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冀

(北京联合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01)

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是西方学者开创的。在20 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现代医学和健康社会学的兴起，特别是医学人类学的发展以及新文化史等史学思潮的兴起，疾病和医疗等问题不再是史学研究的“漏网之鱼”，相关研究逐渐成为西方主流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1)由于现代医学在西方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故医疗史的研究在西方有深厚的基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医疗史的研究蓬勃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缘由就是由于医学人类学和新文化史在其中所起的促进作用。。

作为“新史学”的一个分支，医疗社会史一般以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为研究切入点，通过探讨疾病、医疗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以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2)目前，学界对疾病医疗史的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基本上认同疾病医疗史是以疾病医疗为切入点来考察社会文化变迁这一说法。。国内学界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发轫于1990年代中期[1]。与西方学界相比，虽然国内的研究团队和研究成果起步比较晚、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日益兴起的国内学者对中国医疗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一些学者甚至预言它将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史乃至中国史研究领域中最具影响的一支“潜力股”(3)21世纪以来，国内的医疗史研究取得了显著发展，一些学者认为这一领域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史发展的风向标。参见余新忠《回到人间 聚焦健康——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2012年第22期。。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西方、日、韩及中国台湾的学者们对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进行一个较为细致的梳理，以期能为中国医疗史研究提供一个全面的学术参照。

一、关于疫病、疾病史的研究

国外及中国台湾史学界对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早期成果，多从对疾病和瘟疫的研究入手。1936年，由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是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关于中国医学史的研究著作，这是西方学界了解中国医学史发展的一个早期重要的文献[2]。 而1975年美国学者邓海伦(Helen Dunstan)撰写的论文《明末时疫初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从社会史角度探讨明清疾疫史的开端。作者详细考察了明朝末年发生在山西、山东、北直隶和浙江等地的瘟疫情况，并分析了疫情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各种影响[3]。

中国台湾史学界对历史上疾病、医疗的关注始于1980年代。1987年，留法博士梁其姿的两篇论文成为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开创之作(4)这两篇论文是《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尽管是作者对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开创之作，但研究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理念，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进入1990年代以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杜正胜提出了“新社会史”的概念(5)杜正胜指出，“新社会史”是以过去历史研究所重视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为骨干，丰富了人的生活和心态,使历史学成为有骨有肉、有血有情的知识。杜正胜的这一认识促进了台湾学者对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兴趣。。在他的推动下,1992年组成了“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到1997年，他们的研究蔚然成风，引起了中国台湾史学界的高度关注(6)1992至1997年间，共举办48次研讨会、发表57人次的研究报告。特别是1994年，杜正胜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年会上进行了“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的主题演讲。。在《新史学》等学术刊物上涌现出许多关于疾病医疗史的研究成果(7)1990年，由中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近史所的一些青年学者共同创办的《新史学》是史学前沿刊物，其核心是要以一种前瞻、开放、尝试态度进行中国史的创新研究。该刊物主张借鉴年鉴学派，注重社会经济以及心态文化的研究。1995至1999年间,共发表有关疾病医疗的研究论文39篇。参见《〈新史学〉发刊词》，《新史学》第1卷第1期，台北《新史学》编辑部1990年版，第1页。。

中国台湾关于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学者中大多都有欧美留学的背景，因此他们的学术研究也更多参照了欧美经验与方法。其中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学者们对疾病、医疗等侧重于社会史方面的探究(8)中国台湾学者关于医疗史的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历史长时段梳理、结构化解释的基本要求，在研究对象的挖掘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也表现了年鉴学派的基本特色。。如较早进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梁其姿就主要是对明清慈善救济、医药救疗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在《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一文中，梁教授对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人痘接种、牛痘的传入以及防痘政策等进行了考察，揭示了当时社会对种痘这一新事物的态度，以及为推动这一事业所做的努力[4]239—253。而在《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一文中，通过考察唐宋以来国家医疗政策的演变历程，文章重点探讨了国家和社会对各种瘟疫的应对措施，并揭示了晚明和清代以来江南地方社会精英对地方疫病的医疗救济是一种积极参与的情况。此外，还有蒋竹山对明清华南地区的麻风病进行了详细的探究[5]。

日本学界对中国史的研究早有渊源，在20世纪初期就形成了研究学派。由于日本与欧美学术有互动的传统，在欧美学术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医疗社会史研究也就逐步兴起，并影响到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饭岛涉是日本较早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尤以疾病史研究而著称。他认为探究传染病的流行及防疫是很重要的，这“不单单只是一个人口问题还是一个政治性社会性问题”[6]1472，其代表著作《传染病的中国史:公众卫生与东亚》跨越清末、民国及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系统分析了鼠疫、霍乱、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状况，探究了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体系构建[7]。再有，他的《鼠疫与近代中国: 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一书，以晚清民国期间的鼠疫及霍乱等疫病为契机，探究近代中国卫生“制度化”的过程，指出所谓卫生“制度化”就是卫生的国家化，即国家对卫生事业的介入，扩展了国家的功能，建立起国家卫生行政制度体系[8]。

还有一些日本学者也关注中国疫病情况，如福士由纪对抗战时期上海地区由于过多的难民迁入以及较差的卫生现状等导致流行的霍乱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其预防措施及其对民众的影响[9]。佐藤武敏的《中国灾害史年表》则是详细摘录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疫病发生的情况[10]。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可以发现，日本学界的研究出现了去理论及去方法的研究趋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致力于关注个别现象的实证研究，而不是一味热衷于普遍和宏大体系或结构的争论。

二、关于近代公共卫生的研究

卫生和医学是密不可分的，公共卫生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1]。一些国外学者及中国台湾学者关注于探讨近代中国卫生与社会及文化之间的关联，而近代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成果集中于对城市公共卫生的探究。

美国对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卫生、疾病医疗史研究的专著就有十多部。这些研究主要表现为两种研究模式，一是在“殖民地”或“帝国史”研究框架下探讨中国近代社会的卫生问题。有影响力的研究是《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这部著作是美国学者罗芙芸(Ruth Rogaski)对天津公共卫生变迁的考察，作者将“卫生与疾病的含义置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中心”进行探讨，以“卫生”概念的近代嬗变为切入点，描绘了近代中国社会在一系列疫情下，卫生的现代性如何被洋人、精英以及国家力量和革命所使用。揭示了卫生除了赋予健康、保卫生命之外，更重要的是具有国家主权、科学标准、种族健康及身体清洁等意义[12]。在2004年，这部专著还获得了“列文森20世纪中国研究著作奖”和“费正清东亚研究奖”的荣誉，成为西方中国卫生史研究的代表作。程恺礼也较早从社会文化角度探究了近代中国的卫生、疾病医疗问题。她立足于上海租界的公共卫生事业的现状，考察了租界的城市用水、公共医疗及医院建设等发展，指出1893年上海租界的公共卫生基本上已具备近代卫生机制，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13]。

另一种是叶嘉炽的围绕“国家建设”框架展开的研究。作者以国家为视角探讨了民国时期乡村卫生变革，考察20世纪30年代以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卫生政策与项目、国家对乡村的卫生实验等。认为当时已经基本上建成了政府主导并覆盖全国的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并大力肯定这一成绩，而对其存在的局限性则少有涉及[14]。此外，在史料方面，作者还大量运用中英文档案、报刊以及民国期间的相关资料，这些使研究内容更细致丰富，值得借鉴。

日本学者中岛知惠子在《上海的卫生、医药与民族(1900—1945)》中详细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公共卫生发展情况，分析了上海的医药行业的现状，特别对其卫生机构的防疫活动、卫生运动以及日方在上海霍乱防治时实施的强制措施等进行了深入探究[15]。另一位学者是户部健，他主要对北洋新政时期天津中医界的改革活动进行考察，通过探究中医近代化在某一地域内的具体发展情况，揭示了北洋新政在卫生行政管理方面的多面性[16]。

韩国的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辛圭焕，他对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卫生行政问题的研究值得关注。他通过对这一时期北平市“粪业改革”的考察，分析了北平在卫生改革过程中国家权力与粪业从业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7]。学者裴京汉通过对中华民国史的考察，分析了“从公共卫生的整顿来观察中央集权的国民国家的统治体制的形成过程，从而揭开‘近代性’的真实面貌”，指出公共卫生是近代中国城市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8]。

关于新中国时期的医疗卫生研究虽然不多，但也有一些专门性的研究(9)美国一些学者对新中国时期的医疗卫生进行了探讨，他们的研究多在“现代化的两分法”和“共产主义政治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进行，其中一些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如克罗泽(Croizer,RalPh)的《共产党中国的传统中药》《近代中国的中药》、埃斯波西托(Esposito J Bruce)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政治》、Victor W.Sdel&Ruth Sidel的《为人民服务:中国医疗状况观察》、Josenh R.Quinn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研究》等。。其中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蓝普顿教授(David M Lampton) 的研究较为显著，其致力于探究中国疾病、医疗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以医疗政治史的视角详细考察了1949年后中国的政府机构、医疗单位及科研机构等部门在实施医疗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及行为，并进行了独到的分析[19]。

三、关于身体史的研究

身体史以“身体”为视角考察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变迁，以及“身体”本身的演变对当时人与当下的意义[20]。1960年以来，医学人类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更多关注身体、疾病的本质及其隐喻。因此，身体史在西方乃至中国台湾学界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关于疾病、医疗史与身体史之间的关联，余新忠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10)余新忠在《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一文中从现实和学理的角度详细分析了身体史和疾病医疗社会史之间的关系。。

欧美史学界对中国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多从探究疾病和医疗问题入手进而关注于身体。有代表性的研究有美国加州大学的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费教授从中国传统医疗文化的角度探讨历史上的性别观念与身体问题[21]。还有美国学者白馥兰在其《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一书中，以日常生活技艺与女性身体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中医生育理论对女性的身体及角色的一般定义和规训，并指出尽管帝制晚期的生育理论和流产法律中显示了对妇女的宽容，但只有在医学理论上妇女及身体才没有因为地位差异而被明显区别对待[22]。

美籍日裔学者栗山茂九的身体史研究也值得我们关注。其力作《身体的表现性与希腊和中国医学的分歧》从中西医学观的比较视角，考察了中西对身体认识的差异以及深层源流。全书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即为什么同样的身体,中国和西洋医学中的呈现如此不同?为什么中国医家看到的是全身孔穴,由条条经络联系的人体；而西洋医家看到的是肌肉虬结,充满血管和神经的身体。并从“触摸”“观看”和“存有”方式进行了解释和分析。在研究路径上，栗山从身体话语出发,将身体置于文化网络中探究其形象及处境，这一点他与费侠莉有相似之处[23]。

中国台湾的学者关于身体史的研究可以说自成立“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后就开始了。一些青年学者围绕对身体的认识及其文化意义、医疗文化等方面进行相关探究。1997年7月，他们又成立了“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研究旨趣集中于疾病与医疗背后所蕴含的历史、社会现象和文化意义，并实施了三个主题研究计划(11)这三个研究计划分别是1997年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医疗与社会”的研究计划(1998—2000)、2001年的关于“宗教与医疗”的研究计划(2002—2004)以及关于“影像与医疗的历史”的研究计划(2009—2011)。。 研究室新近出版的《生命医疗史系列书目》丛书，收集了一些主题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其中李贞德博士主编的《性别、身体与医疗》，从性别角度探讨中国的医疗文化(12)这套丛书主要包括李贞德主编的《性别、身体与医疗》、李建民主编的《从医疗看中国史》、李尚仁主编的《帝国与现代医学》、林富士主编的《宗教与医疗》和《疾病的历史》等。。

可以说，中国台湾学者有关身体的研究，大多包含在由杜正胜倡导下的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范畴内[24]。这些研究中所涉及的“身体”是以肉体存在，着重于对人体及人体某一器官的看法与利用，通过对身体观念及实践的探讨分析历史脉络中的社会文化因素(13)相关代表性的成果有：杜正胜的《从眉寿到长生——中国古代生命观的转变》、林富士的《头发、疾病与医疗——以中国汉唐之间的医学文献为主的初步探讨》，分别见于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5年6月66本第2分和2000年3月71本第1分；祝平一的《灵魂、身体与天主——明末清初西学中的人体生理知识》，台北《新史学》1996年第2期。此外，在关于“身体的历史”研究专题中也有一些关于身体史的文章，如李贞德的《从医疗史到身体文化的研究——从“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谈起》，台北《新史学》1999年第4期。。此外，台湾东海大学黄金麟的身体史研究也是极具特色的，黄教授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生产或消费主体的身体，其两部身体史专著及一些研究论文均以近代中国的身体建构为书写，在研究中他关注于政治、社会、文化及经济等因素对身体的规训，致力于探讨近代身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以及身体在历史语境中的当下处境(14)黄金麟的研究专著有：《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联经出版社2005年版。论文有：《近代中国的军事身体建构，1895—194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3月。。显然，黄教授的研究强调以人的存在与身体的遭遇为终极关怀目标，为身体社会史和身体政治史的研究树立了新范式。

四、余论

根据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外及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是比较全面的，这些学者的研究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就研究对象来说，研究多集中于对近代中国疾病、医疗及卫生等状况的探究；就研究方法而言，主要是以个案研究及微观论述为中心。特别是医疗史的研究范式已经扩展到文化史和政治史领域，学者没有满足于把疾病、医疗史只作为社会史来进行探讨，而是从更为广阔的文化或政治史的角度来解读疾病、医疗以及卫生等相关问题。这一点也正是中国台湾学者杜正胜所强调的要拓宽医疗史的研究范畴，他们认为这些研究正如“我们的路——社会的与文化的”[25]。对此，我国学者余新忠也指出，未来中国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要注重两大趋向，即不仅要关心社会(社会史取向)，同时也要关注生命(文化史趋向)，如此才可与思想史、文化史结合，从而取得这一领域研究的突破性成就。

总的来说，笔者在对上述研究的学习及梳理中也进行了思考，发现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如在研究对象上，西方及中国台湾学者大多关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虽然这些区域是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医疗事业发展中的先行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但中国其他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也是值得探究的，特别是富有中国特色广大农村地区，是真正解读中国社会的关键点。正如学者所言，只有立足于中国社会内部才可“从内外双重视角来观察中国近代卫生观念与行为的变迁”[26]。在研究内容上，还要丰富对新中国时期中国医疗史问题的探究，这一时期的时代变迁也很深刻，把疾病、医疗、卫生等问题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变迁整合起来进行探讨也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总之，西方及中国台湾学者对中国医疗社会史的相关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果，但这些研究还有拓展的空间，需要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共同推动其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