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玉 大连大学历史学院

在世界早期文明手工业研究中，作为重要门类的玉石器加工业一直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一些论著对古代玉石料来源、商贸交流、制作工艺、匠作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古代西亚是人类早期文明发祥地之一，它的核心地区两河流域在世界早期文明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玉石器的材料研究方面，两河流域为学界了解和研究早期玉石器的材料发展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数据。本文以两河流域玉石器代表性器物印章的形制和材料为切入点，梳理和初步探讨两河流域早期历史时期玉石使用的基本情况，以丰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印章基本类型与形制的演变

古代两河流域南部冲积平原矿产资源较为匮乏，石材多依靠进口，在其文明早期阶段罕有类似古代埃及文明中的那种大型石雕，除数量较为有限的小型石碑、装饰石板以及稍晚时期新亚述时代的较大型石雕外，两河流域历史早期更常见的是一些较小的宗教石像、石瓶以及数量众多、使用普遍、雕刻精细的各类石质和半宝石质印章。

印章形制主要是指其外在的具体形状及相关尺寸。根据外在形态的差异，古代两河流域使用的印章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滚印和平印两个主要类型，其中滚印在两河流域的历史发展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与泥板楔形文字、阶梯状塔庙并列为两河文明的三大标志特征。

（一）平印

在公元前七千纪左右，两河流域出现了平印，这在世界印章发展史上应当是年代最早的印章。不过，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发现这一时期确切的印章实物，仅有陶泥上留下的印纹痕迹。在两河流域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地层当中，经过考古发掘出土有近似平印形态的物品，但是不能确定其具体用途。到了公元前六千纪的晚期，两河流域出现了数量较为可观的平印实物。［1］这些平印的形状比较丰富，主要可以分为规则性几何体和不规则性几何体两类。规则性几何体平印主要有圆盘、棱锥、半球体、脊状、长方体、正方体等形状，其中以圆盘状数量居多，且多打有孔道，孔道常见于脊状柄的中心位置，也有少部分平印会在印体中间纵向打孔。关于早期平印孔道的具体位置，可能与印章的尺寸和材料有一定的关系。

早期平印的尺寸，以圆盘状平印为例，其印面直径通常是3～4厘米，高度为2厘米左右。不过实际上，很多圆盘状平印的印面都是不太规则的，从数据上看，这种大小的平印的孔道主要位于脊状印柄中间位置，而尺寸稍大一些的尤其印面直径超过7厘米的平印，孔道则多见于印体中间位置。早期印章的材料主要是软石料，方便打孔，也偶见硬石料，但罕见在印体中间打孔的情况。不规则性几何体的平印，主要是飞鸟、山羊和狮子等各种动物形状的居多，目前所见这种动物形状的平印很少有打孔的。这种不规则几何体平印的尺寸通常为3厘米×4厘米×2厘米（长×宽×高），不过也有少部分尺寸比较大的印章。根据现有的研究，两河流域早期之所以多见动物或动物肝脏形状的印章，或许与护身符趋利避害、象征动物献祭有一定的关系。

（二）滚印

滚印，就是以滚动印体方式使用的印章。这种印章为圆柱体，印体或实心或空心，故也有人称它们为圆柱印、圆筒印等，图案阴刻于柱面，少部分还刻有楔形文字的印文。滚印出现的时间较平印稍晚近两千年，最早见于公元前四千纪中晚期的巴比伦尼亚和今伊朗的胡奇斯坦地区，不过其出现伊始，就在一个比较短暂的时间普遍取代了平印这种形态，成为包括两河流域、叙利亚、伊朗等在内的整个西亚地区印章的主要形态，直至新亚述时期（公元前934年—公元前612年），平印在宫廷中重新逐渐采用并流行于社会各阶层，滚印这种类型的印章才逐渐退出西亚历史的舞台。根据当前学界的认识，滚印与平印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印章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传承关系。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开始，书写各种法律文献、管理文献的泥板就经常滚压这种圆柱形滚印的印纹。在两河流域的不同时期，不同材料和用途的滚印，其尺寸也千差万别，滚印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不同历史时期对某些矿石资源获取的难易。滚印从大尺寸、携带不便，到小尺寸、携带方便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

（三）形制的演变

早期的滚印，仅仅从尺寸上看很难区分其隶属的具体时期，因为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在公元前四千纪中期的乌鲁克早期，滚印的尺寸通常大，高度5～6厘米，直径在2～3厘米之间，使用的多是两河流域易于获得的石材，印章表面常常会雕刻一些现实中存在或者完全幻想出来的动物，例如雄狮、公牛、盘羊、瞪羚、巨蛇以及狮身鹰首的怪兽等等。乌鲁克时期也有一些滚印尺寸较小、外形短粗，高度与直径比基本为1∶1，常见尺寸为2.5厘米×2厘米。印章一般都打有孔道，以纵向贯通性穿孔最为常见。一些尺寸比较大的滚印，常安装有青铜质地的动物形状手柄。［2］杰姆迭特·纳色时期（约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900年）滚印的制作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尺寸各异的滚印层出不穷。既有高度与直径比为1∶1的粗短滚印，也有2∶1甚或3∶1的大高度、小直径的细长滚印。这种形态丰富、差异巨大的现象，很少见于以后历史时期的印章制作当中。

在接下来的早王朝时期，滚印的尺寸差异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地区的滚印制作并不发达，南部苏美尔地区的发展相对较好。迪亚拉地区的滚印形制细高，苏美尔地区的滚印高度和直径则较为适中，多为1∶1.5。不考虑极少数的特例，从整体上来看，早王朝时期滚印的尺寸高度基本为1.5～3厘米，直径在0.7～1厘米之间。阿卡德时期（公元前2296年—公元前2112年）滚印印体开始变大，其高度增加到3～3.5厘米，直径变为1.5～2厘米之间，且常见束腰形态。阿卡德末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退，玉石器制作工艺也随之衰退，印章的雕刻比较粗糙，尺寸变小，没有延续此前常见束腰形态的趋势，高度基本不超过2～3厘米，目前发现的数量也较少。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公元前2112年—公元前2004年），玉石印章的尺寸又渐趋统一，高度与直径常为2.5厘米和1.5厘米左右，也有一些高度稍大，但一般也不超过3厘米，整体上高度与直径比为2∶1。根据统计数据，高度与直径比为2∶1的印体非常方便滚压印纹，因此在滚压面积相同的前提下，这种尺寸的滚印所用石材最为经济，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材料。［3］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894年—公元前1595年），滚印的尺寸基本为2.5厘米×1.2厘米。到中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550年—公元前1155年），印章的尺寸又发生了变化，印体高度进一步增加，通常为3.5～4厘米，直径1.2厘米，出现这种大尺寸的印章的原因，可能与该时期人们喜欢雕刻内容较长的祈祷类印文有关系。在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古亚述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约公元前1800年）滚印的尺寸高度基本为2厘米，直径缩至0.8厘米，中亚述时期（约公元前1400年—约公元前1050年）通常高度为2.5～3厘米，直径1.2厘米。进入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公元前934年—公元前539年），滚印的尺寸通常变化为高度1.5～3.5厘米，直径8～1.2厘米，并且再次出现束腰的现象。这里梳理的形制变化主要是针对普通的主流印章而言，不包括一些用于神庙祭祀的专门印章，也不包括一些历史时期出现的特例情况。

公元前八世纪，在新亚述帝国的宫廷管理实践中，重新出现了刻有相对固定主题图案的平印。［4］平印这种印章形式的再次出现和使用，可能缘于当时叙利亚地区文化的影响。从公元前八世纪晚期以来，平印逐渐重新进入两河流域不同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这一时期平印印面的图案变得较为单一，通常只是雕刻各种神祇的形象或者形态各异的各种神祇象征物和符号、礼拜神祇者以及各种动物形象。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年—公元前332年）的滚印基本上延续了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的形制，但也出现了新型的印章，即兼具平印、滚印形态的平滚印，使用时既可以钤压也可以滚压。在波斯帝国时期，印章使用有一个特点，即平印在私人事务领域应用得比较广泛，而滚印则较为少见。不过，这种平印最常见的形状是锥体和鸭形，这种使用方式是否有特殊的寓意目前尚不明确。波斯帝国衰败之后，随着整个西亚地区的不断希腊化，滚印这种带有两河流域鲜明历史文化特征的印章很快被平印取代，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二、印章材料变化与时期特点

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地区并不出产制作玉石印章的石材，而北部亚述地区东北部的扎格罗斯山麓虽然蕴含有各种可供制作印章使用的火成岩、变质岩和沉积岩矿藏，但是，在两河流域的史前时代和历史时期，玉石工匠们在制作印章时却很少使用当地的石材，而是非常青睐通过经济贸易、军事掠夺等手段获取的进口石材。［5］

整体而言，两河流域制作印章的材料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一定的变化，总的趋势是硬度较高的石材使用的比例不断提升。以主要的印章形态滚印为例，乌鲁克时期和杰姆迭特·纳色时期的硬石材料占比4%，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增至86%，波斯帝国末期则约为99%，几近完全淘汰软石材料。［6］在古代两河流域，印章材料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时代和地域特征，这为我们对玉石印章进行合理的年代划分提供了一定的参照系。

（一）早王朝时期

早王朝时期也被称作苏美尔城邦时代，这是一个群雄称霸的时代，乌鲁克、乌尔、拉伽什、苏鲁帕克等都是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地区的代表性城邦。这一时期，印章采用的材料主要是皂石等各种硬度较低的石材。在此前公元前四千纪的乌鲁克时期，人们很可能已经使用木骨等有机材料制作滚印，因为这一时期普遍替代平印的玉石滚印的制作已经相当成熟，根据事物不断发展渐趋成熟的一般规律，进行上述推测应该是合理的。［7］

在早王朝第一期（约公元前2900年—约公元前2700年），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主要城邦在制作印章时使用的材料常见黑色、蓝色、绿色的石灰石以及蛇纹岩。在北部亚述地区，除石灰石外，人们通常使用硬度较低的滑石和皂石，这两种石材在雕刻后会进行焙烧再加工，以生成一层硬度稍大的硬壳。早王朝第二、三期（约公元前2700年—约公元前2350年），印章的材料主要是颜色种类非常丰富的蛇纹岩和方解石。除这两种外，青金石也是非常重要的石材。青金石在两河流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高贵和权力。两河流域并没有青金石矿藏，这种材料主要出产于今阿富汗巴达赫珊的萨勒桑地区以及今巴基斯坦临近奎达的地区。早王朝第二、三期也偶见金、银材料的印章，金银质滚印既有实心体纯金银的，也有以其他材料为内核外表覆以金片的。

（二）阿卡德时期

阿卡德王朝是两河流域历史上第一个帝国，这一阶段印章材料的使用具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常见一些坚硬的石材，例如碧玉和水晶。相较早王朝城邦时代而言，阿卡德帝国时期石材的种类并不是非常丰富，制作印章的石材颜色也比较斑杂，最流行的是墨绿色的蛇纹岩。根据收藏有阿卡德时期印章的各大博物馆的统计数据显示，蛇纹岩材料占这一时期藏品的约46%，此外还有约20%使用的是硬度稍高的绿玉。

不过，在接下来的被称为苏美尔文明复兴时期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印章制作几乎完全摒弃了此前流行的蛇纹岩材料，代之以绿泥石，在一些属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遗址中，绿泥石材料滚印占比超过半数。与蛇纹岩比较而言，绿泥石虽然外表与之类似但实际硬度要偏低。在吴雷等人发掘的乌尔城邦遗址的近两千座墓葬中，蛇纹岩材料的滚印占比由阿卡德时期的近半数骤降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3.6%。［8］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是，青金石材料在滚印制作中不断减少，这可能是由于这一时期青金石通过正常途径很难获得的缘故。这一时期的滚印除绿泥石材料外，最受青睐的还有方解石和石灰石。［9］在印章主流材料显著变化的背后，应该隐藏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对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王朝更迭的相关问题应该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古巴比伦时期

在古巴比伦时期，赤铁矿成为整个西亚地区印章制作中玉石工匠上选的材料。实际上，赤铁矿这种石材在此前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就已经有所使用，但是比例较低。在著名国王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工匠在制作印章时还曾经使用过与赤铁矿质地类似的针铁矿和磁铁矿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石材的印章仅见于两河流域地区，且使用时间不足一个世纪便被废弃，同时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地区没有发现它们的踪迹。从整个西亚地区玉石器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除赤铁矿外，古巴比伦时期的印章制作也使用青金石、水晶、黑曜石、玉髓等材料，还有硬度稍低的石灰石。

到了中巴比伦时期，印章制作开始倾向选用透明度较好的一些材料，例如比较纯净的碧玉、玛瑙和玉髓等，不过也会使用釉陶、铅玻璃等一类材料。这一时期大量使用玻璃应该是为了仿制青金石，因为蓝色的玻璃与青金石外表极为相似，特别是颜色稍暗的蓝色玻璃与青金石极难区分。根据古埃及新王国时期阿玛纳文献的记载，在当时整个近东地区，青金石这种半宝石已经变得异常珍贵，当时各国的统治者们经常会用青金石同埃及交换黄金，所以出现大量仿制青金石的玻璃滚印不足为奇。

（四）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

在公元前一千纪的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印章材料的选择基本承继了此前的传统，但各种玉髓材料异军突起。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和南部巴比伦尼亚在印章石材的选取上表现了一定的差异，亚述地区多使用蛇纹岩，少见各种玉髓，巴比伦尼亚则相反，少见蛇纹岩，更多使用玉髓等石英岩。不过，到了公元前八世纪晚期，这两个地区在印章材料的使用上又出现趋同现象。出现这样的现象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与两个地区对不同贸易路线的控制、政治同盟的差异有一定的关系。

这一时期滚印制作也经常使用彩釉材料，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两河流域地区滚印大约有十分之一以此为材料。这个使用比例在此前可能更高些，因为彩釉很容易风化，风化之后印章会显得很破旧，很难引人注意。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考古发掘者们通常不收集这样的彩釉印章，博物馆也不收藏。新近的考古发掘也支持了这一观点。马洛温发掘了尼姆鲁德的一间奉献物贮藏室和一座希腊化时期的墓葬，获印章27枚，其中有14枚使用了彩釉。结合考古发现并考虑到彩釉材料自身的特点，有学者推测公元前一千纪前半期的滚印有可能半数都使用了彩釉材料。从公元前八世纪晚期开始，人们在使用滚印的同时又普遍使用圆锥形和鸭形的平印，这种平印以玉髓、水晶和玛瑙为材料的居多。随后的波斯帝国时期，印章材料主要使用玛瑙和蓝玉髓，天青石已经变得极为少见。

三、结语

在两河流域地区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印章这种应用广泛的小型玉石器制品在国家行政管理、经济活动以及不同阶层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形制、材料、工艺的发展从侧面折射出了不同时期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弱变化，强盛王朝在矿产资源获取、工艺技术提升等方面基本都表现出上升的态势，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上文只是梳理和简要说明两河流域不同时期印章主要形制和材料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他相对而言不是非常重要的形制变化以及石材，例如玄武岩、纯橄榄岩、砂岩等没有论及。当然，应该指出的是，不同时期印章具体形制和材料的选取特点不是随着王朝政权的更迭截然分开的，正像一般事物的发展特点一样，前一时期的传统往往会作为过渡延续到后一时期当中，而后一时期新出现的趋势也会以萌芽状态在前一时期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