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龙

我像只蝴蝶抖动丑陋而残破的羽翅，在夜空中用死亡的脚尖高蹈，在孤独的毒液里以吸吮自由为生，变异，继续变异，匍匐在无尽的苦难的泥潭向生存献祭。

思想者

“对不起，我不喜欢有思想的人。”眼前高挑的朝鲜女人向我吐出了锐利的舌剑。

2019年，一辆从丹东缓缓驶向平壤的火车骤停于新义州，猛然在时间的锈迹里搁浅。一个陌生的国度，在鸭绿江对岸灯火弥漫的映衬中，犹如深渊般缄语与不安。休憩时，我静坐于窗边，让幻臆随目色潜入异国的帷幕。这时，一个身材显眼、五官姣好的女人突然涌入了进站的人潮，如在我面前腾空抛起了一枚光艳的硬币。

上车后，她坐在了我对面。从交流中得知她是平壤人，导游，与我同龄。随后，我们仅在只言片语中就被荷尔蒙抛入了一场情愫的围猎。陡然间，她伸手要看我的手机，我发愣，随之一抹惊厥掠过心境。在朝鲜，如果手机上被发现任何不妥的信息都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然而，片刻犹豫后我还是递去了自己的手机。

她打开我的手机，不厌其烦的如一个不漏掉任何蛛丝马迹的侦探般，逐一翻看我手机界面上的app。随后，她的目光停落在备忘录，用纤细的手指轻触开那座隐秘的城堡，似乎嘴角还带有一丝即将破案的紧张与兴奋。

“她将看到什么？我不妥的言论？猥亵的秘密？或隐现的邪念？”不，都不是，让她失望的是那一行行便签不过是我每日自我的独白，生命的感思与写作上死于枯竭的命运。她的眼神渐渐地开始由興奋转而变得落寞、迷离。她抬起头，冲我诡异地一笑，随后将手机原封不动的递还。在轻启的双唇中吐出了那句让我一生不解而战栗的话语：“对不起，我不喜欢有思想的人。”

她为什么不喜欢有思想的人，难道思想是人该背负的原罪？就如在蛇的唆使下偷吃禁果的亚当与夏娃，在萌发的思想中产生了对上帝的背叛。那么，在我眼前这座陌生而停滞的国度是否就是一座巨大的隐形伊甸园，而她的恐惧则源于一旦偷吃禁果后会被永远的驱逐。

无聊者

对抗时间的唯一方式就是拿时间本身去献祭。

我渴望活着，恐惧那深不见底的死。在死亡与所有青春并轨之前，我开始像个饥不择食的老人，妄图提前从死神手心夺回献给它的祭品。

我不断做着各种关于人生的实验，抑或疯狂的哗然。背叛、逃跑、放纵，被旁人不解与命运嘲弄，我在与自我的搏斗中剪开了生的枷锁，让命运从它坚硬的外壳中泄露出所有软肋。不久后，我发现了一个秘密——通过无聊可以延长对时间的感知。于是，我开始着魔于这种略带折磨的舞姿，无所事事，一如纵身跃入一座无底的深渊，试着享受坠落前心悸的悬停。

我逃课，开始每天在清晨时准点前往操场，在阴翳下对着空旷的跑道发呆。目观黎明如何从黑暗中分娩，直至成为一颗成熟的果实，被夕阳金色的镰刀收割于广袤的地平线。或独自漫步于操场，一圈圈地将自己假想成《变形记》中的甲虫，抽离思想，抽离生活一切的僵硬与繁芜，直至在美丽的外衣下抵达生命的虚无。慢下来，如同在慢中坠入死神带蛆的长袍与无人区。

时间开始在这种无聊中被磨打成一把尖刀，隐隐透着岁月的寒光，带我切入多年前的回忆。那是一个雨夜，我抱着一堆书永远离开了高中校园，企图将青春太过可疑的完整撕成独立的碎片，让自己得以在提前目睹深渊的同时，感受到内心真实而孤独的分娩。我嗅着时间的腥气，在它的锈迹中踏上了去往我们当地一座公墓的旅途。

大雨泼盖，山路在长蛇的腰肢中展开了自我的身形。渐渐地，一座座墓碑开始浮入我眼前的山丘，如死亡的群星灼闪于山状的夜空。每一座墓碑上都有着关于青春缄默而深沉的秘密，如隐秘的入口，在岁月的河岸触达每个人柔软而漫长的一生。那一张张墓碑上的照片，正在逝者的眼神中完成着某种隐秘的交汇，使死亡成为一头向我横冲的野兽，让我谦卑的匍匐于它坚硬而致密的铁蹄。我的灵魂开始升腾，从生的踉跄中接受它命定的指引。那一刻，我似乎从瞳孔中预见到我的一生，会不安分的向命运讨要它内心最隐晦的秘密。

强迫症

强迫症是自我的畸变，是自我对自我永无止境的侵略与战争。

我的强迫症没有诱因，越发严重的病情就像卡在喉咙里使之发炎肿痛的尖刺。我曾认真的像个充满理性与逻辑感的数学家，详细对我的强迫症进行过分析与推理。最后，我得出结论，是写作在不断将我的情感变成由它支配的奴隶。

我对写作是如此的敏感，这种敏感常挟着致命的诱惑潜入我灵感的森林，以至于我在写作前会不断地通过扔掉旧衣服来对它进行造物的献祭。在写作时，我不能听到一丁点声音。那声音会如芒刺，在无孔不入的侵扰中戳破我灵感的新衣，哪怕这一丁点声音源于偶然，它都会让我的文字变得千疮百孔，使我抓狂，滞笔。于是，我不断通过买来一个个隔音耳罩对灵感进行围猎。然而不久后，那新建起的陷阱又会被强迫症用蛮力所冲毁，使我再次丧失创作的激情。同样的，视觉给我写作上带来了更加沉重的涣散与疼痛。写作时，我不能看到插座，身边不能有任何电器，我总是提心吊胆地认为它们会突然在写作时炸裂，而无心再继续笔尖的耕耘。甚至还会在写作时，幻臆有人陡然敲门，在不经意间对我进行人身的迫害。去年整整半年，我始终都无法集中心绪写作，像个难产的孕妇，在强迫症的产床上无力呻吟，最后留下一堆五官不详的死婴。

强迫症，我心中无法驯服的野兽，它以千斤的重量悬置于我的头顶。而当我尝试着对它进行反抗，它便会猛扑过来，在我的脖颈间展示它爪牙的锋利。有时，我实在无法自控，会像个受到威胁、拼命反抗的孩子，盛怒之下砸掉或扔弃一切的恐惧之物。甚至有好几次在与它的僵持中，我拿起手机往额头上发起一阵猛攻。顷刻间，额头在刺痛中生出好几个大包，我在镜子中逐一抚摸着那扎眼的凸起，如在疼痛的蹒跚中翻越着我写作上一座座高峰。写作，成了我无法掌舵的夜晚，成了思想上孤独的缠绵，而那些在笔尖完成生产的时分，总让我感到每一个文字下都渗满血迹与瘢痕。

强迫症，让我想起那些深埋于内心的可耻，那些窃取我自尊作为他们胜利果实的人，不停在挥舞着一根嵌满芒刺的长鞭，在我温驯懦弱的躯体内驱赶着一头嗜血的猛兽。所有的耻辱与嫉妒最终成了孕育我兽性的养料，直至将我个人的畸变，生长成一只通往天堂的犄角。

死 亡

五组家庭，被各异的环境与病因裁剪的支离破碎，却共同汇向了唯一的归宿——死亡。这是一部记录癌症患者的纪录片，让观者从隔岸的棱镜中目观一场关于自我的灵肉分离，生与死之嬗变，在转瞬间完成了各自的奔袭。甚至这种奔袭还牢牢掌控于每个观者的手心——从鼠标的划拉声中，上帝般轻而易举的夺回逝者的音容。

我一直觉得相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指尖下微微的轻舞，就能从时间的深井打捞出我们生命日渐的凋零。死是每个人的终结，同样也是暗埋在生的序曲里的毒刃。在这部纪录片里，有位名叫大卫的胖子罹患有肝癌晚期，他平静的面对镜头，用微笑而轻松自如的念白深掩着内心的喧动。他说他想在见死神之前完成一件一直未了的心愿——买一辆昂贵的哈雷摩托，在浩瀚无人的沙漠公路上恣意奔腾。

镜头很快切换到他买哈雷摩托的时刻，他喜形于色，激动而从容的面对镜头，迈上哈雷摩托发动油门。随后，骑着摩托在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向远方狂奔。背影中的他越来越远，直至被浩瀚的沙漠与死亡吞噬。当纪录片再次切换镜头，此时的他已将摩托车骑去了永远的天国，他妻子举着他的遗像来到他的墓前。遗像中的他依旧如活着时面对镜头那样微笑、从容，而他的妻子不觉间已泪流满脸。随后，她抹去泪水，将大卫的遗像放置在他的碑前，为这场充满庄重与仪式感的诀别按下了尾音。生与死，在强烈的隐喻与对照中，暴露了各自的软肋。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姑爹的死。在他离世前，我瞅着他孱弱枯廋的躯干，竟有种对于死亡的强烈预感。在离世的前一夜，姑爹来到每日必去的好友家串门。那夜的月光如此柔和，如魔法笼罩着丛林，又如少女的长发披洒大地。我望着姑爹在月光下独行的背影，猛然间悲从中来，随即拿出手机为他的背影拍了一张照片。而那，也是他于人世最后一次站立。第二日，姑爹的病情突然恶化，被火速送至医院，回来时却已是一具硬挺挺的冰冷尸体。无声无息的安眠，在他梦的国度里继续高蹈生息。

生与死，是如此简单而粗暴的分野。一个永不知倦的一次次站立，而另一个却只是躺下，顽固地不再接受明天的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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