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露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引言

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自问世就被法国当局提起公诉，指责其伤风败俗；最终以宣判无罪告终，同时作者名声大振。小说自十九世纪中期发行至今，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对小说主人公爱玛悲剧命运的探析，历来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论文成果较多，可见爱玛命运的成因予以后世多重思考和启示。对爱玛悲剧命运的研究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分析人物悲剧命运形成的内在原因，多集中在女性主义批评，尚玉峰[1]认为包法利夫人“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女性追求的典型”，即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李艳[2]从爱玛自身的心理机制出发，提出“爱玛之死的根本原因是‘欲望主体与欲望对象之间的纠缠与转换’”。第二类是从社会历史批评角度分析爱玛悲剧命运的外在成因，寇才军[3]认为“艾玛悲剧的制造者商人勒合，以奢侈消费品捕杀了艾玛浪漫主义的心理诉求，以物品系统的无限取代了浪漫主义的自由，秘密构建了现代资本社会女性解放的迷人陷阱”；代佳欣[4]“从消费主义角度探析了十九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疯狂滋长的时代背景之下，女主人公爱玛的悲剧命运。”

事实上，与司汤达、巴尔扎克等同时代作家相比，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对服饰的书写十分突出，而这一特征尚未被研究者所注意。小说中大量精细描写服饰的段落，起到推动情节、展现人物命运与反映时代特征的关键作用，勾连了外部环境与人物内在欲望。关注服饰书写，是将外部与内部研究结合的重要路径。现代化语境中，服饰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反映时尚最首要、直观的镜像，是时尚之提喻。不同于古典时尚，现代性催生的时尚这一新事物，早已不是传统社会中，仅仅作为政治与经济地位的象征；到现代，时尚也是文化与审美的象征，已从纯粹的物质文化现象渗透到精神生活中[5]，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爱玛处于此前人从未历经过的现代性进程中，其悲剧命运具有时代特殊性，对以物质为表征的新时尚的追求是促成她悲剧的重要动因。因此，文章将以《包法利夫人》中时尚的文学表征——服饰书写为切入点，分析追求服饰时尚对人物外观和精神要素产生的影响，并结合法国社会现代化时期的转型状况、传播媒介的产生、审美与消费观念的变化，深入解析爱玛现代性悲剧命运诞生的社会和心理动因。

一、作为现代时尚提喻的服饰书写

伴随法国革命、工业化与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十九世纪的法国为现代时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一个充满社会变动、阶级与政治冲突、以城市化发展为特征的世界，更利于时尚的发展。自此，不同于古典时尚的现代时尚逐步形成。“西美尔认为19世纪出现的社会的特征就是‘现代’……在19世纪，物质文明上有了一个量的增长——商品的世界、消费、购买和象征性展示的急剧扩张——为个体将自己视为消费者提供了可能”[6]。服饰时尚作为商品与消费的代表之一，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某种产物。福楼拜的服饰书写作为时尚的文学表征，紧紧贴合他的时代，是解析小说中现代性内涵的关键。

人的身体与精神都不能逃脱社会的变迁，处在现代社会这一特殊语境中的人，更易受时尚这一外在符号影响。对服饰时尚进行模仿并借此确认身份，便是人受影响的表现之一。恩特维斯特尔认为，“在像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世界里，时尚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它是现代人用来确证其身份认同的一种工具，人们借助时尚与衣着可以隐秘地漫游于城市，由此，时尚和服装成了保护个人生存的一道必要的‘屏障’。”[6]现代社会的时尚趋势影响人对服饰的选择，人在模仿中自觉地向时尚的规范与准则靠拢，以获取某种生存屏障。《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就是受现代风气影响，初具时尚模仿意识的人物，服饰是被她崇尚与追求的具体对象。通过对爱玛追求物质时尚行为的解读，能寻到一把打开现代性的钥匙，看到现代性借由服饰时尚这一表征，在个体身上所起的作用。

（一）爱玛对现代时尚的追求

福楼拜主要借服饰书写展现爱玛追求现代时尚的行为。查理第一次在拜尔托农庄见到爱玛，她初次登场的服饰是“镶了三道花边的美里奴蓝袍”①文章引用原文均出自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健吾先生中译本。。由法国服装史可知，十九世纪初的女子服饰流行用花边或褶皱作装饰。“白领子朝下翻，露出她的脖子。”领口上常设计很大的翻领。“一条中缝顺着脑壳的弧线，轻轻下去，分开头发；头发黑乌乌、光溜溜的，两半边都像一整块东西一样，几乎盖住了耳朵尖，盘到后头，绾成一个大髻，又像波浪一样起伏，朝鬓角推了出去。这在乡下医生，还是有生以来头一回看见。”这种从中缝分开的发型和发髻样式在当时流行：“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女子发型流行中分，后来又有各种发髻”[7]。“她像男子一样，在上身衣服两颗纽扣中间，挂了一只玳瑁眼镜。”爱玛追随时尚，吸收了男性穿搭的特点为己所用。透过福楼拜对其服饰的细致描写，推断出早在结婚以前，爱玛就已关注现代社会的时尚这一新兴事物并进行模仿。查理尽管不懂，但借如此别致的装束，当下就断定对方是家境富裕的“城里小姐”，服饰让爱玛从普通农民女儿的身份中跳脱。“他要的是城里小姐！”爱玛激发出平庸查理对时尚的潜在向往。再如小说中与帽子相关的细节：“她戴的帽子是椭圆形，白帽带仿佛芦苇叶子，阳光灿烂，把脸照得特别清楚。”当时流行的“帽子多为复古样式，无檐帽，长长的饰带下垂飘拂，飘带尾端剪成燕尾状或锯齿状”[7]，因流行饰带下垂飘拂的帽子，爱玛就戴如是一顶。小说中，爱玛的衣物更是根据当时的时尚标准添置。朱斯丹看到全福熨爱玛的衣服，有“方格线呢裙子、肩巾、领披、屁股大裤管窄的连腰带女裤。”在当时的法国，“各式条纹和格子面料、网眼纱等也很受欢迎。”[7]包法利夫人去鲁昂看戏，在剧场欣赏前厅的美少年，“他们洋洋得意，背心领口露出玫瑰红或者苹果绿领带，黄手套绷紧手掌，身子靠住金头手杖。”“在整个浪漫主义时期，筒形礼帽、文明杖是男子不可缺少的饰物。”[7]《包法利夫人》中的诸多服饰细节，无不体现人对现代性的产物之一——时尚的模仿，处处可见时尚在人的生活中留下的痕迹。

伍德沃德谈到：“物质文化的使用总是具有情景化特点的，物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顾及并遵循适宜得体的社会习俗而使用的。某些物质文化如果被看作超出了界定其意义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外的话，它们就会大有违和感、格格不入甚至令人惶恐不安。”[8]如将爱玛看作具有较强时尚模仿能力的人，且她对服饰的追求尚能做到适宜得体，那么福楼拜塑造的另一类人物则不具备此能力。

（二）蹩脚的时尚模仿行为

以查理为代表，福楼拜表明现代社会中人对时尚的模仿行为受能力、闲暇和审美趣味的限制，并非人人可及。服饰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应用在部分人物身上充满了违和感，发挥着相悖的作用。爱玛的婚礼上，“妇女戴帽子，穿城里款式的长裙，挂金表链，披小斗篷，下摆掖在带子底下，或者披小花肩巾，拿别针在背后别住，露出后颈。”当时男士在配饰上流行戴怀表，一大一小两块分放于两个口袋[7]，妇女进行拙劣的模仿，挂上与长裙并不相宜的金表链。对于斗篷或肩巾，福楼拜分别用动词“掖”和“别”，呈现并不舒展自然的模样，显得别扭。至于男宾，“大衣是随风飘扬的宽下摆，圆筒领子，口袋一般大小的衣袋；粗布制衣，寻常还来一顶铜箍帽檐制帽；小礼服很短，后背有两个钮子，聚在一道，好似一双眼睛，对襟就像木匠一斧子从一整块料子上劈下来一样。有些人穿着出门穿的工人服，就是说，领子翻在肩膀上，后背打小褶子，一条缝好的带子，在顶低的地方勒紧了腰。”福楼拜对来宾的服饰书写句句透出嘲讽意味。衣袋像口袋一样大小，不是出于美观而是实用的考虑，材质是并不高级的粗布。来宾戴铜箍帽檐制帽，是因高筒小檐礼帽流行于整个十九世纪，这些不伦不类的帽子是为了模仿礼帽而戴。福楼拜写礼服背后的纽扣与对襟更不留情：纽扣距离过近，像一双眼睛，对襟则像用斧子劈开，僵直毫无美感。再看工人服，领子直接翻到肩上，邋遢夸张。带子是自己缝好的，勒紧了腰。此段描写带来的是因模仿造成的不适与局促。二十世纪以前的时装制作仍处于花费较高的量体裁衣阶段，尚未出现机械化批量生产的服饰。爱玛婚宴上的来宾，买不起最新的时装，凭着对时尚粗浅的认识，进行不伦不类的模仿，才有了婚礼上这番滑稽的“时装秀”。药剂师在农展会上的服饰是“穿一件青燕尾服、一条南京布裤、一双海狸皮鞋，还戴一顶毡帽——一顶矮筒毡帽，真是难得。”注释中说明，矮筒毡帽流行于十九世纪，不适合夏季戴，药剂师不管合适与否，将反季的帽子戴在头上，如此盲目模仿造成了低俗的混搭效果。福楼拜借着对蹩脚模仿行为的书写，反映了现代性影响下的时尚模仿者，在一味地跟从仿效中，非但没有营造出服饰美感，反而丧失了应有的个性。

福楼拜的小说人物对以巴黎为代表的都市时尚趋之若鹜，但这仅是较低水准上的模仿，人反被现代性所催生的时尚控制。作者曾在书信中透露：“我开始觉得巴黎十分可厌，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之后，觉得整个人的神气从千百毛孔中漏掉，散落到了人行道上。我的人格在与他人接触之后，似乎散落了。”[9]福楼拜并不喜欢象征现代与时尚的巴黎，爱玛最终的悲剧命运也令福楼拜本人惋惜，可见他对追求以巴黎为标准的现代生活持批评态度。一如在爱玛及她周围人身上，展现了人物对以物质为表象的新时尚的狂热追求，此类追求最终促使爱玛走上悲剧之路。《包法利夫人》中大量细致的服饰书写，体现了福楼拜对法国社会十九世纪初期时尚的认知与反思：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一味追求时尚对人产生了何种影响、现代性催生的审美与消费观念存在何种问题。因此，关注呈现于文本中作为时尚提喻的服饰书写，有助于挖掘爱玛悲剧命运背后的现代性因素，探索纳博科夫所说的福楼拜笔下“人类命运的精妙的微积分”[10]。

二、现代性悲剧的诞生

对现代性的产物之一——时尚的追求，对爱玛及其他人的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追求物质时尚，具体是如何进展到吞噬个体生命、诞生现代性悲剧的？李健吾对爱玛活着的年月做过精确统计：“包法利夫人本人的故事从上卷第二章开始，到下卷第十章结束，前后整整占了九年：从一八三七年一月六日起，到一八四六年三月止。”[11]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发生于十九世纪前中期的法国社会。当时，资本运作带来新的经济体制，由此引发城市化等系列连锁反应，推动社会向物质至上与消费主义转型。人物在现代化进程中，内在需求与时尚审美判断发生改变。新的时代语境是推动以爱玛为代表、不同以往的现代性悲剧的关键成因。

（一）经济改善与时尚门槛的降低

步入现代化的法国社会已初步具备满足人们时尚需求的条件。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法国工业革命大规模开展，经济腾飞，纺织工业得到发展，成衣价格大大降低。爱玛在侯爵府邸，透过玻璃窗看到一个乡下人时，“她不由得想起拜尔托。她又看见田庄、泥泞的池塘、苹果树下穿工人服的父亲；她也看见自己，像往常一样，在牛奶棚揭掉瓦盆里的乳皮。”农展会上路过的乡下妇人、女佣们，“穿蓝袜子、平底鞋、戴银戒指，你从旁边走过，闻见一股牛奶气味。”福楼拜花大量笔墨描写的居住在拜尔托、永镇、道特的“外省人”，多数以农业生产为生。十九世纪，随着农业技术和农场组织方式的改进，生产力提高，小说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乡下人收入逐渐提升，相较从前，稍具时尚消费的经济能力。加之制衣成本降低，使得实现以服饰为物质表征的时尚成为可能。随着现代化发展，法国社会已初步具备让普通人追求时尚的物质基础，这是推动身处其中的爱玛悲剧命运的社会外因。反之，在服装业发展落后、普通农业生产者收入低下、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中，受服饰时尚影响的现代性悲剧难以诞生。

（二）媒介发展与时尚品味的塑造

除了经济条件的改善，传播媒介的发展促使现代性催生了塑造现代人品味与消费欲望的时尚。“物质文化同样也强调通过媒体和广告调动起来的消费欲望的精神层面或者观念层面。物质文化还包含了视觉感知的东西。物质文化可视化的这种能力使它进入了幻想和欲望的想象境界，物也因此作为‘梦想和愉悦的戏剧’在脑海中发挥作用，这就构成了对消费品产生持续不断的欲望的基础。”[8]早在十九世纪初，福楼拜不仅关注到杂志刊物的流行是时尚审美得以传播的条件，还发现广告媒体塑造的欲望对人精神与行为的影响。十九世纪初的法国社会，杂志报纸等纸媒是重要的传播媒体。在各类纸质媒体中，真正决定流行趋势的是时尚杂志和刊物。“在1830年到1870年这段时间里，时尚杂志和时尚期刊迅速繁衍增长。”[12]诸如爱玛的外省女性，通过阅读时尚杂志，对时尚怀有极高的热情。时尚刊物作为服饰这一物质文化的传播媒体，使得时尚可视化，建构人的欲望和幻想，决定现代人的品味。身处此种消费环境中的人，“审美选择得到了彻底灌输，根深蒂固，在身体、自我呈现和表演方面处处展现出阶级标记。”[8]现代性进程中，当人的内在需求与时尚审美判断被时尚刊物塑造或改变会带来何种后果？福楼拜将思考呈现在爱玛的命运中。

小说中，爱玛婚后开始订阅时尚刊物，“她订了一份妇女刊物《花篮》，又订了一份《沙龙精灵》。她一字不漏，读完赛马、晚会和初次公演的全部报道，关心女歌唱家的首演和店铺的开张。她了解时装新款式、上等裁缝的地址、森林和歌剧院的日程。她研究欧仁·苏的小说中关于家具的描绘”。搬到永镇后，包法利一家到药剂师家玩牌，“爱玛换了座位，胳膊支着桌子，翻看《画报》。时装杂志是她带来的。”爱玛的主要读物是时装杂志，她消费的热情、激情都是由时尚杂志或浪漫小说中关于上流社会场景的描写调动的。与查理结婚前，“卢欧小姐忙着办嫁妆。一部分到鲁昂定制；她照借来的时装图样，做了一些衬衣、睡帽。”爱玛结婚的服饰一部分到鲁昂定制，因鲁昂在乡下人眼里是与“外省”相对的城里，最时尚的式样往往在城里；一部分服饰要照借来的时装图样制作，这些时装图样大约也是从时装杂志上来。准备嫁妆的细节将爱玛对时尚进行消费的热情表露无遗，婚后爱玛的服饰消费也完全依据时尚杂志塑造的标准进行。城市的影响通过人口流动辐射到乡村，少部分时尚的传播归功于往来在城镇和乡村间的人，如商人勒乐。他“同她谈起巴黎新出品、形形色色的妇女饰物，态度非常谦和，从不开口要钱。”勒乐从不要求直接支付费用，带来的时尚讯息轻易地吸引爱玛无节制地消费。她购买时髦的家居和衣物，用顶好的围巾“当腰扎在室内穿的便袍上”。爱玛还向勒乐买下一条漂亮的银头镀金马鞭送给罗道耳弗，因十九世纪初，对男士而言“配剑、手杖、马鞭三者必备其一”。与真实经济水平脱节的时尚品味导致了无节制的消费，对包法利一家的破产起了决定作用。

（三）现实标本与时尚想象的建构

侯爵这一阶层的穿着、家居摆设更代表了当时的流行风尚，是比时装刊物和商人的推销更鲜活的现实标本。一场贵族舞会，不仅落实了爱玛的遐想可靠，更使她牢牢记下了象征时尚的上层男性的标准穿着：“他们的燕尾服，缝工分外考究，料子也特别柔软；头发一圈一圈压在太阳穴，亮光光的，抹了很好的生发油。”爱玛依据流行样式想象自己丈夫的穿着：他应当“穿一件花边袖口、长裾青绒燕尾服，踏一双软靴，戴一顶尖帽。”十九世纪初，男子着装便流行呢绒燕尾服、两角帽和皮靴。《庸见词典》曾介绍过燕尾服：“（黑色）礼服：其实指的是‘燕尾服’，除非用于谚语：‘穿上礼服不就是修士’，这时候本应该说‘道袍’。在外省，黑色礼服是出席仪式穿的最隆重的服装，也是最烦人的事情。”[13]福楼拜以“道袍”嘲讽，可见对燕尾服并不待见，可想他对爱玛如此狂热追随“燕尾服”的行为存在隐忧。至此看出爱玛的物质与情感生活完全由现代社会的流行趋势塑造，其消费行为又跟从她不切实际的想象。其中发挥建构作用的，无非是现代社会新兴的时尚刊物、推销商人以及偶然向中下层开放的贵族舞会。

（四）由时尚阅读营构的审美流动与幻象

在经济发展和思想剧变的现代社会，阅读时尚刊物这一成本更低、更为便捷的途径，让身处底层的人有机会见到上一阶层的生活景观，阶级壁垒相比前现代社会已不那么稳固。刊物的流通和“文学阅读为封闭的阶层意识的流动提供了可能”[14]。像爱玛这样的普通女性虽没法超越阶层，但能通过阅读，看到另一阶层的生活与服饰，报刊读物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中下阶层的视野。对不同阶层视野的打开形成的时尚幻象，是促成爱玛现代性悲剧命运诞生的另一大外因。因为“问题并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人们的消费方式，人们毫无端由地去追求那些轻佻的、过度的欲求。……在弗罗姆看来，消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人们的消费需求完全疏离了他们的真正需要，乃至推向不正当的、与社会相分裂的使用目的，比如卖弄虚饰、凸显社会身份等。物的获取本身成了一种目标，实质性地取代了人的真实需求”[8]。当关于上层的欲望和幻象被阅读等介质打开后，爱玛转而追求现代性产生的时尚这一变化迅速的象征符号，实际消费也早已超出她的真实需求。时尚阅读营构了审美流动，爱玛的悲剧命运是由无节制地追求不断更新的物质符号所催发与导致的被奴役和异化。

爱玛的欲望是向浪漫主义小说以及报道巴黎的刊物借来的[14]。描写大都市上层生活的书籍刊物在现代社会的大量出版，加之商人的传播、上层本身作为现实标本，这些对下层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爱玛千方百计想实现这种生活、实现她的欲望。“修道院时期的浪漫幻想和对贵族社会的想象”[14]，在侯爵舞会上结合起来，加上两份专门订阅的时尚刊物，对爱玛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召唤。基拉尔谈到，欲望由他者产生，并想成为一个他者，“为了把自己构想成另外一个样子，福楼拜的主人公给自己树一个‘模式’，然后就‘摹仿他们想变成的那个人身上所有能够摹仿的地方，摹仿外在的一切，全部外表，举止、口吻、衣着’。”[15]堂·吉诃德与他模仿的对象——传说中的阿马迪斯距离遥远，但“爱玛·包法利与她巴黎的介体①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中提到关于欲望的客体与介体：形而上的基本欲望只有一个，但由它具体化的个别欲望却有很多。小说人物的欲望形式和欲望的强度都是可变的，如何变取决于客体与介体的距离。客体是具体化的欲望，介体是形而上的基本欲望，客体越是靠近，接受到的光芒越强烈，指示的东西越明确，客体就愈是不可代替、不能变化。例如对爱玛而言，罗道耳弗和赖昂只是客体，是巴黎这一介体的替代品，是可以被替换的。相隔没这么遥远，通过旅客的介绍、书籍、报刊，巴黎的最新时尚传到永镇。参加渥毕萨尔的舞会，爱玛与介体更近了，她进入圈子中心，得以近观她的偶像。但是接近的时间转瞬即逝。爱玛永远不可能追求到‘理想’的化身所追求的东西，她永远不可能和这些化身竞争，她永远到不了巴黎。”[15]对爱玛而言，巴黎是永远到达不了的介体，一切模仿巴黎的具体对象——她想拥有的、由报刊书籍等传播媒介引导的、具有代表性的上流社会的细节与物象，都是根据介体化身的客体，可以靠近但永远不是真正的巴黎。某种意义上，这与她同谁结婚、进入何种阶层无关，她所追求的介体——巴黎本身，不过是由浪漫幻想小说和传播媒介一同营造出来的虚幻想象与消费空间。这一被生产的以巴黎为中心的物质欲望和情感追求，成为人物终其一生向往的虚妄目标，亦是法国社会的现代性表征。

爱玛为何没能抵抗由现代性及时尚构建的欲望和幻象进行理性判断？布尔迪厄考察审美趣味与社会阶级的关系，发现面对同一张老年妇女双手的照片，不同等级的人会表达不同的意见。“随着社会等级升高，意见也变得越来越抽象，手、劳动和（别人的）衰老作为寓意或象征起作用，这些寓意或象征充当了对一般问题的一般思考的契机”[16]。他借此例，要表达的是面对同一事物，社会等级越高的人，其意见越“抽象”，越能看到象征一般的本质性内容。面对同样的文学作品或时尚杂志，于爱玛这样身处社会中下层、受教育程度不高（仅在修道院待过几年）的人来说，能从中辨读出的深层与抽象意味极为有限。正如“她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寻找想象的愉快，满足本人的渴望。”爱玛读书只为满足自己对浪漫爱情和上层生活的想象，读时装杂志只为跟风模仿。在阅读中，有限的受教育水平使不具理性思考与独立判断能力的爱玛，成为一名可以被轻易“牵着走”的读者，被动地身陷现代性及其表征构筑的幻象与消费漩涡中，走向悲剧命运。

三、统一与区分：作为现代性表征的时尚

进入现代，社会形态发生变化，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乡村的形态、风俗、习惯都在向“都市化”转型，其间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凸显。西美尔探讨了现代性的矛盾性本质，认为现代生活同时展示了“统一化”和“区分化”的意愿：人既希望彼此相似，“一种‘生活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化和了无生气的彼此相似’”[6]，又希望彼此分离，“一种使彼此分离的力量，它产生出个体生活的不停息的变化节奏”[6]。西美尔认为现代社会的两种对抗性意愿通过“人的修饰”来表现，“修饰”具体而言即是时尚。同时具有表现现代社会“统一化”与“区分化”意愿的时尚，随法国社会的发展、传播媒体的盛行，以不可阻挡之势由城市进入乡镇。福楼拜将《包法利夫人》的地理背景设为外省，服饰作为时尚个别化的“客体”和表意符号不断出现，表现了现代人的内在欲求。

（一）追求“统一化”的意愿

伍德沃德认为，“人们追求时尚，为时尚而消费，本质上并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这些商品作为物所传递的符号信息，是商品背后所代表的消费者的个性、身份和社会阶层。”[4]时尚能通过象征身份、个性和阶层，表达现代人“统一化”的意愿。统一体现在特定的身份、场景有与之对应的穿着符号，以达到相似性的目的。小说中罗道耳弗建议爱玛骑马养病，爱玛向查理说：“‘哎呀！我没有骑马衣服，你怎么好叫我骑马呀？’他（查理）回答道：‘你就该添置一身！’她看在骑马衣服份上，同意了。”在不同的场合，人物需以服饰来显示自身与场景的统一。药剂师进城，城里的伙计都戴着希腊小帽，反推可知，郝麦此前几乎在所有用餐场合都戴希腊小帽的原因是要效仿城里作风。赖昂离开永镇前，想象去巴黎以后要过艺术家生活，在室内穿长便袍、戴巴斯克人的圆便帽、拖一双蓝绒拖鞋。从服饰书写看到小说中多数人物一致地认为，从衣着上模仿巴黎，就过上了城里生活、有了城里人身份，从而与城市这个背景一致。

“衣着的作用不可低估，它的最细微的特征往往最能流露内心的感情。”[6]绅士所以被认为是绅士，很大程度上是靠衣着来言说。罗道耳弗借时尚的服饰，不仅展现了自己的风流个性，还与爱玛对情人形象的想象形成统一。福楼拜描写罗道耳弗邀爱玛骑马时的着装：“身上是丝绒长燕尾服，腿上是灯芯绒白裤，爱玛就已经在欣赏他的翩翩风度了。”罗道耳弗是风月老手，事先在服饰上下足了功夫，清楚掌握爱玛的喜好，知道她爱的是青绒燕尾服——象征时尚的男士服装，轻易让爱玛拜倒在燕尾服下。农业展览会上，罗道耳弗的服饰“又随俗，又考究”，“细麻布衬衫的袖口缀着褶纹纱，风吹过来，衬衫就在灰夏布心领口地方鼓了起来；宽道道裤子，脚踝地方，露出一块南京布靴子，靴筒底下有一圈漆皮，亮堂堂的，草也照了出来。”罗道耳弗这天的穿着大有深意。南京布是爱玛喜欢的布料，她去木匠女人处探望女儿时穿的就是南京布袍子。罗道耳弗还用一双有亮堂堂漆皮的靴子来迎合爱玛心意，连她送给伊波利特的木腿也是“外头罩了一条黑裤，底下是一只漆皮靴子。”并且，罗道耳弗的穿着模仿了与社会习俗相对抗的精神，这正是爱玛向往而不得的，从服饰细节便知罗道耳弗此行一定如愿。借助服饰这一符号，人物表征了浪荡风流的个性，还顺利伪装自身，获取了对方的好感，契合爱玛对过时爱情风尚的追求。赖昂约爱玛在教堂见面，这天他“穿上白裤、上等短袜、绿燕尾服，把他所有的香水统统洒在手帕上，然后头发卷成鬈鬈，再打散了，让头发具有一种自然的优雅。……他拿起一本旧时装杂志看了看，这才出去，吸着一支雪茄……”白裤、短袜、燕尾服、香水、雪茄、打成鬈的头发和时装杂志，都是对巴黎时髦穿着的模仿。从前在永镇老是着一套衣服的赖昂，在鲁昂见识过男士的时尚后，形象上与爱玛据巴黎幻想出来的客体全然契合，亦成功捕获情人。赖昂、罗道耳弗因在服饰上迎合了爱玛的想象，获得了情人这一身份上的认同。人物对时尚的追随，体现了现代社会人们在日常生活与情感经验中，追求“统一化”的意愿。

（二）表达“区分化”的意愿

时尚作为一种人为修饰，一方面表现了现代人“统一化”的意愿。人自愿服从社会塑造的新“标准”，让时尚以强大的象征力操纵人的个性、放弃人之个性化，以适应场景与表明身份，也为伪装与迎合提供机会。另一方面，时尚使人重新建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区分化”的意愿。“区分化”意指人 “在服饰中张扬个性和审美诉求。……以服饰为道具彰显个人，表达个体的情感、意志，实现某种现实的和精神的追求才是人物着装的目的。”[17]人通过追求服饰时尚，冲破有限生存条件的束缚，彰显个性，即是实现了时尚之区分的可能。福楼拜对“平庸”十分厌恶：“我觉得自己平庸得令人作呕。我常因自己根深蒂固的小市民气息而感到烦恼。”[9]可知他书写现代社会的时尚表象既是持反感态度，出于自身对平庸的憎恶，又不乏借时尚区别于庸俗的微妙意愿。

小说开篇从服饰开始描写查理：“肩膀不算宽，可是他的黑纽扣绿呢小外衣，台肩一定嫌紧，硬袖的袖口露出裸惯的红腕子。背带抽高了浅黄裤子，穿蓝袜的小腿露在外头。他穿一双鞋油没有怎么擦好的结实皮鞋，鞋底打钉子。”绿外套、浅黄裤子、蓝袜子，三种不和谐的颜色集中在小查理身上，给观者的印象仅有混乱。衣服不合身，台肩和背带都过紧，袖口太短露出红腕子，开学第一日穿的却是早几年的旧衣物。查理那顶繁复得无法想象的帽子更是将混搭发挥到极致。“庸俗环境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混搭’……混搭为什么庸俗？……它们都脱离了原来的语境，显得不伦不类庸俗滑稽。”[14]小说刚开场，福楼拜对查理的描写就如此精准毒辣，将他乏善可陈的审美能力和庸俗不堪的生活习惯毫不留情地摆出，令读者对爱玛的惋惜愈加强烈。再及农展会主席台上的人：“白领带箍紧硬领，匀匀停停，结着一个鼓囊囊的领花。背心有压边，全是丝绒料子，表有一根长带，尖尖头全坠着一颗深红玛瑙椭圆印章；人人是一双手搭在两条大腿上，仔细分开裤裆，裤料没有磨掉光泽，比靴子的厚皮还亮。”本是出于对时尚的模仿，结果却是千篇一律、毫无特点。福楼拜的书写，处处是对爱玛周围人与环境之庸常的嘲讽，也表明了他本人对平庸的批判态度。

福楼拜曾说，爱玛就是他自己。唯独在爱玛身上，能看到一种福楼拜本人摆脱旧有环境束缚、建立生存新秩序的潜在道德冲动，这也是现代人“区分化”意愿的体现。费瑟斯通认为，消费文化给了芸芸众生享受、体验并表达生活可能性的机会[18]。出于对浪漫小说中激烈爱情的幻想与上层时尚生活的欲求，爱玛对现实环境难以忍受。她希望通过模仿和消费时髦的服饰，超越身边庸俗的人与环境，获得符合想象的生存空间。以时尚为表征的现代社会，为她提供了区分于平庸的可能。查理初次见面就注意到爱玛的手指，发现她的指甲比“第厄普的象牙还洁净”，这对乡下女人来说尤为难得，这一点使查理直观地觉出爱玛的独特。再者，爱玛参加侯爵家的舞会，装扮是发髻插一朵玫瑰，穿淡郁金香袍，上面点缀有绿叶相衬的小玫瑰花。舞会上其他女性选择的是勿忘草、素馨花、石榴花、黍穗或矢车菊之类，唯独爱玛是玫瑰。玫瑰象征爱情及它出现的可能性，这也将她与周围的妇女区分，爱玛渴望爱情与跳脱平庸无聊生活的欲求表露无遗。从舞会回来后，她的穿着与家庭摆设都讲究起来，被邻里赞美。搬家到永镇时，爱玛“系一条蓝缎小领带，兜紧圆褶细麻布领，像花领箍那样硬挺”。周围的其他妇女和爱玛相比，都显得过于粗俗。“当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满足在别的领域无法实现时，时尚好像是阀门，为女性找到了实现这种满足的出口。”[19]这在爱玛身上表现突出。邱晓林借海德格尔的话评价爱玛，认为她“是那种从共在的沉沦中脱颖而出的有能在向度的人。”[14]

（三）在“统一”与“区分”中超越

爱玛“修饰”身体的行为既是逃离与超越她原本的庸常生活，又何以成了现代性悲剧？现代性以时尚为人提供超越的机会，也存在局限。时尚在现代社会中传播，会受市场和资本驱动发生变异，转而成为乡下人盲目的物质追求目标，成为一种文明的病态，其凸显的是无数涌动的欲望与不节制的消费。“正是现代性的都市动荡，使得乡村那些固定的东西——固定的价值观，固定的生活方式，固定的时空安排，固定的心理和经验，固定的社会关系——都烟消云散了。”[20]以都市为时尚模范的现代生活方式，直接打破了乡村原有的价值观与社会关系，令爱玛走上偷情与破产的悲剧之路。现代社会中，追求时尚固然能使人在一定程度上破除来自原有环境的限制，实现区分的愿望，但也易于陷入另一种虚幻的处境——受到来自时尚背后的资本和物欲的控制。因此爱玛逃离的方向仍是虚无不可抵达的，最终使她在现实与不可触及的想象间失足。

“时尚只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例子而已。”[19]福楼拜借服饰时尚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人对一致与差异二者的同时向往。人为了取得某种统一性、获得身份上的认可，宁愿被时尚所操纵，放弃原有的个性；同时，人会借助服饰冲破传统束缚、表现自我的独异性，为生存寻找新的可能性。爱玛之所以走向悲剧，因她早已失却了现实与理性的基底，处在现代性“统一”与“区分”二者的矛盾间，即希望借现代时尚实现区分和超越，而忽视了所凭借的物质工具仍是由现代时尚所塑造，因而只能在消费与资本的深渊中陷落。

四、结语

面对处在剧变中的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福楼拜创造了爱玛这一独特人物，其渴望借助时尚实现超越平庸的欲求，最终在幻想和现实的夹缝间走向悲剧。现代社会以其独有的方式生产人的欲望，令身处其中如爱玛一般的个体被它的种种表征驱动，产生虚妄又不可遏制的欲求。爱玛是福楼拜在全新社会条件下，对“现代性”的反思：面对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设下的时尚陷阱，应持有警惕，避免重复爱玛的悲剧性命运。“时尚和风格绝不仅仅是服饰、家庭装饰或礼仪的表征，而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过程，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8]福楼拜的独特在于他看到作为现代性表征的时尚对人生活造成的影响，《包法利夫人》则形象地反映了人物命运背后的现代性内涵。作为法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该小说不仅揭示出与时尚纠缠的人之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也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消费实践提供了一个多元复杂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