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新

(南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与祖国同步成长、发展的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70余年历程，其间不乏曲折，但众多优秀的作家、理论家、批评家一直在艰辛守护，“人学”基本精神早已深深扎下根。新文化背景下的现代文论话语，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与文学批评、创作的实践变奏中，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在现代‘人学’文论观念内部，存在着‘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两个基本维度：前者重视表现个人生活情感，追求个体的自由解放和个性发展；后者重视反映人民生活，服务人民大众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在中国社会现代变革发展进程中，这两个维度的文论观念既相互呼应又不无矛盾冲突，构成彼此之间的张力互动关系。其合理发展趋向应当是走向彼此融合的辩证发展。”[1]这两个基本维度的复杂状态虽然存在对“人”理解上的具体差异，但从根本上却共同表现为对人的尊重与维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理论阐释，还是文学发展的内在需求，都提供了文学的人民性与个体性辩证统一的依据，它们实则殊途同归。这也是新时期以来国家文艺政策的鲜明导向：既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又充分尊重、提倡艺术家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精神，用繁荣的文学艺术服务于人的多样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真实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要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2]文学的人民性、个体性之间的复杂状态在文学史叙述中往往呈现为理论争辩、作品研讨。在当代文学教学中，恰可以利用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来优化教学内容。本文以融合了人民性与个体性的优秀文学作品《创业史》为例，分析当代文学教学内容的优化。在解读文本时，从“人学”观念出发，合理取用“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的具体观点。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设计，可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审美能力，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立德树人，将以学生为本落到实处。

一、感知人物作为主体的艺术魅力

当代文学教学应充分尊重小说文本中人物形象主体的独特性。作为当代文学经典之作的《创业史》，之所以成为经典,和其人物形象塑造的生动真实有密切关系，尤其是梁三这样一个背负着因袭重担艰难走到公有制阵营的小生产者形象。小说描写了他对农业合作化道路从反对、怀疑到最终赞成的心理转折过程，揭示了当时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必然性。凭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熟知，柳青始终把梁三作为鲜活个体，还原了他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作为，呈现了他在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过程中的细腻心理行为。作品描述梁三一家在旧中国命运的“题叙”体现出作者的真知灼见。梁家几代人勤劳踏实、坚韧顽强，但是家业终究没有创立起来，在村子里也始终抬不起头。他们一次次的“创业史”，只能是劳苦史、饥饿史、耻辱史。在长期的经济弱势地位刺激和心理摧残之下，何谈什么为人的尊严？梁三本名“梁永清”被隐匿，因排行第三而被呼为梁三。名正才能言顺，如梁三般名字都被忘却者又如何寻求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呢？所以五十多岁的梁三在村子里没有丝毫地位可言，无论长幼，尽可以对他进行耍笑。郭世富的新房上梁时，他不由自主地走去观望，旧毡帽被传来传去令他难堪，亲侄子也教训他。梁三虽然生气，却只能逆来顺受。他深知，自己只有创业成功，才能真正受人尊重。长期偏狭封闭的私有制观念催生了冷漠自私的乡村土壤。梁三们就处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中被人嘲弄、嘲弄别人、看人嘲弄。

当梁三分到土地时，他就像注入了活力，弯了多年的腰，似乎直了起来。这是一次改变命运、争得尊严的绝佳机会，他重燃起创业的希望，脑海中活跃着的都是蛤蟆滩上那些富裕庄稼院的印象——“做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猪、鸡、鸭、马、牛，加上孩子们的吵闹声，这是庄稼院最令人陶醉的音乐。梁三老汉熟悉这音乐，迷恋这音乐。”[3]这是积淀着小农意识的梁三所希望达到的最高理想。《庄子·天地》中载有“华封三祝”典故，梁三的最高理想与华封人对尧“长寿、富有、多子”的祝颂别无二致。由于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他与一心为公的梁生宝之间发生了冲突。让梁三一开始就顺利接受公有制观念根本不可能，他起初的反对才是最真实的反应——闹别扭、生闷气、骂人。而农民又是善良单纯、注重实际的，况且带头人生宝还是他的儿子。党分给他土地，他对党怀有朴实真诚的感情，觉得在精神上和卢书记、生宝靠得很近。接下来，他的行为就呈现出矛盾状态：对互助组怀疑，却又时时关注担忧；对生宝又气又恨，又不免担心。生宝要带领人马进山割竹时，他害怕生宝遇到意外，去找书记求情，早早睡在马棚，不愿与儿子当面告别。作为一位普通农民，他悄悄地观察着互助组工作的每一步进展；作为一位父亲，他默默地记挂着儿子。正是在如此矛盾、复杂的心理及行为过程中，梁三的情感、认识、心理也发生着极其微妙的变化：卢书记通俗易懂的劝告让他深受感动；从卢书记口中听到乡亲们对他“教子有方”的夸奖，获取了多年来一直渴望却不得的尊重，动摇了他先前非常稳固的个人发家观念。最后，他看到合作组的实际成果，赞成就是自然的情绪反应了。他因儿子的成功获得了村人的尊重，更提升了他的自豪感。父子之间的家庭矛盾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彻底消除了，他们最终都走上了公有制道路。《创业史》深入到生命感受的层面，针脚绵密地展示了梁三的行为路径和心理历程；没有用历史进程这一宏大叙事遮蔽个体命运变迁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体现出对人本身的尊重。“梁三老汉形象的成功说明了文学作品只有以人物为中心，挖掘其人物的生命本相和心灵奥秘，作家只有全面理解人，才能塑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性格多重多样的、可供后人借鉴的艺术资源和艺术典型。”[4]

二、体会作家以生命写作的主体地位

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倾注了作家生命体验与真知灼见的独特书写。柳青在1930年代的抗日风云中开启人生道路的求索。作为爱国知识青年，他将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在时代中积极寻求合适位置。“他在课外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成仿吾、蒋光慈等左翼作家的作品，也阅读了大量的苏联文学名著，如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等，并做了笔记和日记。我国五四革命文学和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激荡、熏陶，不仅给予柳青后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以重要的启示，而且使他深深地爱上了文学。”[5]柳青要把文学同时代、人民紧密结合，但具体该怎么做，他并没有太清晰的认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指明了文艺发展的基本思想与方向，规划了文学创作实践的具体路径。柳青就从《讲话》中获取精神养分，形成了坚持创作与人民、与生活密切联系的文学观。文学创作与个人生命之间的通道彻底打通，文学创作因灌注着真实鲜活的生命体验而具有了温暖的艺术感染力；个人生命因包孕着扎实稳健的文学创作而提升了厚重的质感。柳青不是走马观花地了解生活，而是真正扎根于基层，扎根于人民。1943—1946年，他到米脂县任乡文书，创作以变工互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种谷记》，反映解放区农村生产制度的变革及其给人们生活、精神带来的变化，标志其小说创作的初步成熟。“米脂三年”是他对《讲话》精神的最初自觉实践，长安十四年(1952—1966)则是他将生命、创作深深融进关中乡土大地的重要阶段。这十四年，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和百姓息息相通粘在一起，切实感受基层百姓的真实生活与情感心理，这才精准把握了那一时代的本质特征，才有了他本人最重要的，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创业史》。

《创业史》的题材是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当时的大事件。柳青则把视点聚集到了那些竭力想通过这次运动改变命运的贫苦农民身上。作品以梁生宝为中心人物，以他与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继父梁三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情节上的四条线索，或明争，或暗斗，或较劲，或破坏，他们的观念、行为都和梁生宝所选择的公有制道路相冲突。生宝凭着朴素坚定的、对党的无限信任和内生的对温饱、有尊严生活的强烈向往，在集体事务中投入了全副精力：买稻种，勤恳节俭，能奉献；进山割竹，勇毅果断，有担当；处理梁大等户退组，细致耐心，有策略。最终，靠着密植水稻丰收的成果，他带领的互助组取得成功，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他由嫉恶如仇的普通农民成长为可靠坚韧的农村基层带头人。梁生宝的原型是柳青扎根长安县皇甫村时四村的农会主任王家斌，他带领几户最穷的人家，靠着实干走出困境，创造全区的亩产新纪录。在和王家斌互助组的乡亲们紧密接触的过程中，柳青看到了他们珍爱土地、爱惜粮食的深情，感受到他们迫切想改变贫困命运的期待，亲眼目睹他们为多打粮食而拼命劳作的劲头，更是见证了他们在自身处境的逐渐改变中对公有制道路的理解、接受与拥护。“工作的同时，也是他体察各种人思想和心理的时机。不同的人表达思想的方式、语言特点、行为特征，在他的头脑中不断积累了丰富的记忆。这十里八乡，县上村里，真实的生活如此丰富，他就是要写这些自己熟悉的人物和事件。”[6]158柳青并非简单地对现实生活描摹与再现，而是将自己对生活、时代、农民的理解融入艺术构思。他关心普通农民在向公有制转化中的细微变化，他关注基层党员用智慧、精神和实干执行政策的努力。正是靠着一份浓郁的家国情怀与人文关怀，柳青以文学的方式达到了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凝练，挖掘出当时在农民中所蕴含的极其强大的创业意识与潜能。这是中华民族勤劳坚韧、顽强进取精神在那一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亦显示出在时代精神引领下农民新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他挖掘出社会主义新人身上稳重勤恳的传统农民特性和进取开拓的时代特质的整合，在梁生宝形象的塑造中寄寓着农业合作运动施行的历史必然性。

柳青直面时代、扎根人民，立足扎实丰厚的农村生活体验，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精神，通过鲜活生动的情节设置、场面描写、人物塑造来表现那个时代的生活。土改之后，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牲畜、农具等被掌握在少数富户手中，而他们又不愿意在春荒时主动去帮助贫困农户，这才有了后来蛤蟆滩梁生宝互助组的创建、发展。《创业史》第一章的主要事件是郭世富新房架梁，梁三没有接到邀请，但因内心对富裕庄稼院的向往，双脚不自觉地就朝着鞭炮声响起的新房处走去。眼看别人起房造屋，而自己还住在草棚屋里，内心已经够憋屈了。孰料孙志明一看到梁三，竟然当着众人的面用话语刺激他，另一个人还抓下他的旧毡帽，令其倍感羞辱。这一场面描写以盖房子事件为依托，实则是对蛤蟆滩进行一次全景式的介绍，人物性格生动突出，人物心理细腻丰富。柳青聚焦于人，用极具有概括性的场面描写为以后的情节推进打下扎实的基础，推出蛤蟆滩的主要人物，揭示出那一时代的本质真实：贫富分化已经加剧，贫苦农民生活艰难，只有组织起来，靠集体力量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共渡难关。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梁生宝们、高增福们、梁三们书写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柳青立足于对农村生活的熟稔与对时代本质的精准把握，推敲生活细节，从人物出发，进行典型化处理。“思维方式、语言特点都是人物的，人物在行动，而不是作者在叙述。终于写顺了。”[6]181现实主义手法在柳青笔下获取了鲜活的生命力，《创业史》是他观察生活、思考时代之后的佳作，亦成为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之作。

三、引导学生作为审美鉴赏的主体

以人为本不能仅仅体现在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和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上，也要体现在当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主体——学生上。

(一)尊重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教师应当在课堂教学中自觉实现身份的转换，在保持自身课堂主导性地位的同时，将授业与育人相结合。在当代文学知识的传授中立足学生本位，提高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引导学生走进文学世界，充分发挥、利用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将课堂教学真正变为文学欣赏实践的过程。当代文学的研究内容，是1949年之后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是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在进入1949年以后的发展现实，而文学发展轨迹折射与反映出来的则是社会生活的真实以及社会变革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与在情感、心灵上所掀起的波澜。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同步书写史。借于当代文学内容的这一特点，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经典文本感悟文学艺术之魅力，感悟作品对于不同时段人之多样性与独特性之呈现；了解国家发展历程，感悟作品对历史必然性的揭示；在作品欣赏中融入合理化的、创造性的阐释。《创业史》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优秀之作，其典型性在于它顺应当时的主流规范，对那一时代的现实生活进行了带有本质真实的书写，它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宏扬高昂奋进的时代精神。对这样一部当代文学史诗之作，可以引导学生以历史的、美学的视角切入来理解作品。柳青具有扎实的农村生活经验积累和对农民的浓厚感情，他关注的并不仅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本身，更是农民的命运。“题叙”楔入农民历史的深层，概括他们政治上贫弱、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贫瘠的命运，为后面这批农民改变循环式的、宿命的状况提供了客观扎实的动机；而正史部分书写农民在1950年代初期为改变生存境遇所进行的不懈努力，用劳动换得了粮食，也换取了尊严，体现着柳青对人的命运的深刻理解，农业合作化是其时农民改变自身命运的一项具体举措与自愿行为。柳青关注着作为群体的整个贫雇农阶层解放的命运，书写他们在公有制观念的感染、引领之下的共同进步，表现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与人们内在动机——改变贫苦宿命、立志真正创业的高度契合，才使《创业史》能够突破同时期同题材其他作品的简单化，揭示出历史真实；还通过对场面的细致描摹、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达到了对历史本质的还原。教学过程中应该利用《创业史》这一文本的典型性来引导学生认识如何用文学的方式揭示历史真实，提升文学欣赏水平，也借助文本来强化学生对国家发展历史的精准、深刻理解。

(二)把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作为根本目的

利用经典文本自身的丰厚意蕴与艺术张力，实现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审美能力以及辩证思维能力的目标，这是文学课堂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旨归。当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应当调动多种方式，鼓励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首先在文本阅读中积极发现问题，然后通过查阅文献、严谨思考来主动解决问题，寻求答案，将批判性思维与反思性能力贯彻在具体文本阐释中。比如，关于《创业史》的文学价值、梁生宝形象塑造等，这是最有争议性的，同时也关系到对《创业史》的整体评判。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当时的客观史实，也是时代刻留在作品中无法挥去的烙印，文本就是基于这一史实创作出来的，如果脱离史实本身当然是对文本的误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政策发生了变化，开始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明显不同于文本中所描述的农村政策。事实上，面对《创业史》，学生的学习有两个困难：一是文本所描写的事件发生的背景距离今天久远，学生普遍对当时的背景存在隔膜；二是后来农村政策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对文本的评价。如何看待和认识这种复杂性？进入新时期后，在对《创业史》的评价中，出现了明显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观点，但这不正是《创业史》本身作为丰富性与多义性文本存在的佐证？农民该如何走出贫困？农村该往何处发展？《创业史》中所呈现出的不同创业途径及其所引发的关于农村道路发展可能的思考——“由柳青和他的《创业史》所表征着的中国现代性路径的分歧，迄今仍然是充满丰富历史内涵与张力感的文学思想场域。而且仅就这个层面而言，《创业史》所达到的历史深度迄今无人能够超越。”[7]《创业史》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该如何确认它的文学价值？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内涵该如何理解？哪些人物形象塑造比较成功？《创业史》本身的复杂性、争议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可以引导学生以历史的、美学的观念来进行文学赏析，也就是坚持“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8]。

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与最终目的，叶圣陶曾言：“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9]教育当立足于当下新时代特点，培养国家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坚持以人为本，以历史的、美学的方式进行文本细读，进入作品所构筑的艺术空间，观看其中的一个个人物形象活跃在字里行间，尽情表现他们各自的喜怒哀乐；透过作品感受作家寄寓其中的时代理解、生活观照、生命感悟，那是作家独特精神世界的折射；引导学生走进文学的空间，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增强艺术感觉的敏锐，体悟对生命的理解与关爱。以文本为媒介，真正实现作家、人物、读者之间圆融无碍的交流和沟通，将价值引领作为课堂教学的首要任务，“通过二次渗透性教育来强化核心价值观的教育”[10]，立德树人，这应当是文学课堂原本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