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显榜

吴光浩

1924年至1927年，中国爆发了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国民大革命。其间，周恩来充分利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等职务，为中国革命培养和积蓄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从1927年中共五大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22年间，周恩来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负责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不仅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了全国的革命战争，而且对鄂豫皖的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

精心选派军政兼备的将领到鄂豫皖担负党和军队的领导工作，使鄂豫皖红军呈现罕见的黄埔星群

1927年10月，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北省委派出符向一、吴光浩、刘镇一、王志仁4位得力干部前往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策划黄麻起义。临行前，罗亦农叮嘱他们4人说：“你们到达七里坪后，要注意尊重当地的同志。黄安有两个农运领袖，一个是黄埔生潘忠汝，不但会打仗，而且武功了得;另一个是戴克敏，在武昌农讲所学习期间表现突出，毛泽东评价他是‘品学兼优，大有前途。尤其要注意听取他们两人的意见。”

由此可知，在策划黄麻起义的领导层中，有两位是周恩来培养出来的黄埔生，一位是黄埔五期生潘忠汝，一位是黄埔三期生吴光浩。后來，他们分任黄麻起义的正副总指挥。不幸的是，潘忠汝在黄麻起义中为掩护鄂东军战友突围，六进六出黄安城，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副总指挥吴光浩和党代表戴克敏突围出来后，转战木兰山，不久在鄂豫边界的柴山保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在木兰山的由鄂东军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7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可惜的是，1929年5月吴光浩在前往领导商南起义的途中壮烈牺牲。

吴光浩为创建和拓展柴山保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鄂豫边根据地和红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为不动摇军心和影响民心，我们党在他牺牲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没有公布他的死讯。为加强红军的军事领导力量，中共鄂东北特委向中央请求再派一位黄埔高才生到红军中担任军事指挥。于是，中共中央军委派遣徐向前前往鄂豫边根据地，接替吴光浩主持红11军第31师的军事指挥工作。

周恩来与徐向前（左）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性格内敛，少言寡语。虽然他很少与周恩来接触，但是在黄埔军校当学生、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队长期间，多次聆听周恩来的演讲。他对周恩来格外敬重。正是通过在黄埔军校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习与历练，徐向前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一名乡下知识青年、内敛师长成长为统帅红四方面军数十万人马的总指挥。

1930年3月，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同时统一三块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为此，中共中央给鄂豫皖边特委“空降”了两位主官：一位是中共中央原特派员郭述申，担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一位是周恩来最器重的学生许继慎，担任红1军军长。许继慎与徐向前同为黄埔一期生，不过，他性格外向，锋芒毕露。许继慎曾任叶挺独立团2营营长，在北伐战争中善打硬仗、恶仗，享誉军界，因战功卓著升任团长。周恩来十分欣赏许继慎的才能，认为他政治上很强，军事上过硬，便推荐他担任红1军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这两位性格迥异而又精于韬略的军事家各展所长，在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纵横驰骋，立下赫赫战功，使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红军壮大到5000余人。

1930年秋，中共中央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军事上强令红1军攻打中心城市，布置上组织全区总暴动，政策上实行集体农庄和过激的富农政策，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导致苏区遭受重大损失。在中央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之后，红1军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特别是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又给鄂豫皖派来了一位德才兼备、文武双修的特委书记曾中生。曾中生是黄埔军校四期生，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他进入鄂豫苏区之后，数十万国民党军对以七里坪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进行四面包围。其时，由于红1军远征皖西，根据地的各类地方武装加在一起不足2万人，枪支加在一起只有300余条，整个根据地暴露在敌人兵锋之下，几乎无还手之力。正是在此情况下，曾中生组织黄麻地区的武装群众与敌周旋，用“空城计”“拖字诀”迟滞了敌军的大举进犯，迎来了红15军的援兵。随后，红1军主力闻讯后也杀回了苏区，从而击败了强敌，保卫了苏区的革命成果。

1931年1月，红1军与红15军在商城长竹园会合。中共中央调旷继勋到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军事工作。旷继勋，行伍出身，曾在四川农民起义中担任总指挥。起义失败后，他赴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担任锄奸队队长，以枪法准闻名，令国民党特务和中共叛徒闻风丧胆，深得周恩来的信任与器重。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要求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于是，两军开往麻城福田河休整，并正式合编为红4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参谋长徐向前。红4军暂编2个师：第10师，师长蔡申熙，政委陈奇，副师长刘英;第11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庞永俊，副师长周维炯。全军共7个团1.2万余人。红4军领导班子中，曾中生冷静沉稳，运筹帷幄，是难得的帅才，由他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掌握全局;旷继勋、许继慎、蔡申熙既勇武刚强、敢打敢拼，又具有远见卓识，善于用兵，由他们领衔军事指挥;徐向前严谨朴实，多思善谋，由他担任参谋长。5人强强联手，使红4军军威大震、所向披靡。

然而，在根据地和红军发展得风生水起之际，1931年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有组织、有系统地向各革命根据地派遣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机关。张国焘就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鄂豫皖苏区的，并全面地掌控了党政军大权。他通过长达半年多的“肃反”运动，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多名优秀红军指挥员（包括三块根据地的创始人）。

曹壮父、郭述申上书中央打通大别山脉，周恩来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将三块苏区连为一体

1928年12月，中共鄂东特委在柴山保根据地的郭庄召开重要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员曹壮父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并介绍井冈山斗争经验。曹壮父看到这里呈现的繁荣兴旺景象，连声称赞说：“这是湖北最好的一个苏维埃区域。”当他问及特委和红军领导此后有什么打算时，军长吴光浩说：“虽然我们在鄂豫边界的割据斗争势头很旺，但是如果长期驻扎一地，经济资源会逐渐枯竭，红军也难以不断扩展。因此，我们的意见是自西而东，逐段割据，谋求更大发展。”参谋长曹学楷言简意赅地说：“我们的意见就是打通大别山脉，创建横跨鄂豫皖三省边的红色区域。”党代表戴克敏则从政治、经济、地缘关系和边界人情交往上论证了实行三地合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最后，鄂东特委书记王秀松进一步提出：“我们建议变更三省边区各自为战的组织状态，将鄂东特委、豫东南特委、皖西特委合并为一个边区特委，以便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郭述申

曹壮父赞叹地说：“你们这真是一个天才的设想，绝对的大手笔！我一定负责向中央转达！”然而，当曹壮父把这些意见上报中央后，非但得不到批准，反而被斥责是“寨子主义”，“紊乱三省的组织系统”，“绝对行不通的”。当湖北省委向他们转达中央的书面意见后，鄂东特委和红11师的主要领导人没有悲观，仍坚定不移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为此，从1929年春开始，鄂豫边根据地先后向商城地区派遣了数批得力干部帮助豫东南特委成功地发动了商南起义，实现了在大别山中段武装割据的计划。紧接着，在鄂豫边特委和红32师的大力支持下，成功地发动了六霍起义，打通了整条大别山脉，使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三块根据地连接起来。这样，就把实现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统一领导问题，尖锐而现实地摆在中央决策者面前。

1930年1月底，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这个急需解决的问题。2月的一天，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幢二层小楼内，周恩来专门召开会议，听取郭述申的汇报，研究这一重要战略区域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出席会议的除郭述申外，还有许继慎、熊受暄等。周恩来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讲了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傳达了中央指示，决定统一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特委;统一三省边区的军事指挥，建立红1军军部。会上宣布了中央的任命：郭述申任特委书记，许继慎任红1军军长，曹大骏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红1师师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3月17日，中共中央发文，正式任命郭述申为鄂豫皖边特委书记。特委归湖北省委领导，辖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商城、光山、潢川、六安、霍山等县的党组织。特委的主要任务是统一三省边区党的领导，扩大红军，巩固和发展根据地。

郭述申接受任务后，于1930年3月到达黄安箭厂河（今属河南省新县）。3月20日，他主持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宣布成立边区特委。边区特委成立后，红1军军部也随之建立，将原红31、32、33师分别改编为红1军所辖第1、2、3师，全军共2100人。

周恩来为统一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的组织领导工作所作出的重要决策，既展现出他的远见卓识，也促使鄂豫皖根据地迅速地崛起壮大，在随后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块革命根据地。

成仿吾不远千里到瑞金寻求指示，周恩来选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边区履新职。红25军逆境重生，成为最先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主力被迫向西转移，留下红四方面军第75师、红9军第27师及部分地方独立团坚持鄂豫皖地区斗争。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新组建为红25军，并于次日宣布由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下辖第74师、第75师，全军约7000人。

为扑灭重新燃起的革命烈火，蒋介石从1932年11月到1934年10月，先后动用15个师的正规军和大量地方反动武装对鄂豫皖苏区进行连续的“清乡”“清剿”和“围剿”，务求“斩草除根”。红25军在鄂豫皖省委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取得多次战斗胜利。但是，由于鄂豫皖省委主要领导人执行“左”倾错误方针，一方面强令部队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七里坪，另一方面持续在红军内部搞“肃反”，致使红军人心惶惶，根据地人口锐减，兵源枯竭，军民生活极端困难。

1963年3月25日，刘亚楼、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邓颖超（右起）在北京西郊机场

1934年11月，红25军撤退到皖西六安、霍山一带休整，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派陈锦秀化装后从鄂东送去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25军到鄂东北来。”

程子华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归功于成仿吾不远千里抱病向中央的汇报。1933年9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曾派省委常委成仿吾往中共中央状告张国焘并请示工作。他突破重重封锁，历尽艰辛，直到1934年1月才到达江西瑞金。到达当日下午，成仿吾被领进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场，周恩来同他亲切握手，并向在座的人介绍：“鄂豫皖的代表成仿吾同志来了。”第二天上午，成仿吾向大会汇报张国焘带领主力部队和全部电台西撤的情况，请求中央速派重要军事干部前往处于困境中的鄂豫皖根据地。由于当时是博古、李德等人掌权，中央对他的意见未予以重视。张闻天说：“仿吾同志，中央根据地目前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你们那里的工作可在会后找恩来同志商量吧。”

当晚，成仿吾如约前往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控诉了张国焘的罪状，并提出了再派军事干部到鄂豫皖指挥红军作战的要求。周恩来说：张国焘这个人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失败是必然的。他接着说：“中央红军由于排挤毛泽东同志，也未能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瑞金待不下去了，可能要向北做战略大转移。如果红25军继续留在当地，部队和根据地都会因为力量枯竭而被消灭，不如也向外转移，创建新的根据地为妥。”他对成仿吾说：仿吾同志，你身体有病，就留在中央根据地吧。我向中央请示，派程子华同志去你们那里担负军事工作。子华同志也是黄埔生，参加过广州起义并成功领导发动“大冶兵暴”，现任红22师师长，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能力。

于是，程子华携带中共中央的指示从中央苏区前往鄂豫边根据地。

当时，红25军刚和国民党军74师打了一仗，部队伤亡较大，供给困难，正为下一步如何行动犯难。他们接此信后，十分高兴，当即作了部署。除组织一个后方留守处，继续坚持开展皖西的革命斗争外，主力红军边走边打，接连冲破敌军的5道封锁线，于11月10日到达光山县花山寨。

11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省委立即率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地区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目标。同时，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会议还讨论了部队整编问题，决定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全军共2900余人。

红25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次日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胜利会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先到达陕北的队伍。红25军能够逆境重生，是与周恩来的高瞻远瞩以及及时指明其发展方向、前进道路分不开的。

高敬亭勇立潮头敢担当，手把红旗旗不湿。周恩来高度赞扬高敬亭是“游击专家”，并严厉谴责枪杀高敬亭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

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长征以后，鄂豫皖边区进入了空前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25军走后，根据地没有主力红军，留在鄂豫皖边区的主要领导机关有中共鄂东北道委和中共皖西北道委，他们各有几块小根据地，但也处于分散隔绝的状态。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粉墨登场，国民党军更是耀武扬威，“围剿”革命根据地。

大别山的出路在哪里？大别山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高敬亭

这时的大别山区出了两位英雄人物：一位是高敬亭，一位是刘名榜。在他们的率领下，大别山的星星之火被重新点燃，大别山的红旗始终坚持不倒。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1年8月12日出生于光山董店（今属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0岁丧母，读过几年私塾，后辍学在家，以租田艰难度日。1927年冬，他受黄麻起义影响，参加革命，从农民自卫队长、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做起，逐步升至红25军75师政委、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等职。

1935年2月3日，高敬亭率领皖西红218团与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和罗（山）（黄）陂孝（感）特委书记徐成基带去的鄂东北独立团到达太湖县凉亭坳。根据鄂豫皖省委留给他的指示信，在此正式组建了红28军。高敬亭任军政委（未设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全面工作。从1935年至1937年，他率领红28军紧紧依靠当地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提供的信息，采取机动灵活战术，游刃有余，积小胜为大胜，在三年多的游击战争中，以1800多人的红军队伍，转战45个县，歼敌18个整营另15个整连7.5万余人，牵制敌正规军68个团17万余人，有力地支援了红一、二、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和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战争。同时，建立了22个县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成为南方八省14个游击区中保存兵力最多，唯一保留军、师建制对敌作战的红军队伍。

红28军在大别山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事迹，不仅受到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高度称赞，而且引起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的极大关注。1937年12月，当高敬亭、林维先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参加会议时，周恩来向与会人员介绍说：“这就是闻名于大别山的游击专家高敬亭和林维先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长江以北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员。

1938年3月，高敬亭率部奔赴皖中和皖东开展抗日斗争，其所部成为新四军进军敌后最早的部隊。他指挥部队成功地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他领导的新四军第4支队发展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但是，他在领导红28军坚持大别山作战和领导第4支队东进抗日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居功”心理。他不愿将浴血拼杀而创建起来的包含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等县为中心，背靠大别山的皖中抗日根据地让给国民党，这竟然成为他“拒不执行新四军军部命令，延宕进军皖中”的罪状。1939年6月，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被错杀。

高敬亭被杀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刻给叶挺等人发去电报，质问说：“我们让高敬亭到延安学习，你们为什么要先斩后奏？速查原因报中央！”

周恩来赶到新四军指挥部后，气愤地说：“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他还说：“你们不等中央电报到达即行处决高敬亭的做法，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

沉冤38年后，高敬亭获得平反。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有效地指导着鄂、豫、鲁、苏、皖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推进国共两党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全民全面抗战的实现。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1937年12月，长江局成立，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委员有秦邦宪、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21日，周恩来和王明、秦邦宪一起面见了蒋介石，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扩大国民参政会、制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进行会谈。会谈中，蒋介石故作姿态，說了不少好话，但仍抱着打压和不信任共产党的心理。蒋介石知道王明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为了争取苏联的援助，他要求王明留在武汉帮助工作。但是对于两党关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双方却没有谈出什么结果。由于王明过分地相信国民党，提出了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放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长江局的工作因此受到一些影响。为此，在长江局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周恩来既要同王明的右倾错误言论作斗争，又要同蒋介石等顽固势力作斗争。他不仅积极做好同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的联络工作，而且时刻关注着鄂、豫、鲁、苏、皖根据地的抗日反顽斗争。

1938年2月，周恩来向中央书记处建议，调彭雪枫前往河南竹沟发展抗日武装，使竹沟成为中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大本营。他与董必武等长江局其他成员一起，着手重建湖北省委，并创建新四军。此外，他还派遣干部到农村去，相继成立了鄂东、鄂中、鄂南3个特委和鄂西、鄂北2个中心县委，培养了1600余名抗日军政干部，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10月24日，武汉沦陷前夕，周恩来穿行在炮火硝烟之中，慰问伤员，召见地下党负责人布置武汉沦陷后的工作。深夜，他来到新华日报社，口授了最后一篇社论。直到25日凌晨1时，将最后一天报纸坚持印出一部分，张贴散发出去后，他才同最后一批撤退的同志一起离开武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来，美蒋反动派一边放出“和平调停”的烟幕弹，一边调动30万军队，把中原军区6万多人包围在湖北宣化店东西不足100公里、南北仅为25公里的狭小地区，妄图消灭。

周恩来非常关心中原解放区的命运。1946年3月16日，他亲自给太行、晋绥、山东等解放区的领导人发电报说，中原军区部队受顽方蚕食挑衅，危急万分，各地均有立即对中原部队粮食援助的责任。22日，他从延安致电远在重庆的董必武、王若飞：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必须先解决中原部队的问题。月底，他委托董必武到宣化店视察，慰问中原军区军民，并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

5月1日，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谈判时严正指出，国民党当局已密令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军，并建议同往宣化店监督停战。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美方和国民党方面被迫接受他的建议，组成视察宣化店的三人小组。5月6日，周恩来不顾路途遥远艰辛，亲赴宣化店及武汉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谈判。周恩来经过努力，迫使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代表签订了停止中原内战的协议，从而为李先念任司令员的中原军区赢得了宝贵的突围时机。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返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后来的三年解放战争，解放了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