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飞,曾思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一、引言和文献述评

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结合度的加深，“走出去”战略正在成为中国进一步捍卫全球化的重要战略部署，“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赋予“走出去”战略更为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基础。国际产能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是“一带一路”最“实”的内容。2015年5月12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强调加强贸易与产业结合，全面参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2015年5月19日，李克强在中国—巴西工商峰会上提出中拉产能合作“3×3”新模式，希望通过贸易与产业结合带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下简称“拉美”)地区国家全面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提高各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调整，为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创造了新机遇，也带来了新挑战，努力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产能合作新格局是“双循环”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1]。

长期以来，中国与拉美地区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的贸易结构使中拉关系被污名化，认为中国从拉美掠夺资源，造成拉美“去工业化”[2]。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当中传统的核心—边缘结构模型，核心区国家提供大量差异化产品和多样化产品，边缘区国家则专业化生产某种标准化产品。事实上，中拉贸易是基于各自优势和潜力开展的合作，但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因此，中拉合作需超越核心—边缘结构，遵循动态比较优势，挖掘高层次的合作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制造业成本优势不断弱化，技术、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得到强化，制造业成为推动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动力，也是我国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切入点[3]。新冠肺炎疫情对不同技术产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对拉美地区高技术含量产业部门的冲击大于其他部门，拉美国家若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政策，有重回初级产品化的风险。因此，中国和拉美各自经济发展为双方产能合作创造了空间。

产能合作有两个渠道：一是依靠传统的产品输出实现产能位移；二是利用产业整体转移进行产能位移。如何测算产能合作的规模和潜力？国内学术界对产能合作潜力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一种研究方法是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直接测算，但在现实中却困难重重。跨国投入产出表面临估算偏差问题，且非线性机制难以通过联立方程体现。从另一种研究方法来看，通过原始而真实的国际贸易数据测算合作空间，能够间接反映产能合作潜力。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相互促进，贸易和投资均是实现产能合作的有效形式[4]。鉴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的转变在短期内难以完成，因此目前中国国际产能合作潜力最终由贸易潜力来体现[5]。郭朝先等利用贸易数据计算产业互补指数[6]。钟飞腾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产业转移进行了对象国和产业甄别，提出“20年发展差距论”[7]。谭秀杰等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国际产能合作国家中的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8]。彼时，拉美国家尚未被纳入“一带一路”倡议中，因此均不在研究范围之内。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数量不断增加，研究开始向次区域下沉。例如，申韬等基于出口贸易值衡量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产能合作[9]，陈新等也使用贸易数据量化中国和波罗的海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10]。拉美是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对象区域，但中拉产能合作尚局限于第一种渠道，现有研究还不充分。由于传统产品输出仍然是中拉产能合作实现产能位移的主要形式，因此，贸易潜力可作为中拉产能合作潜力分析的有效替代。

中拉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和重点产业选择应该是研究的重点。然而，当前研究大多聚焦于整体，仅仅聚焦于现象上的阐述，缺乏对具体国别和产业的潜力分析。朱文忠等在世界经济低迷和中拉双方经济下行背景下分析了中拉产能合作的机遇与挑战，认为双方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可促进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并推动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转型升级[11]。岳云霞最早对中拉经贸合作潜力进行了分析，认为中拉经贸再平衡的关键是通过投资向拉美转移产能，改变中国与拉美的进口结构[12]。这就需要对具体国家的潜力进行甄别，有的放矢，激发合作空间。虽然上述研究既有宏观政策分析，也有微观模型实证，但利用产品空间动态竞争力的分析尚不多见，尤其缺少对拉美国家的研究。工业是中拉产能合作最重要的方向，各国依托现有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水平，通过贸易和投资对生产要素重新优化配置。

中拉贸易模式以中国进口原材料和能源资源产品，出口制成品为特征，长此以往将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改善贸易结构，就必须跳出简单的比较优势逻辑，遵循“动态比较优势竞争力”，升级贸易结构。目前学术界对产能合作潜力的研究基本沿袭了国际贸易刻画比较优势的分析方法，基于贸易结合度、贸易竞争性和贸易互补性计算各种指标，相对出口优势指数(RCA)、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贸易互补指数(TCI)等评价指标均属于比较静态分析范畴，而基于传统国际贸易产品技术分类(Lall指标)的研究难以反映全球层面制造业技术变迁和制成品技术梯度攀升[13]。产品空间理论以产品异质性特征事实为前提，利用出口贸易数据构建产品空间，刻画多元化指标和复杂度指标，使禀赋水平动态化[14]。动态比较优势竞争力的核心在于放松静态比较优势的假设条件，借鉴动态经济学思想，强调一国的潜在优势。为更加准确把握中国与拉美国家产能合作国别潜力，特别是将潜力动态化，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基于制造业产品空间动态竞争力来量化中拉产能合作国别潜力，筛选出与中国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条件成熟的重点国别，为进一步深化中拉产能合作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产品空间理论由Hausmann和Klinger提出，从产出角度强调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和比较优势，相较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更加注重内在联系和变动规律[15]。他们认为，经济中所有产品(中间品和制成品)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产品空间。高度异质性的产品空间结构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精细化水平高的产品处于核心区域，而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分布在边缘地区。最早的产品空间理论基于巴拉萨构造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衡量出口竞争力，不同国家生产的不同产品在产品空间结构中的距离取决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产品具备更高的互换性。随后，Hausmann和Klinger又提出PRODY指标衡量产品的复杂性和增加值。相较于受禀赋条件制约较大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的复杂度能更为真实地反映产品的技术含量[16]。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标准，工业制成品依据要素密集度和技术水平差异可分为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低技术密集型、中级技术密集型、高级技术密集型四大类。但是，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各国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技术的非正态分布会对基于要素禀赋理论的潜力计算带来计算误差。

首先，利用樊纲等基于间接赋值原理提出的测算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水平指标，即显示性技术附加值(Revealed Technological Value-added，RTV)指数，将传统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和技术密集度挂钩。Lall等提出的“复杂性指数”则将人均收入和生产及出口复杂度建立了联系[17]。RTV的核心思想是，在某种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技术越丰裕，则在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技术使用越密集，该产品的技术附加值也越高，因而，可以给该产品赋予更高的技术附加值。公式如下：

(1)

其中，RTVj为产品j的显示性技术附加值，n为样本国家数，Yi为i国的人均GDP，wij代表i国j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占所有样本国家在j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之和的比例，其中RCAij为i国在j产品上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其次，为体现一国技术水平的高低及其在世界中的相对地位，分别使用出口技术整体水平(EXRTV)和出口贸易技术结构高度(EXRTVI)衡量一国出口技术水平的绝对值和相对值。EXRTV以一国每种产品的出口份额(xij)为权重对每种产品的显示性技术附加值进行加权，衡量该国出口技术水平绝对值：

(2)

出口贸易技术结构高度(EXRTVI)同样以特定产品的出口份额为权重，将一国的显示性技术附加值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显示性技术附加值进行比较。这样可以剔除世界普遍性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结构升级，测度一国出口产品的相对技术水平。公式如下：

(3)

(二)样本与数据说明

本文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划分产业。SITC将产品按照原材料和制成品分类。为分析产能合作潜力并尽可能涵盖细分产品，本文以SITC三位编码共167种工业制成品作为分析依据(1)SITC5-8，不含SITC9 没有分类的其他商品。。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和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拉经贸大发展始于2003年，中国成为越来越多拉美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全球金融危机后，中拉贸易额趋于平稳，为防止极端值的影响，本文选择时间段为2010—2018年。在计算显示性技术附加值时，本文选取全球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排在前80位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样本时间段内每一年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占世界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均在99%以上。为保持数据连续性，需剔除一些数据缺失国，最后剩余56个国家(2)这些国家是：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芬兰、新加坡、丹麦、日本、中国、俄罗斯、瑞士、西班牙、瑞典、韩国、挪威、奥地利、捷克、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泰国、爱尔兰、波兰、荷兰、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南非、以色列、阿联酋、匈牙利、葡萄牙、新西兰、斯洛伐克、乌克兰、希腊、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叙利亚、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卢森堡、波黑、纳米比亚、博兹瓦纳、拉脱维亚、哥斯达黎加。，这些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也能保证在95%以上，确保足够的代表性。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有33个独立国家和10多个未独立的地区，其在经济规模、出口结构和制成品竞争力上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筛选出中拉产能合作重点国别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制成品动态竞争力，选取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6国为研究对象。这6个国家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制造业生产能力方面都领先于拉美其他国家，代表性强，是中拉产能合作的重点对象国[19]。

三、比较分析

(一)制造业出口技术整体水平比较

根据前文建立的出口技术整体水平(EXRTV)指标，图1比较了中国和6个拉美国家2010—2018年制成品出口的整体技术水平。所选国家制成品出口的整体技术水平基本上同周期变动。

图1 中国和拉美国家出口技术整体水平

具体到国家层面可分为三组：第一组是智利和秘鲁，出口技术整体水平落后于其他国家且差距较大，这说明智利和秘鲁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上明显弱于中国和所选取的其他拉美四国，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能力较弱。尽管秘鲁的出口技术整体水平在2014年之前落后于智利，但在此后已经连续保持在智利上方，出口技术整体水平得到巩固。第二组是巴西和哥伦比亚，出口技术整体水平在2013之后落后于中国，且差距在扩大，这恰恰印证了两国近年来发生的“去制造业化”现象[20]。尤其是巴西，是所选时间段内出口技术整体水平唯一下降的国家。第三组是墨西哥和阿根廷，出口技术整体水平较高且相对稳定。2010—2013年，墨西哥出口整体技术水平略高于中国，2013—2015年，两国则旗鼓相当。阿根廷的出口整体技术水平除2014年和2018年外均高于其他国家，且在2014年的降幅最小。总体来看，中国的出口技术水平高于大部分拉美国家，并且进入稳步上升阶段。

(二)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高度比较

出口整体技术水平衡量一国技术水平的绝对值，EXRTV越大，整体技术水平越高。根据产品空间理论，产品的技术含量会随着全球科技进步而更新换代，利用新技术创造新产品能增加可贸易商品的数量，扩展经济体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广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则能提高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优势，提升经济体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深度。因此，还需要相对指标衡量一国出口技术在全球当中的地位，以反映出口技术结构是否真正提高。根据图2，智利和秘鲁的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高度依旧落后于其余国家。这说明在全球技术进步浪潮中，智利和秘鲁两国并未抓住机遇实现赶超，相反地被落在了后面，制造业生产能力相对落后。阿根廷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高度在2010—2017年始终高于中国与其他拉美国家，表明阿根廷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上保持着较为稳定的优势。巴西和墨西哥与中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高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在2014年被中国反超，且差距在2018年被拉到最大。2018年，中国和墨西哥出口技术结构高度在样本期内首次超过阿根廷，可以看出中国与墨西哥通过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获得了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高度的优化。

图2 中国和拉美国家出口技术结构高度

(三)制成品出口动态竞争力比较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以当年世界制成品出口份额为统一标准，衡量中国和拉美国家在2010—2018年制成品出口动态竞争力。对于每一组制成品技术分类，世界平均水平为20%，高于20%则说明该国此类制成品竞争力更强。如表1所示，和拉美6国相比，中国的制成品出口竞争力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而拉美国家制成品出口的技术密集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2010年，中国中等技术以下制成品出口比重低于墨西哥、智利和秘鲁，高于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到了2014年，中国中等技术以下制成品出口比重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巴西和墨西哥，与阿根廷基本持平，说明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密集度并未实现质的飞跃；到了2018年，中国中等技术以下制成品出口比重已经低于其余拉美6国，中国的出口技术密集度领先于这些国家。

表1 中国和拉美国家各种技术类型制成品出口比重 单位：%

各组制成品出口比重的动态变化能够反映各国制造业产品空间的动态竞争力。第一，中国在高技术制成品方面从落后变为领先。中国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比重在2010—2018年连续增长，从2010年的7.86%上升到2018年的11.25%，涨幅达到43.13%，是涨幅最多的国家。阿根廷和巴西的波动较大，整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从2010年的18.72%和16.70%下降到了2018年的8.59%和10.91%。2010—2014年，中国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比重始终低于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但差距有逐渐收敛的趋势。中国在2015年超越了哥伦比亚，又在2018年超过了阿根廷和巴西，成为样本国家中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比重最高的国家。第二，在中高技术制成品方面，巴西最为稳定，中国节节攀升。2010年，阿根廷是中高技术出口比重最高的国家(23.75%)，但此后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2014年只有10.83%，2018年虽大幅回升，仍落后于中国和巴西。巴西中高技术制成品出口份额表现良好，稳定在20%左右。中国则从2010年的13.53%上升至2018年的25.10%，涨幅高达85.51%。2015年，中国中高技术制成品比重超越了阿根廷和巴西，并保持至2018年，可以看出中国致力于技术引进、人才培养和自主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中高技术制成品出口上获得了一定的比较优势。第三，中等技术制成品方面，墨西哥始终保持领先，其出口比重保持在25%以上。这得益于墨西哥多年来的技术储备和较为高效的劳动生产率，为墨西哥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了基础和条件。第四，中低技术制成品方面，中国占比在2010—2017年保持领先并稳定地保持在20%以上。2018年，中国中低技术制成品出口比重小幅下降，被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反超。纵向观察，尽管中国制成品出口动态竞争力有所提高，但中国目前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中低等技术制成品，并且面临着来自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激烈竞争。第五，在低等技术制成品方面，智利和秘鲁的出口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在所有国家中制成品出口动态竞争力最弱。对于阿根廷和巴西来说，低等制成品出口占比分别从2010年的24.90%和24.37%上涨到2018年的44.85%和35.88%，涨幅分别达到80.12%和47.23%，这两个国家的制成品技术含量在下降。

(四)小结

产能合作的基本路径主要依靠就地取材，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最终实现合作工业化和共同现代化。本文所选的6个拉美国家都是中拉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别，市场需求大，资源丰富，技术水平在拉美相对较高。综合比较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和制成品空间动态竞争力，拉美6国同中国的产能合作潜力可分为三组(表2)。智利和秘鲁合作潜力强，除技术密集型产业外，两国同中国开展产能合作潜力较大的行业还包括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巴西和哥伦比亚同中国开展产能合作潜力适中，尽管两国从中国进口排在前三位的产品不同，但重点行业一致，均为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行业；墨西哥和阿根廷同中国开展产能合作的潜力较弱，主要原因是两国制造业技术整体水平相对较高，但也可以通过产业内贸易和中国开展合作。

表2 中拉产能合作重点行业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发展中国家之间积极拓展经济合作是“逆全球化”背景下捍卫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而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平台。中拉产能合作是中国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变化趋势、参与国际分工，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践行“双循环”发展理念的有益尝试，也是拉美国家应对全球价值链扁平化、提升其工业化水平的必经之路。

本文利用2010—2018年制成品出口数据测算了中国和拉美6国的出口技术整体水平和出口技术结构高度，并在全球层面对各国出口技术结构进行了对比，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的制成品出口动态竞争力越来越强，具备以产品形态向拉美转移产能并同拉美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能力，为中拉产能合作提供了供给空间；第二，拉美国家自2010年以后制成品技术密集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为中拉产能合作提供了需求空间；第三，智利和秘鲁制成品空间竞争力弱，同中国开展产能合作的空间大，而墨西哥和阿根廷自身制造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基础较好，同中国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

中拉产能合作取得早期收获的同时，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接踵而来，国际供应链和价值链受到双重冲击。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全球产业面临重新定位。严峻的经济形势充分暴露了一些国家希望依靠金融等服务业立国的弊端，制造业“国之重器”的地位得到加深。上一轮全球产业定位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区域经济合作高潮，而本轮全球产业定位将打上价值链的烙印，地理区位条件将不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区域外国家参与地区经济整合的合法性和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中国和拉美国家需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寻求机制化建设，建立利益协调和共融机制，并进一步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扩大开放，以深化中拉经贸合作关系带动产能合作实现突破。

首先，拉美各国合作潜力不一，需区别对待，有计划、有重点地开拓拉美市场。拉美各国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各异，可通过采取差异化战略，精准定位，培育以“互补合作”为主导的产能合作模式。针对不同国家开展不同产业和层次的合作，满足市场需求的多样性，有的放矢。其次，坚持本地化原则，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在产能合作中注意环境和社区保护。拉美一些国家通过法律、制度和政策加强对当地资源的控制力，中国企业应该避免西方国家“掠夺式”开发、牺牲环境的老路。中国企业可与当地企业、跨国公司探索共同开发资源的合作模式，形成市场规模，发挥双方各自优势并进行对接。开展中拉产能合作的中国企业需加大对项目安全、质量、环保等因素的投入力度，提高声誉并与当地社区形成良性互动。再次，创新商业运行模式，提高产能合作经济效益。企业“走出去”面对着同国内迥异的制度环境，中国企业准备不足将会面临较大风险。目前中拉产能合作项目具有明显的“政府对政府”特点，而当地的市场环境和市场需求不足。以主权贷款支持的合作项目对东道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力有限，弱于投资经营活动，还会在当地引发争议。未来可创新运用PPP、三方市场合作等新模式开展产能合作。中国企业还可以通过积极参与东道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投资建设产业园等方式开展产能合作。最后，中拉产能合作在当前形势下需要考虑地缘因素。产业跨国转移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美国在特朗普时期直接干涉中拉经济合作，甚至提出“美洲增长倡议”构筑防范中国“一带一路”和拉美对接的战略力量。拉美长期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思维特性有西方印记，中拉合作必须考虑到拉美国家社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

中拉产能合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长期内的战略安排。中国不仅将借此促进国内产业全面优化，获得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外部动力，也将向拉美转移一定量的产业，培育拉美市场，形成共同发展的新地缘经济态势。通过产能合作形成中国与拉美国家要素禀赋动态互补，实现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