居世界第一[40]200。但是好景不长，就在1850年代后期，日本生丝出口稳步增长，成为中国生丝的强劲对手。

16世纪，日本发现多个银矿，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银产地之一，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购买力。但是日本当时国内产业尚不发达，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各种产品，特别是像丝绸这样的奢侈品，以满足在迅速变富的上层社会的需求。但由于明朝实施海禁，使中国丝绸难以进入日本市场。这就为日本丝织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日本迅速展开了学习中国(主要是江南)生丝和丝织品生产的技术。“博多织”有760年历史，作为优美的“献上带”(和服用的腰带)而有名，据传博多商人满田弥三右卫门从宋朝学回的技法是其始源。满田弥三右卫门的后代彦三郎，追寻先人足迹，远赴广州重新钻研中国丝织技法，归国后与伊右卫门一道对“博多织”进行改良，结果在天正年间(1573—1593)成功生产出经线粗疏、纬线细密、纹线优雅、质地厚实的“博多带”，由此“博多织”作为高档和服腰带的代名词广为传布。同一时期，堺市成为日本学习中国先进丝织技术的窗口。中国的丝织工匠们在这里传授各种高级丝织品的织造技艺，使堺市逐渐成为日本丝织技术的中心。

到了德川幕府时期，为防止白银大量流出，日本政府限制中国生丝和丝织品进口，同时努力发展本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正德三年(1713)，幕府命令适宜植桑养蚕的各藩推行奖励蚕桑政策，并为养蚕农户提供桑苗、蚕种和资金。安永二年(1773)，幕府下令取缔劣质蚕种以提高日本生丝质量。在此之前，博多、土佐、仙台等藩就已采取各种措施奖掖藩内的生丝生产。及至“贞享令”颁布后，由于中国生丝供应不足导致本土生丝价格昂贵，更令各藩发展蚕丝业的积极性大增。各藩争相聘请优秀技师充当技术顾问，刊印各种养蚕手册供农民传习，并成立“国产会所”对植桑、养蚕、缫丝乃至织绸进行全程技术指导。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各藩还为养蚕农户提供生产资金，并承诺收购蚕茧和生丝。为丝织业供给生丝的京都批发商们，也参与到地方生丝生产事业中来，不仅提供充足的资金，而且向农民传授养蚕技术。在朝野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植桑养蚕在日本各地普及开来。“贞享令”颁布30年后的正德年间(1711—1715)，主要生产生丝的藩国增加到16个。到德川幕府晚期，生丝生产已遍及日本大部分地区，产量更显著提高。据统计，正德、享保年间(1711—1735)比庆长、元和年间(1596—1623)增加了一倍；文化年间(1804—1817)比享保年间又增加了四倍之多。与此同时，蚕丝生产技术也有了长足进步。从德川幕府中期起，不仅夏蚕饲育已在日本各地普及，而且秋蚕饲育也逐渐为农户所采用，清凉育蚕、温暖育蚕等养蚕技术已日臻完备。在缫丝技术方面，已由传统的“胴取”法发展为“手挽”法，乃至更为先进的“座缫”法，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随着蚕丝业的迅猛发展，日本国产生丝不仅在产量上可以满足本国丝织业的生产需要，而且在质量上不逊色于进口的中国生丝。由此，中国生丝在日本逐渐失去了市场。1737年以后，来日贸易的中国商人已不能用生丝换购日本商品，而必须支付相当数量的金银。到19世纪初，在日本市场上，中国丝已完全被日本国产丝所取代，日本丝绸业最终摆脱了对中国生丝的依赖而繁荣起来。到德川末期，日本丝织业已做好日后在国际市场上同中国丝织业一争高下的准备[41]101-109。自1870年代起，中国生丝出口仍有所增长，但出口值却未能与数量增长同步，生丝出口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而日本自1860年代起，生丝产业飞速发展，出口所占世界份额也不断提升。1877年，日本生丝出口量仅为中国生丝出口量的30%，价值更仅为中国的19%。但仅仅二十年后，到了1897年，日本生丝出口量已经达到中国生丝出口量的70%，而日本的生丝出口值反为中国生丝出口值的101%[42]。中国作为世界生丝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最终被日本夺去。

由此可见，在历史上，江南的生丝和丝织品生产和输出都曾经呈现出长期增长，在明清时期到达其黄金时代，成为世界上生丝和丝织品的最重要的生产和输出地。江南的生丝和丝织品，在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销量和价值都首屈一指。但是到了近代早期，随着西欧和日本的生丝和丝织品生产的发展，江南的生丝和丝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不断削弱，以至于到了19世纪末让位于日本，不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丝和丝织品输出地。这个历史变化，和近代早期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其原因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