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旭东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轫于晚清时期， 上海是现代儿童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发祥地。1875 年，美国教会学校清心书院创办的《小孩月报》在上海出版，为中国最早的儿童期刊。1897 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儿童报刊《蒙学报》在上海出版，拉开了中国儿童读物出版的序幕。 此后，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与本土儿童文学的创作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其中以1908 年孙毓修主编的《童话》 丛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1）从此，与儿童有关的文学开始在清末民初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1912 年，周作人发表《童话研究》［1］265，从理论上确定童话为“儿童之文学”。 此后，儿童文学史走上了一条曲折而又不断发展的道路。

百余年来， 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与发展，儿童文学史论研究也几乎同步发展，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文学演进轨迹。

一、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研究的回顾

考察清末民初儿童读物和儿童文学的状况，不难发现，中国儿童文学自其发韧发生，即带着现代儿童观和文学观，与现代文学同步并成为现代文学的有机部分，因而其创作、出版与现代性的思考、研究是并行的。 受此驱动，从“五四”前后起至今，几代儿童文学研究者在史与论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一）清末及民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探索

清末民初， 初露头角的儿童文学即承载对“未来之国民”的新民教育功能，儿童读者没有获得主体性地位。 作为现代文学先驱之一的周作人，对儿童文学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论述，他的《童话研究》（1912） 是一篇从民俗学角度进行童话研究的理论文章， 首次确定了童话的美学性质：童话是文学的，不同于教科书。 其另一篇文章《童话略论》（1913）讨论了童话的起源、分类、解释、变迁、应用、评骘以及自觉创作的人为童话。［1］279该文的基本理论仍“以民俗学为据”，还对童话这一文学样式作了如下定义：“童话者，原人之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 ”确立了童话的“儿童本位”（2）。

“五四”新文化思潮之风吹过，给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 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观念大体分为两类：一类追求单纯的童趣与美好的想象；另一类则侧重或兼顾教育价值，儿童文学作品褪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功利目的。 同时，儿童文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 1920 年周作人演讲《儿童的文学》，首次使用“儿童文学”这一概念，较为清晰地阐述了“儿童本位”儿童观的内涵和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对儿童文学的文体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分类。（3）张梓生《论童话》（1921）、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1921）、郑振铎《<儿童世界>宣言》（1921）和赵景深《童话的讨论》（1922）等强调“儿童文学本位论”，注重儿童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性。 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1922），魏寿镛、周侯予《儿童文学概论》（1923）和朱鼎元《儿童文学概论》（1924）对儿童本位之文学下定义，追求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统一。 徐如泰《童话之研究》（1926）、均正《童话的起源》（1927）和夏文运《艺术童话的研究》（1928）等则以儿童本位为文学观，从人类学、民俗学的角度讨论童话的缘起与发展情况。

“五四运动” 退潮后的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儿童文学中的个性主义和儿童本位思想淡化，“革命抗争”和“救亡图存”成为大多数儿童文学的主题，儿童文学多描写底层儿童的苦难、觉醒与抗争。 在与“儿童年”（4）相关的1934—1938 年间，发起了一场儿童读物的大讨论，孔罗荪的《关于儿童读物》（1935）、茅盾的《关于“儿童文学”》（1935）和《再谈儿童文学》（1936）、孟野的《饥饿的儿童文学》（1936）、 狄克的 《把孩子领向哪里去》（1936）等，都强调儿童文学必须与时代、社会的要求一致，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围绕“儿童年”，儿童文学界就儿童读物问题主要展开了两方面的讨论：一是讨论“儿童年”的局限与儿童读物的质量，二是对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回顾和对其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史论研究

从1949 年至“文革”前的17 年间，儿童文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尤以1955—1957 年为小高潮。 1955 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儿童读物》，国务院召开相关会议，引起热烈反响，中国作协发出“关于发展儿童文学”的指示，《文艺报》发表大量儿童文学评论文章，《人民文学》 也发表定量的儿童文学作品，相关研究渐渐增多。 然而，1957 年“反右派”运动开始， 批判所谓的 “人性论”“儿童文学特殊论”和“童心说”等，这种批判在1960 年达到高潮，对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批评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论》（1957）收录了他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写的11 篇文章，较为完整地体现了他的儿童文学观念。（5）陈伯吹将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把握作为理论的核心，围绕儿童文学“为何写”“写什么”“如何写”展开了详尽的论述。 该著较好地继承并发展了他在新中国建立前已初步成熟的儿童文学观念，还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是当时难得的儿童文学理论著述。 蒋风的《中国儿童文学讲话》（1959）初步勾勒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此书架构和内容比较粗疏，但为他后来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奠定了史论基础。 茅盾的《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1961）是一篇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此文开篇就说：“一九六〇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激烈的一年，然而，恕我直言，也是少年儿童文学创作歉收的一年。 ”此文还这样描述从20 世纪50 年代后期至60 年代初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 ”

“文革” 十年是一个畸变的理论观念堆砌的阶段，儿童文学研究被迫为“文化大革命”服务，林尽染的《紧紧掌握时代的脉搏》（1973），姚青新的《精心的再创作，可喜的新收获》（1974），谢佐、殿烈的《歌颂小英雄，表现大主题》（1975）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与地主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观点出发强调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在“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等根本违反艺术规律的极“左”文艺观念的影响下，片面强调“反映重大题材，表现重大主题”，要求儿童文学也要按“三突出”（6）创作原则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儿童特点”被贬低，这已经偏离了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学术研究道路。

“文革”结束后，吴岫原的《“三突出”是儿童文学创作的绞索》（1977）、陈伯吹的《在儿童文学战线上拨乱反正》（1977）和尚哨的《肃清流毒，解放思想，繁荣儿童文学创作》（1979）等，成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新起点。随后，“童心论”这些受到错误抨击的具有科学性的理论观点也得以 “平反”。 1984 年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1985 年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理论规划会议”和1986 年召开的“当代儿童文学新趋向研讨会”总结了儿童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发展趋势，儿童文学理论渐由浅易、零碎走向具体、系统。

不难发现，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编写到20 世纪80 年代才开始起步，蒋风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7）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张香还的《中国儿童文学史》（1988）、陈子君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1993），还有胡从经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1982）等，均不同程度地描绘了儿童文学的历史概貌、发展轨迹和发展规律，为儿童文学学科推进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三）21 世纪儿童文学演进史的文论成果检视

进入21 世纪，随着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儿童文学史论研究有了推进， 也有值得肯定的成果。 韩进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2003）梳理了百余年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结合人类学和教育学的观点叙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从文学视角对儿童文学进行分析，将中国儿童文学分为6 个发展阶段， 并对每一阶段的社会背景、文学现象和研究作品进行梳理。 杜传坤的《考察与构想：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2008）在全面分析中国儿童文学现状的基础上， 论述了将“文化研究”引进儿童文学史写作的方式与意义，既摆脱了政治性、功利性的“非文学”束缚，也走出了狭隘的“纯文学”研究范式，将儿童文学置于历时与共时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从“儿童审美”的角度来看待儿童文学， 建构新的儿童文学史观。也有的论文回顾和分析了过去百年或某个时段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和文学特质， 如朱自强的《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2013），汤素兰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变化发展趋势》（2013），谭旭东的 《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轨迹及创作倾向》（2009）、《简析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2015）和《改革开放40 年儿童文学的整体回顾与思考》（2018）等。 这些论文兼顾了儿童文学史的文学性、史学性和社会性，有的还将儿童文学置于全球视野进行比较， 分析现状并展望未来。韦宏的《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2006）和陈苗苗的《儿童文学：教师儿童研究重要视角》（2013）讨论了儿童文学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朱自强的《“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 “古已有之”》（2014）对儿童文学的起源进行了论述，乔世华的《儿童文学产业化发展之理论思考》（2016） 讨论了儿童文学在市场化环境下及新媒体时代的商业化、产业化走向。

（四）21 世纪儿童文学史著研究及文论成果

21 世纪专门研究儿童文学史著的论文也有一些。 有的评论蒋风、张永健、杜传坤等学者的史著，如李标晶的《我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新创获：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2） 和朱德发的《创新型的儿童文学史书写：评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2010）；有的对整个现代儿童文学史和当代儿童文学史进行钩沉，如杜传坤的《荆棘路上的光荣：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2006）和朱自强的《“反本质论”的学术后果：对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大问题的辨析》（2013） 等；有的介绍地方儿童文学史，如彭斯远的《<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编写及其巨大传承价值》（2017）。

21 世纪还有两部文论选值得关注。一是张心科撰写的《民国儿童文学教育文论辑笺》（2012），对儿童文学教育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辑录了民国时期关于儿童文学教育方面的多篇代表性文论， 文论之后附有作者的笺语，对儿童文学教育历史进行了爬梳与研究，寻找先贤的智慧。 二是朱自强选辑、点评的《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2］（2015）， 收录了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学者关于儿童文学理论的论文，它以编年体的方式排列选文。 该书为了给读者提供求证、辨析、思考的便利，在解说文末，对涉及、引用的学术观点均说明出处，列出相关文献，以备读者参考，还做了一些观点的勘误和考证的工作。 在解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时，没有局限于对文论本身作读解，而是有意将其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联系起来思考、辨析，使这本书的“解说”具有一定程度的打通现代和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价值。 同时，通过选文和解说，编者力求发现并呈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上的重要问题之线索。

二、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研究的问题分析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的轨迹是清晰可辨的，但因为受制于儿童文学学科的边缘化及整个文学与大学文学教育的限制，儿童文学史论研究还存在大量的空白地带。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和综述，不难发现儿童文学研究还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起始于20世纪80 年代， 至今的40 年间只有寥寥几部史著，对儿童文学史及其史著、批评史的研究也比较少，中国儿童文学缺少具有本民族独特个性的理论体系，与世界儿童文学的整体水平和研究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总的来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成熟儿童文学史的欠缺

将儿童文学放到现代文学的整体视域里来看，它还缺乏一部像王瑶、温儒敏、钱理群、吴福辉、 洪子诚和陈思和等这样的文学史家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或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样成熟的既有总体性，又有阶段性的现代儿童文学史，更缺乏一部整体描述百余年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演进的宏观史著。

清末民初是儿童文学的发生期，儿童文学从与成人文学的“混融”状态中独立出来，“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文化思潮使儿童文学受到空前重视，儿童文学正式成为独立的文类。 “新文化运动”退潮后，儿童文学成为政治性、教育性极强的“载道”文学，建国初期才褪去浓厚的现实功利色彩，重新焕发童真童趣的生机，而极“左”思潮和“文化大革命” 的影响让这短暂的繁荣归于沉寂，直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才真正迎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无疑，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政治社会环境和文艺政策息息相关。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书写有上文提及的蒋风主编的史著等， 通史书写有蒋风、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史》（1998）和张永健的《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2006），分体史书写有金燕玉的《中国童话史》（1992）和吴其南的《中国童话史》（1992），地域史的书写有马力等的《东北儿童文学史》（1995）和马筑生的《贵州儿童文学史》（2016）。 但这些史论著作某种程度上仍属于“史料型”的儿童文学史，尚缺乏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演进完整、准确的描述，尤其缺乏中国文学视域下的儿童文学整体发展史的书写。

这种“缺乏”，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一直缺乏儿童文学的文学思潮研究。 文学思潮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思想倾向、艺术追求和广泛影响的文学潮流”。 “文学思潮研究是‘史’和‘论’的结合， 同时又与作家作品的研究密切相关：‘史’的梳理与论证以作家作品为基础和个案，‘论’的展开与提炼以作家作品为依据和归宿。 因此，文学思潮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性、理论性、宏观性和综合性工程。”［3］由于儿童文学研究缺乏这种思潮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因而理论性、宏观性和综合性也大为欠缺，于是，已有的儿童文学史写作主要为作家传略和作品介绍，既没有对作品的生动而公允的描述，又没有深度的阐释。

（二）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演进起点尚未确认

上文提及，1875 年美国教会学校清心书院创办的《小孩月报》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儿童期刊。 1879 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儿童刊物《蒙学报》在上海出版。 1909 年1 月《儿童教育画》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钱塘戴克敦编纂，长乐高凤谦（梦旦）校订。 该刊“32 开，16 页，用道林纸印刷，以图画为主，含有五彩图画8 页，配有极简易明白的文字， 以吸引儿童求知的观念，便于家庭教育和幼稚园使用”［4］。 1912 年周作人的《童话研究》 也从理论上确定童话为 “儿童之文学”。 显然，儿童文学起步早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已有的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其历史起点至今还没有统一确认，说明主流儿童文学界还没有对现代儿童文学形成共识。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史从何起步，从何时何处写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追溯现代儿童文学的起点也不是简单地画一个具体的时间点，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一个观念演进和历史事实相结合的时间段。 如果儿童文学脱离现代文学的整体语境，简单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断代划分，或者言必称“古已有之”，显然是不合适的。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不同，但又是“二合一”的关系，现代文学的先驱，也是儿童文学的先驱，而且现代文学的精神内核里就包括了现代的儿童观和女性观。 因此，如何表现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二合一”关系，是儿童文学界难以逾越的问题。

（三）儿童文学未解决如何断代分期的问题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与20 世纪历史进程相伴相随，时代的变迁、政局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儿童文学的文学观，儿童文学分期与历史分期基本对应，但已有的儿童文学史分期却不统一。

蒋风主编的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7）的分期沿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十年一分期的框架。第一编：1917—1927 年，“新文化运动”至“南昌起义”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第二编：1927—1937 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三编：1937—1949 年，抗日战争爆发至新中国成立。 韩进《百年中国儿童文学》（2003）的划分是这样的：一、 晚清儿童文学活动——萌芽期， 从1875 年《小孩月报》创刊到1915 年《青年杂志》创刊；二、“五四”儿童文学运动——自觉期，从1915 年《青年杂志》 创刊到1923 年叶圣陶的童话集 《稻草人》 出版； 三、 战争儿童文学——发展一期，从1923 年《先驱》发表《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决议案》开始至1948 年《小英雄雨来》出版；四、新儿童文学运动——发展二期， 从1949 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至1966 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停止出书；五、儿童文学荒芜期——发展三期，从1966年上海、 北京两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停业开始到1977 年《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分别在北京、上海复刊；六、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四期，从1977年至今。 但张永健的《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2006）则将20 世纪初作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期来讨论和研究，而把20 世纪90 年代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断代研究与叙述的终点，超越了前人用政治分期代替文学分期的史学观，贯通了现代和当代，将现代化作为贯穿不同政治时期的线索。 其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五四”前后的儿童文学，第二个时期为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儿童文学， 第三个时期为20 世纪50—70 年代的儿童文学，第四个时期为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张永健虽然没有像蒋风、韩进那样把革命节点放在突出位置，但依然是时间线索上的断代划分。

显然， 现有的儿童文学史依然简单地将“五四” 时期到1949 年划为现代时期，1949 年后属于当代儿童文学范畴，而2000 年以后则属于21 世纪儿童文学。 这中间还有几个时间节点，比如儿童文学的发生期要比现代文学早一些，但标志性事件和作品为何，如何去把握和描述，仍然缺乏统一的认识。 儿童文学史书写应该克服政治分期的惯性，遵从儿童文学自身的艺术发展演变规律。

（四）对儿童文学演进的内在规律及运作机制还缺清晰辨识

对百余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进行系统、全面的描述，需要建立在基本认识之上。 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有什么规律，它在演进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或限制，如何理解它发展的外因与内因，如何在描述它自身的特点时还能折射时代的社会的及其他特征，把儿童文学史论研究放置于何种文化场域来思考？ 这些都是需要清晰辨识的问题。

现有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著基本上都编写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当时仅有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等高校有专门的儿童文学师资，学科建设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富有现代特征的儿童文学学科体系， 因此，儿童文学本体研究和历史研究都处于初级阶段。当时，国外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译介很少，除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进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外，欧美的则鲜有译介。 此外，儿童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视为儿童教育的辅助手段，儿童文学的文学价值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也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认同与重视。 加上改革开放之初，整个文学界都处在被“伤痕文学”、朦胧诗和“改革文学”激发的状态，思想启蒙和语言革新的强烈意识统领了整个文学创作，儿童文学观与社会对儿童文化的认识尚未统一或相对滞后，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也滞后，无法发出有力的声音吸引社会大众的注意。

此外， 儿童文学自新中国成立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媒介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作家队伍和创作相对整个文学的其他部分尚处于不太稳定的发展状态。进入21 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经历了童书出版的高度市场化之后，虽然出现了一些可以走出国门的精品，却在整体上受制于市场逻辑的限制。 因此，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研究者还很难把握儿童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在机制。

三、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研究的价值思考

“文学史越来越成为现代教育体制所规定的一种知识体系，成为满足学校教育需要的一种时兴的产物。”［5］2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是健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体制的必要环节，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研究的教育价值、 学科和社会意义非同寻常， 不是简单地为某一个文学门类进行总结，也是学科建设的问题。

（一）有利于充实中国文学史，完善文学理论体系

百余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实践已有丰富的经验，涌现了几代作家，发表与出版了不计其数的作品，还有许多优秀的作品走出了国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合作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少儿图书也开始了走出国门的努力，40 多年来， 我国有4000 多种少儿图书实现了海外版权输出”［6］， 其中主要是原创儿童文学作品。 2016年，曹文轩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获得了国际主流儿童文学和童书界的认可，“曹文轩获奖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已经步入了世界儿童文学的最前列，极大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实力与自信”［7］。 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也有很多成果， 出现了几代学人。 此外，高校儿童文学教材编写与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也付出了诸多的努力，2020 年浙江师范大学的“儿童文学”获批交叉学科，具有独立培养儿童文学硕士和博士的资格，吴翔宇作为学科带头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上海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也在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

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的一部分，书写百余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同时，推进儿童文学地域发展史、 儿童文学分体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并专题研究叶圣陶、陈伯吹、严文井、孙幼军、金波、曹文轩、刘先平和张之路等儿童文学重要作家的作品，编撰好重要作家的年谱，就是总结儿童文学创作、理论批评、教育教学的经验与收获，对充实现当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完善整个文学理论体系，乃至整个教育体系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有利于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

纵观整个中国文学教育和学科发展，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已成为成熟的学科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历史的、学理的坚实基础。 其他交叉学科或具有跨学科性的民间文学也有了民间文学理论、民间文学史和民间文学研究方法等课程的建设和教材的出版。儿童文学历经百余年也需要本体理论研究和史写追求，要有为学科奠定基础的总结性成果和创作与理论的文献资料库、数据库。 推进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研究，总结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经验，能推动儿童文学学科的建设，加强学界对儿童文学的重视，促进儿童文学的发展。

陈子君认为：“我们的整个儿童文学事业，是一个包括创作、出版、发行、理论批评研究和阅读辅导，乃至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等多个方面，和许多环节共同组成的综合体系，必须把它当作一个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整体来看待。”［8］吴翔宇也认为：“从发展机制来看，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发展本源于‘五四’时期‘人的发现’。 ”“现代话语深层次地塑造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精神品格，围绕着‘儿童’而展开的儿童文学实践与现代文学的新人想象有着共同的旨趣。 在此框架中，中国儿童文学并没有游离出现代文学的主潮外。 ”［9］推进儿童文学史论研究，意味着儿童文学界本身需要有整体观、有全局意识， 能总结归纳已有的创作经验与理论智慧，提升儿童文学作家、理论批评家、出版人和教育工作者对儿童文学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的认识， 从而为未来发展提供更好的参照与坐标，也为儿童文学的新时代发展指明方向。

（三）有利于中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目前，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古典文献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8 个二级学科，上海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还设立了民间文学和创意写作两个二级学科。 近两年，随着新文科建设步伐的迈进，一些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还与信息技术、数字人文结合，形成了一些交叉学科。 如2022 年上海大学采购了圣智集团（Gengage Group） 旗下Gale 公司的Gale Scholar项目， 同时采购了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Gale Digital Scholar Lab），以支持院系在数字人文这个新兴领域内取得更大的进步。2022 年8 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数字人文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获批， 意味着数字人文作为新文科、交叉学科的培养项目在中国的开始，这与国家数字文化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无论如何，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每一个二级学科都有深厚的史学基础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就儿童文学本身的内涵及所涉及的创作与理论等层面来看， 它有成为二级学科的基本条件，但从儿童文学原创话语系统的构建、观念的研究、史的书写、文献的整理、人才培育、课程建设和学科意识的培育等学术层面来看，儿童文学作为二级学科还不够成熟。 不过，随着儿童文学史论研究的深入，儿童文学的包容性、开放性会增强，在高校的地位将日渐提升，不但儿童文学的课程和教材将得到完善，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将日渐更新，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速儿童文学学科与数字人文的融合发展，从而促进整个中文学科的发展，使中国语言文学教育的内涵更加丰富。

（四）有利于社会文化和儿童群体的发展

“儿童文学是关注成长、表现成长、有助于成长的文学”［10］，即儿童文学是面向未来的文学，儿童文学学科也是面向未来的学科。 严文井说：“儿童文学是教育孩子们的文学， 不管它写的是成人或孩子， 都应该是为了帮助孩子们而写给他们看和听的。 它必须是孩子们所能接受并能从中得到益处的文学。 所以，不论它写的是什么内容，它首先必须是为少年儿童的。 ‘为’少年儿童，这才是儿童文学最根本的特点。 ”［11］严文井道出了儿童文学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属性。 儿童文学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直接关系到儿童的精神成长，对处于人生启蒙阶段的儿童有培养兴趣、启迪智慧、塑造性格、引导价值观等作用。 因此，关注儿童文学、发展儿童文学、推动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

（五）有利于形成儿童文学的学科共识与社会共识

完整而清晰的儿童文学史及史论研究成果，不仅仅是对儿童文学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 为儿童文学奠定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而且有利于传播专业常识、形成儿童文学的学科共识和社会共识，从而有利于儿童文学赢得社会声誉。 “文学史研究不等于一般文学评论或鉴赏，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地孤立地介绍作家作品，而要把作家作品也作为文学现象，考察它‘出现的历史背景，上下左右的联系，它给文学史增添了什么’，看它如何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与中外传统的文学成果有哪些联系，对于当代和后来文学起过什么作用，等等，从而判断其历史地位与价值。 ”［5］55这是温儒敏谈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看法，却从侧面也反映一个事实，即文学史研究对文学专业外的人来说，展示的是文学发展的整体情况，使专业外的人了解其基本情况，并形成常识性认知和判断；而对专业人士来说，却是形成专业与学科共识的基础性工作。 因此，对中国儿童文学来说，一部成熟的文学史和高质量的史论研究是形成学科共识和社会共识的必要条件。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学科之所以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就与其多年来进行的系统的史论研究，包括史的书写、文论的整理、史实的挖掘及思潮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儿童文学史论研究应立足构建儿童文学的知识体系，传播儿童文学的认识，形成对儿童文学的学科共识与社会共识。

四、结 语

儿童文学是“给儿童”或“为儿童”书写的文学，对儿童文学史的书写、儿童文学现象的研究和批评，以及儿童文学文献的整理等，都是为了让儿童文学的发展之路更加顺达。 究其根本，是为了给儿童创造一个既能愉悦精神、培养兴趣又能引导思维、塑造价值观的美丽世界。 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研究既是关注百余年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演进的学人的专业任务，也是所有热心儿童文学事业的人的人文情怀和学术自觉。 中国儿童文学史论研究要从一颗真挚淳朴的童心出发，厘清各个阶段儿童文学的事实、特点与规律，把握好文化品位和审美品格，从宏大的视野、多元的角度看待和思考儿童文学， 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严谨认真的精神研究儿童文学。 这不仅能促使更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面世，而且对充实儿童文学史、填补现当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空白也有着非凡意义。

注释：

（1）“童话”一词出现在中国，始于1909 年由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小说、神话、寓言、故事、传说，也包括真正意义上的童话，曾被《教育杂志》（1909 年1 卷1 期）誉为“我国校外读物之嚆矢”。 《童话》丛书从1909 年到20 世纪20 年代初出版了3 集，共102 册，由孙毓修、茅盾、郑振铎等人共同编写， 尤以孙毓修编写的77 册最为突出，张若谷在《文学生活》上称孙氏编写的童话为“在孩童时代唯一的恩物与好伴侣”。

（2）“儿童本位”又称“儿童中心主义”，即以儿童为中心，其他人或事物必须服务于儿童利益的理念和观点， 最早由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提出。 周作人在《玩具研究一》（1914 年）中提出了“以儿童趣味为本位，而又求不背于美之标准”。 同年，周作人在《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中提到：“故今对于征集成绩品之希望，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而本会审查之标准，即依此而行之。 ”

（3）《儿童的文学》 原载于1920 年12 月1 日 《新青年》第八卷。 1920 年10 月26 日下午，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作了题为“儿童的文学”的演讲。《儿童的文学》在《新青年》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受此影响，冠以《儿童文学》之名的文章、书籍不断涌现，并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4）经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批准，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把1934 年定为上海的“儿童年”。

（5）陈伯吹：《儿童文学简论》，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 年版。 《儿童文学简论》有4 个版本：1956 年9 月首版， 收入文章5 篇；1957 年出版增订版，收入文章11 篇；1959 年4 月第二次增订，收入文章21 篇；1982 年4 月再版，收入文章21 篇，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和后记。

（6）文章《三突出》中有较详细的说明。 “三突出”提法最早出现在1968 年5 月《文艺报》刊载的于会泳的 《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后来姚文元将“三突出”改得更为扼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 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