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燕，陈思颖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7)

近年来，我国当代儿童小说较以往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一定的突破，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但也在题材、结构、价值取向、童年精神等层面暴露出一些问题。仅就题材而言，留守儿童、残疾孩子、单亲孩子、穷苦孩子的生存现状成为诸多长篇儿童小说的聚焦对象，有些作品中的农村儿童形象又常被塑造为沉默、感伤和被动的，与灵活、洒脱并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行动能力的城市儿童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童年“特殊状态”的模式化书写，无形中让当下儿童小说的题材空间与人物形象显得相对狭窄。事实上，儿童小说与成人小说一样，同样需要表现广阔而丰富的现实生活，而不能人为地加以缩小或一味沉溺于儿童生活的“异态”书写。

长期以来，青年作家李学斌一直保持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双栖”状态，他以创作者的敏感和研究者的深度观察思考出发，发现当下“异态”童年对儿童小说丰富性的遮蔽，“忧心于儿童小说惊人的趋同感”[1]244。因此，在其儿童小说新作《龙抬头，猪会飞》中，李学斌有意识地规避题材的趋同，突破成长小说的惯常模式，在儿童形象的塑造、童年精神的开拓等方面力求创新。正如作者所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意味着对前一部作品的异化，意味着新路径的探寻。”[1]243从反映儿童生活、童年文化及其时代精神的深度和广度上看，这部儿童小说的创新和艺术探寻颇为引人注目，既是作家以往创作的某种延续和超越，也是当代儿童成长小说的一次深化和突破。

一、当下儿童“常态”生活的自觉书写

儿童小说《龙抬头，猪会飞》以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县城东平县为背景，书写了朱雪飞和龙莺这两个孩子的成长故事。小说通过描写两个主人公家庭的变迁，呈现了当下儿童真实的常态化生活，表达出作者对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童年成长的全景式观照。这部作品叙事平实自然，语言亲切生动，突破了留守儿童、家庭破裂等惯常情节模式，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式童年”的广阔时代风貌，也折射出社会转型对新一代儿童成长的深刻影响。

全书以普通男孩朱雪飞与家人进城开启城市生活作为叙事缘起，平静地讲述了他从小学四年级转学进城到六年级这段时间内发生的转变与成长。刚刚进城的雪飞因同学“欺生”而委屈压抑，幸运的是他和同桌女孩龙莺成了好友。龙莺成绩优异、阅读广泛，给雪飞很多帮助，不过，她也有自己难言的烦恼……小说最后，雪飞在“小升初”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而龙莺一家离开小城，去上海寻求更好的发展。全书没有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情节，没有尖锐的城乡对立和冲突，而是着重聚焦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感受的友谊与亲情、经历的欢乐与苦恼、努力与尊严等生活细节的书写，因此，作品整体上情感丰盈、描摹细腻、人物丰满，尤其是对雪飞和龙莺这两位小主人公的生活常态写得颇为真实并具有一定的深度。

作家沉潜到当下童年生活和情感的各个层面，以生动的笔触真实地展示了孩子的欢乐与忧愁、自卑与奋进。朱雪飞有着农家子弟黝黑敦实的外形，说着乡音味儿十足的普通话，作为一个从农村转学来的插班生，他在开学第一天便获得了“猪学飞”这个带有嘲弄色彩的绰号。还没来得及适应新环境，不理想的考试成绩就接踵而来，这让本来就处于弱势的雪飞陷入更大的窘迫。“二月二”这天，雪飞兴高采烈给班主任带去妈妈炒的五香豆，却因课堂出糗而遭受同学的恶意奚落，导致他压抑已久的情绪爆发并动手打架。在这段孤单而压抑的生活里，小狗柯柯的陪伴给雪飞带来了极大安慰。与此同时，善良懂事的龙莺也为受欺负的雪飞打抱不平，她时常借课外书给雪飞看，在选举中队委员时为他投票。而雪飞带着小狗为龙莺寻找钥匙，在龙莺为父母争吵而烦忧时充当忠实听众并保守秘密……

高尔基认为，“新人的成长在儿童身上特别鲜明可见。”[2]63不同时代的儿童，在其个性心理、知识结构、理想愿望和精神面貌上都是不同的，如何塑造带有时代特点的儿童形象是儿童小说永远的课题。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我要我的雕刻刀》《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等儿童小说推出了一批张扬自我个性的儿童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龙抬头，猪会飞》中，男孩雪飞和女孩龙莺的形象不但具有这一年龄段儿童的性格和心理特征，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加快，不少农村孩子因为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走进城市，开始崭新的生活，而朱雪飞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既不是因父母进城打工而成为孤守家园的留守儿童，也不是跟随父母寄居城市的外来务工子弟，而是由于父母在城里购房而全家搬迁到县城安居的普通孩子。因此朱雪飞既没有属于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也没有进城务工子弟的自卑、压抑和漂泊感，在父母的关爱、老师的鼓励和朋友的陪伴下，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内心的荣誉感自然而然地融进了新班级、新生活。不久，朱雪飞在运动会中一鸣惊人，在学校文艺汇演中表演相声，在语文课堂上屡屡出彩……他的童年生活开始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应该说，朱雪飞从乡村走进城镇的生活转变，是城与乡的生活背景的自然转移和生活方式的对接，而绝非对抗——因为乡村美好的风土人情是他童年记忆的一部分，而城市新生活的多元和挑战又让他有了更新、更高的精神追求。由此，城与乡的不同童年生活悄然融入了朱雪飞的生命，伴随着、激励着他茁壮成长。

李学斌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应“以自己的童年为圆心向外扩张，融合了许多孩子的体验的童年形态，就能够塑造出真实的孩子和理想的孩子合二为一的童年形象”[3]。因此他既不满足于对自我童年的回忆，也不满足于描写儿童生活的小圈子，而是不断扩大和丰富小说中的童年生活形态。在《龙抬头，猪会飞》这部作品中，他毫不吝啬地运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人生阅历。不难看出，描写男孩雪飞的乡村生活时，作家充分调动了自我的童年记忆和内心经验，而对龙莺的描写则来自他采访获得的第一手生活资料，并加入对身边儿童生活的独特观察。这种“记忆性叙事”和“虚拟性叙事”的融合，使得这部作品中的两个儿童主人公形象既富有时代气息又充满了童年的永恒质感和美学力量。

二、双线叙事中的童年与时代图景

小说是讲求叙事的艺术，但有不少儿童小说常常采用散文化、系列化的故事组合方式，而缺乏美学意义上精密连贯的统合结构，这一突出的艺术问题已经对“中国儿童小说艺术气象的拓展和提升构成了现实的制约”[4]106。《龙抬头，猪会飞》这部小说有意识地摒弃了以散文化叙事削弱故事性的艺术弊端，整部小说叙事严密、结构完整，详略有序、繁简得当，彰显出作家驾驭结构的用心与功力。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认为，“复线结构”可使儿童小说在生活内容的涵盖和表达上更加立体、广阔，“复线结构”即“一部小说中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主线，同时分别展开情节，而在有些章节中就把两条主线结合起来”[2]54。在作家李学斌的精心安排下，《龙抬头，猪会飞》展现出“复线结构”的艺术优长，通过两位主人公的生活变化及成长经历的“双线叙事”和城与乡的空间转换，很好地实现了作家书写当下儿童常态化生活的艺术自觉与“期待”。李学斌是塑造男孩形象的高手，他曾在《蔚蓝色的夏天》《走出麦地》等小说中塑造了多位真实、质朴的农家少年形象。在这部新作中，作家仍然以农家少年为重心，通过转学前后的生活变化和成长经历，驾轻就熟地勾画出朱雪飞这个真诚、要强的男孩形象。而在龙莺的形象塑造中，作者更多地采用了侧面描写，如通过她“五一”劳动节去上海看望妈妈的“上海日记”、暑期生病住院等情节，逐渐透露出她所面临的家庭矛盾。小说以两个小主人公童年的生活变化自然而然地涵盖了现代社会转型中从乡村到城镇、再到大都市这三个现实空间，无论是雪飞跟随父母从农村移居到县城，还是龙莺跟着妈妈从城镇走向大都市上海，他们的离乡和“迁移”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表征，呈现出在社会发展和变迁中“童年”的真实模样。

为了让小说的结构更加严密紧凑，而不落入松散拖沓，作家娴熟地采用悬念、偶然、反转等叙事技巧，大大增强了这部儿童小说的可读性。全书以悬念开场：雪飞最爱的小狗柯柯不见了，他和爸爸匆忙赶回老家，从而引出回乡下过春节、为母羊接生等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描写。而后作者集中描写了雪飞转学后的种种不适，从“二月二”的习俗逐渐转入对“春节运动会”“竞选中队委员”“金秋艺术节”等一系列校园生活的真实书写。而小狗柯柯帮龙莺找钥匙、雪飞暑假在舅舅的水吧报警抓“骗子”的乌龙事件等情节，也都颇具故事性和趣味性，让小读者在津津有味的阅读中逐步走进主人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小说前半部分的叙事以小狗柯柯为焦点，它是雪飞乡村童年的一部分，后成为雪飞和龙莺友谊的纽带。小说后半部分的叙事则借用日记、电话、微信等当下孩子常见的交往方式，凸显了他们之间的情感互动和彼此影响，让两位小主人公的生活与成长的“双线”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细读可见，作家在呈现乡村、城镇和都市这三个叙事空间时使用的笔墨不同，蕴含其中的情感和心理距离也不尽相同，那些描写乡村童年生活的笔触尤其生动。如，雪飞跟爸爸回乡下过年、给母羊接生、照顾小狗等生活细节都极为鲜活有趣，而“放火节”这一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俗描写更是栩栩如生：“夜幕降临后，田野里，麦场上，就燃起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火堆，人们从火堆上跳过来，跨过去，笑呀，闹呀，一个个兴奋得就像吃了人参果的小猴子。而那一簇簇熊熊燃烧的火焰，从远处看去，灿亮夺目，让人简直分不清究竟是地上的火，还是满天星星散落人间。”[1]39这段热情洋溢的场面描写将人们的快乐、张扬、激情表现得酣畅淋漓，让读者身临其境般感受到乡村生活的质朴欢快和美好浪漫，也体会到雪飞对乡村的留恋之情——此时的他尚未全身心地融入新学校，对新的生活还处于观望状态。在此，作家把叙事和民俗描写巧妙结合，使人物的情感世界与外在环境密切交融。

儿童小说重在表达儿童生命情态、成长历程和精神价值，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从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和校园生活，它具有广阔的题材空间，因为儿童的成长总是与社会、与时代息息相关。小说《龙抬头，猪会飞》中出现了一系列真实的成年人形象，如：雪飞爸爸因喜欢喝酒而经常误事，雪飞妈妈进城后才开始学习做个懂教育的好家长；龙莺妈妈去上海学习后不愿再回家乡小城，龙莺爸爸对异乡打拼的生活心怀畏难和抵触；总爱嘲笑别人的男孩袁一丹的爸爸在做生意中因触犯法律被关进看守所……这些同样处于社会快速转型之中不断调适自我、寻求发展的成人形象，构成了儿童生活与其家庭、社会密不可分的关联，也为这部儿童小说延展出更为深广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与作家的《蔚蓝色的夏天》等代表作相比，《龙抬头，猪会飞》的乡土气息似乎淡薄了一些，但它在城市化加速的社会进程以及乡村与城市、童年与成年的时空“交汇点”上，展现了当下童年的新面貌、新精神，彰显出当代儿童小说在生活广度的拓展与艺术深度的探寻。

三、童年精神的理解与艺术阐释

近年来，充满幽默色彩和游戏精神的校园小说风靡一时，呈现出一种贴近儿童家庭和校园日常生活的细部观察和表象化书写，但较少看到对儿童生活的审美判断和童年精神的审美把握。从个体角度看，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生命历程，他们单纯、真诚、热情、勇敢……但童年从来都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当下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所衍生出来的“中国式童年”是复杂多样的，既包括乡村、城市等不同的空间维度，又包括回忆、现实和幻想等不同的时间维度。在《蔚蓝色的夏天》《咫尺天堂》《舒叶与神秘小狗》等多部儿童小说中，李学斌从不同侧面描写和阐释儿童的现实生活与成长。而在新作《龙抬头，猪会飞》中，他有意识地把童年成长放置于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中，真实再现了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对“00后”乃至“10后”儿童的生存状况、成长经历和精神面貌的影响，这其中既有作家自我童年生活经验的投射，也有对理想型童年的审美书写。

不难发现，中国儿童的童年样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要求儿童小说作家更为透彻地了解社会转型时期中童年生存的真实环境，深入把握从乡村到城市的广大儿童的心灵现实和精神状况，从而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表达童年的欢乐与忧伤、生存与梦想，寻求合乎童心的审美认同。《龙抬头，猪会飞》中的朱雪飞和龙莺都是极普通的孩子，他们的家庭状况、学习成绩、性格特点、兴趣特长各有不同，但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们结下了真挚的友谊，分担了彼此的烦恼和欢乐，共同走过了一段过渡性的童年历程。他们真实的、常态化的童年生活面貌，恰恰代表着当下社会转型期大多数“中国式童年”的模样，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一代儿童的成长。但这部小说并未止步于此，作家透过真实的儿童形象传递出对当下童年自然生态的整体观照，并进一步引领我们发现和理解当代童年精神的审美走向。

随着时代进步和童年观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教育、心理、哲学等角度重新思考童年的价值、成人与儿童关系等，强调应该把儿童视为有能力的社会行动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承受者和受教育者。因此，“当代儿童面向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和参与能力，在儿童小说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4]136。《龙抬头、猪会飞》所书写的不是缺失型、留守型的“特殊”童年，而是家庭亲情、师生情谊都并不匮乏的“常态”童年，因此我们看到的并非爱的缺失与成长的孤寂，而是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交流互动。雪飞和龙莺在面临挫折时的态度和对未来充满的希望，他们真诚善良、勤奋努力的优良品格，都是在家庭亲情和老师教育的浸润中得以养成，而他们的言行和思考反过来也对成人世界起到推动作用。如在与同桌龙莺的相处中，雪飞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也看到父母的文化程度和教育方法与龙莺父母不同，他的不断努力推动妈妈不断更新教育理念，与儿子一起进步。雪飞爸爸嗜酒如命并因此受伤住院，在雪飞的精心策划下爸爸开始戒酒。龙莺的妈妈为寻求发展去上海读书深造，龙莺最初因父母的矛盾冲突而烦忧、担心，后来她渐渐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决定追随好学上进的妈妈，并说服了犹疑不决的爸爸。可以想见，龙莺在走向上海大都市的过程中也会经历一系列“挫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的融入必然更自觉、更顺利。作家通过对两个孩子及其家庭发展走向的书写，让我们看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带来的是更和谐、更重视沟通的现代亲子关系，也让我们重新审视童年的“生命力量”。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是以儿童为本位，走进儿童的生命空间，在表现和认同儿童独特价值观的同时，引导着儿童进行生命的自我扩充和超越的文学。”[5]显然，雪飞和龙莺这两个儿童形象都充满了不断成长、积极建构自我的“主体性”，他们的言行、思想传递出一种朝气蓬勃、充满行动力的当代童年精神，也体现出作家对当代童年精神和文化意义的深刻理解。

在商业化、网络化的今天，儿童小说的童年书写需要更加努力从儿童的真实生活出发，进而触摸和深刻展现童年的精神力量，也正是这种非表象式的审美观照才能让儿童小说显示出其艺术审美的广袤和深厚的一面。《龙抬头，猪会飞》以一种大巧若拙的朴素书写，表现了当下“常态化”儿童的生活面貌和成长轨迹，展现出社会发展对童年生活的影响。作家对本土化、民族化童年的宏观把握和美学思考，既为当下的童年书写提供了重要的艺术参照，也为儿童小说注入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