缑悦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在20世纪40年代的魔都上海，张爱玲的才气震惊文坛。尤其是那些被称为“经典”的作品如《倾城之恋》《金锁记》和《半生缘》等小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她“传奇”时代最令人惊艳的惊鸿一瞥。同样，短篇小说《封锁》也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学魅力。小说描写了在战时电车封锁的瞬间，主人公吕宗桢和吴翠远内心沉重的枷锁暂时被打开，经历了保持沉寂——起伏波动——复归平静的心理转变，人物在“好人”——“真人”——“好人”之间转变，整个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圆形闭环的叙述，正应了文中所写的：“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1]159分析小说中人物心理变化的过程，探寻小人物生存的无奈和困境，揭示人性深处幽暗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化文明、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的维度，则是这篇小说不断引起人们重读和阐释的原因之所在吧。

一、瞬间和永恒的并置

“时间”作为一个物理概念和哲学概念并存于人的生活当中，时间的价值体现在人的意识和行为之上。人的一生不光存在于永恒的时间之中，而且也存在于瞬间的“惊艳”之下，正如张爱玲在《爱》中提到的：“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2]时间的发展具有单向度性，瞬间只是以其中的某个节点的形式存在，在这个节点中个体对于生活和生命中某些“高光”时刻的存在会改变个体对整个事件或历程的看法，但“以瞬间的方式把握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瞬间是现在在其中存在的时刻，现在以逃遁的方式现时化。”[3]所以，《封锁》中，在封锁的电车空间上，在静止的时间里，吕宗桢和吴翠远瞬间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情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泡沫，不能够在开放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中生存下来。

小说在永恒的时空中截取封锁的瞬间，展示了人物内心的变化。张爱玲喜欢用隐喻的手法来描写事物，在《封锁》中也不例外，所以她在文中描写前进的电车像“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1]148，强调没有完，说明电车前行是一个永恒的常态化的状态。“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1]148，同样，这句话也重复出现在结尾，只不过是封锁开始和解除的不同信号而已，而小说故事也就是发生在这一段封闭的时间里。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暂时敢去思考自己整天忙碌的意义何在，年轻的助教吴翠远也有时间考虑为什么会给一个满口脏话、文法不通的学生批一个“A”。个人主体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当两人互相了解之后，互诉衷肠，甚至想到了谈婚论嫁。但从美妙的相遇相识到痴心的相恋相知，是发生在静止的、真空的封锁电车上，封锁只是瞬间，不管瞬间多么美好，但还是转瞬即逝，终究抵抗不过日常生活划定的边界。封锁解除了，电车依然爬行在没有终点的轨道上，吕宗桢也瞬间清醒，离开了吴翠远，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生活依旧如故。只是那短暂的瞬间真实地存在过，吕宗桢和吴翠远在这一刹那做了一回“真人”。

张爱玲擅长描写人物在时间长河中瞬间发生的变化，将永恒和瞬间并置在一起，来看人物的心理变化。《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虽然一生都套在黄金的枷锁中不能自拔，但对于姜纪泽的真心在一刹那间也深刻地展现了出来；《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和白流苏，起初都抱有各自的目的走到一起，但最终在香港沦陷之时，两人之间的爱情真正地体现了出来；《封锁》中的吕宗桢和吴翠远是被装在套子里的人，他们成了生活中的“伪装者”，在封锁的电车上，两人之间产生的情愫刚好是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张爱玲将时间的两个面结合，带给人们双重交织的体验，吕宗桢和吴翠远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一种被压抑和“被塑造”的状态，戴着面具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荒唐且文明的社会中生存下来，而事实上，个人在内心深处有着一种强烈的反叛意识，只是这种意识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只有在规则被破坏和消解的瞬间才能得到释放。而封锁时期的车厢就提供了这样的时机和场所，所以才会产生不同于永恒时间中的别样“风景”。

二、车厢与外界的真相

在小说中，战争只是一个隐性的背景，而在封锁状态下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意识的变化则是小说的主题。张爱玲通过对于封锁时车厢内部空间和外界生活空间中不同人物的细致描写，展现了人物生活的真相，这种真相的显现则是由于封锁打破了常规的生活空间，创造了一个暂时被遮蔽的、隐现的日常生活空间。

在封锁之后，电车外面的人开始奔跑，想要寻求一个暂时的避身之处，但“商店一律的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1]148张爱玲以全知视角描写了人们生活在彼此之间不信任、没有安全感的世界，这种不安全感其外在因素是暂时的封锁造成的，而内在因素则是人们之间的冷漠和惧怕造成的，鲁迅作品中描写的示众和看客的心态，在张爱玲的笔下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封锁后恐怖的死寂里，只有乞丐的叫喊声打破了这种静默，开电车的司机重复着乞丐的叫喊声，他没有同情，反而漠然地表演他人的悲哀，在封锁结束之后，电车继续前进，人们的生活依旧如初。所以说，“真实与戏剧就在这样的生活中交替上演。”[4]

与电车外面人的骚乱相比，电车里的人相对镇静。有的乘客下车，公事房里的人在评论某个人，长得像兄妹的中年夫妇的日常口角，手心里骨碌骨碌搓着核桃的老头，医学生画人体骨骼的简图，“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1]150在看似“庸常”的生活背后，是个人无法逃避和无法把握的社会历史，个人的存在有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空虚是可怕的，人们为了对抗它不得不让自己忙碌起来，免于思想所带来的痛苦，主体意识被压抑。然而，正是封锁时刻的到来，让人们忘记了身上背负的重担和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才能在片刻的寂静中让自己苏醒。吕宗桢在翻看着印在包子上的铅字，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他才能“认真”地琢磨上面的字迹，试想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之下，他还有时间和心思去这样做吗？机遇和巧合刚好在合适的时间激发了吕宗桢的心理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在平时是不可能释放的。吴翠远也得以在这段时间中细细打量身边的这个男人和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两人在这个相对隔绝、相对纯洁的空间中萌发了情感，焕发了生命的活力。但面对封锁解除，这美妙的瞬间也只是昙花一现，电车不再是封闭的、孤立的空间，静止的时间也开始流动，进入到外界，与其成为一体，二重空间融为一体，人们返回到生活的原点，幽默化为悲凉。

车厢和外界因为有了封锁而区分，车厢和外界分别上演了人生和社会的真相，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意识也是在这种时空之下的产物。通过对于人物心理和行为的细致刻画，我们能够看清在“非常态”的环境中人们的“常态”化生存的困境和面临的问题，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欲望被压制，不去也不敢思考生活的意义，只能按照社会既定的规则做一个“好人”，而不能按照自我的意识做一个“真人”。“好人”和“真人”之间似乎是可以转化的，但这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而小说所呈现的两者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这或许和现代文明的二元悖论有着某种联系。

三、“好人”与“真人”的对照

“《封锁》的最大贡献是把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中盛行的好人与坏人对立模式改造为好人与真人对照模式。”[5]10张爱玲塑造了两重空间之下的两种人物的镜像，没有封锁时，人物是“被塑造”的“好人”，在封锁状态之下人物是按照自我意愿塑造的“真人”，一个人物的两面是不能兼得的，之所以将两者对照观察，是为了更集中揭示个体在发展过程中所受“他者”的制约和影响。

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拉康认为“镜中的映像助成了幼儿心理中‘自我’的形成”[6]7。虽然拉康的镜像理论研究的是婴幼儿阶段，但象征着人类社会一种主观性的矛盾，即人类始终在自我意识中追求和培养完美的自我，“持续的认同过程使人的‘自我’得以形成并不断变化。”[6]7换言之，镜子是“他者”对于主体看法的隐喻，自我主体的身份的建立基于各种包括与社会认同和“他者”话语在内的镜像。小说中的吕宗桢和吴翠远两个人在面对社会和他人树立的“镜子”时，看到了自我主体的形象，然而这是一种假象，只能是被认可和被塑造的，符合社会所要求的“好人”形象。自我主体觉醒之后的真人才是现实中“我”的本真状态。

吕宗桢是在现实生活中集多重身份于一体的“好人”形象。他是一个会计师、父亲、丈夫、乘客和市民的统一体，每天忙忙碌碌，却不知道自己忙碌的意义何在，他不得不穿着西服去小巷子里给妻子买她想吃的菠菜包子，尽管面对自己心动的吴翠远想到了离婚，但他又想到他不能离婚，得要顾全孩子们的幸福，想到不能牺牲吴翠远的前程和坑了她的一生。吕宗桢平素里不敢设想生活的意义，正如他说：“混着也就混下去了，不能想——就是不能想。”[1]155他不敢也不能去深究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他只能按照传统社会既定的规则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就是社会所给予的“好人”标签。但在这层标签之下，究其根本，他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却又无力反抗，过着苦闷生活而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精神出轨”的男人。

吴翠远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和好老师的“好人”形象。她出生在一个新式的模范家庭，“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1]151吴翠远受过高等教育，留校任教，然而她没留过洋，学生和教员都看不起她；在家里她同样也受气，因为没有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当和吕宗桢在交谈时，吴翠远认为女子受教育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从她来看，受到的教育并没有使她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反而束缚了她的生命活力，她对这样的教育抱有否定的态度。吴翠远的内心受到了来自社会重压和他人言语的恶意中伤，但是想要在现实社会中生存，就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社会和他人中找寻自我的“镜像”，即便是虚假的，也只能负重前行，把自我内心的欲望和想法压制，成为一个被认可的“好人”。

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本我代表人的本能和欲望；自我代表理性判断对于本我的欲望的压制，处在本我和超我的中间，一方面要满足自我的欲望，另一方面要符合超我的要求；“超我把最严厉的道德标准加诸于无依无助的自我身上，自我在其淫威之下可怜兮兮。”[7]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吕宗桢和吴翠远都把自我的本能欲望压制，而在电车封锁期间，自我能够更多地带有本我的成分，能够把潜意识中的想法上升到意识层面，并进一步实施。

在电车里，吕宗桢刚开始并不是想要单纯地和吴翠远调情，而是为了躲避烦人的亲戚董培芝。他一开始不喜欢眼前的这个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1]153但随着交谈的进一步深入，他们两个互诉衷肠，在他看来没有款式的吴翠远，变成“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的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1]156，当他看到吴翠远脸红了之时，他的男性意识一点点复苏，“宗桢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1]156正因为有了自我主体意识的自觉，吕宗桢和吴翠远之间的调情才有了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他们谈到了结婚，忘记和抛却了身边所有的羁绊，把本我意识中许多为人所不知道的、不能表达的欲望：对妻子的不满、对工作的厌烦、对家庭的失望、对婚外情欲的渴望全都发泄了出来，做了一回“真人”。但当封锁接触之后，他又本能的回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不仅是指电车空间上的位置，也是指社会给他规定好的、不能逾越的精神空间和心理位置。

吴翠远同样也在电车上思考什么是“真”。太阳晒在她的脊背上是真的；隔壁孩子的脚抵在她的腿上是真的；眼前花言巧语的吕宗桢是真的，这一切让她感到快乐，吴翠远不想做一个被认为的“好人”，宁可做一个“坏”的“真人”，“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我恨他们！他们哄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1]157-158这是“真人”的吴翠远对“好人”吴翠远的反抗，这种反抗的声音在现实的生活中是不能说出来的，只有在暂时静止的空间中才能表达出来，他们沉静在短暂的爱情带来的心理快感之中。当吕宗桢理智地思考他们之间的爱情之后，认为这样是不行的，吴翠远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她哭得死心塌地。“他是个好人——世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1]158内心升腾起的自我意识在理智也即在超我的监督和压制之下，重新又缩了回去，做“好人”难，做“真人”更难。

“好人”是社会塑造出的形象，“真人”是按照自我意识塑造的形象。只有当符合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时，社会对个体的评价也就是一个“好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人的真情实感和七情六欲；当个体在适当的宽松时空环境中把自我意识和欲望表现出来并且塑造自我时，就是一个“真人”，但“好人”和“真人”在同一环境条件下难以兼得，这也就造成了现代人一种共同的精神困境。

四、结语

“‘文明及其不满’,是弗洛伊德向人类提出的一个最深刻的命题,而且也是20世纪世界现代主义艺术的最高主题。”[5]8文明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处在文明社会中，一方面在享受文明带来的各种好处；另一方面也就会遵守更多约定俗成的规则，就会把人的个性和思想湮没。《封锁》描写吕宗桢和吴翠远在封锁电车上，心理瞬间觉醒的时刻，表达着自我的被压抑下的意识和欲望，但这种瞬间是短暂的，封锁过后生活依旧如故。《封锁》通过对于文明和人性、“好人”与“真人”的分析，关注现代人在文明社会中的异化和精神困顿，试图找寻现代人在“围城”中突围的方法，则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