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承，巴晓研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系辞》《二三子问》《衷》《要》《缪和》《昭力》六篇，是迥异于传统“十翼”的解释《易经》卦义的作品，学界统称为帛书《易传》。篇中载孔子以卦爻辞论说君子德行，于字里行间中贯穿了浓厚的忧患意识，可谓深得作《易》者之宗旨。孔子舍弃了传统以断占求筮为目的的研《易》思路，而是把注重总结历史变化规律和经验教训作为《易》学的主要研究方向。这种研究范式为后世《易》学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全面分析其忧患意识，对于考察中华民族精神的构建，发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忧思深远的危亡意识

忧患意识，“一言以蔽之，表现的就是对于人和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命运的关怀”。[1]在《周易》这部思想深邃的著作中，高堂悲白发之哀，黄河奔流不返之叹，不胜枚举。《系辞下》谓：“《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这种原始反终、彰往察来的忧患意识，是其成书的初心和本色。相传《周易》作于殷周之际。殷鉴问题，是周代有识之士苦苦思索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身为殷商苗裔的孔子。在帛书《易传》中，孔子的忧患之心深沉且炽烈，他最直接的表述，就是对于危亡之势的看法。《要》篇谓：

夫子曰：“危者安亓(其)立(位)者也，亡者保亓(其)存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乳(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亓(其)亡亓(其)亡，幺(系)于枹(苞)桑’。”[2]114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出自《否》卦九五爻辞，原义是说：马上要掉下来啦，可得小心谨慎啊，要在桑条上系牢啊！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对其作引申解释说：“言圣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自危惧，乃是系于苞桑也。苞，本也，系于桑本，言其固也。”[3]李贤注与《要》篇“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乳(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之意不谋而合，均是喻示事态不稳定，需要时常保持警惕谨慎的心理，才能达到“大人吉”的状态。

“系于苞桑”常被后人转化为“苞桑之叹”，用于指代忧患意识。宋代诗人黄庭坚《书磨崖碑后》诗云：“明皇不作苞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清末思想家严复在《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一文疾呼：“必凝道德为国性，乃有以系国基于苞桑。”“苞桑之叹”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危亡戚戚之心。这种国民精神是中国自古以来所特有的，说它滥觞于孔子，是有文献依据的。

孔子还通过解读《周易》防微杜渐的思想来表达危机意识。帛书《二三子问》文曰：

《易》曰：“聒(括)囊，无咎无誉。”孔子曰：“此言箴(缄)小人之口也。小人多言多过，多事多患，□□以衍矣，而不可以言。箴(缄)之，亓(其)猷(犹)‘聒(括)囊’也，莫出莫入，故曰‘无咎无誉’。”[2]45

“括囊”出自《坤》六四爻辞。高亨先生解释说：“束结囊口，则内无所出，外无所入，人之于事不问不闻，有似于此。”[4]在帛书中，孔子则从杜绝流言蜚语的角度来阐释该卦卦义。孔子认为，“括囊”犹如“缄小人之口”，即让小人闭上嘴巴。因为小人只爱指指点点，搬弄是非，只有让他们三缄其口，就像扎紧口袋一样，才能避免流言四出。

除了杜绝小人之口外，孔子还强调君子应该“慎言”，避免言多必失带来的危害。《二三子问》载孔子引《艮》卦六五爻“艮其辅，言有序”解释说：

慎言也。吉凶之至也，必皆于言语。择(释)善而言[不]善，择(释)利而言害，塞人之美，阳(扬)人之过，可胃(谓)无德，亓(其)凶亦宜矣。[2]56

孔子认为“吉凶”与“言语”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拿人好处却说别人坏话，闭口不谈他人美德，却大肆宣扬他人缺点，这种无德的小人行径，必然会招致祸患。《二三子问》的“慎言”说还与《礼记·缁衣》所载的“溺人”说颇有相似之处。《缁衣》篇谓：“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亵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孔子郑重指出，言语不慎，态度轻佻，内心贪婪，都是“溺人”的表现，统治者万不可轻慢民众，否则就会失去民心。在这里，孔子反复强调“溺人”的危害，其主旨与帛书《易传》的“括囊”说、“慎言”说相同，皆在表达防患于未然的思想。

总之，孔子借论《易》来抒发危机意识，是基于春秋末期“民参其力，二入于公”“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左传·昭公三年》)的社会现实，可以想象在其内心深处，未尝不奔腾着奋激的河流。

二、“观其德义”与以德为鉴

先秦时期，德的观念经历了一个由获得天命神意之“得”到内心自省之“德”的演变过程。西周统治者鉴于殷纣王失德亡国的教训，在天命观念中注入“敬德保民”这一极具人文特色的因素，创造性地形成“以德为鉴”这样一种政治反思。可以说，将“德”作为鉴戒的核心，是周初执政者留给后世的宝贵的政治遗产。

孔子以继承文王之德为己任，因此周初以德为鉴的思想精髓也深刻反映在他的《易》学体系中。“德”字在帛书《易传》六篇中出现的次数非常频繁，所涉及章节基本上都是在讨论《易》之吉凶悔吝与君子大人德行修养的关系。尤其是《要》篇“观其德义”的说法，在《易》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文如下：

子赣(贡)曰：“夫子亦信亓(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虽)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其)多者而巳(已)矣。”子曰：“《易》，我后亓(其)祝卜矣！我观亓(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眀(明)数而达乎德，又(有)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始(恃)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其)德而巳(已)，吾与史巫同涂(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稀)也。祝巫卜筮亓(其)后乎！”[2]118

这段文字阐述了孔子研《易》的门径，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孔子言“吾百占而七十当”，表明孔子潜心推演占筮，目的由《易》来衡量德行过失，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

其二，“观其德义”表明孔子研《易》，首要观察的是它蕴涵的德和义，其卜筮的功能则被放在次要的地位。这样的《易》，既包容了象数，但又不停留于象数，而是将其作为理性与道德的提升。[5]因此，《易》之“德”，才是君子鉴戒的首选。

其三，孔子言“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表明了他与史、巫不同的价值取向。“儒”，源于殷周时代参与仪礼操持巫祝史宗一类的文化人。[6]孔子说他与史、巫同出一途，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但他又认为与这二者“殊归”，则是从占筮的目的加以区分的。史、巫之占，是为了预测吉凶、气运，获取福祉。孔子之占，则是通过占来进一步推衍到德，以德来考察得失成败，使之引以为君子行事、修身的借鉴。总的来说，孔子的新《易》学，就是把传统的巫觋之《易》、术数之《易》提升到德性之《易》，“一方面把筮占文化‘人的命运的外在性’转向‘人的德行的内在性’，另一方面则在思维上过滤、清洁筮占文化中虚幻和非理性的因素，提升为清楚、明晰的理性，从而使中国文化跃升至一个新的层面。”[7]441

“观其德义”作为孔门《易》学的理论宗旨，反映了孔子研《易》的目的是“求其德”“达其德”，把《易》之德当作借鉴和参考，即以德为鉴。结合《易传》六篇，可以发现孔子以德为鉴的思想包含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天道之鉴。天道，又称“天常”“天德”。人伦秩序、社会法则都应顺守天道。帛书《系辞》谓：“夫《易》，圣人之所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孔子认为，天依旧是人事的主宰，虽然天的本质不可言说，但人的德行最终还是要为天所承认。逆天改命之事，在孔子这里，并不认可。

二是政治道德之鉴。政治道德，指的是执政者在国家治理方面上应具备的德性。就内政而言，体恤臣下、关爱百姓被视为有德之举。如《缪和》篇谓：“夫君人者以德下亓(其)人，人以死力报之。”[2]134在对外方面，不轻易诉诸武力、以德服人也是有德的表现。如《昭力》篇谓：“上正(政)卫国以德，次正(政)卫国以力，下正(政)卫国以兵”，“上正(政)陲衣常(裳)以来远人，次正(政)橐弓矢以伏(服)天下。”[2]149“上政”是以德来护卫国家，“次政”“下政”是霸权和军事征服。相比而言，以德卫国能够“柔远能迩”，使四方之人心悦诚服地归顺，所谓“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便是此意。概括而言，一个国家政治清明的标志就是“德”，整饬政治被称为“顺德”“明德”“修德”，荒淫腐朽则被称为“昏德”“败德”“悖德”。《易》之德是治国理政的思想工具，为人君者都应该从《周易》当中汲取借鉴。

三是个人品行操守之鉴。春秋时期，“德”观念的进步，集中体现于基于理性思考和精神反思的个人之“德”的发展，有了自觉的道德修养和君子人格的要求。[8]在帛书《易传》中，孔子多次谈到修身之道，其中有两处涉及到心性修养，颇为特别。一个是“精白”说。《二三子问》篇载：

(孔子)曰：“龙大矣。商之驯德也，曰称身□□□易□和，爵之曰君子。戒事敬命，精白柔和而不讳贤，爵之曰夫子。

孔子曰：“‘根(艮)亓(其)北(背)’者，言任事也。‘不获亓(其)身’者，精白□□□也。敬官任事，身[不]得者鲜矣。亓(其)占曰：‘能精能白，必为上客；能白能精，必为古正。’”[2]55

首先，孔子从内在品德方面言龙，以龙之德喻人之德。孔子赞美龙有驯顺之德，可被视为君子，它能够警醒、谨慎地行事，内心精诚洁白、柔顺谦和，且尊重贤者。其次，孔子借《艮》卦辞阐述“精白”之义，认为敬修身心，排除世俗干扰，这种将修养达到精白境地的在上位者，才是正直大臣的典范。由此可见，“精白”是指内心达到一种精诚、洁净、平和的状态。这种修养工夫，要求“存心养性，清明在躬，以心之澄明空虚开出精纯无杂的本体来”。[9]简言之，就是儒家内圣的工夫。

另一个是“恒德”说。“恒德”出自孔子对于《恒》卦的解释：

《卦》曰：“恒，亨，无咎，利贞也。”孔子曰：“恒者，□□□□□□者，恒亓(其)德，亓(其)德长，故曰‘利贞’。

《卦》曰：“不[恒亓(其)德]，或承之忧(羞)，贞蔺(吝)。”孔子曰：“此言小人知善而弗为，方进而无止，捐几则择(释)矣，能毋忧(羞)乎？故曰‘贞蔺(吝)’。”

子曰：“不恒其德”者，言亓德行之无恒也。德行无道则亲疏无辨，亲疏无辨□□□□□□□□ 何不蔺(吝)？[2]139

孔子指出，“恒”就是持之以恒之意，“恒德”就是指君子修德要专心持久、慎始敬终。相反，“不恒其德”者，是小人的行径。小人明知美善却不去遵行，遇事左右逢源、半途而废，这种行为致使他不辨亲疏远近，唯利是图，必然会遭受困境。《论语·子路》载孔子曾谓：“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说的是人如果没有恒心，即使连巫医这样的职业都无法做好，何况是君子？可见，在孔子眼中，君子不仅要具备高尚的德行，更要有恒久之心来对待自己的德行。正如《衷》篇所说：“《恒》也者，德之固也。”恒心，才是稳固道德的基石。

刘家和先生曾说过，有周一代是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一并觉醒的时代，“这两种理性同时觉醒的现象，作为人的崇高理想在上天的投射，实在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灿烂朝霞，光彩夺目”。[10]走出宗法制藩篱的儒学之士，为了在政治上获取进身之阶，不断尝试从自身德性修养上下功夫，以“立德”“立功”的目标来激励自己。无论是《要》篇提到的“观其德义”，还是《彖传》所称的“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周易》都是孔门士人以德为鉴的思想宝库。把《周易》视作德之源，是先秦儒者共识。

三、“《损》《益》之道”与变易思维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所以它分散又团聚，接近又分离。”[11]这里表述了一个既简单却又深邃的哲理，那就是万物是不断变化的。生死祸福，悲欢离合，人的一生何尝不是在变数中度过的？曲折反复，革故鼎新，历史发展何尝不是在变革与创新中开辟前行的道路？因此，求变、求新、求通的思维，才是引导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帛书《要》篇中，孔子用“《损》《益》之道”来阐述他的变易思维：

孔子繇(籀)《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厽(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要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產(生)之室也，故曰《益》。《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物)之所老衰也，长夜之所至也，故曰《损》。產(生)道穷焉而產(生)道產(生)焉。《益》之始也吉，亓(其)冬(终)也凶；《损》之始凶，亓(其)冬(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巳(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憙(喜)。故眀(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也，此胃(谓)《易》道。[2]119

从孔子所论来看，《损》《益》二卦中“变”的原理是《周易》筮法最精要的部分。《损》《益》是“吉凶之要”最直观的反映。《益》，始吉终凶；《损》，始凶终吉。《损》《益》交替运行，生生不息，变换不止，体现了《周易》的终极道理——变。“作为复合词的‘周易’，也就是指宇宙人生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物不循的周全、普遍、永恒的变化与法则，此种变化与法则，亦即贯通天、地、人，作为天地万物生命本体之‘道’”。[12]就《损》《益》而言，只有深刻体会其中的“天地之变”，才能在艰难险阻中获得得失、忧虞、进退等方面的启示，最终成就所谓的“君者之事”。《易》之道就是《易》之变。明确肯定事物永远处于变化的过程中，有意识地研究事物变化的法则，这是《易传》哲学的一个特点。[13]说《周易》是一部“变经”，至为允当。

孔子还注意到《周易》“变”与“时”的密切关系，即“变”不离“时”。《要》篇提到的“《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是一种久已失传的古卦气说。《益》代表的是春夏之交万物生长的时节，《损》代表的是秋冬之际万物衰老的时节。孔子通过“《损》《易》之道”阐述了一个随“时”应“变”的道理。正如万物生长随时节而变化一样，人生实践也要随时势转移而相应做出改变。《文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君子、大人无论是修身进德，还是建功立业，都要时刻奉守“时”这个先决条件。与时代相脱节者、抱残守缺者，恐怕都难逃被抛弃的厄运。孔子总结说“顺于天地之心”，正说明了这个意蕴。

“《损》《益》之道”深刻影响了孔子的历史发展观。虽然孔子“顺于天地之心”的说法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周初的“配天”思想，但孔子并不是把天命视作凝固不变的铁板一块，而是提出随时应变的“时变”观，主张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做出变革调整。《论语·为政》载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总结了夏商周三代政权更迭的特点，分别是“因”和“损益”。前者是继承，后者是变革。其实，继承也好，变革也罢，孔子所说的“因”和“损益”，都是在讲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事情。这两者都是服务于“当时”的需要，都是为了“变”而“因”，为了“变”而“损益”。

总之，《周易》“《损》《益》之变”孕育了孔子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面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历史巨变，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鼎新求变的变易思维始终贯穿于孔子一生的政治实践当中。说孔子是他那个时代的改革先行者，不虚也。

四、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忧患意识之比较

帛书《易传》据学者研究，大约成于战国中期。将之与今本《易传》(汉人谓之“十翼”)作对比来看，两者都在忧患这个主题上展开了宏大的论述。细细品读可以看出，两者虽都深论忧患，既有相似之说，但在某些论说上也有一些今本无而帛书本有之处，充分反映了先秦儒门内部的思想共识和个性认识。

先来看相似之处。首先，今本《易传》与帛书《易传》均表达了相近的时变观。今本《系辞》提出了“知几知神”的时变说，谓：“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指出君子要体察入微，知晓天地变化之道。在这一点上，帛书《要》篇“损益之道”所表达的随“时”应“变”的道理，和《二三子问》“理顺五行”所强调的顺天时以行政令的思想，均与今本《系辞》论说主旨相同。其次，今本《系辞》“易德”说与帛书《要》篇的“观其德义”说也表达了相同的主旨。《系辞下》集中阐释了卦的“德”性：“《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帛书《要》篇也指出《易》功用是“幽赞而达乎数，眀(明)数而达乎德”。两部《易传》都揭示了《易经》所表现出的道德人本主义。此外，在对安危、祸福、吉凶、循环往复等问题的阐述上，今本《易传》与帛书《易传》皆从各个方面表达了相近的观点。

再来看帛书本异于今本的论说。如帛书《衷》篇载有孔子关于“善而治”“让善之胃(谓)也”[2]102的论述。此处“善”，当为禅。“让善”即是禅让，“善而治”即是禅让治理。这里的“让禅说”和《缪和》篇“无千岁之国，无百岁之家”[2]122类似，意在指明没有千秋万代的统治，表现了先秦儒家禅让治国的政治思想。然而，“自秦以后，帛书中孔子许多与此类似之文字，都被‘遵儒’诸生为保个人功名利禄而删去了”。[7]2另外，帛书本《易传》还用相当大的篇幅来阐释《困》卦的深义，这在今本《易传》中比较少见。《缪和》篇载弟子向孔子询问《困》卦的问题，孔子解释说：“是故汤□□王，文王拘于羑里，秦[缪公困]于殽，[齐桓公]辱于长勺，越王句(勾)贱(践)困于[会稽]，晋文君困于骊氏。古(故)[自]古至今，柏(霸)王之君未尝忧困而能□□之任，则遗□□也。夫困之为达也，亦猷(犹)□□□□□□，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其此之谓也。”[2]123《缪和》篇此论反映了孔子周游列国时的困苦遭际，孔子以古代王霸之君皆于困境中奋起为例，表达了对于“困”(磨难)与“达”(成功)的辩证看法，这是在今本《易传》中未能体现的。

检视今本、帛本两种的《易传》，同样是表达忧患意识，帛书本《易传》多用孔子解弟子问的记载形式，来阐释君子进德修业的诸多问题。而成书于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的今本“十翼”，更多地是从崇天、法地、知礼等方面来传达大一统思想和君主专制理论。战国《易》学的这种转变，也正契合了那个时代由多元走向一统的思想发展趋势。

五、忧患意识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构建

如果说对帛书《易传》孔子忧患意识的探究仅仅是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上的话，那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强烈重视。事实上，忧患意识不仅拓展了先秦《易》学的研究方向，还为古代民族精神的培育注入了强大的基因。在先秦这个漫长的文华积淀时期里，忧患意识经历了由混沌到清醒、再到理性反思、直至精神自觉的演变过程，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忧患意识所蕴涵的凝聚力和活力是构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石。它是浓缩古代中国人智慧和理念的结晶，其所显现的诸多民族性格，至今仍发挥着重要意义。这些民族性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周易》文化诞生于黄河流域的豫陕大地，黄河流域所特有的曲折向前、雄浑壮阔的自然气势，给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古代先民注入了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自强不息，语出《易·乾·象传》，原句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苏轼解释为：“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曰强，安肆曰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14]意思是说，天道刚健，周而复始，运行不止，君子应该效法天道，自强不息、奋发有为，而不是沉溺安逸、苟且偷生。早在先秦时期，自强不息就被思想家们诠释成一种奋斗进取的君子风范。孔子谓：“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孔子家语·五仪解》)在孔子眼中，真正的君子，应该是在强烈道德感支配下，坚守理想道义，不断超越自我，永不自满。这种刚健有为的开拓精神，在孟子看来，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的浩然正气。这是无数志士仁人所追求的一种至大至刚、豪迈无比的英雄气概。每当民族危亡之际，自强不息都是支撑我们民族脊梁的强大动力。

(二)“穷则变，通则久”的贯通思维

忧患意识可以促使人们走出封闭的牢笼，以贯通的思维方式整体地考察自然、社会、人生的发展趋势。帛书《系辞》谓：“《易》，冬(终)则变，迥(通)则久，是以自天右(佑)之，吉无不利也。”[2]75“终”，今本《系辞》作“穷”，晋人韩康伯解释说：“通变则无穷，故可久也。”[15]其意是说，只有通晓事物变革历程，才能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才能持久稳定。“通则久”的道理对于历史鉴戒影响颇深，并在后世形成了一种重视贯通古今和考镜源流的“通识”思维方式。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说：“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可以广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国，而咸无不允。于是乎而有独断。有通识而成其独断，一旦毅然行之，大骇乎流俗。”[16]“通识”就是贯通性的认识。它可以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考察整体的利弊得失。更为重要的是，“通识”可以形成“独断”，即个人的独到见解，一旦形成“独断”，就会走出“流俗”，获得有益于今人的历史借鉴。贯通思维尤其体现在史家撰述视野方面，煌煌二十四史无一不体现了历史学者宏大的历史思维和整体的历史眼光。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从未间断，贯通性思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苟日新，日日新”的创新意识

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民族禀赋，是古代中国人在忧患思考之后凭借理性和智慧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最直接的实践活动。《系辞》：“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先哲们强调，假如一天自新，就会促使天天自新，就会把自新当作日常形态。日日更新才能创造盛德大业，所以君子必须竭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保证日新日进。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华民族何尝不是在自新求变中完成突破的？就政治体制而言，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中央集权制取代了松散的分封制，开创了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经济上，土地赋税制度的改革、生产工具的改造，使得中国经济的富庶程度长期居于世界前列。教育上，科举制的出现，创造了有着广泛社会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科技上，造纸、火药、印刷、指南针、天文、航海等技术的发明和改进，使我们的科技水平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很多发明领先西方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创新是注入中华民族灵魂血液中的宝贵的精神品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之所以几千年来始终以屹立自强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依靠的正是中国人自觉的创新精神。

(四)忧国忧民的奉献精神

孟子说过：“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启迪人们反思但并不仅仅停留于反思，而是引导人们积极投身于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改造中去，并且在这种积极投身的实践过程中，个人可以不计个人得失，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一种“心灵的奉献”的精神。孔子致力于通过“修己”来达到“安人”“安百姓”的崇高愿望，表达的正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济世情怀。而这种济世情怀，在近代中国则发展成无比震撼的爱国动力。晚清爱国政治家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呼声，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用行动奉献青春乃至生命的决心。“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17]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奉献精神的最完美的展现。相比于西方弱肉强食、单边孤立的自由主义，中华民族甘洒热血的奉献精神无疑更具责任感、担当意识和无私的特性。

六、结语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帛书《易传》中孔子论《易》所表达的忧患意识，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孔子将三代以来的忧患意识，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忧患意识，教导人们深刻洞察天地变化规律，认清社会发展趋势，思考君子德行的意义，从而激发强烈的入世精神，鼓励人们投入到改造社会、变革现实的历史活动中。孔子的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塑造了中国人励志自强、求通求变、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等诸多精神品质。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些民族精神，都是推动中华民族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