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斌，陈发俊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都具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庄子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然也包含这样一种精神。“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摒弃主客两极化，倡导其合一的认知方式,它不仅是庄子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思维认知的重要基点。然而一定的认知方式必定基于一定的本体论的思想之上，庄子“天人合一”的认知方式就是立足于作为万物统一本源的“道”。在庄子看来，“道”就是其自身的本源物。以存在论的视角来看，它是一种在时间性上超越了一切事物之存在的存在。从生存论上来说，它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其本身也处于不断地流变中。它既在太极之上也在六合之内，蕴藏于万物之中，不见其形却确有其事，只可自悟自取，不可他传他授。在庄子的视阈下，“技术”可依据“道”而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损人害物的“技”；第二层次是顺应自然本性的“术”。前者是人为实现一定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它在给人带来便利提高功效的同时，也激发人的比较之心。然而比较心会使人不能固守心中的自然之道，使人与物的平衡关系遭到戕害。后者是遵循“道”——事物固有的自然规律——所进行的实践，而不是以自我的欲求为出发点所从事的实践。这种实践是在“物”与“我”平等的前提下，在适应自然本性的基础上，而从事的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活动。关于庄子技术哲学思想，近年来，已有一部分学者对其基本的范畴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概括以及对庄子技术哲学中“道”“技”“艺”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究；也有另一部分学者则将庄子技术思想与海德格尔技术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寻求两者技术思想中的异同点；还有一部分学者从生命哲学、生态哲学 、美学等视角来诠释庄子哲学中所体现的技术观。虽然国内学者对庄子技术思想的丰富的内涵以及“道”“技”“艺”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其技术观之中所阐发的“技”与“术”的关系，尤其是“术”的意蕴还未被很好地探讨。新时期进一步探究庄子的技术哲学思想中“技”与“术”的含义，对现代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其当代应用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 损人害物的“技”

关于庄子技术之“技”的界定，可以从其所著文章《天地》中得到答案。庄子在《天地》中写道：“能有所艺者，技也”[1]219。“艺”之本意为耕耘之巧，它是一种劳动者在田间劳作时所展露出的一种技术性活动。“技”在《说文解字》(以下简称为《说文》)中的解释是：“技，巧也。工部曰。巧者,技也。”[2]379从两者的本意来看，“艺”与“技”共同指向一种技巧性。庄子对“技”之内涵的揭示也是借助“艺”之起源的耕耘来进行阐释，亦即庄子以“圃者拒机”为例来阐释技术之“技”的意蕴。在该故事中，庄子首先赋予了“技”一种客观性的外在，即贡子所称的“桔槔”。“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1]235作为技巧性的客观存在物——“桔槔”，它能极大地提高灌水的效率，使圃田者尽快地达到灌溉农田的目的，成为劳动者解除繁重劳作的一种手段。它可被视作为人们为了满足包括自身生存性需求在内的一定社会需要，而依托劳动者所掌握的自然规律对人工自然系统进行不断地创造、控制、应用和改造的手段和方法[3]。在庄子的视角下，这种技术之“技”却是一种“羞而不为”的行为。因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1]235换言之，技术的使用必然会致使人们遗忘纯朴之心，迷失于功利心之下的投机取巧活动，进而导致人们的心神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失去觉悟“道”的能力[4]。

庄子并非不知技术可以降低劳动强度，使人达到对好生活的窥探。只是此种方式会让人产生投机取巧的想法，进而使人朝向背离“道”的方向发展，故而不屑使用。作为一种使人日渐远离自然之“道”的“技”，《说文》还给予了它更多一层的含义：“古多叚伎爲技能字。人部曰。伎、與也。”[2]607由此看来，“技”与“伎”在一定程度是可以相通的。“伎”字在《说文》中的意思则是：“伎，與也。與者，黨與也。俗用爲技巧之技。”[2]379换言之，“伎”更多地具有一种“给予”的意思。但这种“给予”又不是只具有一种意思的“给予”，而是一种显在的“给予”与一种潜在的“给予”的统一。它分别以显性的方式和隐性的方式给操劳者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去不同程度的改变。首先，在流俗的日常中，“伎”给人带来的是一种超越生存之所限的“技”。它减少了劳动者在自然状态中完成某种劳作时所需投入的自然力，给人以事半功倍之感。然而，“技”也在这个过程中暗暗地递送给操劳者一种比较之心。它使操劳者在意识中不断地衡量此物与他物的优劣，亦即在完成某种劳作任务时，“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相比谁拥有更高的效率。故而，“技”所引发的比较之心会使人的纯朴之心遭到破坏甚至是丢失，进而人的行为便不再表现为一种符合“道”的行为。

作为技术的“技”，不仅使人的自然之“道”丢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会使物的自然之“道”遭到了戕害。在庄子看来，使用“弓、弩、毕、弋、钩饵、罔罟、罾笱、削格、罗落、罝罘”等器具来为人类服务，可以减少人为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但也带来了严重后果——自然固有的秩序被破坏。即如庄子所说“鸟乱于上”“鱼乱于水”“兽乱于泽”[1]197。在庄子的视阈下，“伯乐善治马”不过是“烧之，剔之，刻之，雒之”[1]182，并且用马口横木和马络装饰来限制它们，用皮鞭和竹条来威逼它们，使其屈从于人的意志。陶匠“善治埴木”也只是“圆者中规，方者中矩，曲者中钩，直者应绳”[1]183，而并不顾及黏土和木材的本性。伯乐和陶匠所谓的“善治”，只是一种使“马之真性”“埴木之性”得以驱散的“技”。易而言之，人在施“技”的过程中，从与自然的对峙中确认他的主体性地位，进而将自然作为被改造的对象置于人之下。这种做法不仅使万物的自然本性被遮蔽，更让自然的尊严和独立性被损害。最终，造成“一而不党”的精神藩篱被破坏，自然本性远离，圣人之道殆尽。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技”较之“抱瓮而出灌”所展示的“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再难以理解汉阴老丈这种事倍功半的行为。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技”所体现的是人们对一种好生活的需求。然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求本身、满足需求的活动和已经获得而用的工具又会引起新的需求”[5]。劳动总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而进行。当某种工具的使用能够减少人们在满足需要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时，该种工具就可能会引起人们对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在对好生活的向往中，人也会不断地思考如何去改进技术，使其更好地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易而言之，技术的功效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刺激着人的需求欲的增长，继而导致人之欲控制人之心的发生，使人的心灵产生异化，人与自然平衡的天秤失衡。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物不再是带有天然生活习性的独立物，而成了可被操纵的满足人需求的提供者。“技”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割裂出一道无法弥补的“伤痕”，并强力地削弱了自然的自身性和独立性，使事物变成对象性思维的固定客体和纯粹的技术性产物。故而，立足于存在论的角度来审视技术统治下的自然物，不难发现一切事物都已经成为贯彻人类意识而被生产出来的人工物[6]2-26。作为使人背离“道”的“技”，它不仅使人原本纯朴的自然之心丧失，而且更让人日益朝着偏离自然本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与人生活在同一世界中的自然物也因“技”的施展而逐渐被褫夺了自身的自然本性，成为人统治的对象。

2 浑然合一的“术”

在庄子看来，圣人之性在于闻道。得道者能够在其生存的过程中与群物同行而不失本己，会与质素之本，无为虚淡，复归淳朴之本心。易而言之，人的至高境界在于身体与性情皆与“道”相合，人游于喧嚣尘世而泯然无迹。然而，具体的人必定生存于具体的环境当中，其所形成的人格形态也必定深深地体现着该一方之所的特性。从圣人乃至庶民因其所处的环境不同，他们通达自身生存的“道术”也有所不同。如果持一方之“术”的人并未认识到所持“道术”的有限性，甚至还随意扩增其所使用的范围，那么此时的道术只能沦落为具有一定偏颇性的“方术”。虽然从功用性的目的来看，作为不得道术之全的“方术”与“技”在效用上类似，即“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1]557,但它极大地区别于损人害物之“技”。“就‘方术’的本身而言，它是‘道术’之局于一方者”[7],它并不是离道之技，而是察道之技。它在根本上体现着人对事物内部之道的通达，对自然物之本性的适从，对事物真理性和规律性的把握。从《庄子·天下》的文本来看，庄子所说的“术”虽然可以分为“古之道术”和“今之方术”，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都是察道之技。只不过一个体察的是全部性的道，一个体察的是局部性的道。虽然方术之“方”从范围上限定了“术”，但“术”之自身依然展现着“道”，存在着通向“道”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体现在人类的技术性活动中就表现为劳动者在展开其自身本质过程中的心理体验和精神状态的交融。换言之，劳动者在其操持过程中体悟自然之道，将自身消解于“道”中，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在《养生主》一文中为这一至高技术境界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庖丁解牛”。“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畸，砉然向然，奏刀驍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1]64解牛原本只是作为屠夫操作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牛——所完成的劳作任务，却被庖丁通过自身高超的技艺演绎成了一场充满节奏感和艺术感的艺术创作过程。庖丁在十九年的解牛过程中，从“全牛”到“未见全牛”再到“神遇而目不视”，逐渐领悟解牛的本真之“道”。故而，他解牛时的手中之刀，可以依道而行，顺术而下，“批大郤”，“道大竅”，“技经肯綮之未尝微碍”，达到游刃有余的境地。这种游刃有余的境地就是对“道”的体悟，是劳动者在技术性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行走在自然之“道”上的“术”。换言之，“游刃有余”所呈现的不仅是一种合于自然本身之道的人类活动，更是一种人的主体性消解于自然之中的对象物与我的统一。

那何以见“术”？庄子利用“津人操舟若神”的故事为“术”的显现提供了一条指引性的道路。“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1]347操劳者操劳于万物之中，如果聚心于世俗之物必会分散其心，使其自然本性不能通达。因此，“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1]429换言之，若身处事物之间不能专心致志，则会牵动性情，进而导致一种由性情所引发的妄为。虽然这种性情之为确实是一种人的行为，但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符合道的行为，而是一种丢失自然之心的虚伪之为。故而“技”依旧只是操劳者为了获得功效的手段，是一种对道的背离，即圃者所拒斥的“桔槔”。故而，只有首先端正自己的态度，聚心于内，方能初窥到“术”。驼背老人经过五六个月的练习，方才达到“吾处身也，若橛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1]347也就是在举竿承蝉的过程中，能够立身如断木，举臂就像枯枝，身处繁华的嚣尘中，却一心只注意蝉的翅膀。他不因宇宙万物的流变而改变对蝉翼的注意，如此这般专心致志方才掌握承蝉之道。在这一阶段中，“术”中所蕴含的“道”并没有被技术作为一种揭示物而展示，操劳者对“术”的认识还停留在一种“无意识”之为。操劳者在长期的练习过程中达到了一种可以排除外在事物干扰的全神贯注状态，并跟随自己所积累的经验自然地作用于对象物。因此，只有“专心致志”才能使“术”以一种准备状态来到操劳者操劳的世界之中，并随着操劳者自身与事物本性逐渐相结合而得以显现，亦即世界之中的“道”开始贯穿于操劳者自身的实践活动之中，操劳者的操劳活动展现为一种超脱世俗的承蝉之技、解牛之技等。

“术”作为一种由自然之“道”所指引而完成的技术活动。一方面，它是通过操劳者操持工具性用具遵循事物本有的道而展示出的一种自由之境；另一方面，它也和“道”一样具有不可言说的特征，只能自悟自取，不可他传他授。从孔子与吕梁丈夫的对话中我们可了解到：吕梁丈夫之所以能在连鼋、鼍、鱼、鳖都不能游的地方蹈水，并不是他掌握了孔子眼中所谓的蹈水之技，而是由于他出生于山地就安于山地的生活，成长于水边就安于水边的生活，一切皆顺应自然，跟随自然的本性。他虽未有“道”的概念，但其操劳于人世间的过程中却展示着循“道”而行的“技”所体现的“术”。庄子认为真正的“术”，不论是“治国之术”还是“御物之术”并不是攻读圣人遗留下来的著作所能求得的，而需要操劳者在技术性活动中通过亲身的实践而逐渐体悟的。正如“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1]266轮扁虽已掌握了做轮的规律，但并不能通过语言传给其子，致使至今还是独自在做轮。

那怎样才能达到“术”？庄子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即“技兼于事， 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1]219。此处“兼”通常将其译为带有、合于，含有指向之意。然而，一事物指向另一事物，必有这一事物所指向的对象，在其未成为指向对象之前依然还处在一种被遮蔽状态。然而，当其处于一种指向性结构中时，本身所具有的隐蔽性就消散，展现在指向者的视域中。故而，此处的“兼”亦含有“揭示”之意。操劳者在技术性活动中揭示事务的面貌，被展现的事务揭示所蕴藏的义理，蕴藏的义理又揭示顺应自得的“德”，顺应自得的“德”则揭示听任自然的“道”，听任自然的“道”最终指向事物的自然本性。在庄子看来，虽然“技”是万物之末用，“道”是世间最高的存在，两者之间具有较大差别，后者统摄前者，但两者却也是相辅相成、相互包含的关系。“技”中蕴含着“道”，“道”通过“技”而被呈现，本末相合，则百节皆适，可视之为得其“术”。从庖丁解牛的过程中可得知：“术”就是要以身之体呼应天之理，以没有厚度的刀，游刃于有间隙的骨节，在牛的“邑”中，遵循其固有的道。在循道而行刀时，行至不顺之处，便怵然为戒，专心致志。不顺之处，并非道在此处不再存有，而是道在此处盘根交错。故而，解牛者需要在此时动作放缓，动刀甚微，使自身消解于物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然本真之境。换言之，它反映了庄子对“人之自在”和“天然之道”的向往[8]。

3 抑“技”扬“术”的现代启示

庄子技术哲学思想中，对“技”的批判以及对“术”的赞扬，都显露出中国古代的哲人们独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和笛卡尔所确立起的“自我-主体”意识大相迥异[9]。在“自我-主体”意识的引导之下，一个“对象性世界”开始进行建构，事物的存在不再被当作一种饱含多种可能性的“自在”结构为人所认识，而是被人表象为一种与人相迥异的对象性存在物的存在，整个世界也成了一种可被计算、可被量化的抽象世界。人跨越了自然物所具有的局限性，从自然的整体中跳脱出来，成为一切事物之存在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一切事物都通过与人的对峙而获得了自己被预设的性质和形式，成为人的客观对象。人在这种对象化世界的过程中取得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获得了统治和支配自然的权力，自然成了人们为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占有和索取的对象。人与自然也逐渐从对等的关系发展为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甚至沉沦为一种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现代社会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等全球性问题，就是“自我-主体”思想泛滥所导致的技术朝着偏离“道”的方向发展所带来的后果。

作为美国当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面对技术给人类所造成的一系列灾难时，他认为技术本身是无法克服这些恶果的。因此，对于技术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必须进行更进一步的沉思。在现代技术统治下的今天，深究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认知方式和技术观念的问题。故而，要克服技术背离“道”而发展的现象，首先须从改变人的认知方式和技术观念入手，才能使技术的发展重新复归于“道”。 庄子所提倡的“抑技扬术”技术思想，在认知方式上追求一种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能有效地克服引发现代技术恶果的主客两极式思维；在技术观念上，它所强调的技术观念——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本性的前提下使用技术，不可过度的依赖技术——能够突破立足于主体性视角将技术视为达到某种功利性目的的手段的陈旧技术观念。庄子技术哲学中所蕴含的抑“技”扬“术”思想对于今天开发新技术以及技术创新方向选择方面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首先，庄子对“技”的不屑和对“术”的推崇能够帮助人们破除功利性的技术发展观。功利性技术发展观将技术视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抑技扬术”使人们朝向顺应人与事物自然本性的方向推进技术发展。在流俗的世界中技术被通俗地理解为满足人的某种需求而采用的一定手段或工具[10]116。人们在这种技术的流行观念的遮蔽下，向世界提出了蛮横无理的要求，使自然物与人自身都成了一种为技术所“预置”的产品[11]。技术的发展沿着工具论和人类学的老路继续向前推进，并且人们一直试图通过创新技术来不断地克服技术带来的一系列恶果。例如，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核辐射所产生的灾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人们甚至都千篇一律地希望通过进一步的技术发展来解决[6]172。但这种技术发展理念，看似可行，却忽略了技术上可能性的东西或许只是不断地展现出通往新灾难的道路[10]141-142。与此相对，庄子所提倡的技术之“术”，则将技术视为人本质的延伸和旨在顺应自然本性的行为。它能够让世内存在者在其生存的过程中获得圣人之道，寄己于人世之间，与万物并行而不知所往，超越功利性的工具理性，重回“天人合一”的自由之境。同时，也能够让世内存在者在技术的展现过程中使自身依旧保持德行全备，神形无损，精神专于“一”，彰显出其在生存过程中将自我消解于物我平等的世界中以及对自然自由人性的追求[12]。因此，在推进当下的技术发展时应该立足庄子所提倡的尊重自然、顺应事物本性的“术”的角度来制定技术发展的战略，即顺应自然已经展现出的多种可能性来推进技术的发展，使自然展现出的多方面潜力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不是使技术的发展屈从于人类的主观意志，成为人的权力意识贯彻的体现，使人和自然的自身性遭受到扭曲甚至破坏。

其次，庄子“抑技扬术”的技术观也为当今技术应用范围的划定提供启迪。现代技术的蓬勃发展，促使着人类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1900年，人类平均寿命只有39岁，如今已经高达73岁，这其中技术的功劳不可磨灭[9]。然而，技术在为人类的生存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3]例如，伊利诺伊州的农民用狄氏剂的破坏性喷液避免了日本甲虫对谷物的侵害，但却招致了谷物穿孔虫所造成的八千五百万美元的损失[14]。在庄子的视域中，这种技术灾难的发生皆是因为技术的使用背离了“道”，即违背了事物的自然本性所招致的。背离“道”的技术，不仅损害了人与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也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条难以消除的裂痕。因此，技术的使用应当立足于主客体相统一的视角，拒斥对功利和机巧的追求，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从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中寻找到符合人们要求的那一种可能性。例如，在昆虫灾害防治方面，人们不必使用农药来消灭害虫，而可以采用生物防治的办法，需找到某种害虫对应的天敌来祛除灾害。只有在技术的使用中刨除了一种对功利和机巧的过度追求，才能在世界日益图像化的今天，使世界逐渐从扁平的二维复归充满多种可能的三维甚至是多维。

4 结 语

总而言之，庄子立足于万物共同之本源的“道”，以一种人与万物等齐的视角来审视技术。在否定技术的过程中,洞察到背离“道”而发展的技术之“技”使人与事物的自然本性处于被遗忘状态。人在施“技”的过程中，忽视了人与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尊严性和独立性，不断地压抑着甚至是迫害着人与自然的本性，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地走向失衡的状态。作为依循“道”而行的技术之“术”，使人超越了功利和机巧所造成的生存困境，在生存的过程中遵从世界的自然之性，努力将自身的主体性消解于人与自然共生的世界之中，进而达到“游刃有余”的生存境域。庄子所提倡的“抑技扬术”技术思想为当下的技术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向，抛弃技术的功利性，使其符合人与自然的本性。同时，也提示着人们如何划定技术使用的边界，即技术不能对人和自然的尊严性和独立性造成戕害。长期以来，人们始终沿着西方文明的道路行走着，而忽视了中国古代智慧的力量。如果身处困局中的人们能够洞察庄子技术哲学思想的深层内核，并用以指导现代技术的开发与使用，则一定能够拯救失落于技术困境中的人类自身。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技术哲学思想，只要给予适当的条件，亦能在今天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前瞻性亦可在不久的未来成为技术哲学研究以及技术开发与创新的新指向[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