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晶 仲平 刘家琰

2012年，斯特朗在里约+20会议上发言

莫里·斯特朗（也译作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F.Strong）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从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凭借自身努力成为成功的商人，从一位联合国普通保安管理部门人员经不懈进取最终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从一个没有条件上大学的青年靠个人的杰出贡献获得全球几十所大学的荣誉博士，他虽然生长在发达国家但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深切的同情，并投入全身心的支持。斯特朗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投身于国际事务，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曾先后担任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秘书长。

心灵的解压是在大自然中找到的

1929年斯特朗出生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名为橡树湖的小镇上，童年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度过。斯特朗自小就从父母身上感受到生活压力带来的不安和焦虑，这种情绪对他的成长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他曾表示自己心灵的解压是在大自然中找到的。在后来斯特朗对于保护自然的热衷和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的支持中都能看到他小时候的心灵痕迹。

学生时代的斯特朗无法理解当时的很多社会现象，为何有那么多人渴望工作却失业？为什么生活必需品需求那么大而工厂却关闭了大门？为什么社会制度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学校长克拉伦斯·希皮（Clarence Heapy）关注到这个有特点的学生并为他答疑解惑，希皮是加拿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英联邦合作联盟”的支持者，他认真向斯特朗描述了自己观察到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公正现象和对社会变革的期待。在希皮的帮助下，斯特朗连续跳级，1943年在他14岁时便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获得大学入学资格。这时正值“二战”，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用本打算支付大学学费的奖金替家里还清了杂货店的长期欠债，放弃了深造机会，瞒着家里和同学一起报名参军，但由于条件不符未能如愿。年少的斯特朗没有就此回家，也没有告知家人，而是搭上了一艘前往太平洋的轮渡，继续他的冒险旅程。途中，他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决定成立联合国的消息，对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的宗旨与目标感到十分振奋。虽然当时在他脑子里联合国“还只是一个空泛的政治概念”，但他隐约感到，联合国是解答他心中各种困惑以及解决当时世界面临各种问题的重要机构，希望的种子开始在心中生根发芽，年少的斯特朗决心“成为这项伟大事业的一员”。

1945年，在父亲的劝说下，斯特朗在加拿大北部的哈得逊湾贸易公司入职从事贸易工作。由于初期阶段做皮草贸易工作的缘故，斯特朗与因纽特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学习了因纽特语言，他很快适应这个工作并与来自另一种独特文化形态的人顺利交流。在接触中他感受到了因纽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住民文化，他为因纽特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爱护所触动，这段经历也是后来斯特朗积极支持自然生态保护和致力于不同文化间包容理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哈得逊湾贸易公司拥有加拿大北部大片区域的采矿权，斯特朗的另一项任务是从因纽特人那里收集矿石标本并送往南方。冬季的哈得逊湾货船较少，斯特朗并不适应这种慢节奏的工作，他报名参加了多伦多大学和安大略省勘探者协会联合举办的勘探函授课程，并结识了前来勘查的石油企业家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和他的妻子玛丽·麦科尔（Mary McColl），麦科尔家族经营着加拿大最大石油公司之一的麦科—弗龙特纳克石油公司。由于这个因素，斯特朗后来在职业发展上获得了机会，先是通过理查森介绍到多伦多从事会计工作，在理查森家中斯特朗结识了加拿大健康福利部时任部长老保罗·马丁（Paul Martin）（保罗·马丁曾担任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1946年至1957年任加拿大健康福利部部长，1963年至1968年任加拿大外交部部长）等高层人物。一段时间后，麦科尔的朋友、联合国财务官员诺亚·莫诺（Noah Monod）又推荐斯特朗到纽约进入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担任文员，但因巴勒斯坦问题调解员贝纳多特伯爵（Count Bernsdotte）不幸被刺杀，担任文员一事就此搁置。在办理手续和等待人力资源部门审批时，斯特朗暂时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安保部门任职，负责大楼通行证的签发，他由此认识了当时负责管理联合国大通银行账户的美国富商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feller）以及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莱斯特·皮尔森（Lester Pearson）（莱斯特·皮尔森于1963年至1968年任加拿大总理）等人。在联合国短暂的工作经历使斯特朗明白缺乏高等教育背景将是他在联合国发展的阻碍。

1948年，斯特朗回到加拿大，决定以其他方式丰富自己的资历。他在加拿大当时最大证券经纪公司之一的詹姆斯·理查森家族有限公司担任证券分析师时，将目光投向了发现大量新石油资源的阿尔伯塔省。斯特朗凭借出色的学习能力和勘探经历成为公司派往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市的石油专员，并逐渐在当地石油产业中赢得了声誉。不久后，斯特朗受到石油大亨杰克·加拉格尔（Jack Gallagher）赏识，作为助手进入多姆石油公司并得到晋升。

1951年夏天，一次偶然回乡改变了斯特朗的人生轨迹。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和美苏冷战局势初现，回想起首次听到“联合国”这个词语时内心的激动，在纽约感受到的联合国对自己的吸引，以及自己回到加拿大的初衷，斯特朗感到生活物质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使自己内心得到满足，他迫切想要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1952年，经过一段时间的慎重考虑后，他放下当时前景看好的工作，卖掉了自己的房子，与妻子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环球旅行。两人从美国出发经欧洲最后落脚于非洲肯尼亚。斯特朗在内罗毕的加德士石油公司应聘了一份工作，主要业务是负责拓展服务站点。在非期间，斯特朗在领略广袤草原、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及当地多彩文化的同时，对非洲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加入了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这是当时为数不多在东欧、亚洲和非洲多地均设有机构的西方组织。在还时常爆发冲突的非洲，斯特朗认为基督教青年会形成了跨越冷战壁垒的全球网络，是一个不同种族和谐相处的好地方，“是充满理智和希望的绿洲”。在基督教青年会的经历和逐渐积累的人脉对斯特朗日后的职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返程途中，他路过印度等国并首次途经中国。旅行期间，斯特朗亲历了第三世界国家并深受触动，这使得他决定回国后从事发展援助方面的工作。

1954年回到加拿大后，斯特朗申请加入隶属外交部的对外援助办公室，但再一次因缺乏高等教育背景被拒绝。斯特朗决定重回商界先干出一番事业，他回到了多姆石油公司，并加入卡尔加里市基督教青年会国际服务委员会。两年后，斯特朗辞掉了多姆石油公司的职位，自己创办了M.F.Strong Management咨询公司，帮助企业发掘石油商机和开展商业谈判，其间他接受委托为阿贾克斯石油公司提供管理咨询并成功使该公司转亏为盈。他同时也投入更多时间参与到基督教青年会等公共事务中，借助基督教青年会的平台拓宽了自己的人脉，结识了加拿大电力公司的董事哈罗德·雷亚（W. Harold Rea）等人。斯特朗后来受邀担任加拿大电力公司副总裁，不久升任总裁。这个机会使斯特朗走上了更大的商业舞台并使得自己的业务才干与交际天赋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利用这个平台，他逐渐深入参与到更广泛的政府和公共事务之中。

进入联合国，事业重心转移到环境保护领域

加拿大电力公司在电力、能源、金融等领域广泛涉猎，多位业界名人曾在公司任职或任董事，斯特朗因此与许多政商界高层人士建立了联系，如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皮埃尔·特鲁多，现任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先后于1968年至1979年，1980年至1984年任加拿大总理）、比尔·戴维斯（Bill Davis）（比尔·戴维斯于1971年至1985年任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艾伦·布莱克尼（Allan Blakeney）（艾伦·布莱克尼于1971年至1982年任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等。其间，他也成为一些未来精英的伯乐，例如他曾委任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管理电力公司澳大利亚分公司，沃尔芬森后来在华尔街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于1995年至2005年任世界银行行长。斯特朗在小保罗·马丁（Paul Martin）还是学生时就与他相识，他们经常联系，斯特朗扮演着类似指导老师的角色，在职业选择等问题上给予了马丁不少建议。后来马丁进入政坛于1993年至2002年任加拿大财政部部长，2003年至2006年任加拿大总理。

在基督教青年会等活动中，斯特朗多次讲述他在非洲和亚洲的旅行经历，认为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满足生活需求是全球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也是加拿大加强发展援助领域国际影响力的机遇。他主张加拿大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加强合作。1961年，斯特朗以加拿大代表身份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大会，并当选为全球基督教青年会联盟推广与互助委员会主席，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1966年，应总理莱斯特·皮尔森和外交部部长老保罗·马丁邀请，斯特朗成为加拿大对外援助办公室主任，并于同年成为加拿大基督教青年会主席。

在斯特朗的努力下，国际发展援助工作在加拿大外交事务中的地位逐渐提升，但职能部门相对分散，对外援助办公室负责向发展中国家开展双边援助，财政部负责与世界银行等对接，外交部等负责开展多边合作项目。为统筹协调加拿大对外合作事务，斯特朗推动成立对外援助理事会并担任主席，由财政部、商贸部、加拿大银行等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对外援助办公室职能得到进一步增强，负责开展多边合作和双边援助事务并参与相关贸易政策制定。1968年，对外援助办公室重组为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斯特朗担任署长，推动加拿大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良好关系，由于该工作的性质和需要，他本人也作为加拿大代表重新“回到”联合国并积极参与相关事务和活动。

与此同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在北美掀起了环保运动热潮，芭芭拉·沃德（Babara Ward）的《地球宇宙飞船》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斯特朗开始思考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他的事业重心逐渐转移到环境保护领域，在发展援助问题上将环境影响作为一项重要因素进行考虑，同时大力强调科学技术对于解决发展与环境问题的重要作用。在他的促成下，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的一项工作是通过筹措私营部门资金帮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研究能力，1970年莱斯特·皮尔森卸任总理后担任了该机构首任主席。

1972和1992，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里程碑和斯特朗的高光时刻

1972年和1992年对于斯特朗来说是两个重要的年份，在斯特朗一生竭力促进环境与发展事业的国际合作时间轴上，这两个年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既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的里程碑，又是斯特朗本人的高光时刻。

斯特朗希望在国际事务中作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在1969年得到了实现的机会，由于计划在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时间临近，而艰巨和大量的筹备工作尚未启动，作为会议主办国的瑞典政府深感忧虑。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斯威克·奥斯特罗姆（Sverker Astrom）大使经人介绍与斯特朗会面并取得许多共识。之后，斯特朗的朋友联合国媒体顾问、加拿大记者韦恩·金斯（Wayne Kines）联系促成了他与联合国分管经社事务副秘书长菲利普·德塞纳（Philippe de Seyne）的会见。经过几轮讨论接触和酝酿，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委任斯特朗担任联合国分管环境事务的副秘书长，并作为此次大会的秘书长负责筹备工作。斯特朗在自传《我们究竟要去哪里？》（）中兴奋地描述：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抗拒的机会，就好像是一个十字路口，将我最感兴趣的三个要素——发展、环境、联合国交汇在一起，而且是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在当时南北对立的局势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对逐渐提上国际日程的环境问题抱有怀疑态度，多数认为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的手段。斯特朗深知发展中国家的顾虑与关切，儿童和年少时期的贫苦、青年时在非洲的旅行经历以及中年时与发展中国家的频繁接触，使他在国际事务中总是尽力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为了大会的顺利召开，营造相互理解与合作的氛围，斯特朗着手开展了几项准备工作。一是请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Rene Dubos）撰写《只有一个地球：善待并维护这颗小星球》一书，提出要改变环境问题仅是污染治理的狭隘认识，加强对有限的非可再生能源的重视，拓宽解决环境问题的视野；二是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出席在瑞士富内举办的专门会议，该会议由斯里兰卡资深外交官加马尼·科里亚（Gamani Corea）［1974年至1984年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秘书长］主持，巴基斯坦经济学家赫布卜·乌·哈格（Mahbub ul haq）受会议委托主持起草了专题报告，报告主要探讨环境与发展的内在统一，回应发展中国家关切的贫困等问题；三是邀请当时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印度和巴西政府代表——印度总理“铁娘子”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和巴西大使奥索里奥·德·阿尔梅达（Oz rio de Almeida）出席会议，同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接洽。斯特朗还积极与中国联系，努力促成中国参会。

为邀请甘地参会，斯特朗专程前往新德里，经好友帕塔萨西（G. P. Parthasarthy）引荐，正在处理印巴冲突棘手问题的甘地会见了斯特朗。斯特朗尝试说服她出席会议，他说：“如果发展中国家在会议上缺席，就相当于将相关问题的决策权拱手让给工业化国家。作为最适合的人选，您何不亲自出席，阐明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和利益诉求？”斯特朗曾在采访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她有在谈话中保持沉默的习惯，十分钟什么也不说。我和因纽特人曾生活在一起，他们也会在交谈时突然沉默，时间要长得多，所以这并未对我造成困扰。我耐心等着她的回答，她最终开口答应了我的请求。”会议上，甘地在演讲中呼吁：“当他们的生命从源头上受到污染时，我们怎么能对那些住在村庄和贫民窟的人说要保持海洋、河流和空气的清洁？”她发出疑问：“难道贫困不是最大的污染吗？”她在演讲中强调，环境问题的范畴要比原有认知更加广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想象中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由于发展水平低下导致的，发展是发展中国家人民改善生活环境的必要途径，真正的矛盾不存在于环境保护和发展之间，而存在于环境和不计后果的发展之间，因此应在不破坏自然的前提下实现更高的生活水平。甘地的大会演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会后南北国家间进一步交流环境问题和开展合作提供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原则。

会议面临的另一大阻力来自冷战中的东西方对立，苏联坚持环境问题事关全球，民主德国的参会十分必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决抵制，坚持将民主德国排除在任何联合国会议外。苏联及其联盟国家因此拒绝参会，这为全球行动目标的达成带来挑战。斯特朗为调解对立作出了巨大努力，无奈冷战的鸿沟无法跨越，斯特朗只得邀请苏联科学家弗拉基米尔·库宁（Vladimir Kunin）作为秘书处成员，以便及时向苏联传达会议信息。

斯特朗对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在推进环境等议题国际进程中的作用十分关注，他极力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大会筹备和会议，但遭到联合国系统内部及多个成员国反对。尽管如此，会议期间，在瑞典政府帮助下众多非政府组织和原住民代表仍然举办了大规模场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会议进程。

在斯特朗协调下，113个国家出席了斯德哥尔摩会议。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是第一个国际社会认可的关于人类环境和发展问题的责任与原则声明，《人类环境行动计划》为各国和国际组织开展相关行动提供了指导。会议成果既聚焦了发达国家重视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正面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关切，明确了“各国有按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主权”“所有国家的环境政策应该提高，而不应该损及发展中国家现有或将来的发展潜力”“克服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调动大量资金和技术援助以支持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努力”等重要原则。会议的成功举办使国际社会看到了南北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希望，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逐步将环境保护纳入自身发展规划，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有意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并开展相关问题磋商。

1973年，斯特朗（右三）与肯尼亚总理乔莫·肯亚塔（右四）在内罗毕

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成立，成为首个将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肯尼亚内罗毕）的联合国机构，斯特朗出任首任执行主任。UNEP的职责在成立之初被限定在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领域，但斯特朗希望将UNEP作为联结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重要媒介并持续推动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包括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环境管理部门与机构、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加强政府和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等。斯德哥尔摩会议后，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设立了环境保护机构或部门，通过了国家级环境立法，加拿大、日本、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开始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1973年，UNEP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谈判出现预料之中的南北分歧，在环境基金优先分配的领域等问题上有争议。斯特朗力排众议，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有力支持，委任智利代表负责管理UNEP秘书处下的经济与社会部，使得发展中国家集团的观点在相关决策中得到了合理体现。

同时，斯特朗围绕工业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环境法等方面启动了一系列项目，得到地球观察研究所、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等多方支持，进一步加强了二氧化碳排放、臭氧层空洞、有毒有害化学品和固体废物等方面的研究与知识积累，为相关领域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针对气候变化问题，斯特朗组织领域专家对已日益显现的气候变化事实及其影响进行评估，使得UNEP在该领域处于引领地位；针对海洋污染问题，先后组织了地中海、加勒比地区等区域性会议，设立区域海洋计划；针对危险化学品管控，促成设立国际潜在有毒化学品登记中心；针对濒危物种保护，促成《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签署。此外，斯特朗在巴黎建立了UNEP工业与环境办公室，先后与国际石油工业环境保护协会及相关机构开展合作，促进了石油、化工、汽车、造纸、钢铁等行业的清洁生产。

1972年，斯特朗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发言

斯特朗在《我们究竟要去哪里》一书中描述：“斯德哥尔摩会议标志着环境保护者第一次参与到国际政策制定过程中，这也是主权国家第一次认识到其国内行动将对其他国家和整个地球的环境产生影响。”斯特朗1973年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后的一年》一文中强调：“世界不太可能团结在一个共同意识形态或一个超级政府的背后。唯一切合实际的期望是国际社会对自身生存的共同关切作出反应，承认各国人民相互依存，认识到合作行动可以扩大全体地球公民的视野并丰富他们的生活。”

1974年，为回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及油价上涨等激发的南北矛盾以及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引发的反响，斯特朗促成由联合国贸发会议与UNEP在墨西哥可可优克举办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环境和发展战略特别会议”，进一步探讨环境、经济与发展的内在联系，会议由芭芭拉·沃德主持。会议通过的《可可优克宣言》是对富内会议和斯德哥尔摩会议精神的继承，进一步加强了环境与发展概念的融合。

1975年至1978年，受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委托，斯特朗担任新成立的加拿大石油公司总裁。斯特朗作为石油商人的经历使他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并开始在石油行业实践“环境保护与发展相统一”的理念，他在公司内部设立环境社会事务部，在石油勘探项目审批过程中加入环境影响评价和原住民权利保护等内容，并赋予其与项目经济和技术可行性论证同等重要的地位，推动加拿大众多石油企业采用对环境和社会更加负责的方式开发资源。1977年，总理特鲁多任命他为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主席，斯特朗上任后加强该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并以此积极保持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关系网络。此外，斯特朗先后应邀加入了许多非政府组织，包括由芭芭拉·沃德担任主席的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的未来资源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会和阿斯彭人文研究所等，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帮助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国际事务。

1983年，斯特朗受邀担任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衔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委员并参与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编写，该报告因研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定义并获得广泛认同而闻名于世。布伦特兰夫人对斯特朗有很高的评价，在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2018年出版的《纪念莫里·斯特朗：敬意与回忆》一书中，布伦特兰夫人写道：斯特朗为委员会贡献了大量的知识、热情和决心，他坚持“只有通过更好、更负责任的发展才能保护好环境”，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1985年，斯特朗重新投身到联合国工作中，担任非洲紧急行动办公室执行协调员，负责开展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饥荒救济工作。1987年，斯特朗与布伦特兰夫人、大卫·洛克菲勒、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等出席了在科罗拉多举办的“第四届世界荒野大会”，围绕如何为迅速崛起的环保运动提供资金支持展开讨论，提出设立专门的资金机制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支持，这项提议最终在里约峰会前夜随着全球环境基金的成立得到实现。在斯特朗长期不懈的推动下，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于1988年正式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后来气候变化领域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

1989年，在加拿大政府提名下，斯特朗再次担起大任，成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与发展会议（里约地球峰会）秘书长。《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指出，自斯德哥尔摩会议以来全球在相关成果的落实上未达预期，强调政府应积极作为。1992年是斯德哥尔摩会议20周年，斯特朗认为这是再次激发全球行动的契机，他上任后首先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队伍，他邀请印度经济学家尼汀·德赛（Nitin Desai）担任会议副秘书长，新加坡大使许通美（Tommy Koh）任筹备委员会主席。前者在布伦特兰夫人领衔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中有着出色表现，后者于1982年成功举办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促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斯特朗遴选精兵强将加入大会秘书处，设立了6个工作组，分别负责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地球宪章》《21世纪议程》、资金支持、技术转让、强化现有机制六项工作。斯特朗还邀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前英联邦秘书长（1975—1990）施里达斯·拉夫尔（Shridath Ramphal）编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星球》一书，并邀请曾供职于《纽约时报》的西默·托平（Seymour Topping）担任该书编辑，作为峰会正式出版书目，为大会的召开营造氛围。

当秘书处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斯特朗将具体事务交给德赛，他自己则把精力投入几项重点难点问题上。

第一是推动重要特殊人员网络的建立，即成立一个由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前任领导人组成的政要顾问组，包括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等，这些都是世界级的领袖人物，他们的加入将大大提升大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对促进政治共识的凝聚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会议经费，这是斯特朗筹备工作面临的挑战之一。除从瑞典等国家筹资外，许多个人和私营机构也通过提供慈善资助等支持资金筹措。斯特朗的商业天赋在这里得到发挥，他邀请美国前副国务卿、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第一任主席本杰明·里德（Benjamin Read）成立生态基金以调动和吸纳私营部门资金，他请斯沃琪集团创始人尼古拉斯·海耶克（Nicolas Hayek）为会议设计了特制的斯沃琪（Swatch）手表，商定每卖出一块手表向生态基金捐赠5瑞士法郎，不仅创造了斯沃琪集团的营销纪录，卖出100多万块手表，也为峰会的筹备带来丰厚资金。

11月27日，印度第65届印度旅行商协会年会在云南昆明开幕，约500名印度旅行社和旅游界代表及媒体负责人参加此次年会，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公使李碧建表示，此次年会是一次印度旅游界“向东看”的风向标，希望印度旅行商协会能以此为契机，推动政府方面推出更加便利的签证服务。

第三是大会关键议题谈判，资金议题向来是南北方国家在谈判中的主要分歧，也是决定大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坚持发达国家是长期以来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应为自身和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愿增加对外援助经费。为此，斯特朗将目光转向日本，希望由日本牵头推进资金议题谈判。日本当时积极致力于开展对外援助，在环境治理上有效控制了水和空气等环境污染，他判断日本不会放弃这个提高在相关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契机，他成功游说前日本首相竹下登于1992年4月在东京召开“知名人士会议”，多国和国际组织前任领导人以及众多杰出的商业领袖参会，会上通过了《东京宣言》，多方对向发展中国家满足可持续发展需要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支持”达成初步一致，大大推动了《21世纪议程》中相关案文草案的达成。同时，斯特朗抓住机会促进新成立的全球环境基金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第四是协调多方面参与。斯特朗积极地推动利益相关方参与全球治理，除邀请各国元首和政要出席外，他四处奔走、广泛协调，发起与大会平行举办的国际论坛，吸引了来自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科研机构以及原住民群体等上千名代表参会。在科学界，他邀请国际科学理事会和众多科学家给予技术指导；商界方面，他请瑞士商人斯蒂芬·斯密德亨尼（Stephan Schmidheiny）作为顾问，推动建立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并得到可口可乐公司总裁唐纳德·基奥（Don Keough）、詹姆斯·沃尔芬森等商界领袖支持；对于地方政府，他促成了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的成立；媒体方面，他请印度记者普若内·古普特（Pranay Gupte）运营会议官方报刊《地球峰会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创始人泰德·透纳（Ted Turner）也在会议宣传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法国电影制片人、科学家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主动提出帮助会议拍摄纪录片。

经过紧张的筹备，1992年6月3日里约地球峰会如期举行。这类大会通常在会前各方就有关协议等关键议题都要达成一致意见，会议上各国首脑进一步就协定内容表态并签署，而本次大会到开幕时还有大量的谈判关键事项悬而未决。斯特朗委托许通美作为大会主要委员会主席，负责牵头加快组织相关议题的系列非正式磋商，并将秘书处的人员安排在各谈判会议中，及时收集和反馈重要信息，必要时介入推动会议进程。为了促成各方在关键核心问题上尽快达成共识，斯特朗深知需要推动谈判中的必要妥协，但部分妥协严重削弱了《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等会议成果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如梵蒂冈坚决反对限制人口增长，美国拒绝新增援助资金和改变生产消费方式，石油输出国组织反对限制化石燃料使用，等等。在他看来，尽管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以来全球在环境领域的认识大幅提升，地缘政治格局因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南北间的差异和分歧并未缩小。为了促成会议成果，斯特朗不得不放弃对大会过高的成果期待，最后《地球宪章》由于在许多内容上无法达成一致而决定改为《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简称《里约宣言》），在各方的努力下完成了艰苦的谈判工作。里约会议的成功举办使可持续发展理念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通过《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开放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强调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联合国会议第一次向如此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开放，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代表多达5万人，超过178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或代表出席了会议。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第一次把环境与发展问题融合在一起并达成全球共识，成果来之不易，这次会议是斯特朗作为国际重大活动推动者的一个杰作，也是他一生献身联合国事务和国际环境与发展事业的巅峰。在大会的结束致辞中，斯特朗充分肯定了会议取得的成果，但同时也特别强调了存在的不足，并呼吁各国应当继续努力，积极行动并履行承诺。

里约之后，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实践相结合

里约地球峰会后斯特朗认识到，在各国仍专注于经济发展目标的背景下，不能简单期望各国政府短时间内在相互竞争的国际关系大背景下很快找到“可持续发展利益”共同点。为此，他在推动各国政府落实里约会议成果的同时，致力于发动社会的力量，搭建利益相关者交流合作的平台。斯特朗积极推动成立地球理事会，提出通过提高公众可持续发展意识和人类道德情感共鸣增进相互理解，他组织了众多非政府组织，并请洛克菲勒等领衔启动《地球宪章》编制工作。斯特朗希望在《地球宪章》反映地球公民共同建立和平世界的愿望，并逐渐发展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全球性倡议，为各国的社区基层以及相关机构开展可持续发展工作提供参考。经过几年的努力，《地球宪章》在2000年正式问世。

应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鲍勃·雷（Bob Rae）邀请，斯特朗于1992年至1995年担任安大略水电公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他很快就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提出了针对性解决措施，并将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确定为“使安大略水电公司成为高效用能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军者，向用户提供价格适宜、安全可靠的能源服务”。斯特朗分析了当时能源供应的形势，他认为人们普遍存在对核电安全隐患的担忧，而市场上尚缺乏一种对环境无害且经济可行的能源技术，于是斯特朗提出大力发展天然气并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1995年，詹姆斯·沃尔芬森出任世界银行行长，斯特朗被聘请为他的高级顾问。1997年，斯特朗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的任命，参与到联合国改革计划中。同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斯特朗代表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参会，并在促成《京都议定书》的达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2年，联合国继续举办“里约+20”峰会，这背后也体现了斯特朗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峰会前夕，他与菲利克斯·多兹（Felix Dodds）以及迈克尔·施特劳斯（Michael Strauss）共同参与了《只有一个地球：里约通往可持续发展的漫长道路》一书的撰写。多兹是可持续未来利益相关者论坛的执行董事，在促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组织的建立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施特劳斯1992年地球峰会以来担任非政府组织媒体协调员，2012年“里约+20”峰会上被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指定为公民社会媒体联络员，是位于纽约的“地球媒体（Earth Media）”执行董事。如果说1972年的《只有一个地球》敲醒了人类保护环境的警钟，那么2012年的《只有一个地球》则是为了重新唤起人们的热情和政治意愿，该书总结了里约会议20年来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存在的差距。斯特朗同时希望把“里约+20”会议作为进一步加强公私合作的转折点，为此他积极游说和推动相关活动。在斯特朗的影响下，当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成立了“里约+20之友”，组织全球的商业、学术、民间组织领袖讨论并协助制定公私合作和民间组织合作的创新议程，并在2015年成立了“气候行动之友”。

斯特朗在多年的工作中，特别是里约之后，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进一步思考，形成了自己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作为长期活跃在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知名人物，他在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实际相结合方面也具有大量值得总结的经验。描述斯特朗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他本人在实践中作出的努力与贡献，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系统性思想。这是斯特朗对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长期思考形成的观点，贯穿他参与国际事务的始终。系统性思想以全局眼光统筹考虑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同时从长远视角审视各部分的相互作用。斯特朗在担任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署长时，在开展发展援助工作中开始思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相关理念在斯德哥尔摩会议成果中有充分的体现，比如，他认为广义的环境问题包括消除贫困等发展挑战，同时环境的可持续性也是人类发展的内在要求。1970年斯特朗阅读了意大利工业家和学者、罗马俱乐部创始人奥莱利欧·佩西（Aurelio Pecci）关于论述人类困境的文章后深受触动，在罗马与佩西会面并成为好友。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报告发布后引起世界范围内强烈反响，斯特朗肯定报告提出的问题，同时针对围绕报告的观点争论，他认为某种程度而言该报告的思路方法要比结论更具意义，通过建模将地球作为系统整体，分析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环境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要素的发展变化及相互关联影响，寻求系统层面的最优解决方案，这是理解未来趋势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最佳方式，也正是系统性思想的体现。

第二是合作机制。这是斯特朗长期参与国际事务的认知和经验总结，他认为广泛合作可以为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提供概念性框架，他一直坚信联合国是一个能够团结各方力量、解决矛盾冲突问题的有效平台，尽管他也认识到联合国运行机制存在机构分散冗余、管理流程繁杂等弊端。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各利益相关方关系越来越密切，价值观相互认同及合作开展也越来越重要，国际舞台上不同利益群体发出不同的声音，然后通过谈判促进共识达成，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框架。斯特朗认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或称利益相关方在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有不同的角色。他利用自己角色的多面性——商人、政府官员、国际组织职员、非政府组织代表等，从多个视角探索破解相关难题的办法。斯特朗认为，盲目追求经济发展是造成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负有主要责任，但企业也是环境问题的重要解决途径，在创新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他积极推动里约地球峰会期间成立的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进一步发展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成为汇聚全球企业和商业领袖的国际平台。斯特朗长期活跃在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银行等组织机构，不断促进企业及私营部门对全球行动的支持。“里约+20”会议期间，斯特朗推动世界经济论坛参与会议筹备并协助组织多次磋商，探索利益相关方与政府形成合力的行动模式，为之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和落实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斯特朗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科技是应对全球挑战最有希望的手段，科学是西方国家对话的主流语言和国际交流合作的切入点，以科技为媒介可更好促进多边合作，为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提供支撑。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他推动建立了国际科学院委员会，以加强各国科学院密切合作，支持研究和解决全球性问题。斯特朗提出，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公众意识提高和影响政策制定者认知改变甚至在影响国际谈判议题设定与进展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斯特朗本人即是许多国际机构的缔造者。他将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划分为六种类型：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地球之友等大型国际环保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国际化专业化的组织、社区或草根环保组织、环境政策和科学研究组织、在其他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后转向关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组织以及当地政府和民众支持的地方倡议发起组织。在他看来许多非政府组织已在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有着突出成绩，但在实践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他希望通过地球理事会和《地球宪章》将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方更加紧密地联结起来，共同为地球发声，这也是斯特朗发起成立地球理事会的初衷。

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秘书处成员合影

第三是教育的作用。斯特朗结合自身教育、成长和发展经历的体悟，认为教育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坚信下一代将是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做出决定性行动的一代，教育的作用因此尤为突出。1971年斯特朗亲自推动并组织召开的富内会议报告提出，建议将环境保护概念及环境科学相关内容纳入学校课程中。在斯特朗的努力下，1990年法国塔乐礼杜夫大学召开的研讨会上，22位欧美大学校长共同签署了《塔乐礼宣言》，以更好发挥大学在推动可持续发展行动中的积极意义。1998年至2007年，斯特朗受命对联合国和平大学进行重整，他鼓励和平大学围绕环境恶化、自然资源耗竭、发展中的公平与包容等国际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剖析问题根源，形成综合性应对方案，特别是需要开发及时有效的响应机制以支撑相关政策制定和行动开展。

没有中国的合作，就无法解决重大的世界问题

通过远亲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来信，斯特朗很早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在接受采访中他曾说：“我与世界联系的纽带是远在中国的安娜的来信。每次收到她的来信，我都会仔细阅读。因为她的影响，我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和了解与一般西方人不同。”这可以看作是斯特朗与中国的缘分。他对中国的发展充满期待，曾多次表示，尽管起步艰难但中国可成为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引领者。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在东方国家大量缺席的情况下，中国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次参加的国际会议，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但也存在缺乏经验等不利因素。斯特朗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会议期间他每天早上与中国代表团会面，介绍当天的会议安排和重要议程，解释相关问题并积极提出建议。会议最后一天，由于时差和通信困难，中国代表团未能及时获得北京方面指示，无法确定大会表决时的对案。斯特朗建议中国代表团在表决时坐在表决席后一排，既不投票也不弃权，协调推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成功通过。斯特朗也因此与中国代表团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首任局长的曲格平相识，并结下不解之缘。

此后，斯特朗与中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他投入时间和精力为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他从中国成立国家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等系列举措中感觉到中国领导人已认识到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并开始有序推进发展模式转变。斯特朗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问题仍然存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仍然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他希望并乐意帮助中国寻找更好的发展方式。1990年，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在紧张进行里约地球峰会筹备工作的斯特朗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抽出时间出席会议。会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斯特朗多次作为特邀嘉宾出席相关活动，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提供咨询和建议。为推动协调发展中国家参加里约地球峰会的立场，中国政府于1991年6月在北京发起召开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来自41个发展中国家的部长应邀参会，深入讨论了国际社会在确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合作准则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通过了《北京宣言》。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里约峰会的召开，时任总理李鹏率团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出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承诺。里约峰会后，国家计委与国家科委牵头，联合国务院52个部门共同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年3月25日经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成立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推动《中国21世纪议程》及其优先项目的实施。1994年7月，《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别圆桌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斯特朗虽已卸任联合国职务，仍以里约峰会秘书长身份受邀担任会议联合主席，他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中国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实施《21世纪议程》的期望，呼吁发达国家政府、企业和有关国际机构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出发积极给予中国资金和技术支持，并表示他本人将借助地球理事会主席、安大略电力公司执行总裁以及一名加拿大公民的不同身份提供支持。

晚年时，斯特朗定居在北京，他热爱中国的民俗和文化，经常到小饭馆里坐一坐，感受那里的氛围，还喜欢发糖果给孩子们吃。斯特朗积极与中国部门、行业以及相关机构围绕气候变化等国际挑战进行交流讨论，身体力行参加各类会议与活动，宣传和推广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帮助推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等气候变化资金措施的落实与开展。斯特朗高度赞扬中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认为这表明中国已意识到经济发展如果不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环境问题就会像癌症一样侵蚀我们的文明，他认为作为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庞大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可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他积极地通过自己的视角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正在以一种独特的、空前的路径，走向一条全新的发展模式”“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我们就无法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的世界问题”。他说，“人们喜欢生活在中国，享受着这个正在经历着历史性转变国度的非凡活力所带给他们的喜悦和兴奋，我有幸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2015年11月27日，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夕，斯特朗在渥太华去世，享年86岁。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第一时间发表悼念声明，并重申斯特朗在2014年联合国大会上的致辞，呼吁各国首脑“承担起作为地球守护者的历史责任，团结北南各国、东西各方、穷人富人，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确保我们共同的未来”。巴黎气候大会专门为斯特朗安排了默哀环节。2016年1月，斯特朗悼念会在加拿大国会山召开并通过国家有线电视公共事务频道直播，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奇姆·施泰纳、世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加拿大前总理小保罗·马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加拿大前总督艾德丽安·克拉克森等出席追悼会或发布书面悼词。

《纽约时报》评价他为“地球守护者”，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奇姆·施泰纳等称他为“可持续发展的先驱”。斯特朗则称自己是“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者，方法论上的资本主义者”，他说“从不对抗但求合作，从不恃强但求妥协，永不言弃（Never to confront,but to co-opt, never to bully but to equivocate, and never to yield）”是自己一生坚持的处事方式。（本文图片均来源：《纪念莫里·斯特朗：敬意与回忆》，欧洲和平与发展中心，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