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焕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27)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这是党中央对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重要论述，也是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演进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分割到城乡统筹发展再到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的路径，从根本上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人类社会城乡关系的演变规律，深刻揭示了古代亚细亚社会城乡无差别的统一、工业化社会的乡村城市化，并且预言后工业社会将实现城乡融合。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城乡融合战略，开创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关系作出了深刻系统地阐述。新时代我国实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条道路协同发展，共同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乡融合战略，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发展为主体向度的理念在当代我国城乡关系发展问题中的具体实践运用，也为新发展阶段处理我国城乡关系提供根本遵循。

1 思想溯源: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发展与人的发展思想是在继承和批判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可以说，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思想富有成效的最高代表。莫尔批判“圈地运动形成并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矛盾。”[2]他主张建立一个乌托邦，共有54座城市，人人都居住在城市，国家普遍实行义务劳动制，每个居民都有轮流下乡从事两年期限农业劳作的义务，可以说岛上无严格的城乡之分，无固定职业的农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傅里叶在《新世界》中主张建立和谐制度。所谓“和谐制度”就是由若干个有组织的自愿加入的协作社组成，名叫法郎吉，实际上是一个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社会基层组织，人们既可以参加农业生产，也可以参加工业生产，这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就会消失，人人可以自由地变换工种，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从事工作。此外，主张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还倡导男女一律平等和妇女解放，“人民是否得到彻底解放是以妇女解放的程度为衡量标准。”[3]欧文在《新道德世界书》中试图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劳动、财产公有的公社制度。公社实际上是一种“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于一体、消除城乡对立带来的弊端的一种基层组织形式，”[4]主张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他认为，这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方法，且为建立健全人格的唯一方法。更重要的是，欧文明确提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学说，主张儿童应受到全面教育，智、德、体、美、行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这一理论，赞扬它“从工厂制度中产生出来未来教育的萌芽，”[5]这既是他对人类教育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也为马克思恩格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提出奠定理论基础。

可见，莫尔、傅里叶与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城乡关系和人的发展思想奠定坚实基础，虽然他们的学说都具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不可否认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描绘和设想，预示着一些社会真理，为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实现提供极具价值的思想素材。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汲取营养成分，培育出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及其与人的发展思想。

2 演进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发展及其与人的发展的历史演变

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城乡关系理论思想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得出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从城乡同一到城乡分离与对立，再到城乡融合的三个发展阶段。与城乡关系的发展相对应，人的发展经历了人的早期发展、畸形片面发展以及自由全面发展三个阶段。

2.1 城乡同一关系及其与人的早期、初始的发展

城乡同一，是指在原始社会初期，劳动生产力较为低下，社会分工尚未产生，城市也就无从谈起，从而不存在城市和乡村的区别，城乡之间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恩格斯在《起源》中对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刻描述，他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时期，而前两个时代又分别包含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他认为早期城乡同一发展阶段，经历了人类从蒙昧时代低级阶段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过渡的过程。我们知道，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便自然形成了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氏族公社，这个公社中的氏族成员过着群体的生活，稠密地居住在不大的地域内。随着人类对生活资料一定程度的掌握，如磨制的石器、打猎用的弓箭、用火和石斧制造独木舟，有的地方人类甚至开始用方木与木板搭建房屋，这为早期人类聚集和定居提供可能。当人类发展进入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时，“已经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并且此时的“村落用木栅围起来，”[6]这便是原始“村落”的雏形。由于危险增加和防卫的需要，使分开的各个部落在居住地上联盟或融合成为必然。于是，“若干个部落通过征服或者契约的方式联合成城市，”起初它是“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坚石建造或者砖块建造房屋的城市。”[6]这便是早期城市的雏形。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直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出现了“50万人联合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之下”的早期城邦，但是它并非现在的大城市，而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城邦。我们应该看到，城邦实际上是早期城市的雏形，为人类社会城市的出现奠定基础，文明时代的城市正是由这种城邦演变而来。

虽然这一时期已经有了早期的村落，还出现了所谓的城邦，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因此，城市和乡村是无差别的同一状态，这是人类城乡关系发展的开端。与此相对应，人的发展尚处于第一个历史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一阶段个人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依赖于一定的血缘关系，个人没有独立性。人类开始从动物界脱离，都只是处于最初的进化阶段，只是学会了用土坯或石头建造简易房屋，学会如何驯养牲畜及灌溉植物，亦或者是学会了冶炼铁制工具进行农耕来增加所需生活资料，逐渐摆脱愚昧无知，这些表明这一时期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过度依赖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是人类文明开始进化的证明。因此，可以说，城乡同一阶段作为人类社会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起点和人类文明的开始是相伴相生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2.2 城乡分离对立及其与人的畸形片面发展

城乡分离与对立是个历史的范畴，绝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有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城乡之间的分离对立开始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向民族的过渡，它贯穿于人类全部历史的始终直到现在。”[6]在《起源》中，恩格斯阐明原始社会人类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其中，农业和手工业分工后，产生了大量剩余产品以及剩余人口，商品交换得以迅猛发展，由此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交换的商人阶级，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之产生，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但城乡各自利益不同造成了城乡之间矛盾的产生和加剧，城乡之间不得不处于对立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导致了城乡的分离和对立，“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最先导致工商业与农业劳动相分离，从而也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6]这种分离与对立将“随着文明时代加强与巩固一切已存在的各种分工而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7]

与城乡分离对立相对应，人的发展表现为第二个历史阶段即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人的发展这一历史形态是同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这一历史阶段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阶段，人们摆脱了对血缘关系的依赖，具有了个体的相对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城乡分离和对立造成了人的社会活动的相对固定性，使个人的知识、能力的发展也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这个范围是社会强加于他的，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便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局部工人终身专门服侍一种局部工具或者局部机器，逐渐地失去了全面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在工场里只从事某种片面的专门的职能，发展了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专长而不得自由全面发展，他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只能在狭隘的局部劳动范围内贯彻和使用。同时，由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深刻的社会矛盾严重束缚了劳动者能力的充分发挥，造成了人的劳动异化，人的发展依旧受到社会关系的压抑，进而社会的发展以牺牲劳动者个人全面、充分、自由的发展为代价，人的发展处在畸形、片面的发展状态。因此，城乡的分离和对立，使城乡居民都陷入了片面畸形的发展之中。

2.3 城乡融合及其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分离对立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阐明自己的城乡融合思想，主张在消灭城乡对立基础之上建立共同体才能实现城乡融合，使人从畸形发展中摆脱出来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出的，“消除城乡对立，取而代之的是劳动的联合体，在那里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城乡融合也必将实现。”[8]他们阐明未来的城乡融合既是消灭旧的分工，建立新的“自觉分工”的需要，也是实现工农业、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还提出了工农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等一系列城乡融合的实现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城乡融合做了科学展望：未来的城乡融合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那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满足社会全部成员对生存、发展和享受物质资料的所有需求，从而使人摆脱对“物”的依赖，结束历史上靠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发展另外一小部分人的不公正现象，每个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

与城乡融合发展相适应，人的发展进入第三个历史阶段，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这一历史形态是同时间经济相适应，这一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一方面，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到一定程度，人们用极少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能生产出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人们的剩余劳动也不再是财富积累的条件，共产主义从而增加了用来发展人自身的“自由时间”，它是发展自身除体力劳动能力之外的时间，是个人用于科学、艺术、文化等方面的时间。正如马克思所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9]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自觉分工”将取代旧式分工。马克思所谓的“自觉分工”就是建立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新型分工，它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再结合劳动者自身的兴趣和特长而进行的自主、自觉的分工。这样，随着旧式分工的消除，城乡对立才会随之消失，人的活动范围及其职能不再受固定性的局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和喜好自由地选择和更换职业，形成自己全面的社会关系和更广泛的社会交往。因此，在这一阶段，不是物支配人，而是人支配物，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也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城乡融合社会中，物资产品极大丰富，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确保全体社会成员生存、发展和享受所需的一切物质资料，从而使人摆脱了对“物”的依赖，人们将在一种崭新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

3 当代价值：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发展为主体向度的城乡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与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分割到城乡融合的演进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发展与人的发展思想契合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以及由此对人的发展造成的影响。因此，新时代我国实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条道路协同发展，共同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乡融合战略，既是对过去我国处理城乡关系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发展为主体向度的理念在当代我国城乡关系中的具体实践运用。

3.1 建设以人为本的城乡融合和谐社会，实现城乡关系与人的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所谓城乡融合是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出发，打破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制度壁垒以及其他一系列差别，实现城乡制度环境的一体化，使城乡在空间布局、制度设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等方面相互融合发展，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现代化、城镇化所带来的文明成果，塑造以人为价值主体的城乡关系，推动城乡关系与人的现代化。

第一，城乡空间融合发展。主要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城乡空间形态优势互补，互相渗透，促进城乡空间布局的转变。推动城乡融合，必须统筹城乡规划，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城乡空间形态优势互补互相渗透，乡村更加现代化，城市更加生态化，促进城乡空间布局的转变。第二，城乡经济融合发展。主要是指产业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合理的格局。习近平指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10]实现城乡融合，推动农业和工业紧密结合，农村将进一步从提供农产品拓展到提供生态、文化、休闲娱乐、体验等产品，城市建设则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更多强调生态功能，强调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1]。第三，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融合发展。城乡基础设施融合发展。主要是通过财政、资源倾斜等方式将城市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科教文化等相关基础设施向乡村蔓延，改善基础设施在城乡间的不平衡配置，实现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融合发展主要是通过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使城乡居民在基础教育、社会养老、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服务以及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上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越是均等化，越是表明城乡居民真实平等的权利义务。第四，城乡生态环境融合发展。主要是通过城市和乡村居民人均享有生态环境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衡化，乡村田园美景向城市拓展，城市环保理念向乡村渗透，构建城乡生态文明体系，改善城乡环境质量，打造宜居城乡环境。

3.2 推进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战略

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习近平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2]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切实保障农民利益，这是党中央对乡村振兴的集中论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发展为主体向度的城乡关系理念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第一，产业兴旺。通过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转型发展，吸引更多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农村，建立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推动三大产业融合发展，增加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第二，生态宜居。通过加强保护农村现有的资源环境，加强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建设，保护好农村的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给人们提供一个宜居的生活环境。第三，乡风文明。通过加强与改善农村文化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纳现代文化，推进移风易俗，提高农民自身素质以及农村文明程度，提高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重视加强农民的精神文明建设。第四，治理有效。通过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互联网+”管理模式，完善信息收集、处理以及反馈机制，引导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政策制定、实施、监督全过程，褒奖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惩治不良违规行为，提升农村治理的效能，保持农村社区和谐稳定、安定有序[13]。第五，生活富裕。通过国家外力帮扶与农民自力更生相结合，让农民积极就业，实现稳定收入，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生活宽裕，衣食无忧。

3.3 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新”在人的城镇化，“物”的城镇化是手段，而“人”的城镇化才是最终目的。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习近平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12]就是要纠正过去“以物为核心”的发展观，要求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2019年中央明确继续推进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助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使他们能获得与其他市民同等的医疗保障和居住、购房、子女入学、教育等方面的平等待遇，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身份、职业、自身素质与意识行为的市民化。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这一举措有利于弱化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差异，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社会。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保障人民平等发展权。户籍制度改革关系群众利益，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各地政府应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制定出台更加灵活和宽松的户籍迁移政策。第三，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居民共享。做好农民工等人员的参保工作，解决因企业破产等历史原因而未能参保的企业职工参保工作，引导有参保意愿的群众积极参保，对老弱病残困难群体给予特殊帮助[14]。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城乡综合全面的发展，不仅仅是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提升的过程，更是人的精神生活得到丰富发展的过程。因此，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使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城镇化对人的自我发展的提升，实现人的现代化。

总之，人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核心和根本，城乡关系发展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关注人、发展人一直是马克思思想的主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与人的发展思想为我国以人为核心的城乡融合路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5]。当前，我国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城乡融合战略，以消除城乡之间的壁垒。新时代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共同推动以人为价值主体的城乡融合战略行稳致远。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思想为视角挖掘城乡关系发展中“提升人”“发展人”的主体定位，这对于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城乡融合建设中，对于凸显人在城乡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实现人的价值、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