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春

(四川工商学院 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作为一个从成都平原走出的读书人，苏轼一生倾心土泥，热爱土泥，离不开土泥。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中心位置，这里人员密布，是中国与世界聚居人口最多的地区。苏轼的作品，无论是关于四川的还是其他地区的，许多都充溢着浓郁的土泥芳香、土泥气息与土泥情结。

一、磨难挫折中呈现出的土泥情怀

“三苏”之一的苏轼，平生经历起伏甚大，磨难重重。“乌台诗案”后被贬湖北黄州，此为苏轼人生一大拐点，经过这次波折，其人生色彩更为凝重。原来有些大手大脚，到黄州以后，才知道过日子的艰难。刚开始在给弟子秦观信里说：“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1]但过日子讲究的是细水长流，日子一久，入不敷出是必然的。对当事人来说，“乌台诗案”不亚于泰山压顶，可谓一生当中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引起的思想震动前不曾有。“他在湖州至汴京的押解途中，曾试图纵身江流；他在狱中，也准备服药自尽。”[2]支撑他活下来没有倒下的，是儒家文化的入世精神，仁民爱物的气量，以及对社会与人生强烈的责任感。先前于凤翔府任判官期间，苏轼有个同龄好友马正卿。苏轼被贬黄州后不久，马正卿也追随到黄州，做黄州通判。得益于马正卿的周旋，苏轼得到一块废弃的荆棘瓦砾遍地的营房荒地，有“数十亩”，用以躬耕，解了燃眉之急。但恰逢天时不好，第一年就赶上大旱，累得不像样子。这在《东坡八首》序言里说得很清楚。

《与章子厚》云：“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3]苏轼一到黄州，就对那里的人民、土地，那里的一草一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生发出一种感激至深的情怀。而这种对祖国山河、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就是他获得心理平衡超然物外的力量源泉。在黄州，苏轼能够筑梦东坡，得益于遇到了马正卿、徐大受两个贵人。徐大受，字君猷，时为黄州知州。徐大受久闻苏轼大名，欣赏苏轼才华，十分同情苏轼际遇，极力想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尽可能地照顾苏轼，就在城东的山坡上划拨了一块地给苏轼耕种。对于徐的照顾，苏轼感激涕零。他在写给徐大受之弟徐得之信中说：到黄州两眼一抹黑，无亲无故，“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4]。诗词里也夸徐大受“赖有多情，好饮无事，似古人贤守”(《醉蓬莱·重九上君猷》)。苏轼还买了一头耕牛，躬耕陇亩，于是因薪金基本停发造成的全家乏食之虞也得以暂时缓解。

就在这片有不少碎砖烂瓦、长满蒿草的土地上，东坡率领全家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自笑平生为口忙”(《初到黄州》)，“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东坡八首》其一)。这数十亩军营废地，位于黄州城东，原属黄州古城，从未劳作过的苏轼于此尝到了开荒种地的艰辛，在这样的耕种环境之下，在这样的土质之上，将这片无人问津的坡地打造成生长农作物的良田，该有多么艰难。难怪苏轼在田间劳作时经常累得要死要活，丢下锄耙，望天兴叹。谪居黄州第二年奋力躬耕于东坡，证明他对陶渊明归隐躬耕生活的欣赏，第三年他自名“东坡居士”[5]。此后其未来人生走向和思想观念都将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是农耕社会，中华民族对土地具有别的民族难以理解的情怀，毛泽东说：“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种地种菜这一点来说，中国人本质上都是农民。此种天赋在苏轼身上也有所体现。《东坡八首》其中第二首大意说：这块地虽然庞杂荒芜，但有高有低还是蛮适合种点什么的。湿洼处来点稻谷没问题，平地可栽植枣树栗树。住在武昌的四川人王文甫已经承诺给桑树种子了。栽竹子容易，麻烦是竹根(鞭)不好控制，到处乱长。怕像白居易说的“黄芦苦竹绕宅生”。尽管如此，仍需要好好规划一下。家僮烧茅草，一下发现了一口水井。这下好了，喝瓢水总还是容易的。人是容易满足的，在这片贫瘠的泥土上，苏轼折腾得有滋有味。勤劳质朴的中国人，有对土地的依赖和信仰，一旦有了土地，就有了活下去的底气。苏轼领着全家清理破砖烂瓦、荆棘小草，根据地形、土壤有规划地种麦种稻，还种了瓜果菜蔬，又去淘来桑树种，还考虑盖房的事。从未大规模开荒种地的苏轼开始体验耕耘之苦。一介书生过起了陶渊明的日子，耕地，盖草房子，田地命名“东坡”，房子以“雪堂”名之。

《东坡八首》是逆境中的产物，是一组土泥中长出来的歌。生活于人生地不熟的贬所，苏轼乐于自食其力，踏踏实实，劳而苦干，面朝尘土，与泥土为伍，与农夫野老为友，于亲近大自然中，体会别处所不具有的乐趣，化解磨难带来的痛苦。关于土泥，关于土泥的韧性与特殊性，《东坡八首》有几处详细描述。除了《东坡八首》，被贬黄州期间的作品还有《黄泥坂词》等。黄泥坂是东坡临皋亭住所与雪堂之间的一段土路，这段路是苏轼居于黄州期间最熟悉、也是最经常走的一条路，“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底，东坡与诸友交往，往返临皋、雪堂两地，途经黄泥坂，于道旁醉卧，衣服被露水湿透，因而创作了这首“行唱”之作。诗歌写沿途美景，写路途上悠然心态，写旷达胸怀，最后表达回朝无望的感慨，全诗富含浪漫情怀，为苏轼纪游得意之作。

苏轼对农业、农村、农民极其熟悉，如数家珍，每每说起故土、土泥、乡土，都饱含深情。晚年贬谪海南儋州期间，生活困窘到极点，但苏轼心情愈发平静。刚开始，物质生活困乏，几乎什么都没有，无奈只得请求昌化军行政长官张中给点官地种一种，“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籴米》)。苏轼对逆境早就习惯了，心地坦然，哪怕身处遭人唾弃的绝地。此刻，生活的车轮已经碾碎了他的青春之梦，不过苏轼依然没有放弃文学理想，这是苏轼最值得我们敬重的地方。谪居海南是苏轼一生最艰难时期，连书都很少，给亲友的信说只有陶渊明和柳子厚诗，“常置左右，目为二友”[6]。这时期的很多作品表现了海南民俗民风，洋溢着乡土气，土泥气息。是黎族百姓给了苏轼关爱、温暖以及活下去的勇气，“借三亩地”“结为子邻”(《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也点燃了苏轼的创作灵感，如“牛矢觅归路”“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如“不如玉井莲，结根天池泥”(《和陶饮酒二十首》)，如“归途陷泥淖，炬火燎茅蓬”(《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等。居颍州时期有“不用山鞠穷，自逃泥水中”(《再次韵赵德麟》)等。

二、隐喻、转喻和意境所展示的土泥情怀

土地应该是人类永远不能抛弃的家园。“行人口生土”(《起伏龙行》)，“疏雨不成泥”(《浣溪沙》)”，即使无机会长相厮守，也会不断寻找合适的时机，与这个记忆里的“故乡”作推心置腹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对话。“老牛鞭不动”“泥深四蹄重”(《过于海舶》)，即使暂时无缘份踏上故乡的泥土之路，也要把这一方胜境保留于心底，永远不会忘怀。这个土泥意象说不定什么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就会在他的作品里浮现出来。

我们看苏轼的《水龙吟》，小序是“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这是北宋时期咏物词名篇，好评如潮。章楶，字质夫，建州浦城(福建)人，北宋名将，时为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和苏轼交好，酬唱很多。苏轼对章楶这首杨花词极其欣赏。不过词史上，大都夸赞苏轼的和词，相比而言，对原作评价却不是很高。苏轼词向来以豪放居多，不过也有婉约的，这首《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即为其中之一。该词的写作时间为元丰四年(1081)春三月[7]。创作起因是上一年赴任的章楶把自己写的《水龙吟》寄给苏轼，章词逞才露思抒发自己将辞家别任之感。苏轼次韵全词咏杨。苏轼为什么要写作这首词？源于有感而发。章楶官身不由己，宦途漂泊。苏轼写杨花是写章，同时亦写普天之下所有充满艰辛的漂泊人和旅行者。杨枝之纤细柔弱，犹如思妇千回百转的柔肠以及飘忽的思绪。以树喻人，想象出格，咏物又不滞于物。下阕说杨花飞尽不必遗憾，可叹的是西园里百花凋零，破落无比，不好收拾。清晨雨后，杨花跑哪去了？已经变成了一池破碎的浮萍，不知所终。假设春色可以三分，那么，二分归尘土，一分归流水。结尾明白如话，水中浮萍可不是什么杨花，那全是离人伤心泪。整个词作综合看，杨花、思妇的情感取向是，因寻梦落空，痛苦有加而泪洒杨花，漂泊无根，最终恐怕要与流尘为伍。推进一层考虑，其隐喻是，不但次韵章楶，描写杨花，而且寻梦思妇之经历，更是苏轼梦醒悲哀命运不济官场受挫的象征与隐喻。

隐喻是古诗词作者言此意彼的一种抒情方式。“没有隐喻，就没有诗歌。隐喻本身就是小型的诗歌。”[8]隐喻手法不容轻视，不管是诗歌写作亦或欣赏过程都不可以忽略。苏轼很浪漫，懂生活，即使被谪时期也这样，其诗中大量使用隐喻。与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爱莲说》)和辛弃疾“饮千杯醉似泥”(《卜算子》)一样，苏轼也常常拿土泥做由头，寄托作者更为隐秘而深沉的情感。“尘满面，鬓如霜”(《江城子》)，唐圭璋评苏轼这首《江城子》悼亡词，“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诚后山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9]。但向来赏析者不大在意这个“尘”字。苏轼时为黄州团练副使，距离四川老家、距离成都平原远而又远，没地方诉说哀伤，又与妻子王弗阴阳两隔。如今误落尘网，事业蒙尘，满面尘灰，土头土脸，土里土气，几乎土埋半截，这个普通的“尘”字，隐喻了万语千言。苏轼和章之作《水龙吟》，从形式到内容，都举重若轻，全没有受原唱的约束和限制，物性人情融一炉，反超章的原词，成为咏物词史上的名篇佳作。王国维云：“东坡《水龙吟》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10]尤其是结尾，土泥意象不可或缺，宋代张炎说：“东坡次章质夫杨花《水龙吟》韵，机锋相摩，起句便合让东坡出一头地。后片愈出愈奇，真是压倒今古。”[11]除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水龙吟》)外，除了“尘满面”(《江城子》)外，苏轼还有大量的其他作品以土泥意象作隐喻。大地是人类的母亲，古典诗词很多作者都涉及数量不等的土泥意象，如李白、杜甫等人作品中常用泥土意象隐喻其思想，创造出独特的隐喻世界。

转喻是比喻的一种，以部分指代整体。“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隐喻一直占据显赫地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转喻则扮演着丫鬟的角色，其实，转喻更具本原性，即语言本质上是转喻的。”[12]转喻的重点不是在“像”而在“想”。转喻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况是，转喻的产生是因为部分和整体之间的转换。《念奴娇》上阕“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故垒”指的是“赤壁”。下阕“羽扇纶巾”一词代表“周瑜”，就是以人的衣着与特定物品代替整体的人。苏轼《西江月》上半阕“人生几度新凉”，用“新凉”代表“秋天”，也是转喻“秋天”。下半阕“月明多被云妨”，“月明”指的是“君子”，也是转喻“君子”，“云妨”指的是“小人”，也是转喻“小人”，该词意在凭借事物部分指代事物全体，关系应为转喻。转喻产生的第二种情况是，整体的部分之间亦可产生互换。“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定风波》)。王巩(字定国)为苏轼好友，受苏轼诛连被贬岭南(广西)，“琢玉郎”代表“王定国”，“酥娘”代表“歌妓柔奴”，人是整体，琢玉郎、王定国互换，酥娘、歌妓柔奴互换，不同名字互唤。苏轼利用转喻说明柔奴虽处逆境那么多年，但随遇而安心态好精神可贵。土泥意象比喻转喻的例子也有不少，如“泥途迹愈深”(《次韵郑介夫》)、“春尽委泥沙”(《牡丹》)、“尘土先衰老”(《游何山》)、“故人寻土物”(《次韵钱穆父》)等。转喻的特征之一即是用大家知道的或者容易感知的方面代替整个事物。在认知语法中，转喻、隐喻属于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许多生活现象都可以运用二者来解读。“终老尘土下”(《送李公恕赴阙》)，“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苏轼的许多诗词都有隐喻、转喻的运用，这样可让诗歌更耐思考，更具艺术性，也让读者更趋安宁沉静。

苏轼诗词作品有不少是通过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拓宽了作品的审美空间。一首诗词好不好，意境是关键。意境一般从三个方面评判高下：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以及韵味。“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全能文人，他到哪里就像一道闪亮的光芒，让那方沉静的土地发光发亮，可以说，有缘让苏东坡青睐而踏足过的地方，是非常幸运的。”[13]比如《浣溪沙》(五首)其一“覆块青青麦未苏，江南云叶暗随车”。开头便是土泥意象。描述先雨后雪临皋亭烟雨迷离、麦地里一片葱绿的画面。苏轼另有一组五首《浣溪沙》，该组词创作于元丰元年(1078)春季，苏轼时任徐州太守。由于旱情加剧，苏轼率众到石潭求雨，如愿以偿后又率众再到石潭向雨龙王致以感谢，石潭道上草成《浣溪沙》，共五首。写农业、农村、农民，每一首都具有土泥味，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具有开拓性，给词坛带来了一股朴素新鲜的乡土味道。作品中，读者不但闻到了土泥之气，好像还听到了庄稼拔节的脆响和炸裂的韵律。“走马路无尘”“收拾耦耕身”。这是一首咏春词。耦耕，两人各持耒耜并肩而耕。其五大致意思是：软绵绵的青草和齐刷刷的莎草被雨洗之后格外显眼，清新翠绿，平沙走马也无灰尘。哪天才能归隐躬耕呢？春阳耀眼，桑麻兴旺，闪耀着水泼一样的光芒，暖风轻吹，蒿草、艾草散发出阵阵香味。故乡没有官场的倾轧，远离朝廷的是非，农村是疗伤的家园，是“无尘”的净土。苏轼自谓“识字耕田夫”，回归田园对床夜话是苏轼苏辙一辈子的心愿，是哥俩一辈子的创作母题。五首《浣溪沙》创作时间是1078年，被贬谪黄州是在1079年。虽然苏轼此时没有被贬，但仕途并不顺畅。耦耕，出于《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词人想与农民一起耕作，只不过现在官服在身，身不由己。这句“耦耕身”表达了词人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大自然的归依，以及向往农村、希望回乡务农的思想感情，通过土泥意象扩展了意象的想象空间。面对田原里最美丽的风光和田野丰收大局已定的形势，苏轼难免有一点自得，“使君元是此中人”，为父母官但记得农村成分。“雷动玉尘香”(《真一酒歌》)，“行人口生土”(《起伏龙行》)，“沙路净无泥”(《游蕲水清泉寺》)，苏轼作品里像这样运用“尘”意象、“泥”意象、“土”意象的句子数不胜数，普普通通的土泥被灌注了丰富的韵味，集中了对生命、对时间的思考。通过对土、泥等相关意象的分析，可以揭示出苏轼诗歌的创作构想，即现世关怀和永恒思考的完美结合。从来写诗写词都是景无虚设，这些意象带给人们阅读享受，也拓展了审美空间。

三、植根于故乡的土泥情怀

故乡的土泥永远蕴含着迷人的芬芳。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的根深植于故乡的土泥，此一生便会和故乡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了。“小槛日自斜”“春尽委泥沙”(《牡丹》)，那呈黑色和紫色等色彩的，带有草根气息和田野芬芳的故乡的土泥，是苏轼一世的牵挂，每每想起，便梦绕魂牵。神宗元丰七年(1084)秋季，苏轼陪同王胜之到仪真(仪征)后，二人与真州太守袁陟会合，三人一起游览现位于仪征市东的“东园”。苏轼作《南歌子》“虽非吾土且登楼”，这是典型的借他乡土泥，遣自己乡愁。从一个懵懂幼童转成长为读《后汉书》范滂故事“慨然叹息”“奋厉有天下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的少年，再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沁园春》)的青年学子后，苏轼离开家门，走出故土，走进都市。“关右土酥黄似酒”(《泗州除夜雪中》)，“山前乳水隔尘凡”(《风水洞二首》)，让苏轼一直难以忘怀的味道，还是家乡芬芳的土气息、泥滋味。古往今来能够接近土地的诗人数不清，但成名成家步入官场之后还能保持本心还能够走近土地的就不多了。在这不多的人数里，苏轼是突出的一个。前文提到的《东坡八首》详细描述了整理土地清除杂草的情景，“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这样的生长环境，收成会怎样呢，“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从内心感慨贫瘠土地上耕作之艰难。不仅在黄州，而且在惠州、海南，苏轼都有种地以解决食无粮的窘境，甚至种药材以救治病者。

《送贾讷倅眉二首》大意是委托贾讷到眉州后，去看看自己父母的坟园，另致意于家乡父老。他对故土眷恋之情感着实感人。贾讷将去眉州，官履通判。“倅眉”就是担任眉州副知州。此诗作于元祐元年(1086)，此前一年(1085)5月，苏轼知登州任，到官五天，即以礼部尚书召还，调回京都，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一年之内升职三回，最后为上翰林学士。碰巧此时贾讷将到眉州任职，有人要去自己想回而不能回的故乡，苏轼自然有一些激动，遂作两首七律相送。结尾作者自注：“先君葬于蟆颐山之东二十余里，地名老翁泉。君许为一往，感叹之深，故及。”苏轼从嘉祐元年(1056)出蜀，仅因为奔丧、守孝有两次短暂回家乡的经历，此后再未回去过。不过他从没停止对故土的思念与期盼，写了百余首独具乡土情怀的思归诗词，对故乡之眷恋可见一斑。《送贾讷倅眉二首》记录了故乡许多的过往。不能回乡为父母扫墓只能拜托别人。纪昀称赞这两首七律“一气浑成”[14]。

“三苏”都名列“唐宋八大家”，“三苏”文成为千百年来文章之典范。在宋代即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俗语。作为接地气的“识字耕田夫”，苏轼从小对农人农事就有许多了解。《和子由蚕市》诗中，跟弟弟苏辙回忆儿时，有“蜀人衣食常苦艰”“千人耕种万人食”的诗句。后来他任各个州通判、知州，对农民的状况格外上心，如“泪尽雨不尽”“黄穗卧青泥”(《吴中田妇叹》)和“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荔枝叹》)等带有土泥味的悯农的诗句以及其他作品。

桑梓不是富贵地，却连万千游子心。苏东坡诗词之所以有如此浓厚的的乡关之情、归乡之感，与蜀地浓烈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当年兄弟二人还在京师清净的怀远驿备考，每天吃大米、盐、生萝卜的“三白饭”，对床夜语时，两人就立下了将来同返故里早日同归田园的誓愿，且后来于诗词文章里屡屡提及。时为嘉祐五年(1060)，苏轼25岁，苏辙23岁。王水照《苏轼传》说：“与文化归依心态结合在一起的乡土之恋，对苏轼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促成了苏轼人生思考的早熟。”[15]苏轼足迹遍布大半个北宋版图，无论品味多少神奇山水，最令其念念不忘的还是故乡那片欲回归而不得的熟悉的热土。“羸马古河滨”“天低糁玉尘”(《至济南》)，根植爱的土壤，才能结出丰硕果实。芬芳的土泥，随时随地会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这大概也是苏轼创作常常离不开土泥二字的原因。

在远离故乡的广东惠州，苏轼凿井得水，喜而作《白鹤山新居凿井》：“今朝僮仆喜，黄土复可抟。”邵圣三年三月，苏轼61岁的时候，朝廷元祐党人“永不赦免”的消息使他觉得这辈子怕是永远也不能回故乡了，遂决定在惠州买地造屋，终老于此。还打算把宜兴的大儿子苏迈全家以及小儿子苏过全家搬过来住。本来临时居于地方政府宾馆合江楼，苏轼诗《迁居·序》：“时方卜筑白鹤峰之上，新居成，庶几少安乎？”虽为戴罪之身，但由于东坡名满天下，有时候地方官员还会网开一面，尤其得益于表兄兼姐夫程正辅的关照，暂居合江楼。而现在程被朝廷召还，合江楼估计住不下去了。于是被逼无奈，才有大动作，打算打井盖房。安居才能乐业，岂有他乎？僮仆欢喜，黄土可抟，都是高兴的。何谓黄土？《史记·三王世家》：“封于北方者取黑土，封于上方者取黄土”。“尘埃何处洗？”(《蝶恋花·自古涟漪》)，“黄土没车轮”(《再次韵答》)。黄土有时也指坟墓，苏轼诗词的黄土象征意味强。

土泥情怀是什么情怀？读“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水调歌头》)，我们感受到的是苏轼对人间的执着，对土泥的不舍。严肃的内容而以幽默的笔调出之，这是苏轼诗词的特点之一。我们再看《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这是写给弟弟的。上阕怀古，回顾东晋谢安的遗憾，意在“以不早退为戒”。谢安中年出仕，已经鬓染秋霜，本来就很尴尬了。想隐居又因为做官贪恋功名富贵耽误了，无边遗憾只能寄托于田园泥土。下阕抒情，咱哥俩可不能学谢安，别被功名利禄束缚，“岁云暮，须早计”，咱们也老大不小了，要早做计划，早日还乡，选一个好地方随意逗留，长住久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于故乡的地段里才活得真实，时年42岁的苏轼依然不忘当年怀远驿的理想，表现了对故土的不舍，同时安慰弟弟。

苏轼对土泥感情炽热而深邃，对故乡记忆深刻。通过对诗词的研读，我们隐约可以看到，给苏轼诗词做背景的，不但有北宋的朝廷，纷乱的时局，还有一片又一片苍茫的原野，一片又一片大块的土地，大块的亦或细微的土泥。他用优美的诗词作品展现了一幅幅深远而富有启发的风土人情画，展示了一片片富有温度和质感的大地。“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异鹊》)，或许苏轼成长带有浓厚的乡土色彩，初心难忘，所以作品里吾土、九土、风土、白土、红土、粪土、二土、灰土等触目皆是，晴泥、乱泥、池泥、淤泥、雪泥、黄泥、青泥、赤泥、春泥等随处可见。这些平凡的文字构建了一个个不平凡的意境，蕴藏着作者浓烈的哲思与乡土因素，简单又极具张力，苦难而又温馨。任何一个古代诗人涉及土泥、庄稼，涉及田野的地方，写得都特别动情。土地是有生命的，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挚爱与伤痛。今天的人们逐渐抛离故土，乡情日益萎缩。不过我们依然相信，在那一个又一个弥漫土泥气息的乡村里，人情依然在，冷暖依然在，互帮互助淳朴友善依然在，这些都是土地上最坚硬的的生命内核。“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猪肉颂》)，苏轼诗词中，土泥之比喻信手拈来，随时随地都在传达回归田园的深切渴望，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苏轼诗词，也意图唤醒人们记忆里日益缺失的土泥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