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海霞

学者丁晓原指出,探寻报告文学“对于读者召唤性魅力的生成”是“极具当下针对性的务实的重要课题”。[1]《包身工》是报告文学的名篇，发表于1936 年，距今已八十多年，其中记录的生活离今天的学子已相当遥远，但它仍能深深触动当代高中生的心灵，让他们由衷地感到悲痛、同情和愤恨。这固然与文中还原的是真实的生活密切相关，但更离不开作者精心的艺术构思。本文将从环境的营造、人物的再现和情感的表达三个方面，阐述《包身工》对读者产生“召唤性魅力”的生成艺术。

一、环境的营造：聚焦特定空间，构建有限视域

《包身工》双线并行，以时间的推进叙述人物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同时穿插包身工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概况。在介绍包身工制度时，作者重在叙述与制度本身有关的各种情况，包括包身工的来源、包身工的工价、东洋厂榨取的利益以及滋生包身工制度的特殊环境,等等。“在一种特殊优惠的保护之下”，在中国其他地方“已经渐渐的不‘时行’了”的包身工制度仍然在半殖民地的东洋纱厂存在着，“在那‘法律之外’的日商招牌之下，别说慢性的剥削，就是用凶器杀伤几个中国‘奴隶’，有治安之责的人照例是不敢闻问的！”[2]这是包身工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一环境与20 世纪30 年代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走向格格不入，但作者并没有使用任何笔墨描述当时社会的状况，而是聚焦独属于包身工的社会环境，进而用一句“这儿有的是20 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 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突显包身工所处小社会的落后、专制和愚昧。

为进一步突显包身工的命运遭际，作者又着力描绘了由包身工制度衍生出的更小的环境——包身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那是无比拥挤、脏臭不堪的工房，是充斥着“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和长达十二个小时劳动时长的厂房，是随时遭工头殴打、罚工钱、“停生意”、饿饭、吊起、关黑房间、受外头工人鄙视的暴力的温床。总之，那里“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那是一座严管、封闭的“监狱”，是充斥着冷漠、残暴、凌辱和虐待的“人间地狱”[3]。

实际上，包身工的情况并非全都如此。因为帮派的不同，包身形式和待遇也略有差异。在《“包身工”余话》一文中，夏衍写道：“在《包身工》那篇简单的报告里面，我只叙述了泰州（江北）帮的住‘公司房子’的一种。实际上包身工因为出身地域，包头大小，和服务厂家的不同，还有各种的分别。从大体讲，上海的包身工有江北帮和绍兴帮两大系统。绍兴帮人数不多，很少有集中式的组织，待遇也不及江北帮的残酷。”[4]《包身工》只记录生存环境最为恶劣的江北帮的情况，明显是作者的有意为之。选择聚焦最能触动人心的典型环境，有利于揭露包身工制度最为黑暗的一面。同时，避开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大环境，集中描绘与包身工密切相关的小环境。这样的处理将读者的视域框定在作者所营造的特定空间里，使所要揭露的问题更具针对性，有利于增强读者的入“境”体验，易于引发读者的共鸣。

二、人物的再现：“去中心化”处理，彰显典型力量

福临路“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两千个左右”包身工，作者通过描绘包身工起床、喝粥的场景和介绍他们工作的环境，勾勒了没有人格尊严、精神麻木、备受摧残的包身工群体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选取“芦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名的小姑娘三个典型人物，再现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揭露包身工制度的罪恶本质。

刻画“芦柴棒”，将包身工在身体上受到的摧残写到了极致。生病时，“芦柴棒”得不到关爱，她得到的是一“抓”一“摔”一“踢”一“泼”和老板娘的一“笑”。抄身时，厂门口的“抄身婆”“不愿意去接触她的身体”，有人因为她实在太瘦，提议老板放了她，但得到的回复是“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鲜活的生命只被当作牟利的工具。小福子和不知名的小姑娘受到的“待遇”跟“芦柴棒”差不多。但是，作者利用小福子讲述的是包身工在工作时的命运遭际，而写不知名的小姑娘突显的是包身工思想上受到的钳制。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整好了的烂纱没有装起，小福子先是遭“拿莫温”殴打，再是顶皮带盘心子，此外还要经受各种其他的惩罚。不知名的小姑娘是文中唯一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她“熬不住这种生活”，偷偷地托人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但是被老板得了回信，“踢，打，掷”“嚷骂”“吊”，种种虐待随即而来，以致令所有的包身工“屏着气，睁着眼，百千个奴隶在黑夜中叹息她们的命运”。三个人物写尽了包身工的悲凉和绝望。

从三个典型人物在文中出现的次数来看，“芦柴棒”出现了三次，其他两个人物分别出现了一次，但“芦柴棒”并不是文章的中心人物。《包身工》没有贯穿全文的主角，三个典型人物在文中是非连续性的存在，她们彼此独立，没有主次之分，只有描绘的详略之别。单个人物没有命运的连贯性，作者只是截取各个人物的典型事件，以特写的方式再现花季少女被糟践、被蹂躏的现实，与读者的认知产生剧烈冲突，进而彰显典型人物的召唤力。虽然三个典型人物只是包身工中的个体，但在包身工所处的社会环境里，她们的遭际就是群体生活现状的反映。作者也有意用个体映射群体，比如在叙述完“芦柴棒”生病事件后，作者说：“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人物刻画方式，从不同层面随文取材，放大了个体事件的覆盖面，进而从广度和深度上彰显人物的感召力，这是《包身工》一文再现典型人物的艺术技巧。

三、情感的表达：议论中抒真情，激发共情体验

《包身工》叙述的是作者经过实地调查和他人暗中查问掌握的真实情况，作者曾言“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一切都是‘铁一般的事实’”。[5]但是作者并不是冷冰冰地叙述事实，而是在描述事实的基础上插入议论，并让自己在调查中产生的情感适时地在议论中纵横驰骋，以此将读者带到作者所描绘的真实世界里，引发读者“在场”的真切体验，增强作品对读者的情感召唤力。且看以下片段：

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包身工的定食是两粥一饭，一天喝两次的粥是怎样的呢？作者在简要的介绍中加入了两个感叹号和一个问号，以强烈的感叹语气表达内心的悲愤之情，以疑问的语气引发关注和思考，同时通过自问自答和反语讽刺了剥削者的罪恶行径。作者有意将自己的看法融入文中，并带着感情议论包身工的吃食，让理性的议论带上感性的电流，以此刺激读者，引发共情体验。写吃食是如此；谈及工作，作者也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波动。

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地瘦，身体像弓一样地弯，面色像死人一样地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

“工作，工作”，词语的反复使文句的节奏变得急促，表达了作者内心强烈的厌恶之情。两个排比句，以排山倒海之势突显了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寄寓作者对包身工的深切同情。全句以两个“还是”串起议论，进一步传达作者的愤恨之情。浓烈的情感随着作者对包身工生活情况的步步揭露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作者由此想到了墨鸭捕鱼的事，并将两者进行对比，揭示了人不如鸭的社会现实，丰富和补充了读者对包身工制度的认识。由此，所有的情感顺其自然地流向文章的结尾，进而喷薄而出：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黑夜”直指时弊，残酷的现实激发了作者毫不畏惧的斗志，使他难以抑制内心燃烧的火焰，“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直接表达了知识分子激越的声讨和严厉的控诉，表达战胜“黑夜”的坚定信念。

从议论吃食，到评判工作，再到最后发出警告，逼真地展示了作者内心情感的升腾过程，读者也随着这些饱含深情的文字，在作者的情感波澜中体验到了“灵魂的震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