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泽洋

那年冬天，腊月二十八，一如过去的无数个寂寥又灰暗的日子，我独自一人在工厂值班，却接到警局老陆的电话。那天，他跟我说的话很多，我只清楚地记得那一句：

“这次准没错！”

年节期间，警局里本应只有少数警员值守，可那天却挤了一屋子。大家看我进来，纷纷让道，有人给我递烟，我摆手回绝。不等我问什么，一个年轻的警员用手指了指里屋的大门。

“六哥，人就在里头呢。”

县城里的人都叫我六哥，六是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六，叫哥是因为五年前我南下办厂，之后又把厂子迁回老家，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大家虽然平日不喜恭维，但大多还是心存感激，都说敬我一声哥不过分。

大家都敛声屏气，似乎都在等我开口说些什么，可我什么也没说，径直走进接待室。靠窗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孩子，扭头看着进屋的我。他的脸部逆光，让我一时看不清模样。老陆站在他身边。

我走过去，慢慢蹲下身子，伸手轻轻摩挲着孩子的头，突然停顿下来，我摸到了一条半尺长的疤。

“错不了，2008年，广州，花街，黑色棉袄，1月8号，都交代了，跟你说的丝毫不差。”

“头上的疤是怎么回事？”

“说……说是不好卖，转了几次手，被人打过，要不再审审？”

“我能直接带他回家吗？”

“可以。我留一缕孩子的头发，明天帮你做个亲子鉴定，你别介意，这是办案规矩，流程还是要走的。”

我已经太久没有回过家了，寻子未果之后，我跟妻子就关了广州的厂回了乡，她是第二年疯的，说是疯也不对，总之就是不爱说话，平日里醒了就盯着孩子的照片出神，或者抽抽搭搭地哭。我不怪她，可我不能这样，因为孩子还得找，所以索性搬到厂里住，一边赚钱一边给外边递消息，家里就请了个阿姨照顾。

到家的时候，阿姨正在打扫卫生，见我回来，满脸惊讶，看到我手里牵着的孩子，才缓过神来，她一边往楼上跑，一边大喊：

“小雨，小雨，孩子回来了。”

我托阿姨给孩子炖一锅鲜鸡汤，再弄些新鲜的吃食，然后带着孩子进了浴室。我亲手帮他脱衣服，擦洗发水、沐浴露。

“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

“你看你，瘦得跟排骨一样，我叫你小骨头好不好？”

他像妻子一样沉默，全程没有说过一句话。我权当他默认了我的称呼。也许是暖气没开足，他打了个喷嚏。我把水溫调高，将他身上最后一点儿泡沫冲净，擦干身子，又给他换上了五年前的旧衣服，那衣服居然没有显得有多小。

虽然不说话，但小孩爱吃饭是本能，小骨头狼吞虎咽，嘴边沾满了鸡油。阿姨又另给他盛了一碗鸡汤，泡了米饭放在一边，等凉一点儿，小骨头就可以直接吃。

小骨头吃完饭就开始犯困，阿姨领着他去卧室睡觉。灯光似乎一下就暗了下来，妻子坐在沙发上，依偎在我身边，低声说：

“不是，他不是。”

我抱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肩：“我知道，我知道，没事，我明天就给他找家人。”

第二天一早，老陆就给我打来电话。不似昨天那般，他支支吾吾了半天却不敢开口。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错，率先一步挑明了小骨头不是我丢失的孩子的事实。昨天洗澡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小骨头身上有个陌生的胎记。

老陆愧疚极了，不停地在电话那头埋怨自己。

“六哥，真的太巧了，同一天，同一个地方，丢了两个孩子，我真的没想到。”

“他父母找到了？”

“就在广州，今天DNA一传到库里，那边就来消息了。”

“本来想着要是找不到，我收养了也好。那还是尽快把孩子送回去吧，抓紧时间的话，还能赶上过年。”

当天下午，老陆就帮我和妻子买好了车票，打算正式送孩子回广州。春运的票早已抢光，但这算是要紧的公事，老陆托人弄到了几个座位。

那天，小骨头倒是挺兴奋，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坐火车，一直在座位上扭来扭去。我把小骨头抱在身上，问乘务员买了一个绿皮火车的模型玩具塞在他手里，他的注意力随即被吸引，专心致志地把玩起来。

到广州的时候差不多已是晚上十点半，老陆带着我们下了车，跟前来接待的警员同志会合。警员说小骨头的父母就是本地人，在市区的商业街开了一家花店，这么多年一直在等孩子回来。

商业街到了，离别的时候也到了，我把小骨头从肩上放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塞满了钱的信封，塞进刚给他买的新书包里。

没有任何哭闹，也没有任何反抗，警员牵着小骨头的手，拉着这个过于瘦弱的孩子，要他跟我们夫妻俩说最后一声再见。

我期盼的眼神落在小骨头身上，却像是几块砸入深潭的石子，没有泛起半分涟漪。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摇了摇头，示意警员带他快走。可这时候小骨头却执意不动，他张开嘴，纤细的舌头用力搅动着口腔里的空气，终于，他开口说话了：

“回……回家的时……时候，还能再……再坐一次火……火车吗？”

我笑出声来，泪水却悄然滑落。我转过头去，用手捂住眼睛。妻子温柔地抱着我，就像我昨晚抱着她一样，轻声在我耳边重复着：

“回家，我们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