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战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在国统区人民争生存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广大阵线，使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更加广泛深入，推动着中國革命走向新高潮，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钱瑛是开辟第二条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此期间她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重庆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南京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部长，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领导民主运动，为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惨案爆发罢课声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用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口头上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共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参加的、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但会议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重庆谈判彻底暴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昆明广大爱国学生在国统区率先举起了反内战、反独裁的大旗，发动了爱国民主运动。

重庆谈判期间，为了加强南方局的领导力量，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急调钱瑛重返南方局，主持南方局组织部工作。摆在钱瑛面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便是领导国统区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

面对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蒋介石免去了对民主运动采取宽松默许态度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职务，由远在越南受降的卢汉接任，任命国民党中央常委李宗黄为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兼代省主席，成立了以关麟征为总司令的云南警备司令部，加上驻防昆明的以邱清泉为军长的第五军，建立起控制云南的党政军系统。

1945年11月25日晚，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组织发动下，昆明6000余名大中学生和各界群众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通过了反对内战和反对美国派军队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邱清泉派军队层层包围联大新校舍，多次鸣枪恫吓群众。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刊发题为《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报道，诬蔑与会人士为“匪”，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11月26日至28日，昆明31所大中学校的3万余名学生相继罢课，昆明学联组成了昆明市罢课联合委员会（即“罢联”），通过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即《罢课宣言》）。

时任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和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袁永熙是昆明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郑伯克是钱瑛的老部下，早在1941年7月钱瑛担任西南工委书记时便受她的领导。袁永熙是钱瑛重点培养的学生领袖，皖南事变后袁永熙被疏散到云南个旧，得到钱瑛的悉心指导和亲切关怀。1944年秋，钱瑛令袁永熙返校复学，领导西南联大党组织，掌握昆明市学联和29所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昆明学生罢课后，为了尽快得到南方局的指示，郑伯克和袁永熙派交通员把《罢课宣言》送往南方局。

云南省工委与南方局之间过去主要通过由龙云主持的滇黔公署内的秘密电台来联系。1945年10月秘密电台撤离后，云南省工委只能通过《新华日报》和延安的新华社广播及时获得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为了声援昆明学生的罢课斗争，为了在第一时间向云南省工委传递南方局的指示，钱瑛与南方局青委书记刘光等研究，决定在《新华日报》全文刊登《罢课宣言》，同时通过南方局电台将《罢课宣言》转报中共中央。

在胁迫学生复课未果后，国民党云南当局终于向爱国师生举起屠刀。12月1日，李宗黄在参加卢汉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仪式后，立即赶到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向集中在那里的党徒训话。随后这伙党徒与军官总队、三青团省团部的暴徒会合，携带棍棒、铁条、刺刀、手榴弹等，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捣毁校舍，殴打师生，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致使于再（共产党员）、潘琰（共产党员）、李鲁连、张华昌4名师生遇难，受伤者达数十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郑伯克派交通员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送到南方局。钱瑛迅速转报中共中央。《新华日报》率先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刊登一二·一惨案真相的报道，并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论和短评。12月5日《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流血的惨剧是绝对掩饰不了的。当局首先应该严惩杀伤学生的凶手及负责人，立刻接受学生的要求，并付予实施，以谢学生，以平众怒。”12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我们对于昆明的学生表示极其真诚的同情。昆明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我们声援在苦难中的昆明学生与教授，因为他们的奋斗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斗争，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积极支援昆明学生的斗争。晋察冀、山东、晋绥等解放区相继举行群众大会，声援昆明学生的斗争。国统区20多个大中城市纷纷以集会、游行、罢课、致电慰问、捐款等方式，支持昆明的学生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及各界知名人士，也先后发出声援函电。一个群众性的反内战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

面授机宜及时纠偏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郑伯克和袁永熙决定派王汉斌和程法伋赶赴重庆，向南方局汇报运动进展情况，并在重庆扩大宣传。当时王汉斌任西南联大第一党支部委员，程法伋任“罢联”常委，两人虽然同为西南联大同学，但是程法伋并不知道王汉斌的真实身份。“罢联”主席王瑞沅提醒程法伋说：“你是以‘罢联常委身份去重庆的，王汉斌在重庆有些关系，运动以后怎样开展，要等王汉斌找人联系后再做决定。”程法伋这才猜到王汉斌是共产党员。

两人赶到重庆后，程法伋到中央大学、重庆大学进行宣传。王汉斌只身来到红岩，刚在“万能厅”坐下，钱瑛就带领青委书记刘光、组织部秘书荣高棠和朱语今等10多位领导走了进来。钱瑛梳着齐耳短发，身着蓝布旗袍，足蹬一双布鞋，两眼炯炯有神。第一次向这么多领导人汇报，20岁的王汉斌有些拘谨。钱瑛微笑着说：“你不要紧张，放开来说。”王汉斌这才逐渐稳定情绪，详细汇报了一二·一运动情况。

听完汇报，钱瑛对昆明广大师生争取民主的斗争给予很高评价，对如何领导学生运动提出重要意见。钱瑛说：“一二·一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很大。但是你们在运动初期提出‘无限期罢课的口号是不策略的，也是不可取的。因为罢课时间长了，中间学生不容易坚持，还可能失掉校方和教授的同情，使积极分子陷于孤立，造成被动。必须立即改变无限期罢课的决定，争取达到一定要求后就适时复课。‘有理、有利、有节才能团结中间学生，团结教授和争取校方，在斗争中壮大我们的力量。”

钱瑛指出：“要告诉同志们，群众情绪越是高涨，我们就越应该保持冷静，要认真研究形势，考虑选择很好的时机结束罢课。因为罢课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罢课达到应有的目的。停止内战和严办祸首可以作为宣传口号提出来，但是将其作为复课的必要条件就不行了。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学生提出要惩办祸首，蒋介石就会真的惩办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这几个人吗？不会的。蒋介石也不会因为学生要求停止内战就不再打内战。学生的要求永远达不到，罢课无限期地拖下去，大多数中间群众就会情绪低落，逐渐脱离运动，少数进步分子孤立突出，这对斗争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使群众始终保持高昂旺盛的战斗情绪，这是我们党长期从事群众运动的宝贵经验。”

临别之际，因为担心国民党云南当局对学生再下毒手，钱瑛十分焦急地告诉王汉斌：“你马上坐飞机回昆明，向郑伯克和袁永熙传达我的意见，要想办法尽快复课。”但由于买不到飞机票，王汉斌和程法伋未能及时返回昆明传达此指示。

昆明学生总罢课引起国共双方领导人的高度关注。12月7日，蒋介石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一面表示“对于此次事件，必当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置”，一面又威胁说“目前一切问题必须以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常手续为解决，否则政府纵如何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其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蒋介石当然清楚西南联大是昆明学潮的组织者，而西南联大的背后是共产党。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应作不得已时解散西南联大之一切准备。”“该校思想复杂，秩序紊乱，已为共匪反动派所把持，不可救药矣，自由主义误国害学之罪甚于共匪，为不可宥也。”

同日，蒋介石以“防范欠周虑，以致学生竟有死伤”为由，下令将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关麟征停职、“听候议处”，将第五军军长邱清泉调离云南。

12月9日，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大会上，周恩来指出“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运动”，“五四青年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与会2000余人向昆明四烈士致哀，给昆明师生发出慰问电。

没有得到上级对罢课的具体指示，郑伯克心急如焚。12月12日，郑伯克再派王时风到南方局请示汇报。王时风是钱瑛指定的南方局交通员，在昆明有固定职业。王时风风尘仆仆赶到重庆红岩，向钱瑛详细汇报了运动情况。钱瑛立即给郑伯克写了一封信，明确指出运动在政治上已取得丰硕成果，应转变斗争方式，在几个要求取得结果后即可复课，以巩固扩大胜利，把爱国民主运动引向深入。王时风携钱瑛的亲笔信立即动身赶往昆明。

在昆明，围绕罢课与复课的斗争更加错综复杂。国民党云南当局一方面与学生谈判，另一方面通过胁迫学校来强迫學生限期复课。西南联大先后召开6次教授会，讨论和敦促学生复课。12月10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分别召开教授会，决定一律复课。此时，还未得到上级指示的“罢联”发表《致各校师长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坚持原定立场。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决定，如果学生再不复课，校长和教授将集体辞职。就这样，学生与教授原来团结对敌的局面出现了裂痕，学生承受着政府与学校的双重压力，运动随时可能发生逆转。

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会议，确定中共代表团去重庆谈判的纲领和方针，通过周恩来关于成立中共中央重庆局的提议，由董必武任书记、王若飞任副书记、钱瑛任组织部部长。第二天，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分乘两架美军C-47运输机由延安飞抵重庆。当晚，周恩来在红岩主持召开会议，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钱瑛向周恩来汇报了昆明学生罢课的最新情况，周恩来因肩负着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艰巨任务，明确由钱瑛继续跟踪指导此事。

12月18日15时，蒋介石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发出一封密电：“教育部朱部长勋鉴：昆明学潮受少数反动学生操纵，迁延反复，妨害全体学生学业甚大，如延至二十日尚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学籍。除电昆明卢主席查照办理并一面仍准备军训办法候令实施外，希知照并速密知各校当局为要。中正。（卅四）亥巧。府军信。”

此时，罢课斗争已经持续近20天，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不赞成中国内战的对华政策，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郑伯克和袁永熙等分析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应该尽快结束罢课，决定采纳民盟云南支部组织部部长周新民“停灵复课”的建议，这样既可使运动告一段落，又可以为继续斗争进行准备。20日，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代表大会通过修改复课条件的决定。同日，“罢联”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式确认了修改后的复课条件。尽管如此，在罢课与复课的问题上各校学生分歧仍然很大。

钱瑛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对学生迟迟不能复课十分着急，她与重庆局青委书记刘光商量，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尽快将“停灵复课”的指示传递给云南省工委和广大学生。12月23日，《新华日报》刊登《谈青年的斗争》一文，文章指出：“我们不仅要在斗争开始时，善于掌握具体情况，提出正确的口号，取得一些胜利，更要在斗争的过程中，善于观察情况的变化——反动者策略的改变、社会同情与声援的增强或减弱、群众斗争情绪的提高或低落等，根据新的情况来适当和适宜地发展或结束这一斗争。”

钱瑛早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时较为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她要求《新华日报》同日发表《列宁谈迂回、通融、妥协》一文，文中说：“现在需要懂得，除了学习进攻的科学以外，还需补习善于退守的科学，他们需要懂得——革命的阶级在自身痛苦的经验中学习懂得——如果不学习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守，就不能得到胜利。”

正在为罢课复课的分歧一筹莫展之时，郑伯克读到《新华日报》发表的这两篇文章，立即明白这是重庆局对运动必须适可而止的明确指示。与此同时，王时风也辗转抵达昆明，将钱瑛的亲笔信交给郑伯克。不久，王汉斌和程法伋也从重庆返回昆明，带回钱瑛关于适时复课的指示。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得到钱瑛的明确指示，云南省工委更加坚定了“停灵复课”的决心，立即组织各校共产党员、民主青年盟员、积极分子学习钱瑛的指示和《新华日报》的文章，在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罢联”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后，各方达成“运动应该适可而止的”统一思想。

12月25日，“罢联”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复课宣言》，声明为了顾全大局，在5项要求已得到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忍痛抑悲，停灵复课，等李宗黄受到撤职处置后，再确定四烈士的出殡日期。27日，“罢联”发布两则启事后正式复课。“停灵复课”避免了国民党政府强力解散西南联大或开除学生引发的更为激烈的对抗与流血事件。

正确决策夺取胜利

学生复课后，袁永熙到重庆局汇报工作。钱瑛高度评价西南联大党组织在运动中广泛团结群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适时收兵的经验。她说：“群众运动中的口号分为两类，一类是宣传性的，一类是行动性的。‘无限期罢课即使作为宣传口号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事实上做不到，反而脱离群众，孤立自己。你们后来很策略地提出‘停灵复课是完全正确的。”

鉴于国民政府正式宣布1946年5月还都南京，重庆局也要随之迁到南京，而且西南联大也将结束其历史使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回原址。钱瑛要求袁永熙迅速返回昆明，率领西南联大50多名党员和150多名民青盟员返回平津，并明确了今后联系办法。

1946年2月，钱瑛派交通员给郑伯克送去一封密信，用暗语通知郑伯克立即赶到重庆汇报工作。由于周恩来忙于军事调处事务，由董必武、王若飞、钱瑛在红岩听取了郑伯克的汇报。汇报结束后，钱瑛与郑伯克单独交谈具体事宜。郑伯克问：“去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刊登的两篇文章《谈青年的斗争》《列宁谈迂回、通融、妥协》是否代表了重庆局意见？”钱瑛说：“当时不仅我们关心运动进展情况，就连中央领导人也非常关心运动进展情况，少奇同志就说过‘是时候了，该复课了。我们觉得应该立即休战，但又无法联系，经过商量后决定在《新华日报》上明确表示我们的意见，好在你们及时领会了这个意见。”

郑伯克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干部名单交给钱瑛，提出部分干部的安排意见。钱瑛说：“几年来云南在斗争中培养了不少干部，有义务向全国输送，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钱瑛要求将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把已经暴露的同志转移出去。此后，有100多名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民青盟员也由运动前的300人发展到600多人。

在全国民主力量和昆明学生的一再抗议下，1946年2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免去李宗黄本兼各职。运动已经取得重大胜利，钱瑛要求郑伯克抓紧筹备四烈士出殡仪式，尽快结束运动。郑伯克立即将钱瑛的指示用暗语写信告知云南省工委负责人。

3月17日，四烈士出殡仪式在昆明隆重举行。出殡的队伍以“一二·一惨案死难烈士殡仪”横幅为先导，撞击着自由钟开路；之后是写有“党国所赐”“自由民主”字样的大木牌；走在最前面的是殡仪主席团，成员有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省商会理事长严燮成，学联常委吴显钺、侯澄、朱润典等；接着是坐在人力车上的在一二·一惨案中右腿致残的缪祥烈，再后面是治丧委员会常委；在主席团后面，12块大木牌引人注目，上书“民主使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等字样。全市46所大中學校分为4队，按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烈士的前后顺序，每一灵柩前均有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市民，送葬群众达3万多人。

游行队伍经过全市主要街道，沿途散发《为一二·一死难烈士举殡告全国同胞书》《告三迤父老书》，呼吁全国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阴谋。当天下午，殡仪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校本部，举行公葬四烈士仪式，查良钊、闻一多、吴晗先后在安葬仪式上讲话，3万多人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我们将以更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所有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痛击。”至此，历时近4个月的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

通过一二·一运动，钱瑛深感党在国统区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党的外围组织亟待加强。1946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青年组织问题》的指示下达后，钱瑛向周恩来建议在国统区的城市和学校中，普遍建立类似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协会、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这样党的外围组织，作为党领导群众运动的重要助手。这个建议得到周恩来的充分肯定。这些组织后来在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如1945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所指出的“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又一个里程碑，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内战、独裁的本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使坚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陷于被动，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题图为1964年10月13日钱瑛重返红岩，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门前留影）（责任编辑：章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