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刚

美国人把电影称作是“会下金蛋的鹅”，欧洲一些电影学院给学生讲授电影是一种国际商务，有的人认为电影是成人的游戏，也有人认为电影是艺术家和商人共同完成的产品，还有人描述电影是“光的音乐”“动的绘画”“视觉的诗”，法国电影大师坦言：电影就是性和暴力，匈牙利电影理论家伊夫特·皮洛解释：电影是一种世俗神话，教科书阐明：电影是一种音画结合、动静兼具、时空一体的影像艺术，等等。何谓电影尽管众说纷纭各有侧重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必须承认，电影作为精神产品，是工业的外壳文化的内核，其在如梦如幻的绮丽光影中表达着思想情感，传播着价值观念，具有寓教于乐的作用。谁能说《拯救大兵瑞恩》输出的不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国王的演讲》输出的不是英国的主流价值观，《摔跤吧！爸爸》输出的不是印度的主流价值观。

高颜值的明星可以吸引观众的眼球，陌生化的场景能给观众以新奇的感受，逼真的视听特效可以让观众如临其境，玩酷玩炫给观众带来感官刺激，但真正打动观众心灵的一定是故事。

如果说电影是通往人们内心世界的桥梁，是用文学、摄影、美术、戏剧、音乐等诸多元素搭建的艺术大厦，那么，电影剧本就是图纸，编剧就是设计师。什么样的编剧创作什么样的剧本，因此我认为一个优秀电影编剧，首先要有正确的“三观”，对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人生有着独特的思考，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家国情怀，勇于“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更加主动更加自觉地以人民为中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关注社会现实，紧扣时代脉搏，站在新起点书写新征程，扬善击恶，针砭时弊。事实也充分证明，只有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才会笔下有乾坤；只有走进田间地头找素材，站到天安门城楼想问题，才会立意高远、格局宏宽、主题深邃，才会创作出有道德、有筋骨、有温度、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苏轼等，当初都是胸怀报国之志进入仕途，想在治国理政方面施展宏图有所作为，无奈命运不济、怀才不遇，只好借助笔墨抒发情怀。但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写天地之辉光，晓民生之耳目”，所以才成了流芳千古的文化名人，为后人留下了传世经典。

其次，电影从项目策划、项目论证、项目立项、项目完成、项目推广等流程来看，和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姊妹艺术相比较，具有鲜明的工业特点、商业属性，而且拍摄制作一部电影少则几百万，中则几千万，多则几个亿，投入市场后需要通过票房才能收回投资、获取利益，也只有获得市场认可才具有传播力产生影响力，只有取得经济效益，才能使其可持续、可发展、可壮大。电影不能绑架消费，观众有自主选择消费的观影权。剧本是一剧之本，是电影的芯片，有意思的剧本才能拍摄出有意思的电影，否则，观众绝对不可能离开温馨舒适的家，放弃其它文化消费，自掏腰包和一些陌生人一起坐在黑房子里观看电影。多年的创作实践告诉我，有意思的剧本一定是让人感到故事有看头，人物有想头，对白有嚼头；一定是如著名编剧王兴东先生所述：能为观众创造前所未有的场景，制造感染观众的情绪，设计过目不忘的细节，塑造怜悯、同情的形象。一定是视角新颖、故事独特、人物特别，有情理之中预料之外的结尾，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给人以别样的美学体验。

美国拍摄的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影片讲述的是人与狗的情谊，故事催人泪下，感人至深。《阿甘正传》描绘了先天智障的小镇男孩福瑞斯特·甘自强不息，最终“傻人有傻福”得到上天眷顾，在多个领域创造奇迹的励志故事，于1995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导演奖等六项大奖。《放牛班的春天》（法语 《Les Choristes》)是2004年上映的一部法国音乐电影，讲述的是一位怀才不遇的音乐老师马修来到辅育院，面对的不是普通学生，而是一群被大人放弃的野男孩，马修改变了孩子以及他自己的命运，获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入殓师》讲述了一位新手葬仪助手的成长历程，题材视角奇特，获得了32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高大奖、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等奖项。《摔跤吧！爸爸》打破了印度传统的励志故事，在“直男癌”问题严重的宝莱坞另辟蹊径，达到了不俗的社会轰动效应，仅在我国就获取了近13亿的票房。《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集结号》《我不是潘金莲》《驴得水》《我不是药神》《一秒钟》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等三部“我字头”系列集锦式影片，之所以深受观众喜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故事情节非常有趣。

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我发现个别地方精准扶贫不精准，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于是我创作了喜剧电影剧本《耿二有点二》，含着微笑批评了这种现象，塑造了一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二”得可爱、“二”得可笑、“二”得可敬的村委会主任形象，剧本获得了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景辰公司拍摄成片后获得了山西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我还发现，很多农民在物质上脱贫了，口袋里比以前宽裕了，但红白喜事也开始大操大办了，随礼的份子钱越来越高而且名目繁多，让广大农民苦不堪言，于是我创作了喜剧电影剧本《同喜同喜》，入选中宣部电影孵化工程，制作完成后在电影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先后又被河曲二人台剧团改编为同名二人台，被中国煤矿文工团改编为相声剧《家长礼短》。

罗伯特·麦基曾经讲过：“所有方法和途径，都是为了走向故事的唯一目的——价值和意义。如果编剧一辈子都在为单纯的商业利益编织垃圾文字，你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灵魂。”导向正确是电影剧本的根本要求，是电影创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即使攀登不了艺术的高峰也要守住道德的底线。同时，主旋律必须插上美旋律的翅膀，有意义的主题离不开有意思的故事支撑，既叫好又叫座才是我们的目标追求。

综上所述，有意义有意思是电影剧本的硬核，同等重要不可厚此薄彼。然而现实中有些编剧在认知上观念上存在着偏差，要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忘记了灵魂工程师的使命担当，片面追求剧本的商业价值，把自己视作是码字工，把剧本创作当成了发家致富的途径和工具，谁给的钱多给谁写，什么好赚钱写什么，创作了不少缺乏史料支撑的历史戏说剧、脱离生活的荒诞剧、弱化抗战艰难历程的抗日神剧；要么是钻进“象牙塔”里闭门造车、顾影自怜、喃喃自语，抒一己之悲欢,写杯水之风波；要么是一味抉瑕掩瑜、吹毛求疵、洗垢求瘢，聚焦阴暗面专写灰色题材；要么是只注重剧本的思想性而忽略了观赏性，完全把电影视作宣传品，常常是根据领导的喜好确定主题，依据时间节点选择题材，在反映社会现象上动脑筋多，在塑造人物性格上下功夫少，创作了大量生硬图解政策、程式化讲述英模故事的剧本，以这些剧本为蓝本拍摄的影片，往往是首映式之后便偃旗息鼓，老百姓不爱看，不具有艺术生命力，这样的编剧绝对不可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其作品不可能成为高峰之作。需要说明的是，讴歌英雄宣传先进是电影编剧的社会责任，但是不能涛声依旧、重复昨天的故事。旧地图上找不到新大陆，孙思邈的药方防治不了今天的疫情，创新才是成功的法宝，英模题材剧本需要创造性转变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这一科学论断，是指引我们电影创作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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