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

对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而立之年才考上博士的我来说，能有幸见到一位现代诗人并曾到其家中聆听教诲自是难以忘怀。尽管这种印象也许不够全面，也谈不上深刻，但从缅怀的意义上说，它却是真实并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第一次与郑敏先生相见是在她的家里，记忆中那是2003年11月的某天。当时我们这些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学子，想当面聆听郑先生关于“新诗有无传统”的看法。早在1993年5月，郑先生发表于《文学评论》第3期长达两万余字的论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引发一系列争鸣时就曾涉及到这一问题。2001年1月，郑先生和吴思敬老师的对话《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发表于《粤海风》第1期，使谈论的对象更为具体化、明确化。而我们这次集体出发、参与对话，恰恰是想以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将话题谈得更为深入与透彻。

考虑到郑先生当时已过八旬，外出多有不便，选择去先生家中访谈自然成为最佳的方式。为了节省时间、集中对话，我们在去之前每个人在纸上写一个问题，由吴思敬老师汇总头一天发给郑先生。初冬的北京并不算很冷，何况当日要拜会的是一位成名已久的大诗人，尽管是清晨骑着单车出发，经过约一个小时的行程才到达清华园附近的集合地点，但我们一行数人的兴致都很高。

初见郑先生的印象是个子不高，头发花白，精神饱满。对话是在先生家的客厅中进行的。主角当然是郑先生，那天她回答了她认为需要回答的提问并很自然地表达了她的观点。郑先生对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写作有很多质疑，并以除了北岛《回答》和顾城《一代人》中的诗句能够被人记住、广为流传外，其他创作因缺少名句而乏善可陈表达了她的忧虑。对于“第三代诗歌”特别是90年代以来部分诗人标榜的“先锋”“实验”，郑先生认为有很多可以商榷之处，也有很多真伪需要辨别，比如她对某位诗人在诗中传达的李白的一些诗作是对月亮施暴就无法理解……期间，她还接了一个越洋电话，她用流利的英语和对方打招呼，又用汉语提到“今天家里来了一群诗人”。此次见面最大的印象是郑先生平易近人、不失幽默，她让我们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一一回答。她思维敏捷，有明确的观念和立场，诗人与学者的素养让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耄耋年龄之人。

为了让这次“对话”的内容更为准确，在“对话”整理成文字之后，我和一位同学在11月29日再次来到郑先生的家。由于此次造访人数较少，郑先生和我们谈论很久，还问了我们未来的打算和对人生的看法。临别之际，郑先生分别签名赠书。记得当时她先赠给我的是《郑敏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香港突破出版社1991年版），我说手里没有收录《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的《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郑先生笑着说：“那我再饶给你一本！”因为三本书都签有“张立群惠存 郑敏〇三.十一.廿九”，所以此次造访的时间十分准确。我很珍视这三本书，多年来一直将它们和购买所得的其他郑先生的书放置在书架的显耀处，以备随时翻阅。

两次见面自是加深了我对郑先生的了解。我在读博期间相继写有文章《执着的轨迹——论郑敏先生的新诗“史论”》《从一场对话开始——关于“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的解析》《“文化保守”及其普泛意义——论郑敏20世纪90年代的诗人心态》《论新诗“传统”的自我呈现》和短诗《听一位老诗人谈诗——为郑敏先生而作》，以及晚近完成的论文《“学案式读法”：“新诗有无传统”的跨世纪争鸣》都与郑先生以及见面时留有的印象有关，这些今天看来并不太成熟的文字包含着郑先生对我的启示和影响，同时也告诉我与研究对象见面获得的信息往往超过简单的文字阅读。

郑敏先生赠本文作者《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

求学于北京的优势在于经常能看到名家名宿。自前两次见面之后，我又分别于2004年5月15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郑敏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和2005年5月15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绿原诗歌创作研讨会”上与郑先生见面，但未及多谈。此后，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6年4月8日、9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穆旦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时郑先生的发言。作为“九叶诗人”之一，郑敏先生莅临穆旦研讨会的意义非凡。当时，昔日的“九片叶子”只剩下郑先生和袁可嘉先生，而袁先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到会，这使得郑先生关于穆旦的回忆具有还原历史的价值，十分珍贵。会上，郑先生还就穆旦的诗歌创作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同一代、同一群体的诗人，她的评价既饱含深情，又有不一样的角度和高度。

郑先生关于穆旦诗创作的发言后来以《再读穆旦》为题，发表于《诗探索》2006年第3辑。但作为会议的参与者，我听到郑先生的即兴发言远不止于此。在这次会上，郑先生再次提及汉语文字和汉语诗歌的传统问题，其中有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且此后在给研究生上课谈及新诗传统问题时多次提到。这句话的大意是“汉字从繁体到简体，省略了很多笔画，但同时也省略了很多信息，汉字在形成过程中每一笔都有文化信息”；“对比‘发’的简体和繁体，我更愿意要飘飘的‘髪’，而不要发票意义的‘发’”。记得后半部分说完之后，在座的与会者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次会议的发言加深了我对郑先生的印象，同时也加深了对她多年来现代汉语新诗无传统观点的理解。实际上，在读博三年和其后的数年间，我在很多场合都听到过诗界朋友对郑先生的不解。因为一个基本事实是：郑先生是现代著名诗人，至今仍笔耕不辍，其诗歌成就早已被写进文学史；但在另一面，她又说新诗“无传统”，以“自砸饭碗”的方式断了新诗的“根基”，这种实践和言论上的错位在逻辑上说不通。但如果多次接触郑先生，聆听她的详细阐述，观其讲述时的态度，就不难发现她的真诚、恳切和对新诗有多么的关心。如果只是阅读她的诗论，从文字表述上进行学理的推演，新诗“无传统”式的言论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而“发”字的简体与繁体的含义也远较郑先生说的复杂。但正如每一个观点的提出、每一件事和每一首诗的评价，都有很多曲折的过程和多角度的标准，如果我们同样以复杂、辩证的眼光看待郑先生的言论和实践，是否会理解她的苦心与初衷？

我们历来讲求“知人论世”的传统，但真正做到“知人”“论世”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通过与郑先生的接触，听其现场讲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其言论的真实性与发展脉络，在此前提下阅读她的诗与文，全面地考察其创作史，方能还原出更多的内容。

郑先生于世纪之交提出的语言、文化、传统问题，就其本人而言自是经历了长期的积累。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的郑先生，首先是通过阅读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和废名等30年代的作品而接触新诗，而其找到自己“诗歌最终的道路”是得益于冯至的《十四行集》。通过和冯至老师学习德语，她了解到德国语言与德国文学；又通过外语系的卞之琳老师，接触到17世纪玄学派诗歌和艾略特、奥登等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二者与其主修专业为哲学的教育经历相结合，形成了其追求哲学境界的诗思，逐渐开拓出独具个性的智性写作。80年代，郑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讲授英国文学。80年代中期赴美访问期间，她不仅阅读了大量70年代后的西方新诗，还接触到了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始运用解构主义理论反思20世纪汉语文化问题，其诗歌创作和诗学观点也在融合解构主义和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风格。《心象组诗》等系列作品的出现，呈现了其诗歌创作的转变与突破，并与当时具有先锋性的“朦胧诗”“第三代诗歌”浪潮处于同步、共存的关系。她了解中国现当代诗歌，也了解西方的现当代诗歌，而跨越现当代历史的经历又使其在关注当代诗歌发展潮流的同时，保持着充分的警惕和自省意识，能够发现其中的问题。

结合郑先生的经历，对照她的诗与文，我们不难得出她的创作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的结论，同时也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会持续写有《诗歌与文化》《诗人必须自救》《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诗歌与传统》《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一个老问题的新状况》《今天新诗应当追求什么？》等文章。阅读这些文章，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她对于新诗创作与发展的整体观。

首先，重视现代诗歌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强调新诗创作的文化根基。新诗为何需要向传统学习？就语言的继承角度上说，“各民族和人种的语言首先都是继承的、无选择的但又是可变的。这就是说它并非是由各民族以自己的意志来选择的”。一个民族的语言虽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其总体必然是继承的。“最伟大的创新者也必然是最伟大的继承者。”希望通过向传统的借鉴与学习，“焕发汉语文化自己的特点，在创新中显示出我们几千年诗歌传统的独特和伟大”。这是郑先生反复强调新诗应当向传统学习的根本原因。对于究竟怎样向传统学习和究竟学习什么？对比西方，郑先生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言文却并不是外族入侵强加于中华民族的语言，而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中土生土长的母语，只是它在长长的岁月里失去了口语的功能，只保留了书面语的功能。”现代新诗完全可以在“简而不竭”“曲而不妄”“境界”“意象”等方面向古典进行学习。围绕语言为中心，走“现代性包含古典性，古典性丰富现代性”之路，进而实现中国诗歌的“创新之路”。

其次，反思当代诗歌的问题。出于对诗歌哲学品格的追求和当代诗歌参与者、见证者的体验，郑先生对于商业主义、通俗文化对于当代诗歌的影响持警惕的态度。“商业主义一方面引诱不甘寂寞的年轻诗人理论家走上背离自己的良知的道路，另一方面将一些厌恶媚俗的诗人赶上隐身于个人世界的道路。”无论从见面时的只言片语，还是结合具体文字，郑先生对于那种追逐时尚之风、盲目求新求变的写作是怀疑与否定的。对于“后新诗潮”即“第三代诗歌”缺乏对当代语言理论严肃认真的研究、片面倚重日常生活的叙事风格，郑先生倡导与追求的是生活、鲜活、完整、丰富的艺术世界。她的创作在表现诗歌内在结构的过程中重视对节奏与韵律的经营和意象与语词的雕琢，具有深沉的、凝重的美感。她强调当代诗人应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在借鉴和学习外来文化资源时不能只停留在表层；当代诗人应通过自救的方式使诗歌创作具有生命感、成为介入人类共同命运的“入口”，在此基础上，才会产生好诗和优秀的诗人。

再次，构想新诗的未来与走向。郑先生为新诗的未来发展曾提出过自己的设想：“如果新诗与书法、画结合，如古典诗歌那样，就很有可能走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当然这仍需要看诗歌作者如何从发展诗的视觉及音乐节奏美入手，使得新诗获得简练、精美、深邃的形式和内容，使之适合与视觉艺术相结合。诗人首先要深入体会汉字的诗的本质、新诗与汉字汉语间的暗喻及形象内在联系，要对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有新一层的领悟，对画、书法、雕刻应当有更深的审美素养。”就新诗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郑先生的提法在保持诗歌艺术性的前提下，符合读图时代的媒介特点和阅读实际，而从传统文化中探寻新诗发展的可能，则使其重返传统之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整体性。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当代文学受时代、社会、文化等因素共同影响，确实呈现出大众化、娱乐化和技术化、图像化的一面，当代诗歌置身其中，自然概莫能外。从新诗的写作趋势、趣味发生变化的角度看郑先生的思考与主张，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争议是不难理解的。不过，这也反映了郑先生的思想及其显著的个人性。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没有谁像郑先生一样以稳定的立场、批判的态度关注中国新诗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作为诗坛前辈、学贯中西的学者和跨越现当代的“常青树”，在郑先生身上可以看到老一辈文人的执着与风骨。她热爱诗歌，强调诗歌的传统与艺术品格。她在论及诗歌发展时多次提及的“境界”，是一种出于生命的真实感悟和审美评价的理想层次，凝结着知识、技法、伦理、美学的融合与积淀。诗歌因“传统”而有根基，因“境界”而有生命力，而简单的文字堆积既不能成为写作，也不能进入一定层次进而推动当代诗歌的写作。在这种充满人文意识和艺术追求的“大理想”面前，那种浮躁的、肤浅的、哗众取宠的、盲目追求功利的写作确实不值一提，而郑先生的诗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

2022年1月3日，郑敏先生辞世，令人无限感慨，一个属于诗歌的时代结束了，但相关的记忆和思想却会永远流传下去。“诗人只有默默地守着神圣的缪斯的庙宇，进行对宇宙、人生、历史的沉思。诗，我仍是你的苦恋者！”这句郑敏先生关于自己和诗之关系的话，理当成为真正有志于诗歌写作与探索的后来者的座右铭。

谨以此文纪念我有幸数次与郑敏先生相见，并表达对郑敏先生的仰慕和追忆之情！

注释：

[1]该“对话”在修改后以《关于新诗传统的对话》为题发表于《诗潮》2004年第1期，后收入《郑敏文集·文论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关于这些经历，本文主要参考了郑敏的《诗、哲理和我》和刘燕辑录的《郑敏年表》中的相关内容，两文均收入《郑敏文集·文论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具体见郑敏：《诗和生命》，《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425页；刘燕辑录：《郑敏年表》，《郑敏文集·文论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43页。

[4][6]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第96页。

[5]郑敏：《诗歌与文化——诗歌·文化·语言（下）》，《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第266页。

[7]郑敏：《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358页。

[8]郑敏：《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9]郑敏：《诗人必须自救》，《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10]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功能与诗意价值》，《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8 页、第89页。

[11]郑敏：《我与诗》，《诗刊》2006年1月号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