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昕 黄山学院

一、长信宫灯——虹管灯

1968年，考古人员在河北省满城发现了一个汉代古墓，经过探察得知这座汉代古墓是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窦绾的合葬墓，在这座古墓中出土了一件汉代的青铜器——长信宫灯。这件铜灯通体带有鎏金装饰，造型是一位恬静秀美的宫女左手托举着一个灯盘，右手提拿着灯罩，灯身通高48厘米，重15.58公斤。考古人员在铜灯上发现了大量铭文，其中有“长信尚浴”字样，专家据此推测，这件铜灯应该是汉代长信宫浴室照明所用，因而称其为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的设计十分巧妙，宫女左手托举着一个灯盘，右手提拿着灯罩，右手的衣袖内部是中空的虹管，而外形则是自然垂落的衣袖，形成了灯体的顶部，虹管可以吸收灯油点燃所产生的油烟。这种设计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巧妙地运用宫女的体态设计提高了灯具的审美价值。灯罩是可以开合的，由两块半圆形的铜板组合而成，这样能根据实际环境的需要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和灯光的亮度、强弱。长信宫灯的制作整体采用先分铸后组合的方式，铜灯宫女的身体是空的，头部和右臂可以拆卸，方便人们排烟散烟。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发展，到了汉代已经比较成熟。汉代的手工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汉初年，这时汉朝初建，国家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手工业经历战乱以后也在逐渐恢复。第二个阶段是从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在汉武帝的统治下，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因此手工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这一阶段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工人大量出现，手工业的从业人数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第三个阶段是东汉末年，这时国家分裂，动乱频发，是手工业的衰落时期。汉朝青铜时代已经过去，青铜器除了一部分转向生活日用器皿，剩下的都被陶瓷、漆器等取代。汉代的青铜器在装饰上不像商、周、战国时期多带有装饰花纹，而是大多素面无纹，或者仅有简练的弦纹，或者装饰以铺首衔环纹；比较华贵的则会用鎏金和金银错来装饰。

铜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楚辞》中描写的“华镫错些”就是对铜灯华美的赞叹。铜灯在汉代已经普遍运用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汉代是铜灯制作的鼎盛时期。汉代的铜灯品类很多，大体可以分为盘灯、虹管灯、筒灯、行灯、吊灯等。其中长信宫灯属于虹管灯。灯体有虹管，灯座可以盛水，利用虹管吸收灯烟并送入灯座，使其溶于水中，这是利用科学原理以防止空气污染。长信宫灯的造型优美典雅，是汉代虹管灯的代表。在中国的历史上，工艺美术的发展始终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汉代的铜灯也不例外，从长信宫灯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对工艺美术制作的影响。

二、王充的美学思想对汉代工艺美术的影响

王充是东汉著名的思想家、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他的代表作《论衡》共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分析了万物的异同，解释了人们的疑惑，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思想著作。

关于文学艺术作品，王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艺术作品必须是真实的；第二点是艺术作品必须有用。

王充所提倡的是唯物主义哲学，因此他提出的“真实”是符合他本人的思想逻辑的。他的作品《论衡》的中心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疾虚妄，求实诚”。王充所说的“实诚”，一方面是文学作品中所记载的事情不能是虚假的，必须是现实的、真实的，要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状况；另一方面是指作品中包含的道理必须是真理，是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他认为这样的真理才能够帮助人们分清是非，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先秦美学家对艺术作品提出的要求是“善”，而很少提到“真”。因此王充对艺术作品提出的要求是对先秦美学的发展。王充强调“真美”，认为只有内容的“真实”才能够得到“美”。这个发展是对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一种批判和反对，所谓“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在王充看来，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在艺术作品内容真实性的前提下取得的。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王充对艺术的夸张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夸张的表达方式也属于“虚妄之言”，因为夸张后的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事情，因此是不真实的，是不符合“真”的要求的。

王充所谓的有用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善”。先秦美学认为艺术应当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一思想无论是肯定艺术的孔子和儒家学派，还是否定艺术的墨子和韩非，都是承认的。而王充的艺术有用论显然是对先秦美学的继承。王充受到他们的影响，强调文章要“为世用”。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王充讲的“为世用”，一方面是指文学艺术可以在人们的思想道德方面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也有利于统治阶级加强对人民思想方面的统治；另一方面是指它在认识方面的作用，他认为文学艺术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生活。这两个方面，先秦美学家都谈到过。但相对而言，王充比先秦美学家更加强调艺术的认识作用。因此，王充讲的“为世用”比起先秦美学涉及的范围更宽泛一些，其直接政治功利色彩要稍微淡一些。

从王充的“实诚”和“为世用”这两个要求可以看出，在王充看来，艺术的“真”“善”“美”是统一的。这种思想是对孔子“美”“善”统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长信宫灯的形式是“美”的——仕女的造型优雅恬静，轮廓简洁明晰，比例处理得十分自然，其通体鎏金，美妙的金属光泽与烛火交相辉映。内容则是“善”的——利用科学原理防止空气污染，可以根据需求调节光照的方向。汉代的工艺美术制作强调实用性，长信宫灯不仅美观而且实用，无论是其导烟管的设计还是可以开合的灯罩都体现了产品设计的实用性，即王充所强调的“实诚”与“为世用”。

三、孔子“美”“善”统一思想对汉代工艺美术的影响

《论语》有两段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从第一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在听韶乐的时候得到了极大的审美享受。在孔子看来，韶乐不仅包含了内在的道德思想，而且也具有外在的形式美感，而武乐则不包含内在的道德要求。孔子认为，艺术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美感，不仅在于外在的形式美，更重要的是内在的道德思想美。

孔子的这种思想在《论语》另外两段记载中也得到了佐证：“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认为钟鼓之声属于音乐艺术，它能够引起人们的审美感受，但是这种审美感受的产生难道仅仅是因为钟声和鼓声在形式上的美感吗？孔子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不仁的话，是没办法感受到艺术中的美感的，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能够在艺术中获得审美的愉悦，不仅因为自己是一个具有“仁”的属性的人，而且因为艺术作品中也包含了这种“仁”的属性，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人们内在的“仁”的属性和艺术作品中“仁”的属性产生了共鸣，美感就由此产生了。孔子所说的艺术作品中的“仁”，也就是指艺术的内容。这种内容是正确的，是符合人们的道德要求的。

孔子在“美”与“善”统一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文”与“质”统一。《论语》记载：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一个人想要成为君子，不仅要重视内在的道德品质和文化修养，也要注重外在的行为举止、容貌衣冠，一个人如果内心是好的，是符合道德标准的要求的，但是并不注重外在的形象和举止，那么这个人就“质胜文”了，看上去比较粗野，不是一个真正的君子；而一个人只在乎外在的形象和衣貌，不在乎内心的修养与内涵，这个人就“文胜质”了，空有外在而没有内在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只有外在与内在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位正人君子。孔子认为无论是艺术还是做人，内与外必须统一起来，内指的是内容，而外指的是外在形式，孔子的这种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影响很大，人们习惯用这种内外统一的观点去看待问题，我们夸人会说“秀外慧中”，我们批评一个人会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此，中国古典美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在谈论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时，大多都认为形式与内容要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算得上一件好的作品。而在汉代的工艺美术上也体现了这一思想，汉代的工艺美术设计大多都实现了实用与美的统一，并向一物多用化发展。例如，铜器多安置把手，以便提取。铜灯既便于使用，又可作为装饰品。长信宫灯在使用时非常实用，而在闲置时又是一件美丽的雕塑作品。漆器中的多子奁盒，充分考虑节省空间。这些设计都是极为巧妙的。

四、《考工记》的设计思想对汉代工艺美术的影响

《考工记》出于《周礼》，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部著作，书中记载了当时官府经营的各种工种的手工业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业规范和制造技艺。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在书中均有保留，其中记载的手工业生产的管理规范和营建制度是当时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的一种反映。在中国所有的手工艺技术的著作中，《考工记》目前是最早出现的，因此它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全书共7100余字，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科技及工艺水平。此外，《考工记》还有数学、地理学、力学、声学、建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考工记》认为，手工艺制作的目标是精工细作，工艺美术生产的必备条件和重要的制作原则是天时、地气、材美和工巧这四者的结合，原材料的质量受到天时节令的重大影响，而原材料是产品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所以《考工记》中强调“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考工记》重视地气，认为不同的地域所具有的特殊的地理条件也会影响产品的材料性能和最终的成品质量，“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至于工巧，《考工记》认为是与当时的手工业制作分工有关。《考工记》所记述的手工业，分工细密，攻木之工有七种，攻金之工有六种，攻皮之工有五种，设色之工有五种，刮磨之工（玉石之工）有五种，搏埴之工（陶工）有二种。在手工业的生产中，明细的分工有助于提高每一个制作工种与环节的质量，直至今日，工艺美术的生产仍离不开各尽其职的分工合作。《考工记》对“工”的见解非常卓越，“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这是对创新与继承发展的认识。

《考工记》提出了“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观点，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谓的天时，是指时间概念；所谓地气，是指空间的概念；所谓工巧，是指制作条件；所谓材美，是指材料性能。这四个方面，就现今来说也是工艺设计中的几个重要因素，即季节、环境、技术、材料四个方面。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能够总结出这样高水平的工艺美术原则，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长信宫灯作为汉代工艺品的典型，体现出材料美、技术美、环境美。材料美是指它选用的青铜材质不仅有柔和的金属光泽，而且属于耐火材料，适用于制作灯具，通体鎏金，贵重金属的美妙光泽与烛火的辉煌相结合，和谐统一，给人以华美辉煌之感。技术美是指它不仅运用了科学的原理，利用烟气上升亦可溶于水的特点，巧妙地将仕女的袖口设计成导烟管，灯身中空可以藏烟，而且运用了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使得灯身的铸件可以拆卸装合，方便排烟。环境美是指它注重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利用设计解决了烟尘对室内环境的污染这一问题，起到了保持室内空气洁净的作用，对人体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体现出绿色设计概念，体现出设计的社会目的性的特点和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

五、结语

长信宫灯是我国汉代工艺美术的优秀代表，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我们的先人们就已经能够创作出这样高水平的工艺品，不仅体现了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对于形式美的追求，而且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政治、制度等产生的重大影响，倘若脱离了这些哲学观点，中国的古典美学就会失去重要的思想内核，变成一具空壳。优秀的工艺美术作品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是美观与实用的统一，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其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发挥审美教育的作用，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引导的作用，对人们的思想起到净化的作用，对人们的精神起到升华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体现出物质文明对于精神文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