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达，黄利民

（中南民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0 引言

截至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中间的差值意味着存在大量的半城镇化人口，主要为已发生生计转型的进城农民工。改革开放后生计转型农户的出现历经了近40余年的发展，部分农户已融入城镇，但更多的是在城镇与乡村之间流动的半城镇化农户。实现完全城镇化的人首先要有城镇化意愿，其次需要具有相应的城镇化融入能力，但部分农户急切的城镇化需求与其自身薄弱的城镇化能力形成了撕裂，这种现象在民族地区尤其突出［1-2］，对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的城镇化融入能力进行测度并分析出制约其能力提升的因素，有利于理解半城镇化农户的城镇化融入现状，补齐制约因素短板，帮助其更顺利地完成城镇化融入过程，摆脱半城镇化的窘境。

近年来，学者们就农户城镇化融入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城镇化意愿［3］、农户城镇化融入水平测度［4-5］、农户城镇化融入影响因素［6］等方面，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户的城镇化意愿强烈，但城镇化融入能力与意愿存在较大差距［7］；同时，学者们认为城镇化融入是一个多维度、全面的概念，应当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测度，但具体测度方法、测度指标尚未形成共识，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较大差异。关于农民工城镇化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城镇就业能力和城镇融入能力的测度上［8-9］，陈政等［10］从经济交往、社会交往、制度参与和心理融入等维度来测量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卢海阳等［11］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身份融入这个维度；李练军等［12］从土地退出补偿能力、城市就业能力、城市融入能力这3个维度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评价体系。在研究对象和区域上，大多以探讨农民工群体城镇化融入能力的空间差异为主［13-14］，而从农户分化视角探讨民族地区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的较少。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测度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生计转型农户之间的城镇化融入能力差异，理清了不同类型农户城镇化融入的短板，以期为制定城镇化策略提供依据。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课题组2017年6~7月于西南地区6省市的调研数据，调研地区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和来凤县、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8县（市），通过对农户进行一对一的调研访谈，共收集到1641份调研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63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9.63%。

2 生计转型农户类型划分

研究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首先需要剔除出纯农户，根据调研农户收入构成现状，本文将家庭农业收入占比85%以上的农户定义为纯农户，共106户，其余1529户为生计转型农户，然后依据家庭主要劳动力的职业类型、就业地点与城市居住类型等指标将生计转型农户细分为就地多元型、就近多元型、外出务工型和外出经商型4种类型，划分结果见表1。

表1 生计转型农户类型构成

3 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测度

3.1 构建测度指标体系

从农户城镇化的过程出发，城镇融入包括离开农村、进入城镇、融入城镇3个阶段。农户能否离开农村首先依赖于城镇化意愿和乡村情结，其次取决于宅基地和农地制度是否形成牵绊。农户要进入城镇，首先家庭劳动力要具有城镇就业能力，其次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关系和融资能力，从而能够维持家庭在城镇的生活。农户家庭要融入城镇，需要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同时生活习俗、价值观等能得到城市认同，具体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2 基于融入过程的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测度指标体系

3.2 指标权重与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值计算

本文利用熵值法综合评价原理确定了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测度指标的权重。信息理论中的熵是一种对于不确定性的度量，信息量愈大，不确定性愈小，则信息熵就愈小；反之，信息熵就愈大。基于这种特性，通过熵值法可以确定一个指标的随机性以及有序程度，进而计算其权重。熵值法可以避免主观性过强，从而消除人为干扰，使综合评价更加科学合理。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3.2.1 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

式（1）中，Yij为指标标准化值，yij为指标实际值。

3.2.2 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3.2.3 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3.2.4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

3.2.5 计算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值 利用测度指标权重乘以相对应指标的赋值，然后将所有指标计算结果相加，即可得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值。

式（5）中，C表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值；Wj是测度指标的权重；yij是生计转型农户某项指标的得分值。

4 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测度结果分析

基于熵值法综合评价原理的城镇化融入能力测量值在0~1之间，借鉴已有研究将测度结果进行等级划分的做法［10］，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对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测度结果进行等级划分。考虑到与其他地区农户相比，民族地区农户在人口基本素质、家庭经济基础等方面条件更差，在城镇化融入过程中面临的文化融入等挑战更大，所以将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测度等级划分的依据设为0.4和0.7，于是农户的城镇化融入能力划分为以下3个等级：0.4及以下为弱，0.4~0.7为中等，0.7及以上为强。

4.1 民族地区整体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测度结果

基于实地调研的1529户农户的基础数据，计算出整体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值（表3）。

表3 民族地区整体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测度结果及等级分布

从表3可知，民族地区整体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表现为以下2个特点：一是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总体偏弱，整体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为0.5238，且多数农户的能力值为弱和中等。二是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在不同阶段的城镇化融入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从测度值和等级分布状况来看，离开农村能力最强，融入城镇能力次之，进入城镇能力最弱，结合进入城镇能力的权重（0.4779），占比最大，从而可知进入城镇能力较弱是削弱民族地区整体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的主要原因。

4.2 不同类型农户的城镇化融入能力测度结果

4.2.1 不同类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值等级分布特征 从表4可知，不同类型农户的城镇化融入能力具有以下特点：一是4类农户的城镇化融入能力均位于中等。就地多元型农户、就近多元型农户、外出务工型农户和外出经商型农户的城镇化融入能力测度值在0.4~0.7之间，进一步说明了现阶段生计转型农户的城镇化融入能力总体偏弱，测度值最高的外出经商型农户为0.6599，也没有达到强水平。二是不同类型农户的城镇化融入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从测度值和等级分布状况来看，外出经商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值最高，就近多元型农户次之，外出务工型农户第三，就地多元型农户最低。

表4 不同类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测度结果及等级分布

4.2.2 不同类型农户在不同阶段的城镇化融入能力测度结果 由表5可知，不同类型农户在不同阶段的城镇化融入能力表现为以下3个特点：一是4类农户离开农村能力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生计转型农户离开农村能力平均值为0.6344，其中就地多元型农户为0.5881，低于平均值，其余农户离开农村能力值均高于0.6，因为生计转型农户整体城镇化意愿较为强烈，且因近年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影响，农地流转愈发便利，农户处理农村资产的难度降低。二是不同类型农户的进入城镇能力总体偏低，且差距较大。其中就地多元型农户、外出务工型农户分别为0.3931和0.3971，低于平均值，外出经商型农户为0.6503，与其他类型农户差距逐渐拉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类型农户的职业差别，相较于其他3类农户而言，多元化的就业模式使得外出经商型农户通过自主经商，收入水平、融资能力、家庭经济基础等方面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农户。三是不同类型农户的融入城镇能力存在一定差距。生计转型农户融入城镇能力的平均值为0.6068，其中就地多元型农户、外出务工型农户分别为0.5151和0.5721，低于平均值，而就近多元型农户为0.6285，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外出经商型农户为0.7114，达到较强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外出经商型农户可持续非农生计能力最强、文化素质较高、与外界交流最多，因而更容易融入城镇；就近多元型农户在本县范围内就业，医疗社保、文化融入等均不存在障碍，因而融入城镇相对不难；外出务工型农户离开了本县，子女教育、医疗、文化的融入难度加大；就地多元型农户没有离开农村，对城镇的各项适应能力均比较缺乏，故融入城镇能力最弱。

表5 不同类型农户在不同阶段的城镇化融入能力值测度结果

5 结论与建议

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总体偏弱，且在不同阶段的城镇化融入能力存在差异，离开农村能力最强，融入城镇能力次之，进入城镇能力最弱；不同类型生计转型农户的城镇化融入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外出经商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最强，就近多元型农户次之，外出务工型农户第三，就地多元型农户最弱。

提升民族地区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可从农户城镇化过程出发，进一步改革相关政策制度，提升农村的离村、进城和融城能力，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户进城后顾之忧，增强农户离开农村能力。一是进一步促进农地流转；二是保障农户宅基地相关权益；三是构建公开、透明、合理且高效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2）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户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提升农户进城能力。一是重视农村基础教育，提高民族地区农户整体文化水平；二是加大成人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增强培训技能的社会适应性，提升农户就业技能，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3）深化改革城市户籍和住房制度，降低农户城镇化融入成本，增强农户融入城镇能力。近年来，各省市积极探索户籍制度改革新政，取消了多项限制条件，但就农户所面临的阻碍而言，仍需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农户进城落户制度门槛。（4）分类施策，补齐不同类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的短板。对就地多元型农户、就近多元型农户和外出务工型农户，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就业质量，提升家庭持续非农生计能力，增强进入城镇能力；对于外出经商型农户，可通过实施灵活的、有针对性的农地制度，使其轻装上阵，减少后顾之忧，巩固其离开农村能力。