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天 ，郑 洁

(1.湖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2.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大数据时代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新媒体、新技术迅速融合，在互联网浸润的文化环境中，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以智能手机、智能电脑为技术实现的平台，以微信、微博、论坛等自媒体为实现方式，在慕课学习和线上教学的风潮下形成了当前智慧教学的新潮流[1]。区别于传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学实践，智慧教学更关注于大数据技术对教学效果的正面积极效应，具有强烈的技术价值导向。现在不少高校的大学思政理论课多采用蓝墨云、雨课堂、学习通等软件，实现线上线下的翻转式教学，同时把VR技术融入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强调师生教学的真实体验感，能够借助现代技术便捷地实现传统思政教学梦寐以求的教学效果。智慧课堂借助手机端或电脑端的教学软件能够克服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把师生互动作为量化考核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在实现海量互联网信息涌入课堂教学的同时，真正做到全员互动、全员参与，同时借助大数据技术的强大功能，强化了教师教学管理的主动性，充分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并把智慧课堂教学软件所积累的数据教学资源转化为师生分析课堂效果的数据依据。

智慧教学业已成为当前大学思政课堂的创新主流，但同时也给大学思政教学实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冲击。首先，面临强势的大数据技术，传统的教与学的方式都在逐步被淘汰，被动的学习方式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都无法再适应大数据狂浪冲击下的新教学生态；其次，传统的师生关系逐渐被新技术的力量所消解，智慧教学模式天然地被互联网文化赋予“去中心化”的本能，在互联网的学习环境内，教师与学生均处于平等的知识地位，互联网文化的“去权威化”倾向在消解传统师生代际关系和等级关系的同时，以更为敞亮和开放的方式构建着新型的师生关系；第三，智慧化教学的过程中，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现代科学技术多元娴熟地应用到课堂实践的过程中，数据技术以新型的教学权力身份介入到课堂实践的过程中，师生在智慧教学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技术主权对个体主体价值的侵害，数据化的生存方式从社会生活全面渗透到校园生活中。如何克服虚拟数据生活的空虚感和脱离感，在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重构大学思政课堂的人文意义成为亟待解决的技术伦理问题。

一、智慧课堂的技术创新与实践突破

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数据技术的深度融合既是技术发展的趋势，也是解决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痛点”的真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时代感意味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更要勇于创新，大胆突破，做到真正吸引当代青年人，激发他们爱理论、学理论的热情。智慧教学融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在思政课自身属性与文科教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明确技术支撑，探索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教学实践。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把线上与线下的教学资源转化为推动教学创新的新形式，在突破教学时空限制的同时转化为解决大学思政课教学难题的技术实现方式。

首先，智慧教学的深度融入，实现了教学场景的创新。当前，众多高校多采用慕课、SPOC等在线学习的方式，汲取了传统教学的优点，并融入了大数据教学的新特点，在扩大大学思政课覆盖面的同时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由此可见，智慧课堂通过大数据技术搭建了开放、自主、共享、多元的数据化学习环境，在整合全国优秀院校教学资源的基础上共享共建新型的网络课堂资源平台。虚拟化的教学场景突破了传统大学思政教学的时空局限性，与大学生的虚拟生活兴趣相契合，以更接地气的教学形式贴近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活跃严肃的课堂氛围，提升大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为创新思政课提供了新的技术通道。以笔者所在的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例，其率先搭建了VR体验试验室，采用VR技术，以仿真虚拟的技术方式创建红色文化体验或思想政治主题教育的“赛博空间”，以三维虚拟的技术方式实现学生学习过程中人机互动。不少同学通过VR设备，身临其境地感受红色景区、红色遗址、红色博物馆。这种崭新的教学模式，把“课堂体验”的概念带入到大学思政的课堂，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寓学于乐[3]。

其次，智慧教学的深度融入，实现了教学方式的创新。智慧教学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高扬了技术力量在大学思政课堂中的主体地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教鞭的革命。一方面，它解决了思政课堂信息来源不足的现实问题，以海量的时事政治新闻拓展了思政课堂的信息来源和渠道，既满足了大学生的求知心理需求，也提升了当代大学生对数字化生存的参与感和价值感；另一方面，智慧教学解放了繁琐的教学管理实践，通过大数据的精准统计功能，教师能够掌握学生的每一次主动学习信息，通过数据痕迹精准地判断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兴趣点和学习态度，为教师改进教学方式提供了量化数据依据和科学评判的标准。

第三， 智慧教学的深度融入，实现了教学管理的创新。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大学思政课堂的应用发展，教师管理将走向信息化“智慧管控”。智慧课堂中，既有来自学生的数据，也有来自教师的信息，还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信息，每一个人都处于一种“透明化”的虚拟生存空间。

笔者较早地使用智慧教学软件，从嫁接微信的“雨课堂”“微课堂”，到独立的智慧教学系统“蓝墨云”“学习通”等，在具体的思政教育实践中，这些系统借助教育管理信息的多维度融合、智能化的数据收集和关联分析，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对学生学习生态进行实时动态监控，轻松地洞悉和预判现实场景中学生的行为，精准定位学生的需求，从而实现精细化教学管理。教师可以从教学数据和教学资源等方面入手，采取学习分析和数据挖掘等方式全方位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4]。如采用智能终端，依托大数据技术“IRS即时反馈系统”，通过收集与学生相关的学习资源和数据，教师可以实时掌握学生的心理和学习状况，并依据教学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分析，提前预知学生的学习动向。此外，教师可以借助智慧课堂提供的学习行为数据，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而掌握学生的学习特点、学习习惯等，并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即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为其提供“私人订制”服务，真正做到“以学定教”，实现个性化教学。教师也可以利用智慧课堂的“高效统计、即时反馈、直观呈现”等技术优势，实现学生学情的智能分析。一方面，智慧课堂不仅能帮助教师快速、便捷地统计学生学业完成情况，大幅度加速教师的评阅流程，减少审核试卷的人工耗时，还可以依据大数据技术提供的海量资源，迅速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另一方面，依据智慧课堂自身成绩分析系统，教师可以方便快捷地对学生成绩进行横向、纵向或阶段性的动态分析，通过数据视图直观地了解每个班级，甚至每个学生的成绩水平。在此基础上，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效果进行综合考察，并对学生将来的学习状态进行分析、预测和判断，通过数据对比和关联性预测，提高教师对学生的学情预警，在后续教学过程中对学生采取有的放矢的指导。智慧课堂语境中，基于云平台的大数据储存，通过数据关联性分析、挖掘，教师不仅能获得学生显性的学习行为数据，如教学资源观看状态、课程作业完成情况、学生的出勤情况及考试情况，还可以获取学生隐性的学习行为，如学生参与学习的课外活动等，根据数据轨迹可以预测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可能需要的教学资源，为学生创造个性化的学习环境[5]。

二、智慧课堂的数据裹挟与技术反噬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一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度纠缠。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推动人类认知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逐渐从技术手段的角色和地位，开始侵蚀人的人文主体世界，演化为技术理性。笛卡尔在明确主客二分的认知结构之后，西方技术理性的力量一直在增强，并开始成为倾轧和遮蔽人的价值自觉。大数据技术某种意义上，深化了价值理性的力量，人更易于被技术的力量所裹挟——以思政智慧教学实践为例，大数据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课堂教学形式，但却难免以“数据狂欢的盛宴”为虚幻，遮蔽了深藏在智慧课堂背后人被技术裹挟与技术对主体价值的反噬。

在教学实践和校园生活中，师生的生活已被智慧教学软件所裹挟。一方面是校园生活的裹挟。不管自己是否情愿接受大数据的技术潮流，都被深度裹挟其中。教务管理、科研管理，都被精准细分量化，智慧教学软件是量化的依据。唯有接受技术，才能实现价值。当前的大学思政教学评价，形成了一种新的评价倾向：教师的信息化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信息化学习水平，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智慧教学软件从辅助教学的工具角色，成为主导教学实践的“数据权力”。

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教学生活的领域，QQ、微信等社交软件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天的生活都被大数据技术所裹挟：从工作日程到线上办公，从日常支付到网约生活，从友谊交往到家庭交流，生活的每个细节都被大数据、互联网深度套牢。某种意义上，人的生活方式已从自然生存、社会生存，演化为数据生存、技术生存。思政教学的领域，微课堂、雨课堂、蓝墨云等教学软件也已全面渗透到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智慧教学软件不再单纯地辅助于教学，而是被商业公司内嵌了很多引导消费性程序，师生真正沦为大数据技术编织的“网中之物”[6]。原本隶属于、服务于教学实践的智慧教学软件，僭越为一种主导教学的新型“数据权力”——智慧教学软件固然实现了传统教学梦寐以求的教学效果，但内在地承载着人的理性价值诉求，演化为一种对抗主体价值、反噬主体的新力量。

在教学实践中，智慧教学软件以智能化的数据技术，借助算法原则深度理解、掌控师生的学习兴趣点，通过反复的预判和引导，以强势的话语权实现对师生的全面控制。智慧教学软件所构建的新型数据教学权力，借助其内在的算法原则深挖师生的学习数据、分析处理师生的学习行为，人被技术所引导、价值被工具所反噬[7]。智慧教学软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教学规训的权力，教学语言被数据语言所替代(比如，表情包、弹幕)，教学想象被数据想象所替代(比如，信息资讯、多媒体呈现)，人文教学被技术教学“祛魅”，大数据权力反过来成为引导、统治、压迫师生主体的反噬性力量。

智慧课堂的教学方式，固然活跃了课堂氛围，丰富了教学信息，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形式，突破了传统教学时空限制的羁绊，但大数据技术天然地内嵌着技术理性的力量，它试图以量化教学、技术化教学的方式，构建一种崭新的课堂规训的秩序：魅力型、个性化的教学方式被拒斥，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等被严格界定或数据量化，师生都在无形地追求极致量化的各项分值和指标，进而忽略了思政教学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基本功能。被技术裹挟、被工具反噬，成为智慧教学方式亟待批判和反思的深层问题。

三、智慧课堂的秩序颠覆与技术异化

波兹曼以《娱乐至死》而闻名于世，但众人却忽视了他另外一本关于教学论的著作《教学：一种颠覆性的活动》。波兹曼在关注新媒体对社会生活影响的过程中，意识到了传媒技术所带来的媒介革命和知识爆炸效应，对传统教学对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当然，波兹曼认为这种“颠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破坏，而是一种积极意义的创新——传统大学的教学价值、教学导向和教学方式，均已不再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潮流，信息和知识的爆炸迫切要求大学教育要迅速改变过去的教学方式[8]。波兹曼的预言，在今天得到的印证：一方面，技术助推着大学教学方式的变革，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出现，正是这种变革和创新的成果；另一方面，技术的力量渗透到教学的全过程，师生的一切学习信息都会被大数据所记载。“让数据说话”不再是一句空话，数据演化为一种颠覆传统教学秩序的革命性力量，并内在地异化着师生的主体价值。

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都没停息。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对劳动异化展开批判，他较早地界定了异化范畴，指出异化就是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过程中，人被自己所创造的对象转变于异己的、或与自我对立的力量[9]。法兰克福学派沿袭着异化批判的理论立场，如马尔库塞直接提出当前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得资本成为人高度异化的根源[10]；哈贝马斯则提出主体间性的理论，试图调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11]。如上可以看出，哲学家们都在关注强势技术背景下人的主体价值实现问题。

智慧课堂的教学改革，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教学革命，它借助于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从教学形式到教学理念，从教学模式到教学价值，都发生了彻底的、颠覆式的创新变革。它继承了互联网文化“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基因，倡导个性化、自主式地学习，最大限度地唤醒了师生教学的自我意识；同时，明确了大数据技术强调“用户体验”的文化氛围，把社交软件的交往功能、教学软件的学习功能、商业软件的效益功能，融入智慧课堂的教学软件中，在实现强大教学功能的同时，师生被拖拽到智慧课堂编织的“技术之网”中。智慧课堂带来的教学革命，把网络流行的文化元素带入到严肃的课堂环境中，各种调侃自嘲的表情包，各种机智内涵的文字符，通过课堂弹幕、论坛交流的形式，构建了一个凌驾于课堂教学实践之上的虚拟场景——师生在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中，逐渐远离思政教育的初心，远离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信仰价值观的持守，并被大数据技术的工具理性所反制，成为大数据技术规训下的异化主体。

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文化强力推动了大学思政教学的变革，同时对师生的存在状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智慧课堂环境下的各种技术方案，反过来成为异化、规训师生存在的新权力；量化思维、科学思维的技术理性，消解着传统的教学审美和人文意涵，数据化的认知方式消弭了人的内在价值，并在师生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搭建了新的数据技术屏障。强大的智慧课堂技术平台，最终只能导致师生主体无力对抗强大的技术异化。智慧课堂所营造的数据交往方式，某种意义上加剧了“娱乐至死”的价值诉求，师生更加关注数据场景下的娱乐化学习，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控制技术平台的互联网公司价值影响，加之大数据技术在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由此智慧课堂在消解大学思政教学严肃性的同时，有加剧技术异化的可能。

四、智慧课堂的技术反思与人文重建

技术的本质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的智慧课堂教学生态，最终的目的是为实现教学自由，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人文信仰。问题在于，智慧课堂的技术生态，把技术价值深度融入教学理念中，如能在价值理性的导引下充分发挥技术的工具理性，则能有效推动大学思政教学的创新和变革；如形成新的技术权力，不仅消解了师生在教学实践中的主体意义，更带来新的技术伦理问题。当前，不少大学思政教学数据化改革，业已面临着诸如老中青教师的数据鸿沟问题、虚拟教学的深度套牢问题、教学氛围的虚无构建问题——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师生在智慧课堂的技术生态系统中，不再是鲜活的生命个体，而是转化为显示屏上跳跃的字符，成为被智慧课堂软件规训的数据符号。

回归到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上，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不能被简单地被视为单纯的技术知识，它毕竟凝聚着人类对个体自由与解放的价值诉求。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依赖的技术，天然地被赋予了工具理性的价值，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内化为技术的、科学的价值观念[12]。大学思政教学实践的智慧化、数据化变革，也无法免除技术理性的侵扰，它固然增强了师生教学的主体性价值，摧毁了传统教学环境所构建的知识壁垒和学科桎梏，却给技术异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一是，智慧课堂带来的海量知识信息，尽管丰富了教学内容，却加剧了求知的肤浅化与功利化。浏览式、热点式、头条式、标题式的阅读习惯，替代了思考性阅读，也增加了思政课堂对信息筛选的难度。同时，互联网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多被多重转载，而难以真正借助理性的力量还原事实真相，师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认知局限，往往无法真正甄别、判断信息的真伪。二是，智慧课堂的“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教学形式，固然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却把互联网文化中蔑视权威、随意泄愤的亚文化，带入到线上教学的交流环境中[13]。当学生对某一问题形成偏见，往往以主观情绪化的方法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情绪化、主观化的表达方式，既不符合大学思政教学的目的，也不符合智慧课堂塑造人文精神的初衷。三是，智慧课堂背后的数据运算逻辑，深层地控制着师生的自由思考，以技术引导的方式展开教学实践，师生的自由思考无法真正实现，且以技术量化的形式改变着人文课堂的价值立场。

智慧课堂的技术生态，在教学形式上改变着传统教学的形式，也深刻地影响着师生内心世界的构建。它为教学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数据化的崭新维度，加剧了人的技术异化。智慧课堂在打造全新的数据教学图景的同时，也把人的数据化生存问题抛给了思政学科——人在数据世界中固然获得了求知的自由与解放，却也以被数据权力规训为代价，丧失了个体的意识自主与精神自由。由此，在大数据时代，在智慧课堂的技术生态中，当以理性之姿拥抱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信息技术、数据技术，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近代工业革命时代业已产生对技术崇拜的文化潮流，如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强调技术在未来世界中的主导地位[14]、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中对数据技术的推崇[15]，都在暗示哈贝马斯、韦伯等人所忧患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已经成为渗透到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意识形态。智慧课堂的技术理性，加剧着技术对人文精神和思维自由的桎梏：它所提供的大数据信息，可能被内在的逻辑算法和商业资本的力量所牵引；它所提供的教学模式，可能是建立在程序化教学的基础上，只能提供数据化、精细化的教学方案，并不能真正有助于大学生构建个人的思辨精神体系；它所提供的教学管理方案，或许并不能符合人文学科教学的特征，而是把理工学量化思维的方式导入到思政教学管理体系中。这些都意味着，唯有警惕和反思智慧课堂内涵的工具理性，落实智慧课堂教学手段的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大学思政教学的真正目的。

鲍德里亚在反思技术文化时提出，大众媒介和现代技术共同编织出抽象、眩晕的后现代图景。在这个社会图景中，技术理性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支配社会的、内化的意识形态，技术具备了主体的狡黠，它具有自我的策略或计谋，进而有可能反制人、控制人。鲍德里亚把这个社会图景称之为“致命的策略”[16]。智慧课堂也表现出“致命的策略”，它尽管可以被视为是教学工具，但却被大数据技术赋予了算法的逻辑，并内在地控制着师生的教学实践。鲍德里亚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强势技术力量异化的担忧，而真正的破解之道在于，回归到思政教学的人文立场上，把大学思政教学作为社会整体实践的一部分，纳入社会整体技术异化危害的语境内展开系统性的反思。哈贝马斯认为，人类面对强大技术理性的力量，必须要进行系统的反思——这种反思不是一种简单的思考，或者批判，而是一个被赋予了实践哲学意义的范畴，它需要全体公民关注技术理性的危害[17]。唯有进入到共产主义的民主阶段，才能够形成全社会普遍、自由的对话机制，进而消解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技术控制和资本控制。

鲍德里亚、哈贝马斯等人的态度，同样可以应用到对抗智慧课堂的技术异化上：首先，要明确大数据技术不断扩张、侵占人文世界的现实。生活世界、教学实践，已经被大数据技术系统地殖民化了。正视问题所在，才能消解技术殖民化的控制；其次，要对智慧课堂技术异化现象和全社会的技术异化现象展开整体性的批判。青年大学生已经沦陷到大数据技术编织的虚拟世界，社会生活被社交软件控制，娱乐生活被游戏软件控制，学习生活则被智慧课堂控制，“拇指的一代”演化成“低头一族”。技术现象已经成为全社会必须关注的现象，智慧课堂导致的教学异化，理应被关注和批判。也唯有把大学思政教学实践中的异化现象和整个社会的技术异化现象进行关联性、综合性考察，才能符合大学思政教学的时政色彩和社会学立场；第三，真正地把智慧课堂作为技术看待，把它视为拓展师生民主对话、实现师生多元交流的渠道。把哈贝马斯的对话理论，作为反思大学思政智慧课堂教学的理论支持，摆脱传统的技术客体论，以主体间性的情感关怀，把智慧课堂视为人与人交流的新方式，无疑是一种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