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优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李佩甫是一位有着明确写作对象的作家。他的作品从《红蚂蚱 绿蚂蚱》到“平原三部曲”，始终围绕着他所熟悉和热爱的豫东平原，李佩甫也因此成为“文学豫军”的主要人物之一。继“平原三部曲”之后的《平原客》，是李佩甫根据轰动一时的真实社会事件“省长杀妻案”改编而成的。这部作品既是李佩甫对于自己乡土写作的一种延续，也是其在新情况下新的尝试。

一、以小麦作为核心意象

植物书写是李佩甫重要的写作方式之一。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植物，并通过这些植物来表达他对于人物的理解与情感，形成了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植物书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一直在研究‘土壤’，‘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1]李佩甫笔下的植物，既是小说叙事的切入点，更是小说中人物的归途。

《平原客》中主要有两种植物意象，分别是小麦和古桩梅花，其中小麦意象值得读者关注。如果说“小说首先是建立在几个根本性词语上的”[2]105，那么《平原客》也可以看作是建立在植物意象上的。在《生命册》的开始部分，作者用史诗般的语调，描述了平原众多常见的野草和树木。如同书中的芸芸众生，这些野草和树木既不起眼，可能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但却有着顽强又惊人的生存能力。而具有这样特点的植物和作者想要展示给读者的人物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就像《生命册》中的虫嫂一样，虽然卑微如草芥，但却具有让人无法忘怀的生命活力。

《平原客》舍弃了之前作品中常用的野草类的植物意象，而改用小麦这个意象是有着作者的深切思考的。尽管小麦的原产地并非中国，但根据资料显示，随着栽培和加工技术的逐步成熟，小麦逐渐成为我国的主要农作物之一。食物是人们的基本需求之一，对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来说，小麦可以说是养育我们民族世世代代生存和发展下来的根基。北方人，尤其是农民，对于小麦的情感，是潜藏在民族记忆中的，是对于饥饿的恐惧和生命的敬畏的自觉和不自觉的体现。

李佩甫之所以选择小麦作为《平原客》的主要植物意象，原因是：首先，小麦对于中国北方人民有着特殊意义。小麦是农民的主要作物，也是人们的主要食物。小麦之于中国北方人民，正像农村之于城市。其次，小麦是主人公李德林改变命运的重要道具。李德林地位不断提升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小麦培育上做出的贡献。在学生时代，他因为在小麦研究中获得了优秀成果才能够留校任职，后来又因为小麦专家的身份才转型为官员。“他自小是在麦田边上长大的，是小麦给了他梦想。他是先有小麦，后有人生的。”[3]224最后，李德林自身就是一株失败了的双穗小麦。李德林出生在农村，是其他人口中的“黄土小儿”，但是他又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都市中获得了不错的成就和地位。同时，他也出过国留过学，接受过国外的教育，所以，他的身份是多层的、复杂的，是多种文化影响下的结果。正如双穗小麦在小说中没有被研究出成果一样，李德林的婚姻和事业都以失败告终，不论是他自己的努力还是国家对于他的培养，都因他的初心不在而付之东流。

以小麦作为主要意象的还有诗人海子。海子将自己对生命的思考融入小麦与麦地，小麦是延续肉体生命的物质需要，也是诗人甚至人类的精神旨归，它和海子诗中的其他意象一起代表着海子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海子的“‘麦子’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农作物，而是一种图腾。‘麦地’是大地的隐喻，粗粝、广袤、充满生命力，是劳动、创造和生存的统一。大地不仅为人类提供永恒的栖居之地，还具有庞大的接纳和承担的含义，同时是人类不能割舍的精神之乡。麦地之于海子不是一般的收获之地，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归宿之地。麦地充满了温柔与亲切，同时又是焦虑和充满危机的”[4]。与海子诗歌中象征着人类群体的小麦意象相比，《平原客》中的小麦则更多的是对于个体生命轨迹的投射，是对更加具体化的问题的思索。与海子诗歌中颇具有神秘性的小麦意象相比，李佩甫小说中的小麦更坚实也更有泥土气息，它是李德林喜欢的烩面，也是牵动李德林思想情绪的面叶子，也是李德林对自己的一种比喻。李德林将他的小麦理论引申到他个人的情感问题上，李佩甫则是将其对小麦的情感延续到他对于以小说主人公为代表的群体的身上，来思考这些平原客们如何寻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总体来说，李佩甫更多的是将小麦意象作为他表现人物和表达主体的突破口，使读者能通过小麦迅速进入他所展开的问题域。

二、无法回避的乡村

《平原客》仍旧讲述的是豫东平原上这批努力扎根平原的平原客们，尤其是主人公李德林。李德林和《羊的门》中的呼国庆一样，都是农村出身的官员，甚至二人的结局也有着微妙的相似，都以腐化堕落的结局告终。在《平原客》中，既继承着作者对于其在前作中关于城乡之间呈现的矛盾的思考，也体现出作者对于因为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城乡新问题的思考。

从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李佩甫以前的长篇小说多采用双线并行的结构：“乡土和城市、昨日与今天、一群人的故事和一个人的命运彼此交替运行，努力让时间呈现空间的图形，造就一种结构上的历史现实。”[5]而在《平原客》中，李佩甫更多地将视线放在了城市，尤其是官场的争斗之中，农村虽是几位主人公的出生地，但并没有花费作者太多的笔墨。李德林回乡在小说中被重点描写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一次结婚后和妻子罗秋旖一起回去，但因妻子无法忍受农村的婚嫁习俗匆匆离开；第二次则是在中秋，李德林在刘金鼎的陪伴下回去，但差点没有认出回家的路。两次回乡体现了主人公的变化，暗示了李德林随后将被欲望逐渐吞没。表面上，李德林同家乡的联系已经非常微弱，但实际上，乡村在小说中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留白，始终围绕在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周围。《平原客》并非典型的官场小说，也是因为它的这一特点，虽然在小说的表层我们看到的是各级官员之间的对抗和博弈，以及巨大又复杂的人际网络，但是作为背景的乡村，却又作为一种民族特有的文化，关系着这一人际网络的建构和破裂。就像小说中的谢之长，他通过送花一步一步“跑”出了自己的一片天，成为“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谢之长之所以能够成功，跟他能够迅速选择出能够满足自己利益的对象，并不惜一切成本来与对方搭上关系有关。这种关系学，跟乡土文化是分不开的。农耕生活所带来的对于土地的依恋，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在空间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产生了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人际关系，正是这种人际关系使得《平原客》中几个主人公得到了足以改变人生的机遇。

成也关系学，败也关系学。因为乡村特有的文化而产生的人情规则在人数较少、关系也较简单的乡村可以很好地运行。但是，当主人公们越来越深入城市文明之中时，这种相处模式显然无法与其相匹配。李德林出生于农村，当他成为精英人物后，他通过不断提拔乡村里的青年，在为城市输送人才的同时也在回馈着乡里。但是，李德林仅仅采用直接帮助村内人升官发财的做法，以致最后危害社会的同时也自食恶果。与李德林相比，谢之长的做法更加明显，他通过勾连起省长、资助乡里青年构建起一个人际关系网，并迅速财势通天。但是，不管是省长，还是乡里青年或者花农，他们仍旧受着其所生长的乡村的磁石般的影响，尽管有了知识、眼界、权力和财富，仍旧无法摆脱土地，也无法改变土地。

正像赵旭东所说：“对于中国的城乡关系而言，二者之间从来都不是完全分离开来的，很多时候二者恰恰相互联系在一起，是作为城乡连续的一体而存在着的。而所有城乡关系的讨论也都离不开这个城乡连续体的存在。”[6]《平原客》也是如此。尽管同之前作品相比，《平原客》较少涉及有关乡村的生活部分，书中的主要人物尽管出生于乡村，作者的笔触也主要放在他们的城市生活，但乡村一直作为一个巨大又不可忽视的背景始终围绕着整部小说。米兰·昆德拉曾说：“主题是不间断地在小说故事中并通过小说故事而展开的。一旦小说放弃它的那些主题而满足于讲述故事，它就变得平淡了。”[2]104《平原客》的可贵之处，正是它不满足于讲述一个官员如何落马的故事，而是将这个官员作为一位典型人物，去剖析他的内心困境和思考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危机。

三、平原客将何去何从

李佩甫在书中这样表述：“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是啊，人海茫茫，车流滚滚，谁又不是‘客’呢？”[3]352要知道，李佩甫的作品始终关注的都是平原地区生活的人们，这些人在这片土地上发展出自己特有的文化。但是，李佩甫却将他们称之为客而并非主人，这是很值得人们思索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现代性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城乡之间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乡村自身的可以自我循环的水土资源也遭到了一种蛀蚀性的侵害，水土流失不仅表现在土地养分的流失上，乡村日常建设的人才资源因此而渐渐地被吸引到了吸附力极强的城市空间中去，乡村也就再难看到所谓真实落地的人才的会聚和功能发挥，他们成了‘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6]。所以，李佩甫使用“客”来形容这些来自农村且试图融入城市的人物，既有其为乡村不断失去话语权的心痛，也有其对于乡村尤其是乡村中的人如何顺应新的时代发展趋势找到自己位置的忧思。

当然，作者不仅关注着乡村，也同样关注着那些在新的时代中相对老一辈的力量。与《河洛图》一样，作者总是“能够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对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我们的灵魂状况进行非常有洞察力的追问，他始终关注在时间范畴中个人如何能够存在于其中”[7]。在《平原客》中，作者塑造了一个被人称作“天下第一审”的预审员赫连东山，他有能力又有气节，是破获杀妻案的重要人物，也是将李德林这个人物层层剥离开来的线索人物。李佩甫在书中特意为他设置了一个支线情节，来讲述他与自己儿子赫连西楚之间的代际冲突。赫连西楚和书中其他人物的奋斗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他通过网络游戏来赚得自己的第一桶金，并通过游戏获得了成功。对于这样的结果，赫连东山是五味杂陈的，他无法理解儿子“玩”出了个年薪30万，更无法理解他认为会使人玩物丧志的游戏可以给儿子带来财富和成功。赫连东山作为老一辈的代表是迷茫和尴尬的，同时，“东”与“西”的取名似乎也有着对立的意思，赫连东山与赫连西楚的对立不仅是前浪与后浪，也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传播转化过来的新的文化的对立和冲击。正如李佩甫在结语中所说：“社会生活单一的年代，我们渴望多元；在多元化时期，我们又怀念纯粹。……总之，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所谓的永恒，就是一个字：变。”[3]354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变化不仅出现在空间上的城乡之间，时间方面的代际关系之间也产生了很大的差距。因此，李佩甫对于社会巨变下人类的困境的思考，也从农民扩展到城市。在城市化进程的急遽发展中，不仅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农村，城市中的人们也在寻求落脚点。

“在这样的一个否定性时代，我们正在否定我们的一切，否定我们曾经有过的情感方式、生活经验和文化方式，那些曾经慰藉过我们心灵的东西正在远去，这些都存在于中原大地深处。作为一个中原作家，或者有责任把这种否定性思维对中国生活的影响给传达出来。不是怀旧，而是挽救，甚至也不是挽救，而是重新寻找自我，具有真正主体性的民族自我。”[8]这也正是李佩甫作品的可贵之处和价值所在。尽管李佩甫在其作品中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从其各部作品中对执着于名利和欲望的人的批判和对坚守理性与正义的人的颂扬来看，李佩甫始终坚守他的道德观念，并且也始终相信道德观念的力量。从“平原三部曲”到《平原客》，李佩甫始终怀着一种深沉又热爱的目光注视着这片平原，试图去展现因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困境，来唤起人们的注意。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代表，中原文化在面对新的文化冲击下如何浴火重生，既是李佩甫所关注的，也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