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瑜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38)

文学语言是文学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虽然一直备受文论界的关注和广泛研究，但是我国关于文学语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却并不如人意，不仅存在进展慢、成果少的问题，而且许多成果提出的观点都仍属老生常谈，研究思路和思维也过于陈旧、单一。不过陈学广教授的近著《文学语言张力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陈著”)则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其观点和论述切中当下研究时弊，在研究思维和方法论上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就推动文学语言研究的深化而言，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和力作。

一

陈著提出的中心观点是“文学语言是一种张力语言”，文学语言具有一种张力特性。这个观点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论，在内容和研究思维上都是有所创新的。众所周知，在文论界，对于文学语言研究，自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惯性思维，即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或科学语言等类型进行比较，从其差异中探求和总结文学语言的某一性质或特征，这实际上是一种“减法”思维，是一种二元对立框架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缺陷目前也日渐暴露和明显，文论界已经发现，通过这种方式概括和总结出的文学语言性质和特征，如形象性、生动性、精确性、凝练性、暗示性、多义性、贴切性、模糊性、陌生性、独创性、奇特性等等实际上并不专属于文学语言，在日常语言和其他类型语言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而陈著提出的“文学张力论”则克服了这种惯性思维，也克服了上述各种偏颇的论断，为全面和辩证地把握文学语言的整体性质和特征开启了新的思路。

“张力”概念原是英美新批评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是美国新批评主将之一艾伦·退特于1937年在《论诗的张力》中首先提出的。在我国文论界，对“张力”关注和运用的学者还不多见，陈学广教授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对文学语言的张力特性所做的深刻而细致的阐释上，把“张力”提升到方法论的层次上。这种阐释在书中的“上篇”部分得到系统的论述，陈著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即分别从文学语言的总体性质、文学语言的指称性和文学语言的语体形式三个层面分析了文学语言所具有的张力特性，具体而充分地论证了文学语言是一种兼容语言系统和言语特点，实指性和虚指性统一，融杂语体和文学性于一体的充满张力性质的语言，文学语言的特征则只能从这些看似矛盾的两者之间充满张力的辩证关系中加以探求和把握。这三个层面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全面阐释了文学语言具有的张力特性。陈著提出的文学语言张力特性明显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特点，显然不能与以往从某种单一视角概括总结出的文学语言的某种特性相提并论，“张力”性质的提出事实上克服了以往许多论断的偏颇性，有利于推动了文学语言研究向更系统更全面的层面深入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具体的论述中，陈著有许多深入和精彩的分析，切中当下文学研究的弊端，读来令人信服。例如针对目前对文学语言研究的一个偏向，即只强调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相异的一面，把文学语言仅理解为对语言规范的扭曲和对标准语言的触犯特点，陈著则分析指出，“这种对标准语言的扭曲和触犯只是文学语言语用上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不是文学语言的根本特性”，“文学语言固然不能等同于标准语言，但如果一部作品中充满了语言的‘扭曲形式’，使人不知所云，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它的美学目的也就难以实现”。针对形式主义提出的文学语言“自指性”“陌生化”等著名观点，陈著也做了精细的辨析，值得细细品读。

陈著提出的文学语言张力论还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义，这对于推动当前文学语言研究思路和思维的创新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知道，以往的文学语言研究思维主要是一种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文学语言的张力论体现的则是一种辩证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强调了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相异的一面，也兼容了与其他语言相通相融的一面，正是在这种既相通又相异的力量之间形成的张力中，文学语言表现复杂多变的特点，这为文学的无限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提供了各种表征的可能性，所以这种张力思维也是一种可能性思维，是创造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的基础和保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亦此亦彼的张力思维不是简单地对文学语言的张力特性做无关痛痒的一分为二的分析，而是要对其做有所突出重点的辩证把握，这一点陈著表现得也非常明确，例如在论述文学语言指称性上既具有实指性，也具有虚指性特征后，陈著强调指出文学语言在总体上是侧重于虚指性一面的，并对文学语言的实指性和虚指性做了辩证的分析：“毋宁说，正是以语言指称的客观的、实指性因素作为基础，文学语言的指称判断上的主观的、虚指性的倾向才成为可能。如果把文学语言的指称判断仅仅看成是主观的、虚指的，这势必导致对于语言指称的根本否定，同时也切断了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必然联系。”这段张力分析能够消除许多人在文学语言指称问题上的简单偏颇的看法，体现了张力思维的辩证把握特征。陈著全书处处洋溢着这种辩证思维，这对于我们克服和反思传统文学语言的研究思维的偏颇性是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总之，陈著提出的文学语言张力论不能视为对文学语言某一视角和某一特性的探求，它体现了对文学语言整体性质的系统把握和认知的趋向，启迪我们对文学语言研究需要跨入全面系统的阶段了。

二

文学语言的研究目标是什么？这在文学语言研究中似乎是很少被自觉考虑的问题。在以往的文学语言研究中，研究的目标通常只是为了揭示和论述某种新发现的文学语言特征或功能，一旦阐释清楚也就似乎完成了文学语言的研究任务。这样的目标当然没有错，但仅局限于此，恐怕还是将文学语言研究孤立化、简单化了。文学语言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和发现文学语言的某种特性，而且还要揭示文学是如何运用语言来建构文学作品的意义和文学世界的。陈著在这方面是有自觉意识的，在揭示了文学语言的张力特性之后，陈著在书的“下编”部分则主要集中探讨了创作主体是如何借助文学语言的张力特性来促进文学作品意义的生成问题。

文学意义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陈著没有面面俱到地对此展开论述，而是选择了从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文学意义的生成。为此陈著详细探讨和揭示了语言的不变与可变机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可能发生变化的机制以及语词内涵意义与外延意义关系变化的机制。陈著认为创作主体就是充分利用了语言自身的可变性机制，将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指称关系，进一步扩大为表现关系，借助语词的外延意义与内涵意义之间的张力，以表达主体的意向或意图，从而传达出文学的诗性意义。陈著还从意指的角度探讨了文学意义的形成，他将语言的语义意指系统区分为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直接意指偏重于语言的概念意义或逻辑意义，而含蓄意指则通过对语言的重新编码间接传达表层意义之外的深层意义，是一种具有审美直觉性的诗性意义。陈著指出，文学主要以追求含蓄意指为目标，但仍兼容一般语言的直接意指性，两者在文学的语义系统中形成的张力，为文学作品意义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来源。陈著在这一部分还对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命题从张力的角度做了辨析，在陈著看来，文学语言的多义性不能简单等同于直接意指之外的含蓄意指，“它应是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字面意义与潜在意义等各种意义的交叉汇合，在这一过程中，既体现了不同语义之间的张力，最终又形成了各种意义的合力”，这种从张力论视角给出的阐释是很有新意的。陈著还更进一步对文学语言的能指形式所具有的意义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它指出语言的能指形式不仅直接传达了直接意指的语义信息，而且能指形式本身还具有含蓄意指的语义扩张功能，这样“就在所指层面的一般语义信息与能指层面的审美语义信息之间形成了语义的张力，这是文学语言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陈著对文学作品意义生成的三个方面的探讨是非常详尽的，辨析层层推进，不仅揭示了文学意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且是从张力论的视角对文学作品意义的构成做出的探讨，在陈著看来，文学作品的意义，尤其是文学的诗性意义就生成于语言自身不同层面，不同因素之间的张力。这样的分析和探讨不仅很具有新意，而且也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三

纵观全书，陈著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作者始终坚持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命题出发来建构他的文学语言张力论，这是全书的立论依据和基础。这个坚持是非常有意义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命题和论断在当下中国文论界遭遇了可谓是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一方面在讨论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时，这个命题就会被反复标举，已经成为一种文论界的常识，似乎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一旦涉及文学的本质论述或文学本体论问题时，它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似乎永远进不了主流文学本体论的视野中。这大概是因为我国盛行的是社会学批评，对于从语言出发来建构一种文学理论的研究模式还不多见。

陈著的坚持就在这里显示出意义来了，因为坚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命题就意味着从文学语言本位出发，把语言视为文学的本体因素，从而建构一种通向文学本质或本体的语言文论的指向。陈著指出，“说到底，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于现实的审美反映最终是通过语言实现的，既然我们承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于语言艺术的本质的理解就必须深入到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层面上，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艺术传达的表层，或者仅仅把语言看作文学的媒介和材料”,“对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艺术传达的层面，或者仅仅把语言看作文学的媒介和材料，一方面既难以真正把握文学语言的特性，另一方面也难以深入认识文学的本质。换言之，文学的意识形态本性以及审美本性，本身就是通过文学语言加以显现的”。这些精当的分析不仅切中当下文论研究的时弊，同时也指出了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通向文学的本体研究的。陈著坚持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出发去探索和建构文学语言张力论，正是沿着这个方向推进的，这也正是此书不同于一般文学语言著作的特色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