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燕

葫城20路公交车，行走的是城市主干线，每天都很拥挤，尤其早高峰。为了挤上第一班车去上学，我每天都要提前十分钟抵达站点，今天也不例外。

车裹着一层晨曦，从东边驶了过来，停在起始站的第三个站点。我被身后的人挤拥着上了车，刷完卡向里面移动。突然，我眼前一亮，竟然还有一个空座位，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从城东到城西第六中学，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能有个座位是我求之不得的。

我拼命向那个座位挤去，生怕没挤到位，就被别人占据了。等挤到空座跟前才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个座位还空着，似乎还被人们留有一定的空隙，生怕贴着那个座位似的。

这有点儿不合乎情理。我老爸老妈曾告诫过我，遇事不可鲁莽行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以防遇到什么意外伤了自己。其实不用他们说，我已经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遇事有自己的思考。

我看着那个空座位，没有一个人试图去坐。好端端的一个空座，为什么没人坐？还给空座位留有空间，好像上面坐着一个什么特殊人物似的。我摘掉眼镜，揉揉眼睛，座位确实空着，座位上灰蓝格子的小垫子，色彩分明，且铺得平平展展，上面没有任何污物。这不是有点儿不合乎情理，而是很不合乎情理。我在坐与不坐之间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决定放弃这个座位。如果真有什么蹊跷，我岂不成为全车人的一个笑话。

好奇心在作祟，即使离开座位一段距离，我的眼睛也一直不肯放过那个座位。脑子也不肯善罢甘休，问题会不会出在垫子下面？我的眼前晃荡着一个晕车者，我看不清他的脸，也不知道是男是女，只听见他或她的干呕声。我晃了几下头，把这个幻象赶跑。

车在棉麻公司站停了下来，公交车的前后门像两张嘴，吃进来一群人，又吐出去一群人，车厢里依然很拥挤。一个高个儿的大姐姐如我一样，看到那个空座位时，眼睛流光一闪，之后便奋力向空座位发起进攻，等挤到空座位跟前，她也站住了。她扫视一下四周，当碰到我的目光时，她迅速扭过头去，装作没事人的样子，越过空座位，向后边挤去。两站地后，大姐姐下了车，我的眼睛跟着她的背影走了几秒钟，她的鞋跟足有十厘米高。

就在那个大姐姐下车的站点，拥挤的人群把一个大哥哥挤到空座位跟前，他身子前倾，眼看就要趴在空座位上了。他用两只长胳膊支在空座位的靠背上，大声喊着，别挤了，我快趴下了。喊罢他身子一挺，两只胳膊离开了空座位，身后响起一声尖叫，哎呀，我的脚！大哥哥非常狼狈地说了声对不起，挤到旁边去了。

在化机站上来一位中年阿姨，手里拿着两个大包裹，像是赶完早市回来。她挤到空座位前，不假思索地坐了上去。自从她坐上去，我的眼睛就没离开她的脸，我在准备随时发现异常情况。两分钟后，阿姨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挎着两个包裹横冲直撞地挤到后车门，把俩包袱摞在一起，一屁股坐了上去，双手抱着护栏，头抵在胳膊上，一会儿的工夫就打起盹儿来。

那个座位经过了五六个站点，依然空着。

到红星路站，上来一位盲人大哥，几乎每天他都是乘这趟车去光明按摩院。我猜想他应该是光明按摩院的师傅。他手里的导盲杆有节奏地点着车厢地板，人们自动给他腾出一定的空间，让他顺利走进车厢里。他停在空座前，本能让他知道面前有空座位。他用手摸了一下空座位，嘴里说着“谢谢好心人”，便坐了上去。

我知道盲人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心比明眼人还亮堂，如果垫子下面有东西，他一定会察觉，但一直到终点站，他就那么坦然地坐着，瘪着的双眼里，除了笑意，没有别的表情。

车到了终点站，盲人大哥从座位上站起来，回手抚平了被他坐皱的小垫子，然后点着导盲杆下了车。我特别想掀开那个神秘的小垫子，看看下面究竟有没有藏着什么。但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还是随着人流下了车。但我敢肯定，跟我有同样想法的人肯定不少，我看见很多人离开车厢时都看了那个座位一眼。

那一整天，我不时地想起那个空座位，脑海里给它编织了几种结局。

第一种结局，盲人大哥在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身下的小垫子被带了下来，座位是干净的，什么东西也没有，所有人都想多了。然而这个结局是不靠谱的，因为每个小垫子都用带子固定在座位上，掉到地上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种结局，盲人大哥明明知道自己坐在一堆污物上，人生的際遇让他有了非常人的隐忍性，能够一言不发地坚持到最后。我想起时下最走心的一句话，看破不说破，那是做人的最高境界。但是，假如那个座位上真有什么，在我一丝不苟的窥视中，盲人大哥不可能不露出一点儿端倪。

第三种结局，是我亲自问盲人大哥，听盲人大哥怎么说。每天下车后，我们有一百米的同行路程。可我该怎么问呢？每天车上都有人给他让座，这个世界在他心里，是善良而美好的，我忍心去破坏吗？

所以，那个空座位，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疑难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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